蝗苏樟希⒆�7天后中风死去。
1968年7月下去，到11月他们娘儿几个就偷偷跑回来，一路上风餐露宿，逃荒一样。老城已一片汪洋，新城也没有落脚点，只有逃到大柳，住在营业所。那时单位只给职工一个单间，无法住，钱也不够花。第二年年初，天还下着大雪，她跟附近大队的干部好说歹说，答应给一个磨坊供她们母子住。由于太远，他们在那里住了几个月就搬走了。而新居也是同样挡不住雪霜，遮不住风雨。后来，在大柳区领导的帮助下，离所五里的地方又租了一间草房，这算是比较好的，十个平方。她母子住进去，在地上打了桩，用竹棍子拴了一张床，坐上去吱吱响，砌了灶，房里都满了。床连锅、锅连床，案板架在锅台上。队上干部去亲热我们，一坐竹床就压垮了。下起雨，草房漏，虽是躲在屋里，也要打伞戴帽等天晴。就是这样还是住不稳，城里乡里四处清查，凡是迁往他乡的人都得回去。到处都在追、撵、送或通过组织做工作，非走不行。我是党员，这也得带头。1972年3月，她母子把被子一卷，又返嘉鱼，无奈啊！
回嘉鱼六个月后，她又拉扯着两个娃子，背着包袱，离开了那里。她不敢回家，只得悄悄住她娘家。到了第二年夏天，他们母子准备回郧县找我，连日奔波，在丹江轮船码头上等船睡着了，被小偷偷了个一干二净，回不来了，他们母子在码头上抱头大哭。正好遇到几个好心的郧阳船工，知道原委后，带他们回到了郧县……
财办知道情况后，解决了3丈布票，支行解决了50块钱，做了几件布衣服总算有了换洗的，这就是那时的家当了。城里没点儿落脚，只得又到大柳营业所，我只得再去找房子——我一生搬了11次家。妻子写了几十次申请，厚厚的一叠，希望组织批准他们回来，夫妻孩子在一起，什么可怜的词都用完了，还是不能解决问题，我气不过把它们一把火烧了。
妻子在大柳住下来，我又去给大队说好话，请队上给点口粮，同意后，她就去从事她完全陌生的沉重的农活——上山砍柴、扒红薯沟、点苞谷、挑大粪……1979年12月30日我调到支行来，情况有些好转。第二年夏天，为解决生活问题，我的老二进城在基建工地搬砖，暑天中午炎热，他累了、热了，跳进水库去浸一浸，谁知一下去就没起来。这年他16岁。牛高马大的，穿42码的球鞋，打捞起来，买了一副棺材，装得满满的。
组织上照顾380元，300元棺材钱直到1983年才还完……
一个家庭有一个家庭的悲剧，100个家庭有100个家庭的不幸，一万个家庭有一万个家庭的眼泪……
我无法将所有移民和返迁移民的伤痛写尽。只愿这样的苦难不再轮回，只愿2010年汉江水抵达北京后，干渴的北方人用清沏的汉水泡上一杯茶，然后静静地坐下来，仔细品味这茶中不尽的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