趄，就滑过去了，它龇着獠牙就奔你来了。那时“打围”的人，都讲“一猪二熊三老虎”，认为最凶的是野猪。实际上野猪伤人也最多，因为它的数量也多。
1938年8月25日，《高禹民给中共北满临时省委意见书》中说：
要学着过麒麟人的生活。
“麒麟人”，当时又称“栖林人”、“奇林人”，即栖息、居住在山林里，以狩猎为生的鄂伦春人，在吉东又指以渔猎为生的达斡尔人。
除了服饰、语言、风俗等等，抗联也真的成了“山岭上的人”（鄂伦春为通古斯语，意即“山岭上的人”）。只是新近成为“山岭上的人”与一直延续着人类原始生存状态的“山岭上的人”，又有所不同，其主要特征和生存手段的狩猎，越来越受到限制了。饥肠辘辘，眼瞅着美味在林子里溜达，有时却硬是不能扣动扳机。那时要讲这些动物也可能有灭绝的危险，几十年后国家还要颁布《森林法》，把它们分别定为几级保护动物，没人会信。新中国成立后，一首鄂伦春民歌，不是还唱“獐狍野鹿满山满岭打也打不尽”吗？任肚子怎么响，而不让枪响，是因为枪声可能引来敌人。
王传圣开枪打死条几斤重的大鱼，受到杨靖宇批评。
1940年5月18日，《王效明给周、赵总指挥的报告》中，谈到在独木河子的一次战斗时，说：
这次战斗最大的缺点崔大队长负最大错误，在敌人搜索线内活动，白天不注意音响，讨厌蹲山，自己以为高枕无忧而去打鹿，以至于发现敌情以后刚跑下来，收拾东西迟慢，致被敌人围射，金政委孺弱被敌犬掣倒，枪尚未拿出来。
游击队初期，“不抢不夺”，衣食普遍不如义勇军、山林队。1935年后渐趋一致，1936年后明显好于其他队伍。那时部队打几仗，回到根据地后两件事，一是老百姓弄“好嚼裹儿”热情款待，二是给官兵分发慰问品。有时还要加件事，搞台节目，慰问演出。
如今一般村屯都有几家小卖部，那时是货郎担子，摇晃个拨浪鼓，走街串巷，这村那屯。屯子里住着抗联，那香烟、花生、糖果和光头饼子什么的，再来一担子也不够卖的了。各军官兵都有不叫津贴费的零用钱。1938年后，别说钱少了、没了，那些货郎和进山干各种营生的人，许多都是特务了。
夏秋好办，野菜野果，还有蘑菇，柞树死了生木耳，活的长猴头，也算山珍了。只是什么样的山珍野味也不能代替粮食呀？没盐，把衣服脱下来放锅里煮，那衣服上身就没洗过，什么味儿呀？搁在今天不恶心死人了吗？那时要的就是这个，煮下汗碱，有点儿咸淡。当然还有虱子、虮子，用老人的话讲，是“一球子一球子的”。有的还有血，自己的，敌人的。
后面将会比较详细写到的9军的郝凤武老人，在山里见到一堆梨，觉得挺奇怪。一是这梨怎么像驴粪蛋子似的发黑呀？二是附近也没梨树，哪来的梨呀？再一看，前面又一堆十几个。吃一个，面咕嘟的，不太是味儿。脱下衣服包回去，大家吃得差不多了，支队参谋长郭铁坚来了，说这是熊瞎子拉出来的，不是有句话“熊瞎子吃梨——整吃整拉”吗？吃得挺香的3路军参谋长李熙山，哈哈大笑：好哇，熊瞎子给咱们消毒了。
老人说，那时看到敌人骑兵留下的马粪蛋子，掰开见个包米粒，也放嘴里，嚼得那个香呀。
过去缴获多了，分给老百姓，老百姓还帮着搬运战利品。这回遍地的“集团部落”，缴获多了扛不动，缴获少了白跑，甚至赔了。饥一顿，饱一顿，饥时饿个死，饱时撑个死。
抗联退到苏联后，吃饭限量，慢慢加量，不然那个装惯了野菜、树皮的胃承受不了。6军有个陆永久，山东人，大个子，每人每天400克面包，每顿两小片，他一口就下去了。晚上悄悄跑去食堂，这一顿海吃海喝呀。被发现了，赶紧送去医院洗胃。垂头丧气回来，说“白吃了”，就得名“白吃了”。
陆永久是幸运的。在东北，有些人就撑死了。
不能吃多了，可别撑死了。不用领导和同志们提醒，他自己什么都明白。可心里这么想着，嘴里这么说着，那“好嚼裹儿”就像长了腿似的，自己就进去了。
老人们都说榆树皮最好吃，黏糊糊的，还滑溜。别的树皮一股怪味儿不说，关键是拉不出屎。就用树枝、枪探子抠。自己抠不出来，就撅着腚，互相抠。抠破的，肛裂的，脱肛的，那罪遭的呀。有的憋得嗷嗷叫，等到不叫了，八成就不行了。
有道是“活人还能叫尿憋死”——尿憋不死，屎憋死了。
王传圣等人过界后，照例要被审查。一个苏军中尉问他：你们过界时，边防军巡逻队的军犬，怎么竟然没发现你们？
王传圣想了半天，道：是不是两年没进过人家，就在山里活动，身上没人味了，那狗鼻子就失灵了呀？
郝凤武老人说，东北人骂人，说你小子不吃人饭，不拉人屎，不走人道，没人味了——我们那时就跟这话一点儿没差。
1938年6月28日，《王汝起关于部队活动经过等给周保中同志信》中，说：“恐给养困难不能在此久待，今日出发准备十三天给养（大牛一条）。”
比之打“集团部落”，打开拓团最好了。日伪对中国老百姓实行经济封锁，粮食和各种日用品定量配给，打进去还可能损害群众利益。开拓团就不同了，富足，粮食多，牛马也多。骑着马，赶着牛，心里格外踏实。步兵变骑兵，牛马能驮粮，还能吃呀。
1940年10月20日夜，5军70多人袭击密山湖北站开拓团，1小时结束战斗，牺牲1人，毙敌10人，伤6人，俘4人，缴获步枪12支、棉花600余斤、马6匹、牛3头、粮食60余袋。
1940年12月，《抗联第五路军（实为5军——笔者）一九四○年工作杂记》中说：
由于大砬子出发后，因饥饿负伤、患病在道路上临时死亡者九名，王树忱、张志ＷＷＷ．ＫＡＮＳＨＵＢＡ．ＯＲＧ、王云江、王学堂、张海楼、陈庆延、韩福恒、张贵山、张鸿林。
周保中1942年2月22日日记中写道：
第二支队一九四二年冬，王效明同志部队及人员损名单：
王喜刚（饿毙）
邱会进（饿毙）
智国龙（饿毙）
一九四一年宝清中心顶子饿死或失踪：
李呈祥、孙玉阶、李在民、鲁道才、郑立堂、陈学山、于第伦。
1941年夏末秋初，王效明率三十余人，从饶河县暴马顶子去依兰。因挠力河涨洪水，不得不绕远多走了一个月的路程，携带的给养吃光了。第一个饿死的是指导员李在明。这是个挺壮实的汉子，一路上经常带人在前面侦察、探路，付出的体力最大。接着是司务长老王和个炊事员。老王三十多岁，大个子，饭量特别大，同样的食物，别人吃八分饱，他才半饱。后来又陆续饿死几个。
应该说，这是个挺不错的季节。四十多天行程，从夏天到秋天，野果从青涩到成熟，正是采蘑菇的季节，山沟小河里还有鱼、虾、危痢�
曹曙焰老人说，1941年春在饶河山里见个人，那人扭头就跑，说鬼呀，鬼来了。破衣烂衫，脸好像几辈子没洗了，头发耷拉老长，皮包骨，眼窝两个大窟窿。我们这些“鬼”不知不觉见惯了，别人冷不丁见了，不就是活见鬼了吗？人快饿死时，总掉裤子。裤带系在胯骨上，肚里没食，身上没肉，那胯骨就挡不住裤带了。你给他系，使劲勒，那腰像要勒断了似的，也照样往下出溜。裤子掉了，绊倒了，那人就难拉扯起来了。
据说，广西十万大山中的负离子，在中国最高。不知完达山、长白山和大小兴安岭排位如何。如今，把这个世界污染了的人们，讲究回归自然，追求绿色。而无论在什么样纯自然、纯绿色的世界里，吃不上饭就要饿死，才是最自然的。
郝凤武老人说，1940年春，山里还有雪，在克山县南边，队伍走不动了，支队长郭铁坚决定进屯子。进屯子就有吃的呀，大家来劲了，走不动就爬。太阳未卡山到了屯子边，郭铁坚拄着棍子喘了好一阵，说：大家伙儿都精神点，挺起来。能站起来就别四脚爬，能扔棍子的就两条腿走，要让老百姓看了长信心，知道咱们还能打日本子！
老人说，也就一里来路，走了三个来小时，十来步就得喘上一阵子。进了屯子，那天已经黑黑的了。我跟着郭支队长进户人家，进屋是厨房，黑灯瞎火，手一下子碰到锅台上的一个破瓦盆，里面有黏糊糊的东西，是鸭食，或是鸡食。天冷，鸡鸭没吃了，冻了，晚上拿回来放锅台上，或灶坑边上，第二天还能吃。我顺手抓一把送嘴里，那个香啊，又抓了一把。
“阵亡战士的可敬爱的肉体”
董福基全家老少、温俭及其全家均鉴：
本军于五天前绑架了你们的家属，但我们的目的并不在于杀害他们，而是要用你们的一部分财产充作我军的反日经费，我们不是以杀人为目的的。但是，如果你们置之不理，不准备财产，那是绝对不允许的。
对于目前仍在帮助帝国主义，相信日本人的势力，压迫和剥削老百姓的大地主等不知爱国甘当奴隶的冷血动物，格杀勿论。所以如果你们不属于上述冷血动物，就应该尽快来解决问题。日前曾命令董福基家于五天内提供内衣一百五十套，但并未执行，诚为怪事。现在，如明天上午仍不送到，将先将一名人质的耳朵切下来送回你家，如三天内不送到时，则将全部人质的头颅砍下来送回。一句话，如果爱钱就会失去人。
速转告温家，同时告修、季家等三家，他们如果在明天之内不交财物，也准备先将人质的耳朵送还。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第一师第一团
政治委员
这里说的切耳朵、砍头颅，许多是做戏给敌人看的。不然，说你“通匪”、“照相”、“杀大沟”，老百姓就遭殃了。
1936年11月，5军司令部崔东活、冯丕让、杨绍臣写的一封募捐信，应该说既普遍，又典型。开篇是“刘仲达先生惠鉴启者”，接着用一半篇幅说明“日寇倭贼蹂躏我白山黑水”，东北、全国的形势，抗联官兵如何与敌作战，然后写道：
阁下为乡里人士之先导，明达时事，亡国奴之苟且生活，必不甘受，抗日救国之心志，亦必倍于常人也。因此，本军深盼阁下与国家存亡匹夫有责之大义，暗中活动，使乡党邻里悉心悉力，助我联军推展救国伟业。又以阁下既富有资财，应效卜式输将助国平寇之美举，助本军作冬季服装军需费用，是我军战士得饱暖，以利对抗贼军，则阁下同有救国光荣之绩也。区区五百之军费，出自阁下，虽非九牛一毛，谅不至吝啬不仁，置我人民同胞抗日救国应有之义务于不顾也。信到后五日答复，十日交款，以应本军紧急军需，幸勿观望。
当时，各军及所属部队所到之处，几乎都会写这种信，通常都会得到响应。
后来情况变了。
当然过去通常都是要钱的，现在就是直接要粮了。
1939年10月12日，《冯仲云给中共中央的工作报告》中说：
一九三八年来松江两岸之队伍大多被围深山密林，饥饿与寒冷，粮尽弹绝，整年树皮、青草、草根、松籽、马皮、石皮（苔藓——笔者）、人肉均为其难得而不能供给之食粮。
同年11月26日，《张寿海Ц哂砻瘛⑾恼窕鹊男拧分兴担�
虽然你们所率领导的是不稳固的部队，虽然是既无经费，又无粮食，缺乏地方组织的配合，又无群众关系，吃树皮，吞松子，嚼马皮，又吃了阵亡战士的可敬爱的肉体！
无论什么样的军队，到了这份儿上还没有违纪行为，是不是就是天方夜谭了？
1938年6月22日，《刘曙华关于军事行动等情况给周保中同志信》中说：
我五、八军在依东买东西被人骗的钱总有五六百元之多，就是那老张家（买东西关系）搬家了，将该人之兄扣留队中，家中则声明不要了，“杀留随便，但钱是没有了”，所以经过我们讨论就将该人之兄处死刑了。
有人矢志不渝，始终不遗余力地支援抗联。有人热血沸腾一阵子，看到红地盘没了，抗联被逼到大山里了，就心灰意冷了。有人当初就是不情愿的，现在更是唯恐避之不及了，有的就成了汉奸、走狗。
而且，战乱、归屯、“粮食出荷”、“满洲馒头”等等，百姓日渐贫困，一些殷实人家也难堪重负。另一方面，抗联的腰包也瘪了，活动区域越来越狭窄，像老张家这样的“买东西关系”的选择余地，也越来越小，其可靠性自然也低。有的本来就是舍命不舍财的主儿，有的想拿钱赎命也拿不出来了。
5军在宝清抓个人质，小孩，十二岁，叫朱振声，家里总也不拿钱来赎。敌人“讨伐”，部队转移，后来周保中让带去苏联，就算参加抗联了。漂亮，聪明，俄语学得可快了，大家都喜欢他，1944年得伤寒病死了。
1939年9月11日，《周保中关于侦察敌情、筹备给养等问题给张镇华的信》中说：
这类的事，处在现在状况之下是很难办的，敌情环境既非常限制，而我们的目的要求又很迫切，自然不能够一办就能顺利，有时弄到像曹操吃鸡骨头，吃着又无肉，扔了又可惜。可是你须了解一种要领：要求的额——目的不要过高，能办就办，不能办，或很迁延时间，就得立刻早早放弃，另作别的打算，即使有小利益也得割舍，不可贪恋流连。
抓了人质，就得和人家联系，就等于有条线抓在人家手里。就算家人不向敌人报告，特务、坐探听到风声，就盯上你了。这种亏也没少吃。可有些时候，也只有这种没有办法的办法了。
胡一真老人说，1939年冬，在刁翎南边活动，小部队下山“打给养”，赶回来几匹马，是从老百姓家拉的。有匹马瞅着眼熟，这不是我们家那匹瞎马吗？我小妹换亲换来的。我摸着它的嘴，它好像还记得我，使劲舔我的手。领导批评他们，问我怎么办。我说人都这样了，也算它为抗日作贡献了吧。
1939年6月21日，《冯仲云给金策并转中共中央北满省委的报告》中说：
二十三团尚在绥滨西江套一带，该团自团主任徐果逃回军部后，连长亦逃亡，仅余队员现约二十余人，均已匪化，大概在秘密种大烟。该团是去年吃过人肉的部队，队员均系山东人，尚相当顽强。
有老人说，最早吃人肉的，就是这个团，是6军的。他们被敌人包围在个江心岛上，打了几天，敌人上不去，他们也出不来。后来就算敌人放他们走，那人也走不动了。那时这种情况太多了。有些时候唯一可以使人活下去的，就是敌人的尸体，或者战友的遗体。或者饿死，或者生存，继续战斗，怎么办？
胡真一老人说，5军接应过一只吃人肉的部队，10多个人，送到军部。听说他们吃了人肉，一些人去看，我也去了。把牺牲的战友吃了，这是些什么样的人呀？穿戴还行，就是瘦得不像样子，不说话，眼神木呆呆的。有人冲他们瞪眼睛，说吃得下去吗？他们还是木呆呆的样子，眼泪却哗哗淌下来了。我也哭了，不敢看了，走了。
有几位老人谈到吃人肉的事。
有人说某位老人吃过人肉。笔者试探着和这位老人唠起来，他叹口气，摇摇头。
老人们几乎都回避这个问题。
“文化大革命”中，有人被贴大字报，说你吃革命烈士的肉，你的阶级感情哪里去了？
第45章 雪坟
冬天是个汉奸
1935年6月，《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司令部政治部主任杨、一师二团政治部主任张给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