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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刚从皮包里取出教派信徒的状子，想重新读一遍，不料察尔斯基伯爵夫人的听差来敲门，请他上楼喝茶。
聂赫留朵夫说他马上就去。他把状子放回皮包里，就到姨妈那儿去。上楼的时候，他无意中从窗子里往街上望了一下，看见玛丽爱特那对枣红马，不禁高兴起来，忍不住想笑。
玛丽爱特头上戴着帽子，但身上穿的已不是黑色连衣裙，而是一件花哨的浅色连衣裙。她手里拿着一杯茶，坐在伯爵夫人圈椅旁，嘴里尖声尖气地说着什么，那双笑盈盈的美丽眼睛闪闪发亮。聂赫留朵夫进来的时候，玛丽爱特刚说了一句可笑的话，一句不成体统的笑话——聂赫留朵夫从笑声中听得出来，——逗得心地善良、嘴上有毛的察尔斯基伯爵夫人呵呵大笑，她那肥胖的身子都哆嗦起来。玛丽爱特露出特别调皮的神气，微微撇着含笑的嘴，扭过她那张精神饱满、容光焕发的脸，默默地瞧着同她谈话的女主人。
聂赫留朵夫从他所听到的几个字中听出，她们在谈当时彼得堡的第二号新闻，也就是关于西伯利亚新省长的轶事。玛丽爱特就是在这件事上讲了一句非常好笑的话，逗得伯爵夫人好久都止不住笑。
“你要把我笑死了，”她笑得咳嗽起来，说。
聂赫留朵夫打过招呼，在她们旁边坐下。他刚要批评玛丽爱特举止轻浮，玛丽爱特已发现他板着脸，有点不高兴。她立刻改变脸色，甚至整个情绪，来讨他的欢心。自从她见到他以后，总是竭力这样做。此刻她忽然变得严肃起来，对自己的生活感到不满，仿佛在寻找什么，追求什么。她这倒不是装出来的，而是确实产生了和聂赫留朵夫同样的心情，虽然她说不出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她问他的事办得怎么样。他就讲了上诉枢密院失败的经过，还讲到他遇见了谢列宁。
“啊一颗多么纯洁的灵魂真是一个见义勇为的骑士。一颗纯洁的灵魂，”两位太太用了上流社会对谢列宁的惯用外号。
“他的妻子是个怎样的人？”聂赫留朵夫问。
“她吗？哦，我不想说她的坏话。但她不了解他。怎么，难道他也主张驳回上诉吗？”玛丽爱特怀着由衷的同情问。
“这太糟了，我真可怜她”她叹息着又说了一句。
聂赫留朵夫皱起眉头，想改变话题，就谈起那个关在要塞里、经她说情才放出来的舒斯托娃。他向玛丽爱特道谢，感谢她在丈夫面前说了情。接着他想说，这个女人和她的一家只因没有人想到他们而受苦，这件事想起来都可怕，但她不让他把话说完，立刻表示了她的愤慨。
“您不用对我说这话，”她说。“我丈夫一告诉我她可以放出来，我就大吃一惊。既然她没有罪，为什么要把她关起来呢？”她正好说出了聂赫留朵夫想说的话。“真是岂有此理，岂有此理”
察尔斯基伯爵夫人看到玛丽爱特在同外甥调情，觉得很好玩。
“你听我说，”伯爵夫人等他们沉默下来，说，“你明天晚上到阿林家去，基泽维特要在她那儿讲道。你也去吧，”她转身对玛丽爱特说。
“他注意到你了，”她对外甥说。“我把你说的话全告诉他，他说那是好兆头，你一定会走到基督身边的。你一定要去。玛丽爱特，你叫他务必要去。你自己也去。”
“我呀，伯爵夫人，第一，没有任何权利指挥公爵的行动，”玛丽爱特盯着聂赫留朵夫说，并且用这种目光表示，在对待伯爵夫人的话上，在对待福音派的态度上，他们之间已经有了完全的默契，“第二，您知道，我不太喜欢……”
“不论什么事你总是顶牛，自作主张。”
“我怎么自作主张？我象一个乡下女人那样信教，”她笑嘻嘻地说。“第三，”她继续说，“我明天要去看法国戏……”
“啊那你看到过那个……哦，她叫什么名字？”察尔斯基伯爵夫人说。
玛丽爱特说了那个著名法国女演员的名字。
“你一定要去看一看，她演得太好了。”
“那我应该先去看谁呢，我的姨妈，先看女演员，还是先看传教士？”
“请你别找我的碴儿。”
“我想还是先看传教士，再看法国女演员的好，要不然就根本没有兴致去听讲道了，”聂赫留朵夫说。
“不，最好还是先看法国戏，然后再去忏悔，”玛丽爱特说。
“哼，你们别拿我取笑了。讲道是讲道，做戏是做戏。要拯救自己的灵魂，可不用把脸拉得两尺长，哭个没完。人只要有信仰，心里就快活了。”
“您哪，我的姨妈，传起教来可不比随便哪个传教士差呢。”
“我看这样吧，”玛丽爱特笑了笑说，“您明天到我的包厢里来吧。”
“我怕我去不了……”
一个听差进来通报有客来访，把他们的谈话打断了。那是伯爵夫人主持的慈善团体的秘书。
“哦，那是个很乏味的人。我还是到那边去接待他吧。我回头就来。您给他倒点茶，玛丽爱特，”伯爵夫人说，轻快地向客厅走去。
玛丽爱特脱下手套，露出一只强壮扁平、无名指上戴着戒指的手。
“要茶吗？”她说，拿起酒精灯上的银茶壶，古怪地翘起小手指。
她的脸色显得严肃而忧郁。
“我很尊重人家的意见，可他们总是把我和我所处的地位混为一谈，弄得我心里很不好受。”
玛丽爱特说最后几个字时，仿佛要哭出来。她这些话，只要仔细想一想，并没有什么意思，或者说并没有什么特殊意思，但聂赫留朵夫却觉得这些话异常深刻、诚恳和善良。这是因为这位年轻美丽、衣着讲究的女人说这话时，她那双水汪汪的眼睛完全把聂赫留朵夫迷住了。
聂赫留朵夫默默地瞧着她，眼睛离不开她的脸。
“您以为我不了解您，不了解您心里的种种想法。其实您做的事谁都知道。这是公开的秘密。我赞赏您的行为，对您表示钦佩。”
“说实话，没什么值得赞赏的，我做得还很少。”
“这没关系。我了解您的心情，也了解她……嗯，好吧，好吧，这事不谈了，”玛丽爱特察觉他脸上不高兴的神色，把话收住。“不过我还了解，您亲眼目睹监狱里的种种苦难，种种可怕的景象，”玛丽爱特说，一心想把他迷住，并且凭她女性的敏感猜出他重视的是什么，“您想帮助那些苦难的人，他们由于人家的冷酷和残忍吃尽了苦，真是吃尽了苦……我了解有人可以为此献出生命，我自己也真愿意这样做。但各人有各人的命……”
“难道您对您的命不满意吗？”
“我吗？”玛丽爱特问，仿佛弄不懂人家怎么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来。“我应该满意，事实上也是满意的。不过我心里有一条虫子在觉醒……”
“是不应该再让它睡觉了，应该相信它的呼声，”聂赫留朵夫说，把她的花言巧语当作真心话。
事后聂赫留朵夫多次想到同她的谈话，感到很羞愧。他想到她那些与其说是虚伪的不如说是有意迎合他的话，还有当他讲到监狱里的种种惨状和乡村的印象时，她那副悲天悯人的脸相。
等伯爵夫人回来，他们已谈得十分投机，仿佛老朋友一般。不仅是老朋友，简直是极其知心的朋友。而且在一群不了解他们的人当中，唯独他们俩能相互了解。
他们谈到当权者的不公正，谈到不幸的人们的苦难，谈到人民的贫困，但在谈话时眉来眼去，仿佛在问：“你能爱我吗？”对方就回答说：“我能。”异性的魅力通过想象不到的迷人方式把他们相互吸引住了。
临走时，玛丽爱特对他说，她永远愿意为他效劳，并要求他明天务必到戏院去找她，哪怕只去一分钟也好，因为她还有一件要紧事要同他谈。
“那么，什么时候我再能见到您呢？”她叹了一口气，又说。接着小心翼翼地把手套套在戴满戒指的手上。“您说您一定来。”
聂赫留朵夫答应了。
那天晚上，聂赫留朵夫独自待在房间里。他在床上躺下，灭了蜡烛，可是好久睡不着。他想起玛丝洛娃，想起枢密院的裁决，想起他决心跟她一起走，想起他放弃了土地所有权。突然，仿佛同这些念头作对似的，他的眼前出现了玛丽爱特的脸、她的叹息、她说“什么时候我再能见到您呢”这句话时的眼神以及她的笑容。这些形象是那么清楚，就象他真的看到了她。他不禁笑了。“我要到西伯利亚去，这样好不好呢？
我要放弃财产，这样又好不好呢？“他问着自己。
在这个明亮的彼得堡之夜，月光从窗帘的隙缝里漏进来，但他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却是游移不定的。他的头脑里一片混乱。他想唤起原来的心情，继续思索原来那些事情，可是他已无法说服自己了。
“万一这一切都只是我的胡思乱想，我无法那样生活，我对我的行为感到后悔，那怎么办？”他问自己，却无法回答，心里产生一种好久没有过的烦恼和绝望。他理不清这些问题，却渐渐进入痛苦的梦乡，就象以前赌输了一大笔钱后那样。
二十五
聂赫留朵夫早晨醒来的第一个感觉，就是昨天他做了一件卑劣的事。
他开始回想：卑劣的事没有做过，坏的行为也没有，但有过一些想法，一些坏的想法，那就是他现在的种种打算，例如同卡秋莎结婚，把土地交给农民等，都是不能实现的，都无法坚持，都脱离实际，都不自然，他应该象过去那样生活才是。
坏行为确实没有，但有比坏行为坏得多的东西。那就是引起种种坏行为的思想。坏行为可以不再重犯，并为此感到后悔，但坏思想却经常产生坏行为。
一种坏行为只能为其他坏行为开路；而坏思想却会拖着人顺着那条路一直往下滑。
早晨聂赫留朵夫在头脑里重温昨天的思想，不由得感到惊奇，他怎么会有那些想法，哪怕只有一刹那。不论他打算做的事是多么新奇，多么困难，他知道，这样行动是他现在唯一的出路。他知道，恢复原来的生活是多么轻而易举，但那是死路一条。他现在觉得，昨天的诱惑好比一个睡过头的人，他已经不想再睡，却还要赖在床上，迷糊一会儿，虽然明明知道，他该起床去做那些等着他去做的重要而快乐的事。
今天是他在彼得堡逗留的最后一天。他一早就到瓦西里耶夫岛去看望舒斯托娃。
舒斯托娃住在二楼。聂赫留朵夫按照扫院子人的指点，找到后门，顺着陡直的楼梯上去，一脚踏进闷热的食物味道很浓的厨房。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戴着眼镜，系着围裙，卷起袖子，站在炉子旁边，在一口热气腾腾的锅里搅拌什么东西。
“您找谁？”她从眼镜架上边瞅着来客，厉声问。
不等聂赫留朵夫报名，那女人脸上就现出惊喜交集的神色。
“哦，公爵”那女人用围裙擦擦手，惊叫起来。“您怎么走后楼梯呀？您是我们的恩人我就是她的母亲。本来他们会把我们的姑娘完全给毁掉的。您是我们的救星啊”她说着抓住聂赫留朵夫的手，拚命吻着。“我昨天到您那儿去过。是我妹妹特意要我去的。她就在这里。您跟我来，这边走，这边走，”舒斯托娃的母亲说着，领聂赫留朵夫穿过一道狭门和一条黑暗的小过道，一路上放下掖起的衣襟，理理头发。“我妹妹叫柯尔尼洛娃，您大概听人说起过吧，”她在门口站住，轻声加了一句。“她被牵连到政治事件里去了。她是个非常聪明的女人。”
舒斯托娃的母亲打开一扇走廊门，把聂赫留朵夫领到一个小房间里。房间里放着一张桌子，桌子后面的长沙发上坐着一个身体丰满、个儿不高的姑娘，身穿一件条纹布上衣，一头淡黄的鬈发围着一张苍白的圆脸，相貌很象她的母亲。她对面的单人沙发上坐着一个男青年，腰弯得很低，穿一件领子绣花的俄国式衬衫，嘴唇上和下巴上都留着黑色的胡子。他们两人谈得津津有味，直到聂赫留朵夫进门，才回过头来。
“丽达，聂赫留朵夫公爵来了，他就是……”
脸色苍白的姑娘紧张地跳起来，把一绺从耳朵后面披下来的头发撩回去，睁着她那双灰色的大眼睛瞪前来客。
“那么，你就是薇拉托我营救的那个危险女人吗？”聂赫留朵夫说，笑眯眯地向她伸出手来。
“是的，我就是，”丽达说，露出一排好看的牙齿，象孩子般善良地笑了一笑。“我姨妈很想见见您呢。姨妈”她用婉转悦耳的声音对着门叫了一声。
“薇拉因为您被捕心里很难过，”聂赫留朵夫说。
“请坐，或者这儿坐舒服些，”丽达指着青年刚才坐过的那把破沙发说。“这是我的表哥扎哈罗夫，”她发觉聂赫留朵夫打量那青年的目光，说。
那青年也象丽达一样和善地微笑着，同客人握手问好。等聂赫留朵夫在位子上坐下，他就搬过窗口一把椅子，坐在旁边。从另一扇门里又进来一个浅黄头发的中学生，大约十六岁的样子，一声不响地坐到窗台上。
“薇拉是我姨妈的好朋友，可我简直不认识她，”丽达说。
这时从隔壁房间里进来一个女人，生有一张讨人喜欢的聪明的脸，身穿白色短上衣，腰里束一条皮带。
“您好，您特地跑到这儿来，真是太感谢了，”她在长沙发上挨着丽达坐下，说。“哦，我们的薇拉怎么样？您见到她了？她过得怎么样？”
“她不抱怨，”聂赫留朵夫说，“她说她的自我感觉好得不能再好了。”
“唉，我的薇拉，我了解她，”姨妈笑着摇摇头说。“应该了解她。她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一心一意为别人，从来不替自己着想。”
“是的，她自己什么要求也没有，她只为您的外甥女操心。
她说，她难过的主要是您的外甥女无缘无故被捕了。“
“确实是这样，”姨妈说，“这事真糟糕说实在的，她是在为我受罪。”
“根本不是的，姨妈”丽达说。“即使您没有托我，我也会保管那些文件的。”
“这事我可知道得比你更清楚，”姨妈说。“不瞒您说，”她又转身对聂赫留朵夫说，“这是因为有人托我暂时保管一些文件，我自己没有房子，就把那些文件送到她那儿。不料当天晚上就来搜查，那些文件和她都被带走了。她一直关到现在，他们逼她说出这些文件是从谁手里拿来的。”
“我始终没有讲出来，”丽达慌忙说，神经质地撩一下头发，虽然那绺头发并不碍她的事。
“我又没有说你讲出来，”姨妈反驳说。
“他们逮捕了米丁，那也不是我把他供出来的，”丽达说，脸涨得通红，心神不宁地向四下里打量着。
“这事你不用提了，丽达，”做母亲的说。
“为什么不用提，我偏要讲，”丽达说，已经收起笑容，但脸色还是通红，她不再撩头发，却把一绺头发缠在手指上，不住地往四下里张望。
“昨天你一提到这事，不是出了岔子吗？”
“根本没有……您不要管，姨妈。我什么也没有说，一直没吭声。他两次审我，问到姨妈，问到米丁，我什么也没有说。我还对他声明，我什么话也不回答。于是那个……彼得罗夫……”
“彼得罗夫是个暗探，是个宪兵，是个大混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