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不同意。就算是后来太子亲自昂秦泰说话，希望父皇隆庆皇帝让秦泰出来当官，隆庆皇帝依然是不同意。大有他在位一天，秦泰就永远不可能恢复职务的势态。为此李贵妃和冯保也选择了在隆庆皇帝面前闭嘴，不值得为了一个秦泰彻底得罪隆庆皇帝。
张居正曾经暗示过秦泰，只要隆庆皇帝不在了，张居正一定会帮秦泰恢复职务的。所以张居正想让秦泰耐心点，希望不要因为隆庆皇帝的关系导致秦泰情绪失控。他知道秦泰这个人在民间的影响力，也知道特别是福｜建一边，秦泰大有一呼百应的能力。秦泰觉得好笑，他虽然对隆庆皇帝有点怨言，但是不至于因为这样针对朝廷，特别是想出让老百姓为自己卖命的行为。可是秦泰没想到，不光张居正担心这样，就连隆庆皇帝、李贵妃和冯保等人也这么担心。就连和秦泰越来越不对路的高拱，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才不敢把秦泰逼得太急了。曾经有福｜建籍的官员暗中提醒高拱等人，要是当地人知道有人针对秦泰的话，他们极有可能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一定要为秦泰出头。这些民间力量很可怕，他们会不顾一切的暗杀、自杀式攻击，甚至于发起民变支持秦泰。秦泰在他们心目中简直比朝廷和隆庆皇帝还要崇高。
第二十二回 巧辨真假二十二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意想不到的来信，几乎解决了秦泰等人心中大部分的疑惑，也让秦泰对于这里的事情有了重新的打算和安排。
“云翔升”，是一个并不起眼的小商号，从事行商买卖。所谓“行商”，在古代就是流动商号的意思。也就是说这种商号基本没有固定的地盘或者生意类型。他们靠贩卖当地的特产到外地，赚取地方差价为生。什么生意好做，什么样的生意赚钱，他们就做什么生意。
虽然比较让地方老百姓有点记不住，但是朝廷和地方经济因为他们的存在有了大的发展。没有他们货物不会流通，南北经济不会交流，朝廷更加不可能获得巨大的税收收入。对于朝廷来说，已经好多年没有改变的农业税收已经承担不起国家的开支。要是加重农业税收的话，不光老百姓要造｜反，就连地方豪强也会反对。所以朝廷不得不开发新的赚钱项目。从商人身上收取高额的税收，这是一个不错的办法。商人能赚钱当然也能支付得起比农业税高出不少的商业税。一旦税收太重了，商人无法承担只好关门歇业。那就由朝廷或者地方官员的家属借机把商人打下来的江山和地盘吞并下来。不但对朝廷有利而且对地方各级官员自己也有利，所以大家都喜欢这么做。商人为了赚钱，为了不放弃辛苦打下来的基础不得不缴纳重税的同时，还要私下“孝敬”各级官员。这让官员们更加觉得商人们有钱，做生意虽然没面子但是有钱途。
因为商人没有地位，又有做生意的风险，再加上各地风俗不同路上不太平，所以商人们不敢单独行动。为了整合资金，也为了商人们的安全，这些商人们不得不成群结队出发。既可以减少各种风险，也可以相互照顾，免得路上发生各种意外。当然了商人们不会无缘无故相信别人，更加不会把自己和一家人的未来交付给不认识的人。所以这些商人会邀请比较熟悉的人加入，同时通过熟人聘请一些孔武有力的人沿途保护。有了一定经济基础的商人更加会私下培养和豢养一批对自己比较忠心的手下，充当自己的保镖兼伙计。但是更多商人雇佣不起保镖，更加不可能培养一批手下，只好拉来自己家的亲戚一起做生意。渐渐地形成了北方商团的固有模式，一个商团里面很少有没有亲戚关系的成员或者伙计。一般都是父亲带着自己家的儿子侄子外甥和兄弟们组团出发。这些人不光是亲戚，更是合伙人，遇上麻烦和危险的时候才会拼尽全力维护商团的安全和利益。
商团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存在了，但是规模和数量都不算很多。原因有多方面的，第一是因为商人地位低下。一旦有了钱的商人，都不愿意再继续干下去，免得被人看不起。第二是因为行商时风险太大。这种风险可以归纳为五点。
第一是本钱问题。商人要做生意就需要做生意的本钱，有钱的人不会愿意自己去做生意。想做生意的人大多数都需要向有钱人借钱做生意。所以这个本钱就成为了一个问题，商人不是要卖房子卖地才有本钱，就是需要把自己家的田地抵押给有钱的大户。这笔钱要是赚不来钱的话，这户人家就会家破人亡了。所以商人们除非有大把握，都不会拿自己家人的安危赌博。就算成功回来了，也不愿意再去经历。
第二的问题是生意类型。商人特别是行商，没有自己固定的行业类型。所以决定做什么生意很重要。有无数的商人因为选错了生意行业，导致永远翻不了身，生意彻底失败。生意不好做，这是一个千古不变的道理。所以不是任何人都适合当商人的，也不是任何一个行业都可以赚钱的。真的绝对赚钱的行业不时被朝廷官府垄断了，就是需要大量资金需要冒大风险才可以。一般的商人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胆量做这种大生意的。商人只好做一些本小利大，比较没有风险的小生意。但是就因为这样，生意的利润就不会很高，承担的风险却不会减少多少。商人们每一次做生意都需要十分的小心，做到将本求利，只要不亏本就算不错的心态做生意。所以时间久了，都会有厌倦的心态，不愿意在干下去了。
第三个问题是税收问题。商人做生意需要当地衙门开具证明，不然就不能轻易地越过各地的关卡，更加不能和当地人交易了。没有衙门开具的行商资格，就不能公开收购或者贩卖货物。这是朝廷和各地衙门定下的规矩，也是商人不能逾越的一道封锁线。
要是商人私下干的话，不但风险很大而且随时有被衙门的人没收所有货物和金钱的可能。衙门对于这种不遵守规矩的商人处罚特别严重，一般没收所有货物和金钱之外，还有更加严重的处罚。
相传在战国后期宋国人因为地方贫瘠，所以许多的宋人都出去经商，最出名的商人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奇货可居”的吕不韦。但是更多的宋人因为非法行商被各地的官府抓捕。他们不但失去了所有的收入，而且沦落为奴隶或者战俘。赵国因为“长平战役”，一下子少了近四十万的男丁，不但国家生存出了问题，而且防御也成为了大问题。为了解决这个大问题，为了不被敌对的秦国马上消灭。赵国想出来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就是向其他的国家买男**隶。这些人不但可以帮赵国人防御，也可以为赵国人延续香火。历史上就出现了一个比较另类的现象，赵国人出大价钱买回近一半的宋人，补充到赵国人序列里面。为什么都是宋人呢？原因是各国把各地做生意的宋人几乎全部都抓了，不但可以没收他们的收入，而且可以把他们卖给赵国人。这些宋人虽然失去了辛苦赚回来的金钱，但是不久之后却在赵国意外团聚。后来一个史学家无意之间发现一个问题，当初秦国之所以可以短时间统一七国成为一代霸主。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各地各国消息不通，货物大量积压引起的。而导致这个原因的最大问题在于一下子失去了商人。没有商人收购地方特产，买卖当地人需要的货物，失去了商人随便带来的最新最快的消息，六国不但成为了聋子瞎子，而且导致内乱不断。秦国就利用这个机会彻底解决了这个六个长久以来的心腹大患。所以六国贩卖宋人，特别是抓走商人的行为其实等于断送了国家的未来。
朝廷制定的税收不算不重，但是依然不能支撑国家庞大的开销。早在秦国的时候，秦始皇就根据国家的开支，综合了老百姓的实际生产能力，制定出最根本的农业税基础标准。丞相李斯下达了“二十抽一”的农业税标准，也就是说农民种地收入中，每二十中间有一份要上交朝廷充当税收。这个税收在当时并不算很重，但是加上人头税等等的话，每一个农民需要承担不少的税收。要是真的平摊在粮食收入上的话，朝廷等于收取了一成半的税收。秦始皇估算过，按照这个税收的话，国家不但可以承受所有的开支，同时可以储存一部分的粮食和金钱。
这个农业税从制定开始，几乎过了几百年都没有改变过。沧海桑田，土地依然是这么多的土地，但是人口多了不少。本来按照秦始皇估算的，这样的税收既不会影响到朝廷也不会把老百姓逼急了。可是数百年后这个现象已经变样了，人口比秦始皇那时候多出了近五倍，秦始皇那时候吃不光的粮食，到了这时候已经变得大家都吃不饱了。朝廷也因为官员人数增加，士兵人数增加，开支越来越大，税收收入支不付出。可是要是加重老百姓的农业税的话，就会导致更多的农民活不下去。这些活不下去的农民就会成为灾民或者流民，不久之后更加会成为暴民甚至于乱民。为了国家能够长治久安，为了不逼反老百姓，所以农业税不但不能加反而要减少。隋朝的皇帝就是不管老百姓的死活，没有及时减少老百姓的农业税，这才导致各地农民起义军奋勇而起，李唐借机夺去了隋朝的江山。
第二十三回 巧辨真假二十三
李唐得到江山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宣布降低老百姓的农业税。这才让纷乱不休的各地老百姓渐渐安稳下来。但是新的问题出现了，李唐降低了农业税，朝廷养活不了军队和官员了。军队不能轻易解散，官员们也不能长期停发俸禄，逼着皇帝想出应对的办法，不然新成立的王朝就会被其他的势力取代。唐太宗李世民想出了一个应对的办法，就是鼓励大家经商。虽然不能一下子改变商人的地位，但是给予适当的鼓励。不久之后效果就出来了，由于商人们的流通，各地老百姓互通有无，把手里积压的商品换成了需要的东西。不但减少了民怨，而且改善了大家的生活，也把战争带来的剩余物资悄悄地高价卖给了外国人。朝廷也因为商人的税收，狠狠地赚了一笔，充实到国库，缓解了朝廷的开支问题。
李世民和他的后人们发现了经商的好处，也同时看到了经商的利益。所以他们一边鼓励全国老百姓经商，一边重新制定针对商人的税收。从而有了和农业税截然不同的商业税。唐朝的执政者不是盲目指定商业税的，而是通过多方打听，征求过商人们的意见，这才制定出商业税的。
经过实际打听和咨询商人，也有一些官员私下做一些生意，通过户部的算账高手的仔细记录和结算。一个比较合理的生意经营开支方式出现了，一般一份的本金，加上商人和伙计的开销，如果不遇上大的风险的话，省内可以赚取三到四成的利润。出省的话，利润在五到七成左右。如果贩卖南方的货物去北方，或者把北方的特产运送到南方的话，利润在两到三倍之间，甚至于更高。要是把本国的货物运送到国外的话，利润可以在八到十倍。除去一般的风险和人工劳动力，商人一年下来可以赚取三到八倍的利润。但是需要承担路上的安全问题，还有货物变质或者物价波动的影响。
李世民亲自召见了几个有影响力的商人，征求了大家的意见，这才知道商人们最担心的事情。第一，是路上的安全问题。第二，是货源的问题。第三，是物价波动带来的风险问题。第四，是朝廷的态度问题。第五，是地方衙门对于他们收入的合法化待遇问题。李世民作出大胆的决定，第一派兵驻守各地，沿途保护和保障商人和货物。第二，朝廷可以保护商人的合法收购权，帮助商人协调农民收购事宜。第三，朝廷会干预国内的物价波动问题。确保商人收的货物不会因为物价波动的问题，导致商人血本无归。必要的时候朝廷会收购商人手里积压的货物，缓解商人的资金压力。第四，朝廷可以承诺商人，不会轻易改变鼓励大家经商的大方针。在政策上确保商人的地位，同时在商人在国外遇上不公平待遇的时候，站出来为商人说话。第五，商人经商赚来的收入，只要登记在册，有合法的证明。朝廷和各地衙门不但会保护，而且鼓励商人们购买土地，在全国各地建立分号和分部。
李世民的态度让商人们很高兴，同时他们也知道李世民不会白白这么付出的，所以做好了一些打算。李世民也觉得时机到了，就把增加商业税的想法说出来。商人们也觉得适当加收商业税是应该的，但是都担心税收太高的问题。有些人担心他们拼死拼活赚来的钱，最后都成为了朝廷的。
李世民知道商人们有顾虑，所以说出了三种商业税税收的办法。第一种是根据商人自己的报账，结算税收比例。商人要做生意需要提供货物名称和种类数量，根据市场价格算出成本。然后卖出的时候，上报当地衙门卖出的数量和价格。根据买入和卖出的差价，确定商人这一次的利润。由衙门根据这个利润制定税收。第二种，朝廷一刀切。根据省内、省外、南北、国内国外四种交易方式，制定税收标准。省内最低，省外次之，南北再次之，国内外最高。不管商人赚钱多少，是否亏本，朝廷按次数收取商人的税收。第三种是总算制，也就是根据商人的本金多少，不管商人做哪种生意，制定出商人每一年的税收。就算商人一年都不出门也要收税，就算商人一年之内赚钱一千倍也一样。来年再根据商人的财产制定新的税收数目。
商人们盘算了一下，第一种税收最适合商人，但是这个制定税收的权利交到了各地衙门手里，大家担心衙门的人有意无意地做手脚。再说这样一来，商人等于事事都要看衙门的脸色，私下的“孝敬”就会更多，还不如把钱光明正大的交给朝廷。第二种税收方法有点霸道，但是比较好管理，商人也不用担心各地衙门的人敲诈或者刁难。但是这样一来商人们不敢轻易做生意了，因为每一次上报都需要把这笔税收算上去，加入成本中间。第三种税收比较合算，但是风险也最大。要是商人做生意顺利，身体又十分健康的话，这绝对是一个最好的结算方式。但是要是商人病了或者家里出问题的话，这笔税收将成为不小的负担。特别是商人们想到一个关键问题后，大家都觉得这个方案不适合大家。商人们想到了朝廷需要每年合算商人的财产。这就等于把商人的家底都暴露了，这会引起许多人的关注。朝廷的人会关注，各地衙门的人会关注，同行会关注，老百姓会眼红。根据“财不露白”的原则，商人不可能把自己的家底全完暴露在别人面前。
商人们决定按照李世民所说的第二种税收方式结算，但是在税收比例上，又出现了比较大的争议。商人们当然希望税收越少越好，甚至于希望和农业税相等。但是朝廷不会答应，因为商人们的利润比起种地来说高出的比例太多太多了。如果按照农业税“二十抽一”或者更低的话，商人们的税收是在太低了。朝廷根本是在为商人们保驾护航，不久之后商人们的钱会比朝廷还要多，这是任何一个朝廷都不允许的。
李世民这一次比较强硬，说出了一个标准。说商人们愿意接受的话，可以在朝廷的准许下正常经商。要是不答应的话，朝廷也不会怪罪大家。大家可以回去种地，也可以去国外，但是不再允许在国内经商。等于逼大家接受李世民的决定，这就是权力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