组织了专班，分工负责组织货源。除靠原襄阳地区的谷城、光化、郧县、郧西、竹山、竹溪、房县外，还有专门班子到陕西安康组织货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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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江口大坝：十万人生命铸就的丰碑（7）
由于督办得力和各地同心协力，每天到货量很大，有时一天就到几十万、上百万斤的土材料，木料一次都是几十个木排从江上漂来，每个木排十立方米，草包一到就是几万、十几万条。那时坝上右岸未淹没的黄土岭，是我们堆土材料的场地，说堆积如山一点也不夸张。
大坝10万大军的粮、油由粮食部门经营，我们除了经营生产资料外，还负有生活用品的供应。在解决蔬菜副食品供应上，任务也很艰巨。仅蔬菜一项，每天需10万斤左右。当时当地的情况是，平地水田作为大坝施工的场地和配套的房屋建设，仅剩下左右两岸为数不多的黄土坡地。土地贫瘠，遇旱无收，加上“以粮为纲”的农业生产方针，生产队还不敢大种蔬菜，就是种一点菜，产量也很低。蔬菜来源主要是光化、谷城，但远水不解近渴。每天总共上市量也不过万斤左右，这对10万大军来说，真是杯水车薪。民工意见很大，吃饭无菜，只能以盐水调剂口味，不仅影响了身体，也影响了施工进度。
鉴于上述情况，工程指挥部党委在建设纲要20条中提出了生产、生活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并在第15条中明确提出：做好职工福利工作，各个伙食单位利用工余时间种菜、养猪、捞鱼，力求将来作到蔬菜自给、肉食自给。我们根据工程指挥部纲要的精神，在解决副食品问题上采取了五条措施：即种植、采购、加工、饲养、开采。
种植：我们当时把丹江公社，即现在的茅腊坪村，当时有400多户，1000多人，3000亩土地，全部改建为农场。此外，除农场以外的凡属丹江公社辖区生产队的土地也均以种蔬菜为主，经营方针也由原来的“以粮为纲”改成了“以菜为纲”。
采购：俗话说：“百里不贩青”，可是我们实在无法，来了个千里进蔬菜。当时购进的有河北省的大白菜，山东省的大葱，河南省的萝卜，四川省的大头莱和榨菜。特别是我省周边的河南、湖南、江西、陕西等省，我们都购过各种蔬菜和酱菜。
加工：为了弥补青菜的不足，经过申请批准，每年用粮食部门拨给我们的几十万斤豆类加工粉条。我们除在当地的公社、大队建立粉条加工厂外，在光化、谷城、襄阳等县也建立了固定的加工点，并开展了以豆子换粉条的业务，这样每年可组织几十万斤粉条。
养殖：当时肉食供应凭票计划，每人每月一斤，各大节日另加 半斤到一斤。虽有指标，但不一定有货源。大家意见很大。为此，我们发动各伙食单位饲养牲猪。为了促进各单位多养猪、养好猪，我们把粮食部门加工大米、面粉后的谷糠和麸皮，全部收购过来，经过粉碎加工成饲料供应给各养猪单位。
开采：民工食堂主要靠烧柴，于是各个伙食单位抽调民工四处砍柴，由近及远。柴割完了，见树就放，见疙瘩（即树根）就挖。丹江口周围几十里内砍成一片秃山，群众称为“三光”，即杂柴砍光、树木放光、疙瘩挖光。这种不良做法一度引起工程和地方的关系紧张，出现了民工和当地社员为此事打架斗殴，群众找到指挥部告状。附近社队尽管大力支持，但没有柴源了，烧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为此我们采取了两种措施：一是组织专门队伍砍柴。1960年上半年，从工程上精简下来的民工中要了100多人，成立了一个服务大队即砍柴大队，带上油布帐篷和炊具，开往均县盐池河公社，专门砍柴。
在那段岁月里，国家经济困难，物资基础薄弱，各种商品供应均很紧张，主要商品都是实行计划供应。我们除了按上级的计划供应外，另对一些小商品还实行了分配制。如火柴、肥皂、食糖等，均根据进货数量大小印成票证，把票分配给各单位，再由各单位把票分到民工手中，由民工持票到门市部购买。货物不足，有人拿到票还怕买不到货，这样，便出现了门市部一开门大家就一哄而上的混乱局面，有时把柜台都挤跑了。
丹江工地商业局从1958年11月成立，整整为建设丹江口大坝服务了11年，直到1969年11月撤销，划归均县商业局，即现在的丹江口市商业局，确实是白手起家，在艰难中生存，在艰难中发展，在好转中撤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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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江口大坝：十万人生命铸就的丰碑（8）
千军万马筑围堰、截江流
1
在丹江口我有幸巧遇了我中学时代（襄樊四中）的老校友、汉江集团原宣传部部长常怀堂先生，高我八届的常怀堂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丹江口水利枢纽，他用手中的笔记述了大坝建设的日日夜夜，他同时用自己的良心为丹江口库区移民艰难的处境不断向中央写内参。在丹江口大坝风雨沧桑了30多年后，在汉江被拦截、最终成为今天的“调水源头”之后，常怀堂记述的千军万马筑围堰、截江流的日子，向我们再现了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
我原是部队文化教员，1958年底调到丹江七师即天门县民工师宣传部办《工地战报》。为了办好《工地战报》，除了掌握一些重要宣传资料外，更主要的是深入工地，同时也参加一些总指挥部、师部的战地会议。这样，把每天所见所闻记录下来，集成了我的“工地日记”。下面便是我从“工地日记”中筛选整理出的资料，大部分是身临其境的记述，以此作为建设丹江口大坝的纪念——
1950年，党和政府就派了大批水利工程技术人员，到汉江各处进行勘探，几年中先后钻探达3万多米。1958年3月在中央成都会议上批准了汉江丹江口水库工程动工兴建。
1958年9月1日，10万劳动大军陈兵丹江口汉江左右两岸，设在山崖上的“汉江丹江口水利工程总指挥部”于上午9时通过高音喇叭，发出了破土开工的号令。
“轰隆、轰隆！”几声巨响，右岸黄土岭、风凰岭一朵朵烟云冲天而起，土石如同飞蝗，遮天掩日，高高的黄土岭、凤凰岭顷刻塌了半边。
腰斩汉江建大坝，按照最初方案，修建围住半个江面的耳形围堰，需要1000多吨钢板桩。这种构件，当时国内还不能生产，要从国外进口。如果改用木板桩，也需要2400立方米优质木料，并要进行长途采伐运输。这么一来，开工期就要拖延一年以上。这些，也都不能适应10万大军上阵，围堰必须抢在枯水的冬春季节完成。在这种情况下，总指挥部召开了干部、技术人员、工人、民工的大讨论，最终根据我国几千年传统的筑堤方法，提出了“土砂石组合围堰”（据说这一方案最早是荆州专员饶明太提出的——笔者注）方案。即不用钢板桩和木板桩，而采用抛石、填土、渗沙等方法修筑围堰，拦江截流。
1959年11月丹江口大坝一期工程截流（十堰图书馆文献部）
担任这项工程任务的是二师和七师，两师一上一下，都将堰堤修向江心。然后，转弯相对——合龙起来。这样二、七师自然形成了成了对口赛，“看谁先把堰堤修筑到合龙口？”于是工地职工不分昼夜，雨里、雪里、泥里、水里，你追我赶。
记忆中有一天，小雨夹雪纷纷地下着，冷风凛冽，七师民工冒着雨雪从左岸用船运载块石驰向右岸围堰，到了堰口，船被河底石块所阻，无法前进。要想开通航道，需20人下水作业。当时，虽是天黑地暗、激流、水冷刺骨，但民工们在二团三营营长徐福成带动下，党团员争相报名下水，共有31人，他们个个赤膊短裤，毫无畏惧，钻入湍急江水中，搬石块、开航道。李花子腿已冻肿，还坚持扎到江底用绳子套住两人抬不动的大石块，让众人一起用力拉了起来。人们在冰冷江水中坚持干了8个小时，终于扒开了航道，让一艘艘满载块石、黏土的船只顺利通过！
一个星期后，12月25日这一天，江风呼号，寒流滚滚，汉江右岸江面1300米的耳形围堰只剩下数十米的“龙口”了，围堰就要合龙了。但合龙口上激流汹涌翻腾，不断冲走两端堰头上的石块、泥沙。在与江水争速度、抢时间的关键时刻，指挥长张体学通过高音喇叭，发出了围堰合龙的命令。顷刻间，二师、七师在两边相对的围堰上，你追我赶，板车、斗车、筐担满装土石，似长龙游向合龙口。江上七师、一师等单位的船只满载大石似龙舟相竞而来，一条条笼满石块的石枕跃入合龙口，一车车土石涌进合龙口。汹涌的江水还没有来得及把投下的石块冲开，上面的石块、石枕、黏土已一层一层地压了下去，扎住了基脚……土石终于从沸腾翻白的龙口冒出水面，使围堰连结成半月形，牢牢围住大半个江面。建筑丹江大坝的第一项工程——右岸围堰合龙！土沙石组合筑围堰的成功，使整个工地的人们欢呼、雀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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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江口大坝：十万人生命铸就的丰碑（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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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7月18日，总指挥部发出了“腰斩汉江，今冬截流”的号召。完成这一任务的先决条件是必须备足70万立方米块石，尤其是要在“悬崖陡壁跌死猴”的江边纪家崖中腰，凿开一条101米长的截流大道。为此，总部领导和工程师们通过认真研究，提出了“梯形进军”的新战术：从崖顶到崖脚层层爆破，然后从崖脚至崖顶一级一级似台阶那样开凿，级级推进，使形成平面。
为了在头顶蓝天脚插汉水的滑壁上打开场面，七师集中了200名新老炮手。他们腰束安全带，像荡秋千似的在没有立足之坎的纪家崖上，打眼放炮。同时，各师团也都为截流组织了技术革新专班，改进工具。
一师一营长（原为木工）江哲明，运用自卸卡车的原理，首创了自卸木船。他将两艘木船连结在一起，在木船左右各安装一块可升降的活动甲板，又从中间安装了千斤顶式的起重机械。这样当左右两块甲板从中顶起时，便如同鸟的双翅纵起，形成八字倾斜，把两船石块一下倒入江中截流部位，这比用人工一块一块地把石块抛入江中快了百倍。与此同时，在纪家崖从崖脚到崖顶一层一层宽阔的台阶上，出现了脚踏打眼机、木构吊杆、铁轨滑车、钢索飞车等等革新工具。工效成十倍地提高，大大减少了肩挑人抬之类的劳动强度。
在纪家崖一次开挖中，七师四团团长张德元突然发现崖上有一块桌子大小的悬石已经松动，在悬石下却有几十个民工在打炮眼，刨石渣。在此危急关头，他一面呼喊崖下民工们赶快躲开，一面操起一根钢纤冲上去，力图用钢纤别住悬石，让民工们撤离险境，不料悬石压力过大钢秆弯曲了下去，老张眼见民工们已撤离，正想躲闪，可是那悬石却跃动起来，他来不及撒手，大石已从他身上滚过……
悬石下的民工们得救了，然而，这位全团的指挥员却壮烈地为汉江截流献出了他宝贵的生命。
1959年12月26日，阳光灿烂，纪家崖上设置了截流誓师大会主席台，主席台上的李先念副总理向湖北、河南10万劳动大军宣读了中央贺电。
台下宽广的土场上，数万劳动大军，队列整齐，红旗如林，鼓乐喧天，突击队员们手持撬杠，严阵以待。一列列35吨大卡车和解放牌汽车满载着块石和15吨重的混凝土块，等待最后的时刻。
此时，100米宽的合龙口，急流呼啸奔腾，如群龙卷起千堆雪。队队卡车穿梭，接连不断飞驰到龙口边卸下块石，突击队员们一拥而上，把卸下的石块撬进龙口。龙口逐步缩小到50米、30米、10米……此时江流如群蛟挣扎奔撞，把一块块大石顶出龙口。于是，指挥部又一声令下，一辆辆35吨大卡车载着一座座15吨重的混凝土三角预制块，飞驰而下，倾卸入龙口。之后，千万双眼睛都投射到最后一块搁在边上的混凝土预制块上，只要它滚到龙口中心，便能截住汉江之流。这时突击队员们个个赤膊上阵，从三面插入撬杠，在万众“加油”的呐喊声中，他们鼓起猛劲一下掀翻了这个15吨重的混凝土块——真是一石压断长龙脊。从此，左右两岸连成一道长堤，横断了浩瀚的汉江。全军以3小时10分钟速度完成了汉江截流！主席台上下、山上山下、堤上堤下万众欢腾，鼓乐齐鸣。
当时的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写下了这样的诗句：“腰斩汉江何须惊，敢教洪水变金龙。他年再立西江壁，指挥江流上北京。”（南水北调之意——笔者注）
百年大坝——一个时代的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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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丹江口大坝进入第二期施工。
二期工程中，坝体出现了严重的质量问题，这些问题概括起来为三个方面。一是浇筑工艺上草率马虎使坝体混凝土振捣不扎实，出现架空，严重的部位被人们形容为蜂窝狗洞；二是混凝土质量不好，再加上温控不严，致使出现大量裂缝，最严重的由基岩裂起，向上延伸达十多米，并且从坝的一侧裂通到另一侧；三是接缝灌浆系统埋设的管道阻塞和灌区封闭失效，其中有些坝体部位与纵缝连通，出现一缝灌浆，而上下前后纵缝串通的现象。这些严重的质量事故，国内外均无先例，当然也就没有可供借鉴的处理经验。质量问题，不仅受到部属各管理部门的众多非议，而且受到工地有识之士的责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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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江口大坝：十万人生命铸就的丰碑（10）
1962年2月，国务院在决定主体工程停止施工的通知中，明确指出应吸取教训。当时水利电力部副部长冯仲云来工地召开了干部大会，宣读了国务院这一决定，要求一定要把事故处理好，才能复工。
如何处理好事故尽快复工，实为一大难题。坝体质量上的事故处理得如何，直接关系到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的复工。回想当年，丹江口的工程技术人员和建设者们硬是凭着轻便的手风钻和简陋的灌浆设备，竟在两年的时间里，很好地处理了这一严重而又复杂的事故，至使丹江口大坝今日依然能担负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这一世纪重任，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2005年6月2日，在汉江集团会议厅里，说到当年“人海战术”建大坝的质量问题，原汉江集团工程管理局段局长依然十分痛心。他说，1958年上马的这个工程生不逢时，开始是“大跃进”、“浮垮风”，后来又遇上十年“文革”，真是多灾多难。开始时一直在放卫星，放的后果出现了严重的质量问题。建那么大的水库，坝体质量若无保证，要蓄几百亿立方的水，后果不可思议！可一切在“速度第一”的“大跃进”中出现了。在没有任何机械化设施的情况下，十多万民工们担土填坝，竟连担土用的竹筐子都填到坝里了。筑坝只能填黏土，但石渣子、灰渣子、沙软土都往坝里填。终因质量问题工程在1962年停了下来，一停两年，直到1964年国务在才批准复工。段局长说，那些年他一直在搞质量处理，不得不费工费力把土挖出来重填……
段局长还忧国忧民地谈到了水库淤积问题，他说因为上游的水土流失，20世纪80年代他即给中央写内参，反映丹江口水库坝前已淤积泥沙达14亿立方米！汉水经郧县流入丹江库大水泊时有一个口子，那里很窄，淤积很厉害。郧县段的河床几十年里已抬高了20米！淤积问题没人认真研究，也没人敢提。他给中央写内参反映淤积问题还遭到不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