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会议颁布了几项重要决定：其一是由苏哈托将军担任总统职务，其原因是苏加诺身体不适；其二苏加诺“伟大的革命领袖”这一头衔仍保留，但仅作为名誉而无合法权力；其三撤销临时人民协商会议1963年关于任命“伟大的革命领袖”为终身总统的决定。这次会议正式剥夺了苏加诺的权力，大大加强了苏哈托的地位，是苏哈托与苏加诺权力斗争中的转折点。
1。5 政治生命的终结
尽管有了“3月11日命令”和临时人民协商会议第四次会议的法令，苏哈托不愿永远藏在幕后，当一个影子总统。必要时他要到前台来。所以必须剥夺苏加诺的头衔。
这个行动从1966年12月16日就开始了。当时印度尼西亚法律学者协会和印度尼西亚法官联合会发出了“正义与真理的声明”。它扼要地提供了苏加诺总统卷入1965年9月30日共产党人政变的情况，主要是根据对奥马尔·达尼的审问结果进行逐点审议。因此声明要求：总统同共产党及流产政变的关系，应根据法律规定予以调查。声明敦促临时人民协商会议以及最高检查官进行干预。声明被递交给包括苏哈托将军在内的国家最高当局。“新秩序”力量坚决支持对苏加诺采取法律行动的要求。
许多尖锐的攻击刺中了苏加诺的痛处、他变得更加恼怒。
对于1965年10月1日发生的事件，他拒绝负责和提供一个完整、具体的说明。只是在强大的压力下，才就他对临时人民协商会议第四次会议发表的“9点声明讲话”提出了一个补充说明。这个补充说明是以信件的形式于1967年1月10日提出的，内容空泛，使“新秩序”力量感到不满意。苏加诺总统说：“九·三0事件”的发生，对他来说完全是意外的，那是三种因素促成的：印尼共产党领导执行了错误的方针，阴险的“尼哥林”（“尼哥林”是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略称，此词由亚尼将军所创造。）的颠覆，以及有些人是“疯子”。
苏加诺这时已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许多老战友劝苏加诺辞职。这时传来了“九·三0事件”著名人物、陆军准将苏巴佐被捕的消息。他在各地隐藏了一年多之后，于1967年1月12日凌晨在哈利姆空军基地一名空军军士的家里落网了。苏加诺获悉这个消息时，脸上顿时苍白了。
2月7日，苏加诺总统写信给苏哈托将军、宣布他准备结束他在政府中的领导权，不过他坚持保留国家最高领导权。但这个声明为时已晚。次日，苏哈托和内阁以不满意为理由加以拒绝。苏哈托要求召开另一次临时人民协商会议来解决苏加诺问题。
苏加诺总统的处境已是岌岌可危了。2月16日，临时人民协商会议常务委员会决定在1967年3月7～11日召开临时人民协商会议特别会议，解决苏加诺问题。对苏加诺来说，自动提出带有条件的辞职，总比被国家最高权力机构解除职务好。因此，苏加诺总统于1967年2月20日宣布，为了迅速结束当前的政治冲突，他愿意把行政权力移交给苏哈托将军。这一次又遭到了苏哈托的拒绝。使苏哈托难以接受的是，苏加诺企图保留共和国总统、人民协商会议受命者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三个头衔。
1967年3月7日，临时人民协商会议特别会议在纳苏蒂安主持下召开了。地点仍是位于雅加达和巴油兰近郊之间的史纳延体育馆。
天不作美。一大早晴朗的天，万道霞光。然而当参加会议的成员、来宾、观察家们以及世界各地的新闻记者进入体育馆时，忽然风起云涌，乌云滚滚而来，一道道闪电从空中划过，接着传来一阵阵雷鸣，倾盆大雨从天而降。装备着重武器的保安警卫人员把数以千名的学生阻挡在距离会场相当远的地方。前几天，大雅加达军区司令已下令禁止任何形式的示威行动。
临时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纳苏蒂安，这位大难逃脱的将军在主持会议，他和四个副主席的左侧是国会议长夏伊胡，苏哈托将军坐在右侧。由于天下雨，人人都淋得像落汤鸡。湿漉漉地头发贴着疲惫不堪的脸。苏哈托这位四星将军穿着湿漉漉的普通军装，脸上的微笑显得那么勉强。
这次会议最重要的决定是苏哈托将军被国会任命为代理总统。苏加诺不再从事任何政治或政府活动。“他不再真正实际地掌握国家领导权了。”3月12日，印度尼西亚最高立法机构临时人民协商会议一致通过撤销它对苏加诺总统的任命，剥夺苏加诺所有宪法上规定的和潜取的职权。在普选前禁止他进行政治活动。任命苏哈托为代理总统，直到人民协商会议在普选后选出新总统为止。
然而，苏哈托慑于苏加诺在人民中的威望，没有正式剥夺苏加诺总统的头衔，也没有立即把他送上法庭审讯。在会议结束时，有个西方记者采访纳苏蒂安，要求这位临时人民协商会议主席就苏加诺将来的地位作个明确的、合乎逻辑的说明，并提出为什么要保留苏加诺总统的空头衔。纳苏蒂安将军引用了一个谚语说：“当一个印度尼西亚人在丛林里遇到一只老虎时，他称呼这只野兽‘祖父’；假如他碰到一条鳄鱼，他称呼这条爬虫‘师父’，换句话说，在朦胧的丛林里，人们说老实话是不行的。”确实，他们对苏加诺这只老虎感到害怕，在人民群众拥护苏加诺的丛林中，战战兢兢地生活着。
苏加诺总统的政治生命就这样结束了。
1。6 黎明的道路
1901年6月6日星期四，早晨天刚刚发亮，苏加诺降临到这个世界上。为此他得到一个雅号，叫黎明之子。他的父亲叫拉登·苏克米·沙斯罗迪哈佐，正如“拉登”这个头衔所表示的那样，是一个爪哇的土著贵族。他的母亲伊达尤·尼奥曼·拉伊，是巴厘一个婆罗门（僧侣）家庭的女儿。他的父亲是个穆斯林，母亲是个印度教徒，所以双方结合可费了一番周折。结婚之后，苏克米夫妇就住在辛加拉查，直到生了第一个孩子，女儿苏加米妮。女儿生下后不到两年。苏克米经申请获准，调到苏腊巴亚（泗水），也就是在这里，苏加诺出世了。取名为库斯诺·索斯罗·苏加诺，不过在他童年时期，前面两个名字就弃而不用了，自后按照爪哇老百姓的方式，一直单单叫他苏加诺。
苏加诺的童年，说实在是够平凡的。出世后头几年有段时期，他的祖父母可能为了减轻他父母的负担，将苏加诺带到东爪哇南部土隆加贡他们老家。他就是在那里的乡村小学开始读书的。6岁左右，他家先从苏腊巴亚搬到附近的诗多阿佐镇，紧接着又搬到惹班。在惹班，他父亲被提升为一所二级乡村学校校长。家里搬到惹班之后，苏加诺就回来了，进入他父亲的学校，继续上小学。
他小时候是由佣人沙里娜看管，沙里娜对他影响很大。他把她当成理想化的人物，当作印尼妇女的象征，特别是作为构成全国人口主体的“小百姓”的代表。后来他在雅加达的塔姆林路建了一座“沙里娜”百货大楼，作为对她的纪念，苏加诺自称，在他一生中她是最有影响的唯一人物。“我是从她那里懂得热爱普通老百姓的，她本人是一个普通老百姓，可是她却有着不寻常的智慧。”
他父亲虽是一个小学校长，但薪金却很微薄，他和父亲住在惹班时也好，和祖父母住在土隆加贡时也好，确实尝到了贫困的滋味。每天只能勉强吃上一顿米饭。他是异族通婚所生，这对苏加诺影响很大。他深受爪哇传统文化的哺育，同时又是由他宣布求同存异的印度尼西亚统一的原则。苏加诺小时爱看皮影戏，其中的情节和人物对他影响较深。他在演说中常用皮影戏作比喻。苏加诺在小学的成绩并不出色，但却顺利地一级一级读上去了。
1916年，苏加诺进入荷兰语中学。他父亲通过朋友佐克罗阿米诺托的关系使苏加诺进入荷兰语中学，并安排他住在佐克罗阿米诺托家里。这对苏加诺的前途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因为佐克罗阿米诺托是民族主义的群众性组织伊斯兰教联盟的主席，是当时印尼民族主义运动的中心人物。当时印尼处于荷兰殖民主义者统治之下，民族主义的兴起和运动，通过这位领导人对苏加诺产生了极大影响，促成了苏加诺民族意识的觉醒。佐克罗阿米诺托成了苏加诺政治活动的师傅和楷模。在中学里，他饱尝了作为殖民地学生所遭受的歧视和屈辱。他通过父亲的关系，可以借阅苏腊巴亚神学会图书馆中丰富的藏书。他离群索居、博览群书，涉猎各种政治思想：杰斐逊的民主思想、韦布的费边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哲学方面，他自称吸收了黑格尔、康德和卢梭的学说，还阅读伏尔泰的著作。
在佐克罗阿米诺托家里，他接触了一些促使他政治觉醒的人们，尤其是结识了东印度共产党（1942年改名为印尼共产党）的创始人，其中有荷兰人亨德利克·史尼佛利特（史尼佛利特后来用马林这个名字担任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表。）和他的副手阿道夫·巴尔斯以及瑟马恩、慕梭、阿利敏等人。
苏加诺从佐克罗阿米诺托那里学到不少东西：善于把各类人物团结起来以及雄辩的口才。1917年他参加了青年组织“特里·科罗·达尔摩”，1918年这个组织改名为爪哇青年会。他开始给《印地使者》报写稿，迈入新闻界，1921年，苏加诺从苏腊巴亚荷兰中学毕业，进入万隆工学院。在这里，他扩大了他与万隆民族主义运动领导人的接触。他在这里认识了荷印混血种领袖埃内斯特·多威士·德克尔及其同盟者集普多博士等人。
1926年在他学徒阶段结束时，他已投身于民族解放运动了。1926年苏加诺从万隆工学院毕业，获得工程师学位。毕业后他在克萨特里亚专科学校担任教员，但因他在教学中富有煽动性而被解聘。此后，他和万隆工学院的同学安瓦里合办了一个建筑工程师事务所。在这期间，他创立了研究总会。
他的家成为政治活动的中心。
1927年，苏加诺创立了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协会，并成为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人。这一组织此后改名为印民民族党。
1929年12月9日，他举行反对荷兰殖民统治的集会被捕入狱，被判4年徒刑，1931年12月31日，他被释放。他从狱中出来后立即投入印尼民族主义运动。1932年10月，苏加诺加入印尼党，并被选为主席。不久，苏加诺再次被捕流放。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占领了印尼。苏加诺利用日本人赶走荷兰殖民者，争取民族独立。1945年日本投降。8月17日，他宣布印尼独立。并提出了建国五项原则：民族主义、国际主义。民主、社会繁荣和信仰神。从此团结各派力量，共同对付荷兰殖民者的卷土重来。
1950年8月14日，印尼通过了临时宪法，15日，苏加诺正式宣布印尼为共和国。1963年5月1日，印尼政府收回了西伊里安。为了团结各派力量，苏加诺提出了“纳沙贡”学说，声称他的内阁将代表印尼革命的主要思潮：民族主义、宗教和共产主义。长期以来，在苏加诺、陆军和印尼共产党之间形成了一个三角关系。苏加诺始终处于权力中心地位，起着平衡作用。1965年由苏加诺的病危引发了共产党人的政变和陆军苏哈托势力的反扑，最后导致了苏加诺总统的垮台。
1。7 充满魅力的革命家
苏加诺总统，是一位非常有魅力的领导人。苏加诺长得英俊动人，对此他颇为自我欣赏，他过分自信到了傲慢的程度。他的出现能象魔术般地振奋群众。苏加诺对政治充满了激情。他喜欢滔滔不绝地发表演说。他的演说能使人激动、兴奋不已。一次，他在演说中说：“我被革命迷住了，完全被它融化了。它那浪漫主义色彩使我发狂，使我着魔……几乎在地球的每一个角落里，革命在兴起，革命的火焰熊熊，革命的雷声隆颅…来吧，兄弟姐妹们，把那熊熊烈火煽得更旺吧，让我们大家都变成木头，投入革命的烈火吧！”
苏加诺在数千群众参加的大会上讲话。他讲了不到半个小时，群众都听迷了，最后他象念经似地不断喊着：“默迪卡！”
这是印尼革命的战斗口号，意思是：自由、尊严、独立。群众也一次又一次地喊着“默迪卡”来回答他，全场激动得发狂，令人难以置信。苏加诺的激动心情是显而易见的。他满面红光，洋洋得意。
30年代，苏加诺不断遭到荷兰人的监禁和流放，这一经历使他对殖民主义的仇恨始终难以消除。即使在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已经独立之后，他仍继续他对前殖民主义的革命，努力赶走荷兰殖民者，收复西伊里安。他成功地领导了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但在独立之后他的革命却带来了灾难。因为他只会破坏，不注意建设。他是一个革命家。他把革命变成了宗教，革命成了目的而不是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在苏加诺执政后期，国内的经济状况越来越糟，然而他仍热衷于政治运动。口号代替了深思熟虑的行动纲领，从而忽视了国内建设。
苏加诺表里如一，身上毫无矫柔造作之气。他对人民群众有着磁铁般的吸引力。群众的激情是他生活的养料，就象食粮和水一样重要。革命燃起激情，引导人民无止境地革命。
看过《赫鲁晓夫回忆录》的人都知道，印度尼西亚刚开始向苏联要求援助时，苏加诺一开口就要求赫鲁晓夫资助建设一座巨型体育馆。了解苏加诺的人对此并不感到惊讶，而这位苏联领导人却迷惑不解，他原以为苏加诺会要食品或者武器的。但苏加诺要的是他能不断举行群众大会的地方。著名的史纳延体育馆是苏联人在60年代初贷款并提供技术人员援建的庞大的综合体育馆的一部分。
苏加诺在史纳延体育馆曾举行过多次群众集会、阅兵典礼。在这里出现过军乐、旗帜和激动的人群。苏加诺在这里多次呼风唤雨，操纵群众，鼓舞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少为他狂热地高呼：朋加诺万岁！苏加诺万岁！体育馆的墙壁上装饰着“打倒‘尼哥林’！”“美帝国主义见鬼去！”“粉碎马来西亚／等巨幅标语。墙上贴有革命巨人的招贴画，他们突出的大眼睛，肌肉发达的四肢，吓坏人的表情，足以使观众激动不已。
一小撮标有美元符号的怯懦的帝国主义鼠辈们，看起来很容易被漫画巨人踏倒在地。每次召开会议，都有迎接伟大革命领袖的美丽的宾尼加栋卡依加姑娘组成的鲜花队。（“宾尼加栋卡依加”的字面意思是“殊途同归”，也是印尼国徽上的字。宾尼加栋卡依加姑娘是一群从全国各地挑选出来的穿戴地方服饰的漂亮少女。苏加诺很喜欢这种特殊的仪仗队。）主席台上挂有总统的巨幅肖像。苏加诺曾在这里享受凯旋和胜利的欢乐。
苏加诺是一位不卑不亢的人，毫无许多小国领导人会见大国代表时的那种卑躬屈膝的态度。他没有任何自卑感。相反，他给人的印象是：他觉得自己与对方不仅是平等的，而且还更优越。他英语说得很好。他所住的宫殿里到处摆设着印度尼西亚贵重的艺术珍品，还可以看到许多漂亮的女人。
然而，苏加诺喜欢简朴的东西。在他的盥洗室里，既有现代化的淋浴设备，也有老式的水桶。他喜欢用水桶洗澡。尽管他过着较奢侈的生活，但却与本国最穷苦的老百姓保持着密切联系。他喜欢在车队经过的路线上停下来同人们握手交谈。他定期到农村去走走，和群众在一起，夜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