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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尔斯基伯爵听聂赫留朵夫讲话就象以前听办公室主任报告什么事一样。他听完以后说，他要为聂赫留朵夫写两封信，其中一封是给上诉部枢密官沃尔夫的。
“人家对他有种种说法，但不论怎么说，他是个正派人，”
他说。“他还欠了我的情，准会尽力去办的。”
察尔斯基伯爵给他的另一封信，是写给上诉委员会里一个有势力的人物的。他对聂赫留朵夫所说的费多霞一案很感兴趣。聂赫留朵夫告诉他想就此事写个呈文给皇后，察尔斯基伯爵说这事确实很动人，有机会要向那边说说。但他不能说定。上诉还是照章办理的好。他想，要是有机会，要是礼拜四举行碰头会，他可能谈一谈这件事。
聂赫留朵夫拿到伯爵写的两封信和姨妈写给玛丽爱特的信，立刻就到那几个地方去。
他先去找玛丽爱特。他认识她的时候，她还是个并不富裕的贵族家庭的少女，后来知道她嫁给了一个官运亨通的人。关于这个人他听到一些不好的名声，主要是他对千百个政治犯残酷无情，特别擅长折磨人。聂赫留朵夫照例心头感到十分沉重。他想到为了帮助被压迫者不得不站在压迫者一边，因为他得去向他们求情，要他们对某几个人手下留情，稍稍减轻他们习以为常、因而不以为意的残酷手段。而他这样做就等于承认他们的行为是合法的。遇到这种情况，他总觉得内心很矛盾，自怨自艾，对求情的事拿不定主意，但最后还是决定去。他这样做，在玛丽爱特和她丈夫面前确实感到别扭、羞愧、不愉快，但关在单身牢房里那个受罪的不幸女人却能因此获得释放，她和她的亲人就不会再备受折磨。此外，他觉得向那批人求情往往言不由衷，因为他已不把他们看作是自己人，而他们却把他当作自己人。他处身在这个圈子里，觉得又落到惯常的旧轨道，不由自主地屈服于笼罩这个圈子的轻浮罪恶的气氛。他在察尔斯基姨妈家里就有这样的感觉。今天早晨他同她谈到一些很严肃的问题时，就用了戏谑的口吻。
总的说来，久别的彼得堡照例对他起了刺激肉体和麻痹精神的作用：一切都是那么清洁、舒适、方便，主要是人们在道德上无所追求，过日子就特别轻松。
干净漂亮、彬彬有礼的马车夫，载着他在干净漂亮、彬彬有礼的警察身旁经过，沿着洒过水的干净漂亮的街道，经过干净漂亮的房子，来到河滨玛丽爱特的房子前。
大门口停着一辆马车，套着两匹戴眼罩的英国马。一个模仿英国人气派的马车夫，下半截面颊上留着络腮胡子，穿着号衣，手拿马鞭，神气活现地坐在驭座上。
门房穿着一身非常干净的制服，打开通门廊的大门。门廊里站着一个跟班，号衣更加干净，上面镶着丝绦，络腮胡子梳理得更加整齐好看。还有一个值班的勤务兵，穿一身干净的崭新军服，身上带着刺刀。
“将军现在不会客。将军夫人也不会客。她现在要出门。”
聂赫留朵夫拿出察尔斯基伯爵夫人的信，取出他的名片，然后走到放着来宾留言簿的小桌旁，拿起笔来写道：“来访未晤，甚以为憾。”他刚写到这里，跟班走到楼梯口，门房走到大门外，喝道：“来车”勤务兵就挺直身子立正，两手贴住裤缝，两眼迎接从楼上下来的身材瘦小而步伐快得同她的身份不相称的太太。
玛丽爱特头戴一顶插有羽毛的大帽子，身穿黑色连衣裙，外披黑斗篷，手戴崭新的黑手套，脸上遮着面纱。
她一看见聂赫留朵夫，就撩起面纱，露出她那非常可爱的脸和一双亮晶晶的眼睛，疑问地对他瞅了一眼。
“啊，德米特里·伊凡内奇公爵”她用愉快动听的声音叫道。“我该认得……”
“怎么，您连我的称呼都还记得吗？”
“可不是，我跟我妹妹当年还爱上了您呢，”她用法语说。
“唉，您的模样可变多了。可惜我现在要出去。要不，我们回到楼上去吧，”她说着，迟疑不决地站住。
她瞧了瞧墙上的挂钟。
“不，不行。我要到卡敏斯卡雅家去参加丧事礼拜。她伤心透了。”
“卡敏斯卡雅是谁呀？”
“难道您没听说吗？……她的儿子在决斗中被人打死了。他跟波森决斗。他是独生子。真是可怕。他母亲伤心死了。”
“是的，我听说了。”
“不，我还是去一下好，您明天或者今天晚上来吧，”她说，迈开轻快的步子向大门口走去。
“我今天晚上不能来，”他跟她一起走到大门口，回答说。
“要知道，我有事找您，”他说，眼睛却瞧着那对向门口走来的棕黄马。
“什么事啊？”
“喏，这是我姨妈的信，信上讲的就是那件事，”聂赫留朵夫说，递给她上面印有很大花体姓氏字母的长信封。“您看了信就明白了。”
“我知道，察尔斯基伯爵夫人以为我在公事上可以左右丈夫。她错了。我无能为力，我也不愿过问他的事。不过，当然罗，为了伯爵夫人和您，我可以破一次例。那么，究竟是什么事？”她说，用那只戴黑手套的小手摸索她的口袋，却没有找着。
“有个姑娘被关在要塞里，可是她有病，吃了冤枉官司了。”
“她姓什么？”
“舒斯托娃。李迪雅·舒斯托娃。信上写了。”
“好吧，我去试试，”她说，轻盈地跳上挡泥板在阳光下闪闪发亮的皮座弹簧马车，打开阳伞。跟班在驭座上坐下来，示意车夫赶车。马车刚一移动，她就用阳伞碰碰车夫的脊背，那两匹漂亮的细皮英国种母马就被马勒拉住，仰起好看的头，站住，但不住地活动着它们的细腿。
“您务必要来，但不光是为了办您那些事，”她说着嫣然一笑，而且很懂得这一笑的力量。接着，仿佛演完戏放下幕布，她把面纱放下。“好，我们走吧，”她又用阳伞碰碰车夫。
聂赫留朵夫举起帽子。那两匹纯种棕黄色母马喷着鼻子，蹄子得得地敲响马路，飞奔而去，马车的新橡胶轮胎在道路坎坷的地方偶尔轻轻跳动一下。
十六
聂赫留朵夫想到他竟同玛丽爱特相对微笑，不禁摇摇头，对自己感到很不满意。
“还没来得及反省一番，就又跌进那种生活里去了，”他想，内心感到矛盾和疑虑。每逢他不得已去讨好他所不尊敬的人时，总有这样的感觉。聂赫留朵夫考虑了一下先到哪里，然后再到哪里，免得走冤枉路，就动身去枢密院。他被领到办公室，在那富丽堂皇的大房间里，他看见许多衣冠楚楚、彬彬有礼的文官。
那些文官告诉聂赫留朵夫，玛丝洛娃的上诉书已收到，并交给枢密官沃尔夫审查和呈报。聂赫留朵夫姨父的信正好就是写给他的。
“枢密院本星期要开庭审案，玛丝洛娃一案未必能在这次审理。但要是托一下人，本星期三开庭时也可能审理，”一个文官说。
聂赫留朵夫在枢密院办公室等他们查明案情，又听见他们在谈论那场决斗。他们详细谈到小卡敏斯基被人打死的经过。他在这里才知道这个轰动整个彼得堡的事件的详情。事情是这样的：几个军官在饭店里吃牡蛎，照例喝了许多酒。有个军官对卡敏斯基所属的那个军团说了几句难听的话，卡敏斯基当面斥责他造谣污蔑。那个军官就动手打卡敏斯基。第二天两人进行决斗，卡敏斯基腹部中了弹，两小时后就死了。凶手和两个副手都被捕，但据说关了两星期禁闭又都获得释放了。
聂赫留朵夫从枢密院办公室出来，乘车到上诉委员会去拜访权力很大的沃罗比约夫男爵。这位男爵住在一所豪华的官邸里。门房和听差都毫不客气地对聂赫留朵夫说，除了会客日之外见不到男爵，今天他在皇上那里，明天还要去禀报。
聂赫留朵夫把信留下，又坐上车，到枢密官沃尔夫家去。
沃尔夫刚吃过早饭，照例吸着雪茄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以帮助消化。他接见了聂赫留朵夫。沃尔夫的确为人十分正派。他把这个品德看得高于一切，并根据这个标准看待一切人。他不能不重视这种品德，因为全凭它，他才如愿以偿，获得高官厚禄，也就是说通过结婚而获得一笔财产，使他每年有一万八千卢布收入，又靠自己的勤奋而当上了枢密官。他认为自己不仅为人十分正派，而且象骑士一般廉洁奉公。他所谓廉洁奉公，就是不在暗中接受贿赂。至于他向公家报销各种出差费、车旅费、房租，并且象奴隶般忠实执行政府指令，他都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当年他在波兰王国①某省任省长，残酷迫害当地几百名无辜百姓，使他们因眷恋同胞和世代相传的宗教而破产、流放和坐牢。他这样做，非但不以为耻，反而认为是出于高尚、胆略和爱国而建立的功勋。他霸占热爱他的妻子的财产和他姨妹的财产，同样不以为耻。相反，他还认为这是为一家人生活而作的合理安排。
①按照一八一四——一八一五年维也纳会议决定，波兰一部分国土归并俄罗斯帝国。
沃尔夫的家庭包括他那没有个性的妻子，财产也被他侵占的姨妹——他卖掉她的田产，把钱存在自己名下——和那温柔胆怯、外貌不扬的女儿。这个女儿过着孤独痛苦的生活，为了排遣愁闷，近来信奉了福音教派，常常参加阿林和察尔斯基伯爵夫人家的聚会。
沃尔夫的儿子天性善良，十五岁就长了胡子，从此开始喝酒，放荡，到二十岁那年从家里被撵了出去，因为他没有念完过一个学校，而且交了坏朋友，欠下债务，败坏父亲的名声。做父亲的有一次替儿子偿还了二百三十卢布的债，另一次偿还了六百卢布的债，但同时向儿子声明这是最后一次，他要是不洗心革面，就要被撵出家门，并要同他断绝父子关系。儿子不仅没有悔改，而且又欠下一千卢布的债，甚至肆无忌惮地对父亲说，他在家里本来就觉得憋气。于是沃尔夫就向儿子宣布，他要到哪里去都请便，但他不再是他的儿子。从那时起，沃尔夫就装做自己没有儿子，家里谁也不敢向他提到儿子的事，而沃尔夫却自以为妥善安排了家庭生活。
沃尔夫在书房里站住，同聂赫留朵夫打了招呼，情不自禁地露出亲切而又带几分嘲弄的微笑。这种笑容表示他自觉比大多数人高尚正直。然后他读了聂赫留朵夫带来的信。
“您请坐对不起，我不能陪您坐，我要走走，”他双手插在上衣口袋里说，同时在这个格调庄重的大书房里沿着对角线轻快地来回踱步。“同您认识我很高兴，当然我也愿意为察尔斯基伯爵效劳，”他说，吐出一口芳香的淡蓝色烟雾，小心翼翼地从嘴里取下雪茄，免得烟灰落下来。
“我只要求早一点审理这个案子，因为如果被告非去西伯利亚不可，那还是早一点去好，”聂赫留朵夫说。
“对，对，那就可以从下城搭第一批轮船动身，我知道，”沃尔夫露出宽容的微笑说，不论什么事只要人家一开口，他总是立刻就懂得人家的意思。“被告姓什么？”
“玛丝洛娃……”
沃尔夫走到写字台旁，看了看公文夹上的一张纸。
“哦，哦，玛丝洛娃。好的，我去跟同事们商量一下。我们札拜三就办这个案子。”
“我能打电报先通知律师吗？”
“您还请了律师？那又何必？不过，也随您的便。”
“上诉理由也许不够充足，”聂赫留朵夫说，“不过我想从案卷上也可以看出，这个判决是由于误会。”
“是的，是的，这也可能，但枢密院不可能审查案件的是非曲直，”沃尔夫眼睛瞧着烟灰，严厉地说。“枢密院只审查引用法律和解释法律是否正确。”
“我觉得，这个案子是特殊的。”
“我知道，我知道。个个案子都是特殊的。我们将照章办事。就是这样。”烟灰还留在雪茄上，但已有裂缝，有掉下来的危险。“那么，您难得到彼得堡来，是吗？”沃尔夫说，把雪茄竖起来，免得烟灰落下。但烟灰还是摇摇欲坠，沃尔夫小心翼翼地把它拿到烟灰碟旁，烟灰果然落下了。“卡敏斯基的事真是太惨了”他说。“一个很好的青年。又是独生子。做母亲的可不好受哇，”他说，几乎是逐字逐句重复着彼得堡流行着的有关卡敏斯基的话。
沃尔夫还谈到察尔斯基伯爵夫人，谈到她对新的教义信得入迷。他对这种新教义既不责难，也不袒护，不过从他高尚正直的观点来看，这种东西显然是多余的。然后他拉了拉铃。
聂赫留朵夫起身告辞。
“您要是方便，就来吃饭，”沃尔夫一面说，一面伸出手去，“礼拜三来最好。到那时我可以给您一个确切的答复。”
天色晚了，聂赫留朵夫就乘车回家，也就是回到姨妈家里。
十七
察尔斯基伯爵家七点半钟开饭。吃饭用的是一种聂赫留朵夫从未见过的新办法。菜都先摆在桌上，摆好后仆人退出餐厅，吃饭的人就自己动手取菜。男人们摆出男子汉气概，不让太太们过分劳累，毅然承担起给太太们和自己分菜斟酒的重任。吃完一道菜，伯爵夫人就按一按桌上的电铃，仆人就又悄没声儿地走进来，迅速地把用过的菜碟收走，再端来下一道菜。菜肴很讲究，酒也很高级。在灯火通明的大厨房里，法籍厨师正带着两个穿白衣服的下手做菜。吃饭的有六个人：伯爵和伯爵夫人，他们的儿子——一个脸色忧郁、双臂搁在桌上的近卫军军官，聂赫留朵夫，法籍女朗诵员和从乡下来的伯爵家的总管。
餐桌上也谈到那场决斗。大家说起皇上对这事的态度。大家知道，皇上很怜悯死者的母亲，大家也都很为她难过。不过大家又知道，皇上虽然很同情母亲，但又不愿严办身为军人的凶手，因此大家对身为军人的凶手也就宽大为怀。只有察尔斯基伯爵夫人敢想敢说，无所顾忌，对凶手作了谴责。
“他们这样喝酒胡闹，会把一个个好端端的青年都打死的，我说什么也不能原谅他们，”她说。
“你这话我可不明白了，”伯爵说。
“我知道，我说的话你总是不明白的，”伯爵夫人转身对聂赫留朵夫说。“人人都明白，就是我的丈夫不明白。我说我很为做母亲的难过，我不愿看到一个人杀了人还扬扬得意。”
到这时一直保持沉默的儿子开始为凶手辩护，反对母亲的意见，粗声粗气地向她证明，他身为军官非这样做不可，要不然同事们将批评他，把他驱逐出团。聂赫留朵夫听着，没有插嘴。他当过军官，对小察尔斯基的理由虽不加认可，但是能够理解。他还情不自禁地拿杀人的军官，同监狱里那个因殴斗误伤人命而被判苦役的漂亮青年农民进行比较。两人都是因喝醉酒而打死人。那个农民在火头上打死人，就此抛下妻儿，离开亲友，戴上脚镣，剃了阴阳头，去服苦役；而那个军官却坐在漂亮的禁闭室里，吃着上等伙食，喝着上等美酒，看看书，而且早晚一定会获得释放，又可以象原来那样过活，甚至更受人注意。
他把心里的想法都说了出来。察尔斯基伯爵夫人开头同意外甥的话，后来却不作声。其他的人也是这样。聂赫留朵夫才发觉他讲这些话是失礼的。
晚上，吃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