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冷血热(Ⅰ-Ⅱ2部全)- 第103部分

老人说他第一次见到冻死的人，是1936年秋天。他和连长王庆云率连到山外筹粮，买下老百姓地里的庄稼，掰包米棒子，割谷穗、高粱头，往山里背。干了几天变天了，雨夹雪，半夜回到密营，发现少了团部的孙副官，曹曙焰立即带两个人回去找。雨雪停了，北风像狼似的号叫，不知摔了多少跟头，在林子边找到了。孙副官坐在麻袋上，衣服铠甲似的，身子朝前弓着，两只手向前挓挲着，像在烤火，眼睛眯缝着，笑呵呵的。

曹曙焰老人说，我乐坏了，以为这人还活着。喊他不应，上前一抱，吓一大跳，硬邦邦的。后来明白了，冻死的人和战死的不一样，突然中弹牺牲，那表情差不多瞬间就凝固了。冻死的人是笑面，笑模悠悠的。人临死时会有一种幸福感，觉得这个世界挺温暖。那冻死的人是不是要加个“更”字？我还见过敞着怀的，热得受不了了似的。

王钧老人说，1938年，我们12团在通北拉拉屯筹粮后进山，离山还有几里路时，司务长刘殿福和班长韩九发冻死了。刘殿福抱着个塔头墩子当火盆，舌头都硬了，呼啦、呼啦“半语”（说话说不囫囵、完整）了，让我们先走，他烤热乎了再撵队伍。我们给他搓呀揉呀，做人工呼吸，怎么也没救过来。

李在德老人说，冻死的人挺安详，刚冻死时脸上还有些微红。

许多老人谈到冻死的人的脸上的笑容。

1940年初，2路军2支队向虎林转移，有个叫王福实的兵掉队了，曹曙焰回去找，见他趴在雪窝子里一动不动。曹曙焰脱下手闷子试试，还有气。先是背，背不动了，就在没膝深的雪地上拖，拖不动了，就坐那儿喘。王福实说，指导员，你别管俺了，俺活不了了。一会儿说你给俺一枪吧，一会又说你把俺勒死吧。

曹曙焰老人说，那时有碗热乎乎的子粥，他吃了就能走。他说得没错，他活不了了，谁也不能救他。但是，你不能走，只要他还有一口气，你就要陪着你的战友。这是个原则问题。然后给他弄座雪坟。

许多老人谈到雪坟。

单立志老人说，战场上，只要条件允许，烈士遗体是一定要背下来掩埋的，不能让敌人糟蹋。中国人讲入土为安。环境好时，买口棺材，或是用白布包裹好了埋了。要深埋，那坑怎么也得挖下去两米才行，不然狼呀什么的闻到味儿，能扒拱出来。1938年后就难了。用刺刀抠，拿手扒，弄出个能放进去人的坑，几个人也得喘上几气，用上半天工夫。有时找个坑洼处埋了。冬天冰天冻地的，那坑就更难刨了。有树洞最好了，放进去，能搬动的石头弄几块堵住洞口，搬不动就弄些雪盖上。敌人跟腚撵你，火化暴露目标，烧个人得多长时间？没别的法子，能做到的就是雪坟了。

老人叹口气：抗联没留下几座坟哪。

彭施鲁老人说，《国际歌》第一句是“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第一句是“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什么是“饥寒交迫的奴隶”？什么是“不愿做奴隶的人们”？那时不知道《义勇军进行曲》会成为国歌，可在那大山里，在雪坟前，我们就唱着这样的歌。有时连唱歌的劲儿都没了，用手捧起一座座雪坟，那心头也是这样的旋律。

老人问我：你说，什么叫“抗联精神”？

第46章　“妈个××，你个叛徒！”

宋一夫等等

宋一夫，别名宋效贤、宋祥，1911年生于山东省莱芜县，十七岁闯关东，毕业于哈尔滨东省补习学校。“九一八”事变后参加义勇军，1933年入党，历任宁安团委书记、穆棱县委书记、道北特委书记、5军政治部主任、吉东省委书记、2路军政治部主任。

1932年秋，宋一夫、胡仁和张镇华，来到穆棱县八面通狍子沟，就是李范五的家乡。一看就是知书达理的3个年轻人，热情和气，还能吃苦，帮老乡割地、打场，只吃饭不要工钱，挺受欢迎。时间长了，相处熟了，就开始宣传抗日救国。

穆棱游击队是1933年2月成立的，队长宋一夫，政治指导员胡仁，副指导员张镇华。开头只有21个队员，这年夏天扩大到150多人，成为后来5军重要的骨干队伍之一。

一个叛徒，一般来说，对于他叛变之前的正面的东西，人们是不大愿意提及的。堪称东北党和抗联中职务最高的叛徒，宋一夫在这方面，似乎也真没什么可谈的。而他的出生时间则告诉我们，在吉东、南满、北满3个省委的历任书记中，他的年纪是最小的。就是在穆棱游击队，几位主要领导中，也是如此。同样有点儿不可思议的，是本该让人想到“年轻有为”的吉东党和抗联的这位重要领导人，据说却是能力平平，连他自己也这么认为。

1936年4月26日，《老宋（宋一夫——笔者）给代表团的信》中说：“现在负此重要责任（指5军政治部主任——笔者）在力量上太不胜任”，“代表团定想办法解决我的问题为要。最好在5军派遣队内派一最得力的干部领导才好，千万不要疏忽”。

1937年（无月）5日，这时他好像刚被任命为吉东省委书记，又在一封信中说：“我的历史及工作方面谅同志详细，我本是一个无计划无领导能力的一个人，现在负这两重大责任实有力所不及，在我本意更不欲作这种有其名而不能担其责工作，目前正处于战事紧急关头，一切问题更须具有果断解决，最低限度重大责任者，要有政治基础，若不，在执行工作上恐有莫大防（妨）害。我是为了我党前途巩固和路线重大计，希在开吉东省党会议上要详细的来解（决）我的问题才好！若不这样，恐在我前途工作上有危险性。”

难说是真情，还是假意，我们知道的是作为叛徒的能力和杀伤力，却是很大的。

日本战犯、伪满警务总局特务处特务科长坂田义政等人写的《伪满警察罪恶史》中有这样的文字：

他（指哈尔滨特务科的“优秀特务”泉屋利吉——笔者）所使用的最得力的密侦是宋一夫。宋一夫曾经是第二路军第五军周保中部队的政治部主任，1941年（应为1938年——笔者）在五常县同警察讨伐队交战中负伤，因伤情严重而脱离部队，潜入哈尔滨市内，躲在买卖街的情妇家中养伤，被特务泉屋发现。宋一夫在泉屋的威胁和利诱下终于叛变，成为泉屋的密探，被任用为警察官。1941年末，宋一夫接受泉屋的指示，接触哈尔滨工业大学学生中的国民党员，同长春工业大学内的组织取得了联系，负责在哈尔滨召开伪装的党的扩大联席会议工作。同年12月30日，终于在哈尔滨召开了由警察伪装的党的扩大联席会议，将到该地集合的20余名学生党员全部逮捕，一网打尽，揭开了所谓的“一二·三○”国民党第一次逮捕的序幕。

1943年，宋一夫又接受泉屋的指令，接近东兴县委韩某等4人，发现了由张瑞涛组织并领导的在巴彦、木兰、东兴县内成立的抗日联军第三路军抗日救国会组织，1943年3月15日逮捕了420名爱国者，将其中的265人投入监狱、处以死刑或无期徒刑。

还有比叛徒更可怕的敌人吗？

1939年2月1日，《中共吉东省委执行部关于叛徒宋一夫、关书范、曲成山等事件的通告》中，说宋一夫：

一九三八年八月在第二、四、五军部队联合远征的途中，在中东铁路南一面坡附近宿营中，籍词巡查步哨，趁机潜逃。临逃以前将所带重要文件、图书、自来得手枪遗留给本部。临逃时拐去公款一千二百元，小手枪一支，并诱同本部随从副官王树生（宋的同乡）一同潜逃。

比宋一夫小两岁的关书范，宁安县人，曾任吉东局团委书记，5军1师政治部主任、师长，5军党委书记。2路军西征失利，宋一夫逃跑，关书范率一师余部返回刁翎地区后，以“假投降”为名，与日寇三道通工作班接洽。这个之前也曾审讯、判处投敌叛变分子死刑的人，被以同样的罪名处死。

有人拿程斌与关书范比较，都是中学毕业，都是主力军的主力师长，都有很强的工作能力，都曾受到器重和信赖。不过，关书范似乎更侧重于政治方面。此人思想活跃，乐于也敢于发表见解，点子也多，来得也快。有人说他是5军的才子。

6军21师参谋长韩铁汉，名叫铁汉，却是个软蛋。但他没叛变前，不能说是软蛋。程斌也曾被评价为“对党忠诚”。关书范成为叛徒不久前，还被认为“足为革命模范”。宋一夫叛逃前一个多月，还被视为“党中央所注重的纯洁干部，故有重要委托”。而其在西征途中，还表示“愿以最后一滴血来执行党所赋予的重大任务”。

日本鬼子说宋一夫，“因伤势严重而脱离部队”，有老人说他只是腿上负了轻伤。沿途那么多关卡盘查，他能和副官到得了哈尔滨，说明只能是后者。他把重要文件、图书和匣子枪都留下了，只带走1200元钱和防身小手枪，这时好像还未想投敌叛变。但他临阵脱逃，说明他思想动摇，感到抗战胜利无望了。

1938年后的叛徒迭出，都离不开当时环境的大背景。

10月4日，即宋一夫叛变两个多月后，《崔石泉、郑鲁岩给周保中、宋一夫的信》中说：

自日本法西斯强盗更进一步的实行其归屯并户毒辣政策以后，的确增加我们更多的困难，因为没处吃没处住，有些失掉民族自信心的分子，就有了动摇的表现，日寇的奸细也就趁机鼓动，因此在旧历三月间就有一师二团一连的叛变，逃亡江东，三师七团三连有四个弟兄叛变当小线，在旧历四月初旬二团受了日寇奸细刘龙海的挑拨，把副官长张文青、科长金铎、队员李浩顺三个同志用斧子砍了，带领全团投降义顺号。其中有六个同志带枪跑回来了，警卫连前后叛变的共有八个，其中三个当小线，三个投降，两个踪迹不明。正月间一团有三个叛变投降了，地方工作叛变投降的一个，叛变未遂被查出处死的五个，二师先后叛变的有五团（好胜）九人，七团（占一）全团，八团（孟尝君）二十多人，四团六人，六团（三江）全团叛变又缴回来了。

1939年6月15日，《中共北满省委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

从去年五月到今年五月这一年中间，队伍重要损失，并不是作战中受损失那么多，而是多部分都叛变逃跑的。

三军二师五十余名在蓝志源叛变下（省执委）（二师师长），暗杀二师最有历史的同志二十余名过后，投到方正。

去年九军零零碎碎投敌共二百余名，十一军投敌大概能有四分之三的比例。

1939年3月24日，周保中在日记中写道：

不但平素革命军队基础不稳的部队大批叛降日贼，即较巩固的中心军队亦起动摇，因日贼广泛利用叛徒而动摇乃益见扩大，以致发生上级干部重心领导干部都起始动摇逃亡者。

而下层战斗员之动摇叛降，犹如湍急之水势下流难返。

曹曙焰老人说：

军部有个秘书叫赵伯华，那时都叫副官。我原来的名字叫“曹文官”，他说不好，我给你改个名字怎么样？那时我非常尊敬他，认为他有学问，就说行呀。他在雪地上写了个“曙”和“焰”字，说“曙”就是天刚亮的时候，人们常用“曙光在前”形容胜利在望。就像咱们抗日救国，现在正是冬天，把日本子赶走了，春天就来了。“焰”呢，就是火焰、烈焰。抗日战士的决心、意志，要像烈焰熊熊，烧掉困难，烧死敌人，迎接胜利的曙光。

1939年冬天，这个赵副官跑了。是投敌叛变了，还是跑哪儿迷起来了，我不知道。反正那冷啊饿呀，他是没扛住。

这年冬天，我和团部一个唐副官，叫唐玉崑，在桦川县南山里筹粮。山里有炭窑、木营，跟他们讲抗日救国，说我们是先遣队，大部队在后头。我们俩没带钱，先给他们打欠条，弄个百来斤，背出几里地，找个地方插起来。唐副官认为用不着背那么远，说过几次，我也没起疑。又说咱们别弄粮了，募捐要钱多省事呀。这下子我什么都明白了，那时金子也不能当饭吃呀，这不是想捞钱走人吗？

我看他一眼，这一眼看坏了。那之后不管干什么、去哪儿，他非让我走在前面不可，等于撕破脸皮了，就差没把枪拔出来了。开头真是提心吊胆呀。一天24小时，吃饭，睡觉，拉屎，撒尿，背粮，累得趴雪窝子里喘的工夫，谁想整死谁，那是随时随地的事儿。

晚上筹粮，白天睡觉。听他打呼了，我动一下，他扑棱爬起来，就去摸枪。我假装翻个身，就能感觉到他坐那儿发愣。有时把目光迎上去，四目相对，他就避开了。他心虚。这样几次后，我就不大管他了。也是真乏真困。那时那人生呀死的，也不像现在看得这么重。那时再不想死的人，也难免想到活着遭罪，死了享福。

不过，如果那次筹粮的钱带在我身上，今天咱爷俩能不能唠上这嗑儿，可就两说着了。我和他肯定得见血，起码死一个。那时掌管经费的人，一定是非常坚定、可靠的人。稍微不坚定，见财起意，让钱弄活心了，带钱就跑了。

半个来月，连队来了，团政委姜信泰也来了。我们俩都向他汇报了，一件事就听到两样话。姜政委肯定更信我的，可那时那人让叛徒闹得没底了，连省委书记都叛变了，谁还敢给谁打保票呀？我看他的意思，是观察几天再说，这样也对。

背粮时，背篼和长枪放在山坡雪地上。天快亮了，发现唐副官没了。姜政委叫声不好，连长王庆云也跟着往那儿跑。两个人的背篼都被翻过了，40多两大烟土和两块金条没了——唐副官早就盯上了。

谢文东和李华堂

七七事变后，伪军哗变出现一个小高潮。其中较大的一支，是驻依兰飘汤河的伪29团，团长姓赫，通称“赫团”。9月10日拂晓，将鬼子教官、指导官全部处死，祭旗誓师抗日。

赫团是5军策反的。这个团的中下层军官希望加入9军，看中的是李华堂带兵有方和军事才能。团长赫奎武与谢文东是故交，私人关系极密切，结果被编为8军7师，赫奎武为8军副军长兼7师师长。

东北有些胡子带有家族性质，像笔者家乡的黄钖山，就堪称“家族绺子”。而在抗联的11个军中，家族色彩最浓的是8军，军部人员多为谢氏家族成员、亲戚、亲信，谢文东的干儿子也不止一个关文吉。这么多人参加抗联，当然是谢家的光荣，却也带来弊端。一些人利用这种关系，不服管束，谢文东再“护犊子”，只要为了8军的利益，人情大于王法，这些人也就有恃无恐。8军与友军的纠纷、摩擦，或多或少都与此有关。一些山林队乐于投靠8军，也不无这种因素，得意这一口。

“一枝动，百枝摇。”无论日本鬼子听没听过这句东北俗语，也是深知个中道理的。在七七事变的大背景下，他们不会容忍赫团的这种行为，引发多米诺效应。10月1日，调集数千日伪军“讨伐”牡丹江沿岸，捣毁5军、8军、9军后方基地，进攻赫团，并先后出动16架飞机轰炸、扫射。8军撤到方正县五影山2师密营，被围半个月后断粮，加上官兵尚穿单衣，饥寒交迫，赫团动摇。日寇趁热打铁，派出依兰、佳木斯商会和地方豪绅与赫奎武联系，许诺只要回去，不但不计前仇，还要提升他为少将旅长。10月30日，赫奎武带亲信20余人下山了。

一进一出，这场闹剧只上演了50天，赫奎武算个什么东西且不说了，对8军的影响则是灾难性的。

许多山寨、密营被毁，越冬粮食、衣物被掠走，这个冬天怎么过呀？更可怕的还是心理上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