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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得设法送到最高当局那里去。“
“去见皇上吗？”聂赫留朵夫问。
律师笑起来。
“那可是最高级了，高得不能再高了。我说最高当局是指上诉委员会秘书或者主任。那么，没有别的事了吧？”
“有，我这里还有教派信徒写给我的信，”聂赫留朵夫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说。“要是他们写的都是事实，那可真是怪事了。我今天一定要同他们见个面，了解一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看您已经变成一个漏斗或者瓶口，监狱里的冤案都要通过您一个一个流出来了，”律师笑嘻嘻地说。“实在大多了，您应付不了的。”
“不，这可真是咄咄怪事，”聂赫留朵夫说，接着就简要地讲了讲案情。有一个村子，老百姓聚在一起读福音书。长官走来，把他们驱散。下一个礼拜日他们又聚在一起。长官就派了警察来，写了个公文，把他们送交法院。法院侦讯官审问他们，副检察官拟好起诉书，高等法院批准起诉，他们就被送交法庭审判。副检察官宣读起诉书，桌上放着物证——福音书，他们就被判处流放。“这真是骇人听闻，”聂赫留朵夫说。“难道真有这样的事吗？”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一切都很怪。嗯，警察奉命捕人，这我是能理解的，但拟起诉书的副检察官，他总是受过教育的吧？”
“错就错在这里：我们总以为检察官、侦讯官都是些自由派，都是新派人。他们一度是这样的人物，可现在完全变了。他们都是官僚，只关心每个月的二十号①。他们领薪水，还想加薪。他们行动的全部准则就在于此。他们要控告谁就控告谁，要审判谁就审判谁，要定谁的罪就定谁的罪。”
①帝俄官府发薪的日子。
“一个人因为同人家一起读读福音书，就该被判处流放，天下真有这样的法律吗？”
“只要证实他们在读福音书时敢于不按教会规定解释，他们就不仅该被流放到不很远的地方，而且可以被送到西伯利亚服苦役。当众诽谤东正教，按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要被判处终身流放。”
“这不可能。”
“我老实告诉您，我一向对法官老爷们说，”律师继续讲下去，“我看见他们不能不感激涕零，因为我没有坐牢，您没有坐牢，我们大家都没有坐牢，那就得感谢他们的恩德。至于要褫夺我们每人的特权，流放到不很远的地方，那是再容易不过的事了。”
“要是检察官和有权引用或不引用法律的人可以为所欲为，那还要法院干什么？”
律师哈哈大笑。
“哈哈，瞧您提出什么问题来了哎，老兄，这可是个哲学问题呀。当然，这种问题也可以谈。您礼拜六来吧。在我家里，您可以遇见学者、文人和画家。到那时咱们就可以谈谈一般问题了，”律师说“一般问题”时带有嘲讽的口气。
“我妻子您认识的。您来吧”
“好的，我想法子来，”聂赫留朵夫回答，觉得自己在说谎。事实上，他所谓想法子，就是想法子不来律师家参加晚会，避免同学者、文人和画家应酬。
刚才聂赫留朵夫讲到法官有权引用或不引用法律，并且可以为所欲为，那还要法院干什么。律师听了他的话却哈哈大笑，而在谈到“哲学”和“一般问题”时又带着特殊的语气，这使聂赫留朵夫觉得他跟律师，大概也包括律师的朋友，对问题的看法大不相同。他还觉得尽管现在他跟申包克之流的旧友有了距离，但他跟律师和律师圈子里的人的距离要大得多。
十二
到监狱路很远，时间已不早了，聂赫留朵夫就雇了一辆马车。车夫是个中年人，相貌聪明而善良。在一条街上，他向聂赫留朵夫转过身来，指给他看一座正在动工修建的大厦。
“您瞧，他们在盖一座多阔气的大楼，”他说，那副神气仿佛他也是这座房子的股东，因此得意扬扬。
那座房子确实很大，结构复杂，式样别致。坚固的脚手架用粗大的松木搭成，再用铁钩扣紧，围着正在兴建的大楼；一道板墙把它同街道隔开。工人们身上溅满石灰浆，象蚂蚁似地在脚手架上来来往往，有的在砌墙，有的在劈砖头，有的在把沉甸甸的砖斗和泥桶提上去，然后把空斗和空桶放下来。
一个服装讲究的胖老爷，大概是建筑师吧，站在脚手架旁，指手划脚地对一个毕恭毕敬地听着的弗拉基米尔籍包工头说着什么。有些载货的大车从门里进来，有些空车从门里出去，都从建筑师和包工头身边驶过。
“做工的人也好，迫使他们做工的人也好，全都认为应该这样过日子。尽管工人们的妻子怀了孕，还得在家里干着不能胜任的重活，他们的孩子戴着碎布小圆帽，在濒临饿死前象小老头似的露出苦笑，乱蹬着细腿，他们自己还得为一个愚蠢无用的人，一个掠夺他们和迫使他们破产的人建造这么一座愚蠢无用的宫殿，”聂赫留朵夫瞧着这座房子，心里想。
“是的，盖这样的房子真是荒唐，”他把心里的想法说出口来。
“怎么会荒唐呢？”马车夫生气地说，“老百姓靠它吃饭，可不能说它荒唐”
“要知道这工作是没有用的。”
“既然人家在盖，那就是有用的，”马车夫反驳说，“老百姓有饭吃了。”
聂赫留朵夫不作声，特别是因为车轮辘辘作响，说话很费力。在离监狱不远的地方，马车从石子路拐到驿道上，谈话就方便了。马车夫又同聂赫留朵夫聊了起来。
“今年怎么有这么多乡下人涌到城里来，”他说着从驭座上转过身，给聂赫留朵夫指指一伙从农村来的工人。他们背着锯子、斧子、短皮袄和口袋迎面走来。
“难道比往年多吗？”聂赫留朵夫问。
“多得多啦今年到处都挤满人，简直要命。老板把乡下人丢来丢去，简直象刨花一样。到处都挤满了人。”
“怎么会这样呢？”
“人越来越多，没地方去。”
“人怎么会越来越多呢？为什么他们不肯待在乡下？”
“待在乡下没活干。没有土地呀。”
聂赫留朵夫好象一个负伤的人，觉得别人总是有意碰他的伤疤，其实那是因为碰到痛的地方才有这样的感觉。
“难道到处都是这样吗？”他暗想，并询问马车夫，他们村子里有多少土地，他自己家里有多少土地，为什么他要待在城里。
“我们乡下的地，老爷，每人平均只有一俄亩。我们家里有三口人的地，”马车夫兴致勃勃地讲起来。“我家里有父亲，一个兄弟，还有一个兄弟当兵去了。他们在地里干活，可是活不多，一干就完了。所以我那个弟弟也想到莫斯科来。”
“你们不能租点地来种吗？”
“如今上哪儿去租？原来的地主老爷都把家产吃尽卖光了。商人们把地统统抓在手里。你别想从他们手里租到土地，他们都自己经营。我们那里来了一个法国人，他把我们老东家的地全买下，自己经营。他不肯出租土地，你就毫无办法。”
“那是个什么样的法国人？”
“一个叫杜弗尔的法国人，您也许听说过。他在大剧院里给演员做假发。那是个好买卖，他发了财。他把我们女东家的地产全买下了。如今我们只好听他摆布。他想怎样欺侮我们就怎样欺侮我们。谢谢天老爷，他本人还不错。可他娶的那个俄国老婆是一只雌老虎，但愿上帝保佑别让人碰上她。她搜刮老百姓，可凶了。喏，监狱到了。您在哪儿下？在大门口吗？我看他们是不让进去的。”
十三
聂赫留朵夫在监狱大门口拉了拉铃。他不知道玛丝洛娃今天情绪怎样，又想到她和她同监的人都对他保守着什么秘密，不禁提心吊胆，神经紧张。他向出来开门的看守说明要见玛丝洛娃。看守回去打听了一下，告诉他玛丝洛娃在医院里。聂赫留朵夫就上医院。医院看门的是个和善的小老头，立刻放他进去，问明他要见什么人，就把他领到儿科病房。
一个青年医生，浑身散发着石炭酸味，在走廊里接见聂赫留朵夫，严厉地问他有什么事。这位医生处处体恤囚犯，因此经常同监狱当局，甚至同主任医生发生冲突。他唯恐聂赫留朵夫提出什么违章要求，就表示他对任何人一视同仁，还装出一副怒气冲冲的样子。
“这里没有女病人，这里是儿科病房，”青年医生说。
“我知道，不过这里有个女人是从监狱里调来担任助理护士的。”
“对，这样的女人这儿有两个。您究竟有什么事？”
“其中有个叫玛丝洛娃的，我同她很熟，”聂赫留朵夫说，“我想见见她，我为她的案子要到彼得堡去上诉。我想把这东西交给她。里面只有一张照片，”聂赫留朵夫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说。
“行，这个可以，”医生态度缓和下来说，接着吩咐一个系白围裙的老太婆把助理护士玛丝洛娃叫来。“您要不要在这儿坐一下？到候诊室去也行。”
“谢谢您，”聂赫留朵夫说，趁医生态度好转，就向他打听玛丝洛娃在医院里工作得好不好。
“还不错，要是考虑到她过去的生活经历，应该说很不错了，”医生说。“喏，她来了。”
老太婆从一扇门里走出来，后面跟着玛丝洛娃。玛丝洛娃穿一件条纹连衣裙，外面系着白围裙，头上扎着一块三角巾，盖住头发。她一看见聂赫留朵夫，脸刷地红起来，迟疑不决地站住，然后皱起眉头，垂下眼睛，踏着走廊里的长地毯快步向他走来。她走到聂赫留朵夫跟前，本想不同他握手，但后来还是向他伸出手，她的脸涨得越发红了。自从上次他们谈话时她发了脾气又道了歉以后，聂赫留朵夫还没有见到过她。他料想她今天的心情同上次一样。但今天她完全不同，脸上出现了一种新的表情：拘谨，羞怯，而且聂赫留朵夫觉得她对他很反感。他对她说的话同刚才对医生说的话一样。他告诉她他将去彼得堡，并且把装着他从巴诺伏带来的照片的信封交给她。
“这是我在巴诺伏找到的，一张很旧的照片，说不定您会喜欢的。拿去吧”
她扬起黑眉毛，用她那双斜睨的眼睛惊奇地瞅了瞅，仿佛在问这给她做什么。然后默默地接过信封，把它插在围裙里。
“我在那里看到了您的姨妈，”聂赫留朵夫说。
“看到了？”她冷冷地说。
“您在这儿好吗？”聂赫留朵夫问。
“没什么，挺好，”她说。
“不太苦吧？”
“不，不算什么。可我还没有过惯。”
“我很替您高兴。总比那边好一些。”
“‘那边’指什么地方？”她问，顿时脸上泛起了红晕。
“那边就是牢里，”聂赫留朵夫赶快回答。
“好什么呀？”她问。
“我想这里的人好些。不象那边的人。”
“那边好人多得很，”她说。
“明肖夫母子的事我奔走过了，但愿他们能得到释放，”聂赫留朵夫说。
“但愿上帝保佑，那老太婆人真好，”她说，再次表示她对那个老太婆的看法，接着微微一笑。
“我今天要上彼得堡去。您的案子很快就会受理。我希望能撤销原判。”
“撤销也好，不撤销也好，如今对我都一样，”她说。
“为什么说：”如今都一样‘？“
“不为什么，”她说，用询问的眼光瞅了一下他的脸。
聂赫留朵夫把她这句话和这个眼光理解为她想知道，他是不是坚持他的决定，还是接受了她的拒绝而改变了主意。
“我不知道为什么对您都一样，”他说。“不过对我来说，您无罪释放也好，不释放也好，倒真的都一样。不管情况怎样，我都将照我说过的话去做，”他坚决地说。
她抬起头来。她那双斜睨的黑眼睛又象瞅着他的脸，又象瞅着别的地方。她整个脸上洋溢着快乐的神采。不过她嘴里所说的同她眼睛所说的截然不同。
“您何必说这种话呢”她说。
“我说这话是要让您明白我的心意。”
“这事您已经说够了，用不着再说了，”她好容易忍住笑说。
病房里不知怎的喧闹起来。传来孩子的哭声。
“他们好象在叫我，”她不安地回头望望说。
“好吧，那么再见了，”他说。
她假装没有看见他伸出手来，没有跟他握手就转过身，竭力掩饰她的得意神气，沿着走廊的长地毯快步走去。
“她身上起了什么变化？她在想些什么？她有什么感受？她是要考验我，还是真的不能原谅我？她是没法把她的思想和感受说出来，还是不愿说？她的心肠变软了，还是怀恨在心？”聂赫留朵夫问自己，却怎么也无法回答。他只知道一点，那就是她变了，她的心灵里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个变化不仅使他同她联结起来，而且使他同促成这变化的上帝联结起来。
这样的联结使他欢欣鼓舞，心里充满温暖。
玛丝洛娃回到放有八张童床的病房里，听从护士的吩咐开始铺床。她铺床单的时候腰弯得太低，脚底一滑，差点儿跌交。一个脖子上扎着绷带的男孩，正在休养，看见她差点儿跌交，笑起来。玛丝洛娃也忍不住，在床边上一坐，发出响亮而富有感染性的笑声，逗得几个孩子都哈哈大笑。护士生气地对她嚷道：“笑什么？你以为你还在原来那种地方吗快去拿饭来。”
玛丝洛娃不作声，拿起食具到护士吩咐她的地方去，但她同那个扎着绷带、被护士禁止笑的男孩相互看了一眼，又扑哧一声笑出来。这天白天，当房间里没有人时，玛丝洛娃几次从信封里取出照片，欣赏一下。晚上下班以后，她回到同另一个助理护士合住的房间里，才把照片从信封里取出来，含情脉脉地一动不动仔细察看着照片上的那几个人、他们的服装、阳台的台阶、灌木丛，以及灌木丛前面他的脸、她的脸和两位姑妈的脸，看了好半天。她看着这张发黄的褪色照片，怎么也看不够，特别是对她自己，对她那张额上鬈发飘飞的年轻美丽的脸看得出了神。她看得这样专心致志，连那个跟她同住的助理护士走进屋子，她都没有发觉。
“这是什么？是他给你的吗？”身体肥胖、心地善良的助理护士弯下腰来看照片，问道。“难道这是你吗？”
“不是我又是谁？”玛丝洛娃笑吟吟地瞧着同伴的脸说。
“那么这是谁？就是他？这是他母亲吗？”
“是姑妈。难道你认不出来？”玛丝洛娃问。
“怎么认得出来？一辈子也认不出来。整个模样都变了。
我看离现在都有十年了吧“
“不是几年，是隔了一辈子，”玛丝洛娃说。她的活泼样儿顿时消失。脸色变得阴郁，眉毛之间凹进去一条皱纹。
“怎么样，那边的生活一定很轻松吧。”
“哼，轻松，”玛丝洛娃闭上眼睛，摇摇头说。“比服苦役还要苦。”
“那怎么会？”
“就是这样。从晚上八点钟忙到早晨四点钟。天天这样。”
“那大家为什么不抛下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