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会客日过得很热闹，安娜·伊格纳基耶夫娜更是兴高采烈。
“小米卡对我说过，您在忙监狱里的事。这一点我是很了解的，”她对聂赫留朵夫说（小米卡就是指她的胖丈夫玛斯连尼科夫）。“小米卡可能有其他缺点，但您要知道，他这人心地真好。他待那些不幸的囚犯就象自己的孩子。他待他们就是这样的。他这人心地真好……”
她停住了，想不出适当的字眼来形容她丈夫的善良，——事实上，抽打犯人的命令就是他发出的。接着她笑眯眯地招呼一个走进房来的满脸皱纹、头上扎着紫色花结的老太婆。
聂赫留朵夫为了不失礼，照例说了一些客套话，然后起身向玛斯连尼科夫那儿走去。
“那么，对不起，你能听我说几句吗？”
“哦，当然你有什么事啊？我们到这儿来吧。”
他们走进一个日本式小书房，在窗边坐下来。
五十八
“嗯，来吧，我听候吩咐。要抽烟吗？等一下，我们别把这地方弄脏了，”玛斯连尼科夫说着拿来一个烟灰碟。“嗯，你说吧，有什么事？”
“我有两件事要麻烦你。”
“原来如此。”
玛斯连尼科夫的脸色变得阴郁而颓丧了。那种象被主人搔过耳朵的小狗一样兴奋的神色顿时消失得影踪全无。客厅里传来谈话声。一个女人说：“我绝对不相信，绝对不相信。”客厅另一头有个男人重复说：“伏伦卓娃伯爵夫人和维克多·阿普拉克辛。”再有一个方向传来喧闹的说笑声。玛斯连尼科夫一面留神听着客厅里的谈笑，一面听着聂赫留朵夫说话。
“我还是为了那个女人的事来找你，”聂赫留朵夫说。
“哦，就是那个被冤枉判罪的女人吗？我知道，我知道。”
“我求你把她调到医院里去工作。据说，可以这么办。”
玛斯连尼科夫抿紧嘴唇，考虑起来。
“恐怕不行，”他说。“不过，我去同他们商量一下，明天给你回电。”
“我听说那里病人很多，需要护士。”
“好吧，好吧。不管怎么样，我都会给你回音的。”
“那么，费神了，”聂赫留朵夫说。
客厅里传来一阵哄笑声，听上去似乎不是装出来的。
“这是维克多在作怪，”玛斯连尼科夫笑着说，“他兴致好的时候，说话总是俏皮得很。”
“再有一件事，”聂赫留朵夫说，“现在监狱里还关着一百三十个人，他们没有什么罪，就因为身分证过期了。他们在那里已经关了一个月了。”
聂赫留朵夫就说明他们是怎样被关押的。
“你怎么知道这些事？”玛斯连尼科夫问，脸上忽然现出焦虑和恼怒的神色。
“我去找一个被告，他们在走廊里把我围住，要求我……”
“你找的是哪一个被告哇？”
“一个农民，他平白无故遭到控告，我替他请了一位律师。这且不去说它。难道那些人没有犯一点罪，只因为身分证过期就该坐牢吗？……”
“这是检察官的事，”玛斯连尼科夫恼怒地打断聂赫留朵夫的话说。“这就是你所谓办事迅速、公平合理的审判制度。副检察官本来有责任视察监狱，调查在押人员是不是都合乎法律手续。可是他们什么也不干，只知道打牌。”
“那你就毫无办法吗？”聂赫留朵夫想起律师说过，省长会把责任往检察官身上推，老大不高兴地说。
“不，我会管的。我马上就去处理。”
“对她来说，这样更糟。这个苦命的女人，”客厅里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她对刚刚讲的那件事显然漠不关心。
“那样更好，我把这个也带走，”另一头传来一个男人戏谑的声音，以及一个女人的嬉笑声，她似乎不肯把一件什么东西给他。
“不行，不行，说什么也不行，”女人的声音说。
“好吧，那些事让我去办吧，”玛斯连尼科夫用戴绿松石戒指的白手熄灭香烟，重复说，“现在我们到太太们那儿去吧。”
“对了，还有一件事，”聂赫留朵夫没有走进客厅，在门口站住说。“我听说昨天监牢里有人受了体罚。真有这样的事吗？”
玛斯连尼科夫脸红了。
“阿，你是说那件事吗？不，老兄，真不能放你到监狱里去，什么闲事你都要管。走吧，走吧，安娜在叫我们了，”他说着挽住聂赫留朵夫的胳膊，情绪又非常激动，就象刚才那位贵客光临时一样，但此刻不是兴高采烈，而是惊惶不安。
聂赫留朵夫从玛斯连尼利夫的臂弯里抽出胳膊，没有向谁告别，也没有说什么，脸色阴沉地穿过客厅和大厅，从站起来向他致意的男仆们面前经过，走到前厅，来到街上。
“他怎么了？你什么事得罪他了？”安娜问丈夫。
“他这是法国人作风，”有人说。
“这哪儿是法国人作风，这是祖鲁人①作风。”
①非洲东南部一个民族。
“嗯，他向来是这样的。”
有人起身告辞，有人刚刚来到，叽叽喳喳的谈话在继续着。聂赫留朵夫的事便自然而然成了今天谈话的好话题。
聂赫留朵夫走访玛斯连尼科夫后的第二天，就收到他的来信。玛斯连尼科夫在一张印有官衔、打有火漆印的光滑厚信纸上字迹奔放地写道，关于把玛丝洛娃调到医院一事他已写信给医生，估计可以如愿以偿。信末署名是“热爱你的老同事玛斯连尼科夫”，而“玛斯连尼科夫”这个名字则是用花俏粗大的字体签署的。
“蠢货”聂赫留朵夫忍不住说。从“同事”这两个字上特别感觉到玛斯连尼科夫对他有一种屈尊俯就的味道，表示他玛斯连尼科夫虽然担任着伤天害理的无耻职务，仍自以为是个要人。他自称是他的同事，即使不是有意奉承，至少也表示并未因自己名位显赫而目中无人。
五十九
有一种迷信流传很广，认为每一个人都有固定的天性：有的善良，有的凶恶，有的聪明，有的愚笨，有的热情，有的冷漠，等等。其实人并不是这样的。我们可以说，有些人善良的时候多于凶恶的时候，聪明的时候多于愚笨的时候，热情的时候多于冷漠的时候，或者正好相反。但要是我们说一个人善良或者聪明，说另一个人凶恶或者愚笨，那就不对了。可我们往往是这样区分人的。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人好象河流，河水都一样，到处相同，但每一条河都是有的地方河身狭窄，水流湍急，有的地方河身宽阔，水流缓慢，有的地方河水清澈，有的地方河水浑浊，有的地方河水冰凉，有的地方河水温暖。人也是这样。每一个人都具有各种人性的胚胎，有时表现这一种人性，有时表现那一种人性。他常常变得面目全非，但其实还是他本人。有些人身上的变化特别厉害。聂赫留朵夫就是这一类人。这种变化，有的出于生理原因，有的出于精神原因。聂赫留朵夫现在就处在这样的变化之中。
在法庭审判以后，在第一次探望卡秋莎以后，他体会到一种获得新生的庄严而欢乐的心情。如今这种心情已一去不返，代替它的是最近一次会面后产生的恐惧甚至嫌恶她的情绪。他决定不再抛弃她，也没有改变同她结婚的决心，只要她愿意的话，然而现在这件事却使他感到痛苦和烦恼。
在走访玛斯连尼科夫后的第二天，他又坐车到监狱去看她。
典狱长准许他同她会面，但不在办公室，也不在律师办事室，而是在女监探望室里。典狱长虽然心地善良，但这次对待聂赫留朵夫的态度不如上次热情。聂赫留朵夫同玛斯连尼科夫的两次谈话显然产生了不良后果，上级指示典狱长对这个探监人要特别警惕。
“见面是可以的，”典狱长说，“只是有关钱的事，请您务必接受我的要求……至于阁下写信提出要把她调到医院里去，那是可以的，医生也同意了。只是她自己不愿意，她说：”要我去给那些病鬼倒便壶，我才不干呢……‘您瞧，公爵，她们那帮人就是这样的，“他补充说。
聂赫留朵夫什么也没回答，只要求让他进去探望。典狱长派一个看守带他去。聂赫留朵夫就跟着他走进一间空荡荡的女监探望室。
玛丝洛娃已经在那里。她从铁栅栏后面走出来，模样文静而羞怯。她走到聂赫留朵夫紧跟前，眼睛不看他，低声说：“请您原谅我，德米特里·伊凡为奇，前天我话说得不好。”
“可轮不到我来原谅您……”聂赫留朵夫想说，但没有说下去。
“不过您还是离开我的好，”玛丝洛娃补充说，用可怕的目光斜睨了他一眼。聂赫留朵夫在她的眼睛里又看到了紧张而愤恨的神色。
“究竟为什么我得离开您呢？”
“就该这样。”
“为什么就该这样？”
她又用他认为愤恨的目光瞅了瞅他。
“嗯，说实在的，”她说。“您还是离开我吧，我对您说的是实话。我受不了。您把您那套想法丢掉吧，”她嘴唇哆嗦地说，接着沉默了一下。“我这是实话。要不我宁可上吊。”
聂赫留朵夫觉得，她这样拒绝，表示她因为他加于她的屈辱恨他，不能饶恕他，但也夹杂着一种美好而重要的因素。她这样平心静气地再次拒绝他，这就立刻消除了聂赫留朵夫心里的种种猜疑，使他恢复了原先那种严肃、庄重和爱怜的心情。
“卡秋莎，我原先怎么说，现在还是怎么说，”他特别认真地说。“我求你同我结婚。要是你不愿意，现在不愿意，那么，我继续跟着你，你被发送到哪里，我也跟到哪里。”
“那是您的事。我没有别的话要说了，”她说，嘴唇又哆嗦起来。
聂赫留朵夫也不作声，觉得说不下去了。
“我现在先到乡下去一下，然后上彼得堡，”他终于镇定下来说。“我将为您的事……为我们的事去奔走。上帝保佑，他们会撤销原判的。”
“不撤销也没有关系。我就算不为这事，也该为别的事受这个罪……”玛丝洛娃说，他看见她好容易才忍住眼泪。“那么，您看到明肖夫了吗？”她突然问，以此来掩盖自己的激动。
“他们没有犯罪，是吗？”
“我想是的。”
“那个老太婆可好了，”她说。
聂赫留朵夫把从明肖夫那儿打听到的情况都告诉了她。
他问她还需要什么，她回答说什么也不需要。
他们又沉默了。
“哦，至于医院的事，”她忽然用那斜睨的眼睛瞅了他一眼，说，“要是您要我去，那我就去。酒我也不再喝了……”
聂赫留朵夫默默地瞧了瞧她的眼睛。她的眼睛在微笑。
“那很好，”他只能说出这样一句话来，说完就同她告别了。
“是啊，是啊，她简直换了一个人了，”聂赫留朵夫想。他消除了原来的种种疑虑，产生了一种崭新的感觉，那就是相信爱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
玛丝洛娃在同聂赫留朵夫见面以后，回到臭气熏天的牢房里，脱下囚袍，坐到铺上，两手支住膝盖。牢房里只有几个人：那个原籍弗拉基米尔省、带着奶娃娃的患痨病女人，明肖夫的老母亲，以及道口工和她的两个孩子。诵经士的女儿昨天诊断有精神病，被送进了医院。其余的女人都洗衣服去了。老太婆躺在铺上睡觉；牢房门开着，几个孩子都在走廊里玩。弗拉基米尔省女人手里抱着孩子，道口工拿着一只袜子，一面手指灵敏地不断编织着，一面走到玛丝洛娃跟前。
“嗯，怎么样，见到了？”她们问。
玛丝洛娃没有回答，坐在高高的铺上，晃动着两条够不到地的腿。
“你哭什么呀？”道口工说。“千万别灰心。哎，卡秋莎说吧”她两手敏捷地编织着，说。
玛丝洛娃没有回答。
“她们都洗衣服去了。据说，今天来了一大批捐献物品。
送来的东西可多了，“弗拉基米尔省女人说。
“菲纳什卡”道口工对着门外叫道。“这淘气鬼不知跑到哪儿去了。”
她说着抽出一根针，把它插在线团和袜子里，来到走廊里。
这时候，走廊里传来一片脚步声和女人说话声。住在这里的女犯都光脚穿着棉鞋，走进牢房，人人手里拿着一个白面包，有的还拿着两个。费多霞立刻走到玛丝洛娃跟前。
“怎么样，有什么事不顺心吗？”费多霞问，她那双明亮的浅蓝眼睛亲切地瞧着玛丝洛娃。“瞧，这是给我们当点心吃的，”她说着把白面包放到架子上。
“怎么，是不是他变卦了，不想同你结婚了？”柯拉勃列娃问。
“不，他没有变卦，是我不愿意，”玛丝洛娃说，“我就这样对他说了。”
“瞧你这个傻瓜”柯拉勃列娃声音沙哑地说。
“是啊，既然不能住在一起，结婚还有什么意思呢？”费多霞说。
“那你的丈夫不是要跟你一块儿走吗？”道口工说。
“那有什么，我们是正式夫妻嘛，”费多霞说。“可他们，不能住在一起，那又何必结婚呢？”
“你自己才是傻瓜‘何必结婚？’要是他娶了她，就会让她过富日子了。”
“他说：”不论你被发送到哪里，我都跟你到哪里，‘“玛丝洛娃说：”他去就去，不去就不去。我可不求他。现在他上彼得堡奔走去了。那边的大臣全是他的亲戚，“她继续说，”不过我还是不需要他。“
“这个当然”柯拉勃列娃忽然同意说，一面理着她的袋子，显然在想别的事。“咱们来喝点酒怎么样？”
“我不喝了，”玛丝洛娃回答。“你们喝吧。”
第二部
一
玛丝洛娃的案子可能过两星期后由枢密院审理。这以前，聂赫留朵夫打算先上彼得堡，万一在枢密院败诉，那就听从写状子律师的主意，去告御状。那个律师认为，这次上诉可能毫无结果，必须有所准备，因为上诉理由不够充足。这样，玛丝洛娃就可能随同一批苦役犯在六月初旬出发。聂赫留朵夫既已决定跟随玛丝洛娃去西伯利亚，在出发以前得做好准备，现在就需要先下乡一次，把那里的事情安排妥当。
聂赫留朵夫首先乘火车到最近的库兹明斯科耶去，他在那里拥有一大片黑土的地产，那是他收入的主要来源。他在那里度过童年和少年，成年后又去过两次。有一次他奉母命把德籍管家带到那里，同他一起检查农庄经营情况，因此他早就熟悉地产的位置，熟悉农民同帐房的关系，也就是农民同地主的关系。农民同地主的关系，说得客气些，是农民完全依赖帐房，说得直率些，是农民受帐房奴役。这不是一八六一年废止的那种明目张胆的奴役，也就是一些人受一个主人的奴役，而是一切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受大地主们的共同奴役，有时还受到生活在农民中间的某些人的奴役。这一点聂赫留朵夫知道，也不可能不知道，因为农庄经营就是以这种奴役为基础，而他又亲自过问过这种经营方式。不过，聂赫留朵夫不仅知道这一点，他还知道这种经营方式是不公平的，残酷无情的。早在学生时代，他就信奉亨利·乔治的学说并热心加以宣扬。当时他就知道这个问题。根据这个学说，他把父亲留给他的土地分赠给农民，认为今天拥有土地同五十年前拥有农奴一样都是罪孽。不错，他在军队生活，养成了每年挥霍近两万卢布的习惯。复员回来后，原先信奉的学说已被置诸脑后，对他的生活不再有约束力。他非但不再思考他对财产应抱什么态度，母亲给他的钱是从哪儿来的，而且竭力回避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