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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赫伯特·斯宾塞（1820—1903）——英国社会学家，不可知论者，唯心主义哲学家。
②原文是英语。
③亨利·乔治（1839—1897）——美国经济学家和社会活动家。
就因为这个缘故，总管的信使他不高兴。
四
聂赫留朵夫喝完咖啡，到书房查看法院通知，应该几点钟出庭，再给公爵小姐写回信。去书房就得经过画室。画室里放着一个画架，架上反放着一幅开了头的画稿，墙上挂着几张习作。看到这幅他花了两年功夫画的画稿，看到那些习作和整个画室，他又一次深切地感到，他的绘画水平已无法再提高了。这种心情是他近来常有的。他认为这是由于审美观过分高雅的缘故，但不管怎样，总是不愉快的。
七年前，他断定自己有绘画天才，就辞去军职。他把艺术创作看得高于一切，瞧不起其他活动。现在事实证明他无权妄自尊大。因此一想到这事就不愉快。他心情沉重地瞧瞧画室里豪华的设备，闷闷不乐地走进书房。书房又高又大，里面有各种装饰、用品和舒适的家具。
聂赫留朵夫立刻在大写字台标明“急事”的抽屉里找到那份通知，知道必须在十一时出庭。接着他坐下来给公爵小姐写信，感谢她的邀请，并表示将尽量赶去吃饭。但他写完后就把信撕掉，觉得口气太亲热。他重新写了一封，却又觉得太冷淡，人家看了会生气。他又把信撕掉，然后按了按电铃。一个脸色阴沉的老仆人，留着络腮胡子，嘴唇和下巴刮得光光的，腰系灰细布围裙，走了进来。
“请您派人去雇一辆马车来。”
“是，老爷。”
“再对柯察金家来的人说一声，谢谢他们东家，我会尽量赶到的。”
“是。”
“这样有点失礼，可是我写不成。反正今天我要同她见面的，”聂赫留朵夫心里想着，离开书房去换衣服。
他换好衣服，走到大门口，那个熟识的车夫驾着橡胶轮马车已在那里等着他了。
“昨天您刚离开柯察金家，我就到了，”车夫把他那套在白衬衫领子里的黧黑强壮的脖子半扭过来，说，“看门的说，您老爷才走。”
“连马车夫都知道我同柯察金家的关系，”聂赫留朵夫想，又考虑起近来经常盘据在他头脑里的问题：该不该同柯察金小姐结婚。这个问题也象当前他遇到的许多问题一样，怎么也无法解决。
聂赫留朵夫想结婚的原因是，第一，除了获得家庭的温暖外，还可以避免不正常的两性关系，过合乎道德的生活；第二，也是主要的原因，他希望家庭和孩子能充实他目前这种空虚的生活。他想结婚无非就是这些原因。不想结婚的原因是，第一，唯恐丧失自由，凡是年纪不轻的单身汉都有这样的顾虑；第二，对女人这种神秘的生物抱着一种莫名的恐惧。
他愿意同米西（柯察金小姐的本名是马利亚，如同他们这种圈子里所有的家庭一样，她有一个别名）结婚还有一些特殊原因，那就是，第一，她出身名门，衣着、谈吐、步态、笑容，处处与众不同，她给人的印象不是别的，而是“教养有素”——他再也想不出更适当的形容词，并且很重视这种品质；第二，她认为他是个出类拔萃的人物，因此他认为只有她才了解他。对他的这种了解，也就是对他崇高品格的肯定，聂赫留朵夫认为这足以证明她聪明颖悟，独具慧眼。不想同米西结婚的特殊原因是，第一，他很可能找到比米西好得多因而同他更相配的姑娘；第二，她今年已二十七岁，因此以前一定谈过恋爱。这个想法使聂赫留朵夫感到很不是滋味。他的自尊心使他无法忍受这种情况，哪怕这已是往事。当然她以前不可能知道她日后会遇见他，但是一想到她可能爱过别人，他还是感到屈辱。
这样，想结婚和不想结婚，都有理由，二者势均力敌，不相上下，因此聂赫留朵夫嘲笑自己是布里丹的驴子①。他始终拿不定主意，不知道该选哪一捆干草好。
①法国十四世纪哲学家布里丹写有一个寓言，说一匹驴子看到两捆干草，外形和质量完全一样，它犹豫不决，不知道选哪一捆好，结果饿死。
“反正还没有收到玛丽雅（首席贵族的妻子）的回信，那事还没有完全结束，我还不能采取任何行动，”他自言自语。
想到他可以而且不得不推迟作出决定，他感到高兴。
“不过，这些事以后再考虑吧，”当他的轻便马车悄悄地来到法院门口的柏油马路上时，他这样想。
“现在我得照例忠实履行我的社会职责，我应该这样做。再说，这种事多半都挺有意思，”他心里想着，从看门人旁边走过，进入法院的门廊。
五
聂赫留朵夫走进法院的时候，走廊里已很热闹了。
法警手拿公文，跑来跑去，执行任务，有的快步，有的小跑，两脚不离地面，鞋底擦着地板，沙沙发响，都累得上气不接下气。民事执行吏、律师和司法官来来往往，川流不息，原告和没有在押的被告垂头丧气地在墙边踱步，有的坐在那儿等待。
“区法庭在哪里？”聂赫留朵夫问一个法警。
“您要哪一个法庭？有民事法庭，有高等法庭。”
“我是陪审员。”
“那是刑事法庭。您该早说。从这儿向右走，然后往左拐，第二个门就是。”
聂赫留朵夫照他的话走去。
法警说的那个门口站着两个人：一个是体格魁伟的商人，模样和善，显然刚喝过酒，吃过点心，情绪极好；另一个是犹太籍店员。聂赫留朵夫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这里是不是陪审员议事室时，他们正在谈论毛皮的价格。
“就是这儿，先生，就是这儿。您跟我们一样也是陪审员吧？”模样和善的商人快乐地挤挤眼问。“那好，我们一起来干吧，”他听到聂赫留朵夫肯定的回答，继续说，“我是二等商人①巴克拉肖夫，”他伸出一只又软又宽又厚的手说，“得辛苦一番了。请教贵姓？”
①帝俄商人同业公会中，商人按资本多少分三等，小商人无权参加。
聂赫留朵夫报了姓名，走进陪审员议事室。
在不大的陪审员议事室里，有十来个不同行业的人。大家都刚刚到，有的坐着，有的走来走去，互相打量着，作着介绍。有一个退役军人身穿军服，其余的人都穿着礼服或便服，只有一个穿着农民的紧身长袍。
尽管有不少人是放下本职工作来参加陪审的，嘴里还抱怨这事麻烦，但个个都得意扬扬，自认为是在做一项重大的社会工作。
陪审员有的已相互认识，有的还在揣测对方的身分，但都在交谈，谈天气，谈早来的春天，谈当前要审理的案子。那些还不认识聂赫留朵夫的人，赶紧来同他认识，显然认为这是一种特殊的荣誉。聂赫留朵夫却象平素同陌生人应酬一样，觉得这种情况是很自然的。要是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自认为高人一等，他可答不上来，因为他这辈子并没有什么出众的地方。他讲得一口流利的英语、法语和德语，身上的衬衫、衣服、领带、袖扣都是头等货，但这些都不能成为他地位优越的理由。这一层他自己也明白。然而他无疑还是以此自豪，把人家对他的尊敬看作天经地义。要是人家不尊敬他，他就会生气。在陪审员议事室里，恰恰有人不尊敬他，使他很不高兴。原来在陪审员中有一个聂赫留朵夫认识的人，叫彼得·盖拉西莫维奇（聂赫留朵夫不知道他姓什么，很瞧不起他，因此从来没有和他谈过话），在他姐姐家做过家庭教师，大学毕业后当了中学教师。聂赫留朵夫对他的不拘礼节，对他那种旁若无人的纵声大笑，总之对他那种象聂赫留朵夫姐姐所说的“粗鲁无礼”，一向很反感。
“嘿，连您也掉进来了，”彼得·盖拉西莫维奇迎着聂赫留朵夫哈哈大笑。“您也逃不掉吗？”
“我根本就不想逃，”聂赫留朵夫严厉而冷淡地回答。
“嗯，这可是一种公民的献身精神哪不过，您等着吧，他们会搞得您吃不上饭，睡不成觉的。到那时您就会换一种调子了”彼得·盖拉西莫维奇笑得更响亮，说。
“这个大司祭的儿子马上就要同我称兄道弟了，”聂赫留朵夫想，脸上现出极其不快的神色，仿佛刚刚接到亲人全部死光的噩耗。聂赫留朵夫撇下他，往人群走去。那里人们围着一个脸刮得光光的相貌堂堂的高个子，听他眉飞色舞地说话。这位先生讲着此刻正在民事法庭审理的一个案子，似乎很熟悉案情，叫得出法官和著名律师的名字和父名。他讲到那位著名律师神通广大，怎样使那个案子急转直下，叫那个道理全在她一边的老太太不得不拿出一大笔钱付给对方。
“真是一位天才律师”他说。
大家听着都肃然起敬，有些人想插嘴发表一些观感，可是都被他打断，仿佛只有他一人知道全部底细。
聂赫留朵夫虽然迟到，但还得等待好久。有一名法官直到此刻还没有来，把审讯工作耽搁了。
六
庭长一早就来到法庭。他体格魁伟，留着一大把花白的络腮胡子。他是个有妻室的人，可是生活十分放荡，他的妻子也是这样。他们互不干涉。今天早晨他收到瑞士籍家庭女教师——去年夏天她住在他们家里，最近从南方来到彼得堡——来信，说她下午三时至六时在城里的“意大利旅馆”等他。因此他希望今天早点开庭，早点结束，好赶在六点钟以前去看望那个红头发的克拉拉。去年夏天在别墅里他跟她可有过一段风流韵事啊。
他走进办公室，扣上房门，从文件柜的最下层拿出一副哑铃，向上，向前，向两边和向下各举了二十下，然后又把哑铃举过头顶，身子毫不费力地蹲下来三次。
“要锻炼身体，再没有比洗淋浴和做体操更好的办法了，”他边想边用无名指上戴着金戒指的左手摸摸右臂上隆起的一大块肌肉。他还要练一套击剑动作（他在长时间审理案子以前总要做这两种运动），这时房门动了一下。有人想推门进来。
庭长慌忙把哑铃放回原处，开了门。
“对不起，”他说。
一个身材不高的法官，戴一副金丝边眼镜，耸起肩膀，脸色阴沉，走了进来。
“玛特维又没有来，”那个法官不高兴地说。
“还没有来，”庭长一边穿制服，一边回答。“他总是迟到。”
“真弄不懂，他怎么不害臊，”法官说，怒气冲冲地坐下来，掏出一支香烟。
这个法官是个古板君子，今天早晨同妻子吵过嘴，因为妻子不到时候就把这个月的生活费用光了。妻子要求他预支给她一些钱，他说决不通融。结果就闹了起来。妻子说，既然这样，那就不开伙，他别想在家里吃到饭。他听了这话转身就走，唯恐妻子真的照她威胁的那样办，因为她这人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嘿，规规矩矩过日子就落得如此下场，”他心里想，眼睛瞧着那容光焕发、和蔼可亲的庭长，庭长正宽宽地叉开两臂，用细嫩的白手理着绣花领子两边又长又密的花白络腮胡子，“他总是扬扬得意，可我却在活受罪。”
书记官走进来，拿来一份卷宗。
“多谢，”庭长说着，点上一支烟。“先审哪个案？”
“我看就审毒死人命案吧，”书记官若无其事地说。
“好，毒死人命案就毒死人命案吧，”庭长说。他估计这个案四时以前可以结束，然后他就可以走，“玛特维还没有来吗？”
“还没有来。”
“那么勃列威来了吗？”
“他来了，”书记官回答。
“您要是看见他，就告诉他，我们先审毒死人命案。”
勃列威是在这个案子中负责提出公诉的副检察官。
书记官来到走廊里，遇见勃列威。勃列威耸起肩膀，敞开制服，腋下夹一个公文包，沿着走廊象跑步一般匆匆走来，鞋后跟踩得咯咯发响，那只空手拚命前后摆动。
“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要我问一下，您准备好了没有，”
书记官说。
“当然，我随时都可以出庭，”副检察官说。“先审哪个案？”
“毒死人命案。”
“太好了，”副检察官嘴里这样说，其实他一点也不觉得好，因为他通宵没有睡觉。他们给一个同事饯行，喝了许多酒，打牌一直打到半夜两点钟，又到正好是玛丝洛娃六个月前待过的那家妓院去玩女人，因此他没有来得及阅读毒死人命案的案卷，此刻想草草翻阅一遍。书记官明明知道他没有看过这案的案卷，却有意刁难，要庭长先审这个案。就思想来说，书记官是个自由派，甚至是个激进派。勃列威却思想保守，而且也象一切在俄国做官的德国人那样，特别笃信东正教。书记官不喜欢他，但又很羡慕他这个位置。
“那么，阉割派①教徒一案怎么样了？”书记官问。
①基督教的一个教派，认为生育是罪恶，因而阉割自己。
“我说过我不能审理这个案子，”副检察官说，“因为缺乏证人，我也将这样向法庭声明。”
“那有什么关系……”
“我不能审理，”副检察官说完，又这样摆动手臂，跑到自己的办公室去了。
他借口一个证人没有传到而推迟审理阉割派教徒的案子，其实这个证人对本案无足轻重，他之所以推迟审理只是担心由受过教育的陪审员组成的法庭来审理，被告很可能被宣告无罪释放。但只要同庭长商量妥当，这个案子就可以转到县法庭去审理，那里陪审员中农民较多，判罪的机会也就大得多。
走廊里熙熙攘攘，越来越热闹。人群多半聚集在民事法庭附近，那里正在审理那个喜欢打听案情的相貌堂堂的先生向陪审员们讲述的案子。在审讯休息时，民事法庭里走出一位老太太，就是她被那个天才律师硬敲出一大笔钱给一个生意人，而那个生意人本来是根本无权得到这笔钱的。这一点法官们都很清楚，原告和他的律师当然更清楚；可是律师想出来的办法太狠毒了，逼得那老太太非拿出这笔钱来不可。老太太身体肥胖，衣着讲究，帽子上插着几朵很大的鲜花。她从门里出来，摊开两条又短又粗的胳膊，嘴里不断地对她的律师说：“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请您帮个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律师望着她帽子上的鲜花，自己想着心事，根本没有听她。
那位名律师跟在老太太后面，敏捷地从民事法庭走出来。他敞开背心，露出浆得笔挺的雪白硬胸，脸上现出得意扬扬的神色，因为他使头上戴花的老太太倾家荡产，而那个付给他一万卢布的生意人却得到了十万以上。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在律师身上，他也察觉到这一点。他那副神气仿佛在说：“我没什么值得大家崇拜的。”他迅速地从人群旁边走过去了。
七
玛特维终于来了。还有那个脖子很长的瘦民事执行吏，下嘴唇撇向一边，趔趄着走进陪审员议事室。
这个民事执行吏为人正直，受过高等教育，但不论到哪里都保不住位置，因为他嗜酒成癖。三个月前，他妻子的保护人，一位伯爵夫人，给他谋得了这个职位，他总算保持到现在，并因此觉得高兴。
“怎么样，诸位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