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山寨、密营被毁，越冬粮食、衣物被掠走，这个冬天怎么过呀？更可怕的还是心理上的影响。眼瞅着赫团出来、回去，什么事儿没有，赫团长还要升官了，8军各部陆续开始出现逃亡、叛降。
与此同时，日寇也加大了对谢文东和8军的诱降力度。
伪依兰地区警备司令部顾问部附、雇员、工作班员白土五郎，认为土龙山暴动后，农民之所以跟着谢文东抗日，是因为暴动时打死了饭冢朝吾大佐，“消除他们的恐惧心理，是进行诱降工作的要害和条件”。于是，日伪大肆宣传老百姓是好人，是受了谢文东和共产党的欺骗、胁迫，只要弃戈归农，既往不咎，仍为良民。就是说，“匪首”谢文东是被剔除在外的，不能成为良民，等待他的只能是“严重处分”。
这种分化瓦解谋略，也收到一定效果。但是，逐渐地鬼子也不能不明白，对“匪首”只是一味严惩不贷，只能使其死拼到底，“匪团”也难以溃灭。“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诱降当然也一样。
1936年2月25日，白土五郎与“开拓之父”东宫铁男“谋议”，决定以“一九三七年春节为期，向谢文东部队内派出两名工作员，直接与谢文东会面交涉”，并拟定“诱降条件”：“（一）归顺后在一定时期内，在工作员当中由对方指明两人为人质留在谢文东部队内。（二）对归顺者绝对不杀。（三）归顺部队得保有自卫性武器，充作自卫团。（四）归顺者中有希望归农者，保证使之实现。”
白土要驼腰子金矿局长与谢文东联系，约定在半截河子会面。结果东宫、白土等人的热脸，连谢文东的凉屁股也没贴上。
土龙山暴动后，谢氏家族几十口子，除上队抗战的外，纷纷东逃西散。谢文东的母亲、儿媳、女儿、孙子，逃到勃利县利民屯，改名换姓隐居，被人告密被捕。谢文东闻讯，失声痛哭，部下亦为之垂泪。后来二儿子在三道通养病时，又被日军抓去杀害。
程斌为了母亲不顾一切，谢文东是包括老母亲的三代人被抓为人质，家破人亡。周保中曾说“谢文东坚决不投降”，那是确有依据的。
人质牌不好使，鬼子干脆把人放了，以期软化谢文东。同时把诱降重点转向8军的收编队，并连连得手。就在这时，赫团哗变又叛变的闹剧开场了。
打死饭冢大佐，鬼子疯狂报复，血洗12个村屯，杀戮百姓1100多人。对谢文东先是首恶必办，一味往死里逼，继而又极力诱降，把饭弄夹生了。赫奎武率团哗变，杀死的虽然不是大佐级鬼子，却使几个鬼子成了死鬼。可这次鬼子采取了完全不同的策略，忍了，鬼了，鬼得甚至矫枉过正了。不过他们也确实知道哪多哪少了——有时迂回，越远，越是捷径。
作为谢文东的亲信，1师师长秦秀权是1938年秋天投降的。在此前后，3师师长王自孚、4师师长尤连生、5师师长董宪章、6师师长赵庆珍，以及许多团长，陆续投降、叛变。他们当然不是光杆儿一人投敌的，余部大都溃散。
“集团部落”使8军陷于饥寒交迫。倘若鬼子仍是首恶必办，往死里逼，从谢文东到这些师长、团长，也只有死拼到底。可赫团出来回去像走平道似的，赫奎武居然还要提升满金一个豆的少将旅长了，8军就决堤洪水般地起叛徒了。
谢文东的干儿子、2师师长关文吉，这个在下江联军中闹纠纷、搞摩擦的急先锋，撑到1939年1月才投降。可他一出手，就带“讨伐队”端了8军家属区的密营，造成谢文东母亲、儿媳等4人死亡。原以为“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殊不知有了日本人这新爹，谢文东这干爹就入另册了。
出来回去50天，赫奎武当然不是小孩子过家家，却是做梦也难想到这也能成升官之道。他应该明了鬼子的用意，这官也就当得让他心惊肉跳，也就越发要把尾巴摇出朵花来。先是在“讨伐”中不遗余力，后来受命专门从事招降谢文东，更是使出浑身解数。他收买了谢文东的警卫营长姜永茂，在两个人的唱和、督促、护送下，3月19日，谢文东带20多人，到依兰土城子向日军投降。
不久，躲在五道河子山里的副军长滕松柏，饥饿难耐，也下山投降了。
8军土崩瓦解。
除了没有像赫团那样一进一出，被好一通搅和外，9军的境况与8军大同小异。
在1937年7月开始的三江“特别大讨伐”中，三江地区抗联各军虽然给敌以打击，颓势却是不可能扭转的。就在8军的全部7个师长陆续投降、叛变之际，9军参谋长洪喜波和1师师长郭成，也相继叛变。1师垮了，2师被郭铁坚带去西征，3师师长张学忠在战斗中失踪，李华堂身边只剩个空架子的军部。依兰县日本特务机关利用各种关系与李华堂联系，劝其归顺。李华堂在依东难以立足，率部潜入深山。
需要交代一笔的是，大批赵尚志的“反倾向”斗争，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进行的。一方面是一批批官兵战死、冻饿而死，为了生存、战斗“吃了阵亡战士的可敬爱的肉体”，逃亡、叛变“有如湍急之水势下流难返”，一方面则是北满党和军队20多名高级干部成了“倾向分子”，被开除党籍、撤职。
前面说过，李华堂对赵尚志十分敬重，对北满党大批赵尚志不满，对北满临时省委撤销李熙山的9军政治部主任不满，对北满不与他商量，即决定9军2师西征不满。难说这种不满对他后来的结局有多大影响，他现在是又一次陷入了困境。
谢文东与李华堂的不同，不仅在于8军属2路军序列，谢文东又入党了，还在于他对派去8军的政工人员，从一开始就怀有戒心。周保中告诉他政治部主任的职责是什么，告诫他“务必排除家庭的、封建的、人情主义的、以旧军队团防警察的工作方式”。只是这种“工作方式”原本就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排除的，更不用说还不想排除了，8军也就问题多多，按住葫芦起来瓢。也亏了周保中了，也只有周保中了，换个人怕是早焦头烂额了。
关文吉是去劝降藤松柏时被打死的。关文吉是谢文东最信任的人，闻知后大哭一场。苦辣酸涩，那泪水应该包括了所有类似的味道吧？可哭有啥用？之前倘若像周保中对待关书范那样，处理一个，8军的师长、团长会那样一窝蜂地叛降吗？究其根本，还不是你谢文东有那意思，早晚的事儿吗？
谢文东投降后，担任伪勃利县协和会会长，在县城开配给店，又带勃利县勤劳奉仕大队到鸡西城子河煤矿出劳工。日本投降后，这个所谓的“民族派”，又成了国民党的香饽饽，被委任为恐怕连他自己都觉得离谱的第15集团军上将总司令，1946年11月20日被东北民主联军抓获，公审后处决。
李华堂是1939年7月中旬，在方正县大罗勒密被日伪“讨伐队”包围被俘的。之后，在佳木斯经营豆腐坊、旅馆和三江公寓，充当日伪特务据点经理。后来也像谢文东一样，成了什么东北挺进军第1集团军上将总司令，下场也跟谢文东一样。
据说，公审谢文东时，他说俺老谢当年也打过日本子。
没错，日寇曾悬赏1万元取你和李华堂的项上人头，《八一宣言》称你们为民族英雄，可后来你们干什么了？跟谁穿上连裆裤了？
谢文东投降后，随伪三江省军事顾问北部邦雄少佐去到长春，向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和伪总理大臣张景惠表示谢罪。李华堂被俘后，先是在佳木斯待了几天，然后被送往长春“满洲国”治安部，在那里变节的。
以上只是从民族英雄沦为民族败类的大略经过，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并没受到拷打、虐待，而是恰恰相反。酒肉满招待，出入有车，据说还睡上了暄乎乎的沙发床。到长春后，“礼遇”更隆重，饭桌上更丰盛，还有许多像沙发床一样从未见识、想都不曾想到的人世间的享乐。
洋楼、洋车、洋灰马路，闪烁的霓虹灯变幻着洋与不洋的招牌字号。穿着貂皮、貂绒大衣，戴着水獭帽子的男男女女，酒楼饭店门开处呼拥出来的雾气、香气，应该让谢文东想起冰天雪地的山林岁月。至于戏匣子里李香兰（三口淑子）唱的《支那之夜》、《夜来香》、《何日君再来》等等，还有街头电影海报上的女人大腿，“奸老奤”也好，“奸老谢”也罢，会不会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
据说，谢文东是“吃小锅”（吃小灶）的，李华堂有所不同，与部下差不多。不知道那小锅是否有断顿，不得不吃树皮、野菜的时候，被俘与投降肯定不是一个概念。李华堂是准备到松花江北与联军总部取得联系途中被俘的。2月初攻打方正县山元木场，他的腿受过伤。奔江北途中，也不断与敌交战，最多一天交战3次。没人说倘若敌人跟他来硬的，他就会坚贞不屈，但他确实是在鬼子的软刀子下屈膝的。
在有了“不吃人饭，不拉人屎，不走人道，没人味了”的经历后，有人会坦然面对一切，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砍头只当风吹帽。有人正好相反，一旦恢复人的生活，尝到人的滋味儿，就不顾一切地没了人味儿，不走人道了。
“背小树”
1940年12月14日，《张中孚马克正给张寿海Х胫僭频鹊谋ǜ妗分兴担�
曹姓者（名忘记了）年龄在十七八岁，七军周启昌部下的，我知道他的过去生活，在出发前向支队长请假，经过说服又不请假了，及到围子后，自己问道百姓们，回哈尔滨能行不？地方可能藏其不？正遇着一个走狗家，还说：一切都可以的，他便找周政委请假，当时周末允并急令随队返回。主要是因为他在政治上已动摇，解放他一定被敌捕去暴露一切秘密，看法（原文如此——笔者）处以死刑。
李桂林老人说，1941年秋，我们从平原回到大青山东南的大森林里，那里有几间木刻楞房子，是3路军总部所在地。住下没几天，有个五十多岁的老兵，请假回家。领导让×××（老人是说出了姓名的——笔者隐去）和我，还有个叫“山东刘”的战士，带着这个老兵，到山边找地方关系，把他交给地方组织。转了三天没找到，回来后他还是要回家，领导再三做工作，怎么说也不行，坚决性的。第二次又带他转了几天，还是没找到。第三次走出没多远，×××就把枪给他支上了，说把他勒上。山东刘把他在树上绑了几道，拿根小木棍，在树后插进勒在脖子上的那道绳子里，两手一绞，那人肚子就鼓起来了。×××下令：李桂林，你踹他两脚。我不知道踹哪儿，他说踹肚子，快踹，别让他遭罪。我踹了两脚，那人脑袋就耷拉下来了。
老人说，当时我这个心惊肉跳呀，过后再一想，有什么办法？那时是不能回家的，想家就是动摇，就可能叛变。你不想叛变，被敌人抓去了，敌人什么招儿都使，抗不住了呢？总部、密营不全暴露了吗？
笔者采访到的抗联老人，几乎都说出了这样的话，或表达了这样的意思：你不能用通常的战争观理解那场战争，更不能用和平年代人们的目光来打量抗联——非常环境，非常手段，没有可比性。
李桂林老人说，参加抗联就没脱过衣服睡觉，那虱子生的呀，够不着挠的地方就往树上蹭，身上挠蹭得没多少好地方了。最难好的是腿，长出“嘎巴”（痂）挠掉了，雪壳子踩塌了撸掉了，血呀脓的再长“嘎巴”长肉芽，长肉芽时“刺挠”（痒）得钻心，就挠。许亨植是3路军总参谋长，这人有办法，说刘铁石，你给李桂林舀两碗米，让他回家吧。这不是要勒死我吗？我知道他是吓唬我，那也吓一跳呀。他说你不回家也行，找两个保人，再不许挠腿。我就让刘铁石和张祥给我担保，再怎么“刺挠”也不敢挠了，慢慢就好了。
王传圣老人在回忆录中说，军部机枪连有个姓孙的机枪手，睡觉说梦话，要上山当胡子，“背小树”了。
丛茂山老人说，1938年冬，在宽甸石灰街，有个班几个人要回家，都“背小树”了。
曹曙焰老人说，1938年春4军主力西征，留下我们连在宝清县大叶子沟设立下江留守处。彭施鲁是主任。有3个兵，一个姓方，一个姓于，都是班长，还有个郑东保，过去表现一直都不错，这回受不了了，合计要把主任、连长和我打死，然后下山。有个班长杨玉清，跟方班长是老乡，姓方的就拉他入伙。这杨玉清坚决，假装同意，把话套出来，向我报告了。我和连长报告彭施鲁，彭施鲁又请示季青、王效明，把3个人“背小树”了。
老人说，1940年初，杨玉清也跑了，没带枪，不是投敌，就是回家。这时我们连编到2路军总部直属队了，领导命令我带人去追，无论如何也要抓住处死。追了两天，在一个炭窑追上了，腿脚冻坏了，不然也追不上。他认烧炭的老头干爹，藏在个炭窑里。伸下棍子拽上来，我说小杨呀，你糊涂呀。他说我也后悔了，没有后悔药呀。他又说：指导员，你别难心，勒吧，利索点，别让我遭罪。
老人慨叹，杨玉清救过我的命，我这样做还叫人吗？现在这人会怎么看这事？可你能怎么办？这不光是命令，还是个原则，换了谁，都一样。
1军独立师挺进东边道前，有病的，年老体弱的，有家属不想走、不便行军的，都动员他们留下，找地方关系。程斌叛变后，1军撤离东边道西部几县时，也是这样。“小孩队”有些小孩非要跟走不可，杨靖宇称他们为“小同胞”，亲自动员他们离队。
1938年1月5日，《中共吉东省下江特别委员会扩大会议决议案》中说：
对开除的队员给以相当的津贴和居留地点，他（使）被开除的队员不致放浪于各处地方民家，或为敌人被捕或投降等弊。
对被开除的人尚如此，至于请假回家的，除了带足路费外，有时还要视家庭状况，给予适当的钱物补助。
1934年12月19日，《中共磐石中心县委南满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记录》中说：
反对叛徒、奸细逃跑，立即检查肃清动摇悲观分子，驱逐这些反革命分子滚出党，宣布他的政治生命的死刑。
1938年前，基本是比较正常的。没人想到插根筷子也会发芽的黑土地会饿死人，没人想到会在冰天雪地中的山林中露营，也就没人想到连回家、想家也要被“背小树”——都是环境逼出来的。
有老人说，冬天“背小树”，有时还要把衣服扒下来。不用枪打，一是枪声可能引来敌人，二是节省子弹，那衣服也不能浪费了呀！
老人说，那以后，他就见不得一丝不挂的人了，想想都头晕。洞房花烛夜，也没有花烛，一辈子没见过妻子的裸体。
成为危险问题之五军三师八团范司务长景顺、藤排长风、队员焦风林、妇女曲等五名开除离队，给以退伍证及遣散金，并严嘱半月内不许向东南宝清方向行走。
行半日途程，开除之范司务长等追踪行进，不遵预嘱将范、藤、焦三名处死，妇孺曲、管两名暂时留候到相当地点后，即遣走。
时刻注意部队内及后方住址中或行动中之人员，避免一切受敌人截击埋伏狙袭及捕掳之危险，对于可疑虑之工作人员及动摇分子务勿姑息。
用特别手段惩治叛徒。
反奸细斗争是我党目前最重要的任务。
如有新入队的人，必须不动声色地细心检查，多方面查考。特别是有敌人侦探疑问的分子，更要注意采取坚决办法。
在1938年后的各军文件中，这类文字是不鲜见的。
曹曙焰老人说，那时连里搞教育，就是讲实话。我说我出来四五年了，连长比我还多一年，家里怎么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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