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来看淅川县当年移民青海的情况——
据淅川移民局干部岳文华提供：早在1969年10月3日至11日，岳文华、魏焕云两人即去青海省移民安置农场外访过关于淅川移民的情况。1999年为编写移民志，岳文华又走访了原支边带队领导王海申、李纪奎、侯富润，岳文华整理了前后两次谈话纪录——
1958年11月3日，南阳地区按照中央精神，支边任务主要分配在平源县，但为了安置丹江口水库移民，地区分配给淅川县8000人任务。1958年11月17日，县委根据中央和省委通知精神，制订了《动员支边青年支援边疆建设的意见》，决定从库区三官殿、埠口、宋湾、滔河、老城等五个区移民人口中去完成支边任务。经过个人自愿申请报名，最后审定8008人，其中男青年5565人，女青年2443人，一次性到达青海省西宁市，分三批到安置点。
当时，支边青年每人配发大衣一件、棉衣一套、被褥各一条。棉鞋棉袜、手套由青年自备（个别有困难也可适当补助），每人带干粮二斤，小农具一至二件（指镢头、锨、铲、铡刀、锄等），菜籽、粮种等。
第一批是1959年4月3日，从西宁由王海申带领淅川老城、马蹬、大石桥、仓房等4个公社3121人，与信阳汝南县支边青年2000人，合编为文都建设兵团，进住青海省黄南自治州循化撒拉族自治县。
第二批是1959年5月3日从西宁由李纪奎带领滔河、宋湾两个公社2765人进住青海省贵南县自治州贵南县过马营军马场。
第三批由张道善从西宁带领李官桥、埠口2122人于1959年5月13日进住青海省海南自治州都兰县农场落户。
1960年3月，青海省组织慰问团到淅川县慰问，当年冬，淅川县又组织支边青年家属4909户14334人，迁往青海省安家落户。以上支边青年和家属共迁入22342人。
经座谈回忆和记录日记，现留住在青海省只剩5930人。
由于长途搬迁，气候、环境和生产、生活不适应，加之1959至1960年自然灾害的影响，支边青年和家属年老、体弱、多病，在行途中伤亡病故，进入安置区又急于返迁，多数病死在途中，据不完全统计，死亡5400多人。
关于这22万多淅川移民的命运，是我2005年6月到达淅川后才有了更清晰的了解。
2005年6月5日，我采访到达淅川县城，主管移民的副县长姬丰臣对我说，你看了那个报告肯定会哭，我看一次哭一次……此后我看到了1961年中共淅川县委编号为204号的文件，这份文件是写给中央的一份报告，报告名称为《关于支援边疆移民青海省返籍人员安排生产生活的紧急请示报告》——
故园大迁徙：历史的伤痛与眼泪（2）
南阳地区、河南省委并请转报中南局、党中央：
我县自1959年至1960年，先后两次支援边疆移民青海省22324人，其中，男12494人，女9830人；青壮年12793人，家属9535人。自1961年1月至8月中旬已返回11052人，而绝大部分是老年和小孩，在回归人员中又多系无依无着，大部分生活用具当在青海，他们体质都很瘦弱。据统计调查有轻重病员达6918人，占回归总人数的626％，其中干瘦、浮肿病3729人，占发病人的539％。因此从入夏以来，在回归途中不断发生死亡事故，据初步了解从西宁至淅川途中即死亡56人。
据返籍回归人员的反映，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
1由于生活调剂不好，加之气候、水土不服，不仅疾病流行十分严重，而且死亡达30％左右。我县埠口区党子口大队支边迁往青海循化县文都农场76人，死亡36人。关防滩公社回归家属董智福说：“柴达木库伦县怀图塔拉青年农场原7000人，今春已死亡1200多人；该场第三站原700人，死亡将近300人。”王天顺反映：“黄南自治州同仁县甲五农场第三站170人，死亡60多人。”据我县城关区武洲大队调查原支边197人，在青海已死亡64人；李春法一家7口人，死于青海3人。
2干部作风恶劣，违法乱纪相当严重。循化县文都农场第五站170余人，被连长刘某某强行捆绑吊打的90多人；支边人员连光辰严重浮肿，每天不能拾回80斤烧柴，被刘痛打至死；支边家属邓永福被扣1月口粮不发，而上吊自杀……武洲大队家属李喜芳、李喜全、王玉明等反映：“文都农场第七站规定每人每天开挖7分地，完不成任务不叫吃饭，王玉女因病未完成任务，被支书李某某和队长王某某用铁锨当场打死。”离青海省前，对家属普遍进行搜查，生产工具、生活炊具全被没收。据滔河、宋湾、埠口、三官殿四个区，五个生产大队的调查共支边163户、774人，带生产工具1337件，生活用具468件。目前已回归97户，303人，生产、生活工具没带回一件。7月18日返籍回归15户、41人，据统计，被没收镢头、锄、锨等生产工具23件，锅8口，水桶3担，其他用具35件。家属范中辰一个洗脸盆和一把锁也被同仁县第五分场王某某书记搜查拿走。7月23日返籍回归43人，没有带回一件生产工具。双河镇大队王天顺说：“上青海为了做活落户，把农具全部带去，回来时除一根麻绳没被收去外，锄、锨、镢头等6件工具全被甲五农场第三队支书收去。”因而返籍人员普遍的反映是：“支边的财产出腾一空，回来时吊蛋净光。”
3返籍回归时不发路费，不准取存款，因而造成返籍人员途中严重病、死、丢掉子女要饭、卖衣服等事件发生。7月18日返籍回归41人，因同仁县甲五农场和循化县文都农场不发路费，途中卖掉被子7条，衣服48件，每人每天只吃一顿饭，省下粮票卖钱度日。41人因受途中折磨，身体十分瘦弱，害病的就有37人，其中严重浮肿、干瘦有性命危险的15人。马湾公社回归人员刘永贵，因缺路费又没粮票，妻子断奶将孩子饿死途中。杜黑林一家三口人，妻子死于兰州，孩子在西安车站掉车。王桂月丈夫去年10月死于同仁县，长子系劳动力，被留于青海，10岁的次子刘青州在许昌下车丢掉，只剩王孤独一人哭泣返籍。马蹬公社14岁的崔来狗7月初母亲死于兰州途中。城关区李家沟大队李春法离青海时带病上火车，因没钱治疗，加之途中吃不上饭，死于途中。
4青壮年劳力留在青海，妇孺幼小和老弱疾病的人返回淅川。7月中旬返籍230人中没有一个劳动力。据回归人员穆国昌反映：“甲五农场有劳力的青壮年不叫回归，没劳力的老弱病小动员全部返籍。”因此，造成有的妻回淅川夫在青海，子回淅川父或母在青海，母回淅川子在青海。如返籍家属白小女，长子是个劳动力被留青海，他和两个小孩被甲五农场干部孙治华强逼返籍。7月21日回归的全玉才、王玉林等8人，均系严重浮肿未好，被逼出医院迫使返籍，由于病情严重，返回淅川从车上抬下来当即送入医院。滔河区罗山大队14岁的小孩刘国章父母死于青海，死去丈夫的刘改焕以及三个儿子全死于青海，小孩刘国章和孤老杨保聚在7月份都被动员返籍回归。
故园大迁徙：历史的伤痛与眼泪（3）
在这种情况下，返籍人员回归后，不仅在生产上困难很大，且在生活上困难更多。前段在省、地委的大力帮助和社队对回归人员的安置后，已解决住房2094间，衣被3410件，生产工具2926件，生活炊具2500多件，并治愈各种病3220人，但由于他们支边前所有财产已全部处理，返籍时又是赤手空拳，加之在回归途中又因生活所迫，衣物大部卖掉，因而回乡后一无所有。同时我县又是在连续三年遭受自然灾害袭击，今年麦秋又遇到了严重旱灾，灾荒已成定局，加之返籍人员陆续回归，因此在回归人员安置工作中，还存在着以下几个问题：
1住房问题：支边人员原居住的地方，系丹江水库的淹没内迁地区，房屋拆毁较多，因而返籍人员回归后无房可住。据初步调查统计，目前全县回归人员缺房2200间，同时现在住房需整修的1800间。埠口区关防滩公社回归135户、275人，至今还是居住在亲、邻之家，而亲邻房屋也十分紧张。如关防滩大队回来的肖喜之两户9人，仅住房3间，还养一头牛（原养牛房），人、牛同居，锅、床相连。宋湾区马湾大队尚有子、侯继周等两户8人，回来后因没房，露宿村边。
2缺衣需被。在回来的人员中是普遍的问题，全县统计，缺衣少裤的5596人，缺衣裤7346件，需布51022市尺。三官殿区沙楼大队18岁的姑娘沙连英，没衣没裤，仅用一块破布遮住下部。城关区陈岭大队回归社员刘九花，16岁，姐妹两人，因衣裤破烂遮不住羞丑，没法出门生产。埠口区石桥大队回归人员中26户、103人，因没穿的将被单子改为衣裤。这样就给今冬带来了更大的困难。
3疾病治疗问题：回归人员患干瘦、浮肿等疾病6918人，其余4134 人体质都很瘦弱。滔河区罗山大队回归56人中有病的即达52人，占93％，其中浮肿病7人，干瘦病37人，其它病8人。且回来的人员中绝大部分在这时间内，因体质瘦弱不能从事生产，因而不仅生产、生活需国家照顾，疾病治疗也是急需解决的问题。
4 既无生产工具，又无生活炊具：目前全县回归人员缺少小件农具14000多件，生活炊具17000多件。城关区渔池大队回来13户、44人，缺锄、锨等工具47件。宋湾区宋湾大队回来49人，农具无有一件，借也不好借；王岗大队回来29户、56人，因无炊具，所以有的做饭无有锅，吃饭没有碗，形成顿顿等邻居做好饭后再借锅做饭，尤其是天下雨和晚饭更加困难，甚至有的半夜才吃饭。
根据上述情况，除发动群众开展互相和各社队尽可能的再进一步进行安置、帮助解决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使他们早日恢复健康从事生产外，尚需请示上级帮助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1 需棉布5万市尺，款40 万元，以解决回归人员的住房、穿衣、疾病治疗和急需的炊事生产工具，帮助他们回归后重建家园。
2 要求青海在对今后回来人员，发给路途费和安家费，不能扣留群众财物，已扣的要发还或等价赔偿。
3 对有病和体质瘦弱的待恢复健康后再回来，以制止途中死亡，希望青海领导机关立即制止留劳力、专放老弱病残的做法。
4对妻回淅川夫在青海，小孩回在淅川大人留在青海的人员，应根据本人自愿允许迁居一处。
5对有的党员、团员回来后关系留在青海的，在青海又未受开除党、团籍处分的，把党、团的关系仍介绍回淅川。
以上报告当否，请批示。 中共淅川县委员会
1961年8月21日我注意到这个报告于1961年8月22日即印发给南阳地委、南阳专署、河南省委、河南省人委、河南省民政厅、中南局、党中央、以及青海省委和中央农垦部。共印发了30份，县办存2份。正是县办保存的这两份为我们保存了一段真实的历史。
40多年过去了，我们回顾那个全社会只能“指鹿为马”的荒诞年月，回顾那个说真话即会坐牢或被杀头的年月，我们对那个不怕杀头、敢于把苦难说成苦难、把事实说成事实的淅川县委致以崇高的敬意！我们对淅川库区4700多个家庭、5400个死难兄弟姐妹、23000多移民致敬！至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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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园大迁徙：历史的伤痛与眼泪（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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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6月，我在湖北钟祥市作家、淅川移民全淅林带领下，在大柴湖找到了两位当年移民青海的人，一个叫寇春枝，一个叫马吉周。他们都是60岁的人了。当年他们和1万多从青海讨饭回来的人一样，还未等站稳脚跟就又于1968年移民大柴湖。看得出，寇春枝原本是个漂亮的女人，因为太多的挫折与艰难，使她变得十分抑郁，她不讲话，无论你问她什么。我从她丈夫穆文奇那里了解到她们一家人移民青海的经历。寇是淅川双河镇人，那是个山清水秀的古镇。寇自幼失去父亲，1959年，20岁的哥嫂移民青海。1960年，40岁的母亲带着她和两个弟弟、一个妹妹也去了青海。就在他们去的那年，年轻的哥哥和7岁的妹妹饿死了。1961年，母亲带着她和两个弟弟又讨饭回到淅川。1968年她们一家又被移民大柴湖……
马吉周现在柴湖镇开个小饭馆，饭馆临街，里面有两三张不怎么干净的桌子，做饭菜的锅、炉和吃饭的桌凳都在一间屋子，熏得黑糊糊的，生意肯定不怎么样。马吉周是个健谈的人，说起当年去青海的往事，他好像一直在说“逃跑”。马吉周说——
五九年让去青海，我报名去的。那年我14岁、太小，我个子高，就报了个16岁。不去不行呀，淅川饿得很！估摸去青海能吃饱。我们坐汽车到许昌，然后坐闷罐火车到甘肃河口下车，然后再坐汽车到西宁。到西宁全是山路，路很窄、过不去，走了两天半才到西宁。有一辆车就掉到悬崖底下，一车人全死了。到西宁半个多月后，接待站才送我们到贵德县嘎让公社。到嘎让要过十八盘山（即日月山——笔者注），高得很，汽车轮子拴上铁链子往上爬。走了一天多才到嘎让，住在藏民腾出的泥坯房子里。一个连住一个院子，打地铺。我是淅川宋湾人，宋湾去了16人，分为一个连，嘎让一共去了好几百人。那时就是觉得冷得受不了，解个小便都冻在一起。一天到晚刮大风，刮得天昏地暗。一天到晚开荒、唱歌。每天吃两顿饭，都是吃洋芋。那时就开始有人跑，跑的人被抓回去后连长就吊起来打。后来，我们又转移到过马营军马场，过去是马步芳的军马场。军马场在黄河那边，设有岗楼，只许进不许出，出来要场里的证明。在军马场是住帐篷，20人住一个篷子。没有水吃，做饭是挖冰块，冰块化了，把羊粪蛋、牛粪一撇就煮饭。有一天我站岗，藏民们打枪，子弹从我耳边“嗖嗖”地飞过。
这时我们队跑了四个人，我和韩队长骑马去追，还带了支冲锋枪。一路追到贵德县，逃跑的人刚进饭馆吃饭就被我们抓住了，送了回来。后来，就有三个人约我一起跑。黄河开冻了，我们过不去。我们扔掉了军装，扒到黄河浮桥从南往北跑，浮桥“咯吱”“咯吱”地响，幸好夜里风大，岗楼人听不见。跑了一天跑到西宁，但夜里在厕所过夜时被西宁公安局给抓住了。那时到处都在抓盲流，我们不敢说是淅川人，也不敢说是支边的，怕被送回去。公安局就把我们当盲流送到收容站，去挖城墙，那是1960年。后来听说我父亲母亲去了青海，我就自动投案又回到军马场，挨了顿打。
后来又有两人约我跑。那次是跟着三个劳改犯一起跑的。军马场附近有个劳改农场，全是死刑犯。那天，三个劳改犯偷了袋白面逃跑，我们三人就跟着他们跑。到贵德县要过黄河，劳改犯让我们先过，结果被岗楼发现了，大喊：“站住！”还开了枪，我们赶紧趴下。人家把我们都捉住了，问我们是不是支边的，我们说是。我们说父母来了，在西宁，想去西宁找父母，人家就把我们放了。到西宁后我就开始要饭，后来坐火车到西安，在西安收容所被遣送回家，送到陕西地界商南县就不管了，我是从商南要饭走了十几天回淅川的，我年轻，没死，老的、病的都死了。1968年我又被移民到大柴湖……
移民青海是一次失败的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