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33年大雪漫天的1月，“腊七腊八，冻掉下巴”的季节，这支游击队特别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人物，使它能够再支撑上一段时间——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
如果巴彦游击队不是这时候垮掉了，而是再熬撑上一段时间，也不是没有转机的——因为“1·26”指示信很快就要传达下来了。
红32军南满游击队代理政委上任后的第一个举动，是率领这支缺乏给养、弹药，更缺乏信心的队伍，发起攻击。
军事智谋，乃至生活哲理，第一个，也是最重要、最基本的特征，就是晓得什么是你能够做到和不能做到的。一支强大的队伍要进攻，这样的道理不用讲。一支弱小的队伍同样需要进攻，而且更需要进攻，就不是一时半会儿能讲得通的了。你说咱们眼下就像冰天雪地里冻得瑟瑟发抖的人，你越佝偻，缩成一团，就越冷，只有甩开膀子活动起来，才能发热出汗。有人会说你这个比方不对，或是在心里冲你摇头，说咱们的游击队就像个得了大病的人，自己都顾不过来自己了，还要找上门去打架，这不是疯了吗？那就打个胜仗。说一千，道一万，打胜仗才是硬道理，胜利总是最有说服力的，只是你得明白能够打什么样的胜仗。
游击战，偷袭战，打了就跑。先是打下蛤蟆河子的“会房子”（保民会的据点），缴获“会兵”（保民会的反动武装）长短枪10支，还有一批给养。接着，又在铁路工人的配合下，袭击吉海路老爷岭日本守备队一个小队，毙伤日军9人，毁坏铁甲车1辆。官兵信心、士气大振，对这位还习惯地称为“省委特派员”的代理政委，开始信服了。
从1月底开始，日伪军先后调动近两千人马，对磐石地区红军游击队和各色反日武装发动连续4个月的“讨伐”。南满游击队与敌接仗几十次，其中比较大的战斗4次，头两次的对手都是被称为“降队”、“汉奸队”的“东江好”和“毛团”。游击队占据有利地势，一边阻击敌人，一边大打攻心战：“红军是穷人的队伍！”“士兵不打士兵！”“劳苦兄弟联合起来，打倒共同的敌人日本子！”这种敌人本来没什么战斗力，一听这些口号就更闹心了，有时再寻机派出支小部队到敌人屁股后头打一阵子，那仗也就没什么打头了。
后两次就是跟日军对阵了。鬼子装备好，训练有素，也顽强，只是它在明处，游击队在暗处，机枪、大炮找不着北，使不上劲。最后一次就是伏击战，在日军来路上伏击，退路上还袭扰、伏击。两仗歼灭十多个鬼子，游击队无一伤亡。
在这次“讨伐”中，磐石地区反日武装有的垮了，有的插枪了，还活动着的或多或少都有损失。而红军游击队打的仗最多，对敌人的打击也最大，还发展、锻炼了队伍，使自己在“1·26”指示信后的统一战线中占据了有利地位。
杨靖宇无疑是力挽狂澜式的人物。但在宏观、战略上被北方会议盖了帽的大背景前提下，无论怎样变通，也无论取得多少战术上的胜利，也是难以力挽狂澜的——除非上级改弦易辙，除非你是神仙。
“1·26”指示信
1933年1月26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二次全会精神和部分参加东北抗战的同志的汇报，写了一封《中共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论满洲的状况和我们党的任务》，即后来通称的“1·26”指示信。
指示信是王明代中央起草的。王明这时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政治局书记处书记。
指示信由莫斯科送到吉东局，吉东局书记孙广英亲自送到满洲省委。信是用药水写的，再用药水处理显示出字迹，后面署名“中央”，就有了疑问。既是中央指示，为什么不是来自上海，而是莫斯科？省委与上海是经常有交通员往来的呀？省委尚不知道半年前，中央已由上海迁到江西中央苏区，上海只是设有中央局领导白区工作机关。认为这封信是假的，还有一个理由，就是这封信的内容与北方会议以来的中央文件精神大不相同，而这也正是一些人坚持信是真的理由，认为它比较符合满洲的实际情况。
接下来争论的焦点，是部分地还是全部地执行这个文件。有人认为南满磐石、海龙地区群众基础好，红32军的旗帜已经打出去了，且有很大影响，可继续搞红军和苏维埃，其他地区则搞人民革命军和人民革命政府。以魏抱一为首的一些人认为，指示信是决定东北战略全局的，应该全部贯彻执行。
省委将自己的意见报告中央，请求指示，上海方面没有回音。形势不容等待，省委决定召开扩大会，贯彻执行指示信。
这封13000多字的指示信，主要讲了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首次明确提出东北抗战中的统一战线问题。“在满洲群众运动现在发展的阶段上，我们总策略方针，是一方面尽可能的造成全民族的（计算到特殊的环境）反帝统一战线，来聚集和联合一切可能的，虽然是不可靠的动摇力量，共同与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另一方面准备进一步的阶级分化及统一战线内部阶级斗争的基础，准备满洲苏维埃革命胜利的前途。”之后，人们一提起“1·26”指示信，首先想到的就是“统一战线”。因为这是这封指示信的核心部分，更因为之前北方会议孤家寡人的抗战路线教训太深刻，太令人深恶痛绝了。
二是分析四种反日武装的性质及对策。第一种是马占山、李杜、丁超等人的队伍，服从国民党指挥，是不可靠的动摇的。第二种是王德林的队伍，成员大都是农民，国民党的影响较小。第三种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大刀会、红枪会、自卫团，一部分受地主富农和旧军官的影响、指挥，一部分在革命分子领导和影响下。第四种是党领导的赤色游击队，是最先进最革命最有战斗力的队伍，然而直到现在还不是反日战争的领导者和左右一切的力量。对第一种队伍，主要是和士兵组织统一战线。对第二种除下层统一战线外，视情况或许可能实行上层统一战线。对第三种视其内部反对反动领袖的情况，以及我们在其间的影响，来决定实行统一战线的程度和范围。
三是强调夺取统一战线的领导权，保持党的独立性。“无论在什么时候，都坚持和保存自己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即无产阶级的政党自由的和不留情的批评和揭穿统一战线内团体中的一切不彻底、动摇、叛变、变节、投降的企图和事实。坚决的无情的反对右倾分子，把夺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策略，变为投降和作资产阶级尾巴的一种企图和趋势。但同时要和‘左’倾关门主义，及在政策的实际工作中想跳过现在阶段的企图和趋势宣布无情的战争，因为这可过早的破坏或完全不可能造成现在所规定的必需的统一战线。”
四是强调群众斗争策略的灵活性。“北方会议”要求普遍地组织工人罢工，农民没收地主土地，军队实行兵变，组织红军，建立苏维埃政权。“1·26”指示信根据东北的特殊情况，提出党的中心工作是没收敌伪财产，保障劳动群众的基本权利，在伪军中组织兵变，在反日武装斗争中由最好的游击队编成人民革命军，建立选举的民众政权和反日会。
在经历了半年多自杀式的“把反日战争和土地革命密切联系起来”后，历史基本又回到了罗登贤时期的那个起点上。
孙悟空的一个跟斗云，也只能翻出十万八千里。比之“北方会议”，“1·26”指示信无异于从三九一下子跃进三伏了，也就难免留下些“北方会议”的尾巴。到了1934年2月22日，中央认为东北已经到了必须“把反日游击运动提高到土地革命的阶段”，指示满洲省委执行“1·26”指示信中“准备满洲苏维埃革命”的任务，这尾巴就又高扬为旗帜了。
“1·26”指示信送达满洲省委时，杨靖宇正在省委。这时他已从实践中认识到“北方会议”那一套是行不通的，却又不能擅作主张，就从磐石赶来请示汇报，正好赶上省委学习、讨论、贯彻指示信的一个全过程。
王明在写作这封指示信前，应该知道东北的“胡子”、“山林队”，以及他们当时的生存状态。不知是不屑一顾，还是这位安徽金寨县（这个县历史上也是盛产“胡子”的）人觉得生僻、拗口，还是怎么的，反正通篇都没有“胡子”、“土匪”、“山林队”的字样。
现在，杨靖宇与已经写到或行将写到的一些共产党人，不约而同地准备与胡子、山林队统战、联合。
像任何一个义勇军曾经比较活跃的县份一样，磐石地区的大小绺子有几十种，比较大的像“老常青”、“朱司令”、“双胜”、“西省”、“吴司令”、“磐石好”等等。大绺子之下还有小绺子，司令中还有司令。有的“合绺合财”，有的“合绺不合财”，即大家合伙干，缴获或抢劫来的财物，按照各自人枪多少统一分配，或是哪个绺子抢的就是哪个绺子的，再各自按照人股枪股进行分配。而无论合绺不合绺，合财不合财，山林队一般都是反日的。即便专事抢劫的胡子，日伪逮着机会也是一样收拾的，也不得不反日。依照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法则，这种纯胡子的山林队，即便不能归入朋友、同盟这一类，也不应是仇敌。
“东江好”、“毛团”“讨伐”游击队失利，“东江好”被日军缴械，“毛团”见势不好，哗变反正，杨靖宇曾写信给予鼓励、支持。这在当时是犯忌的，可现在不成问题了，可以甩开膀子干了。
红军真打鬼子，而且在反“讨伐”中打出了威风，这是山林队都服气的。而且这时日伪军又开始“讨伐”，大敌当前，大家都觉得应该团结起来，共同对敌。所以，杨靖宇在山林队中进行的统一战线工作，还是比较顺利的。
7月下旬，在桦甸县八道河子附近，杨靖宇主持召开了南满反日军联合参谋部成立大会。到会的有南满游击队、“毛团”、“赵团”、“马团”、“韩团”、“许团”、“殿臣”、“常占”、“三江好”、“四季好”等70多位反日武装领导人，一致选举“毛团”首领毛作彬为总司令，杨靖宇为政委，李红光为参谋长，“殿臣”首领傅殿臣为军需长。
这是“1·26”指示信后，东北红军与非党反日武装最初的联合，而且掌握了相当的领导权。
第5章 “上层勾结”
统战专家李延禄
比之杨靖宇和赵尚志，李延禄、周保中走的就是另一种抗战路子了。
后来的抗联4军军长李延禄，1885年出生，1。70米的个头，方脸盘，鼻子下一抹胡子弯到嘴角，不胖不瘦，不白不黑，性情温和、稳重。平时举止言谈总是不紧不慢的样子，却是心中有数，果断，有威严，颇受部下拥戴。见哪个士兵帽子戴歪了，他就说：俺说这个弟兄，你把帽子正道正道好不好？求求你了。那士兵脸就红了，别人也赶紧去摸头上的帽子。
他祖籍山东，祖父辈逃荒闯关东，先在吉林省宁安县（今属黑龙江），后迁延吉定居。十二岁到织布厂当学徒，因参加反袁世凯复辟帝制运动被开除，到延吉骑兵营当兵，升至营司务长。他同情朝鲜流亡者的革命活动，向他们提供情报，被部队处罚，又到盐务缉私连任连长，1931年7月加入共产党。1932年1月，延吉中心县委派他到王德林的救国军中工作，被任命为救国军总部参谋长。
“老三营”营长与救国军总司令，骑兵营司务长、缉私连长与救国军参谋长，这么看着职务安排应该说差不多。可许多职务、名望比李延禄高的各党派人士，投奔王德林后，那职务都比参谋长低得多。李延禄在回忆录中，说是“由于一种特殊的机缘，我取得了他感恩式的尊重与信任”。从当年的资料，到今天的有关作品，笔者没看到比这再多的说明，最多的就是两个字“私交”。而无论如何，这对共产党，对东北抗战，都是绝对有利的好事。
寒冬腊月，救国军总部驻地延吉县小城子，被戴着上白下红黑字“救国军”袖标的官兵充塞了、膨大了。让这些军人瞪大了眼睛的，是络绎不绝的挺阔气的带篷的马车、马爬犁，偶尔还有辆比我的祖辈见到的汽车更稀罕的小轿车，在街里那条狭窄的人踩马踏的冰样的雪道上，像只黑甲虫似的颠动着。穿着黄呢质料、胸前有两排亮晶晶铜扣子的军大衣的东北军军官，军衔至少是个少校；西装革履的，戴着水獭帽，穿着貂绒大衣的，则是延吉和邻县的头面人物、乡绅代表。有的来投军打日本，有的想听听风声，有的是说客。对于这支较少党派色彩，在一年后的“1·26”指示信中也评价较好的队伍，一些人就想将其拉到麾下。像以盖文华为首的3个国民党爱国青年，据说给王德林带来的是“自卫军第1路军总指挥”的头衔。而吉林自卫军总司令李杜派来的代表，则是拿着实实惠惠的1万元钱作应急军饷，要将救国军收编为一个团。
义勇军溃败后，一些人的第一感觉，就是拉队伍上山，当然是要报个字号的。这是黑土地别样的文化积淀之一。不能说草莽出身的民族英雄王德林，这时仍有一种“山大王”情结。可这时救国军正滚雪球般发展壮大，他正想独树一帜，岂能甘居人下？只是李杜的自卫军兵强马壮，占据着北满、吉东大片地区，又得罪不得。而且，队伍初建，也真缺钱。
钱留下，用这笔钱再拉起来一个团，打着自卫军旗号，这不就“结了”（行了）吗？
参谋长李延禄就这么参谋了一句，就把王德林从两难中解脱出来，这位总司令当即就道：庆宾（李延禄的字），这个团长就你兼了。
汤原、珠河、磐石等游击队，跌倒爬起，流血牺牲，千难万难拉起队伍。李延禄来到这时已有几千号人马的救国军，出手就是个参谋长，现在又兼上了打着自卫军旗号的补充团团长。参谋长固然了得，关键时刻一句话就起大作用，毕竟还是没有兵权。这下兼上团长，可就不大一样了——抗联4军就是在这个补充团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结果开始的却是所谓“上层勾结”的历程。
救国军崛起东满，已使日寇不安，更不用说再连下敦化、额穆、蛟河等县城了。这时，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支赤色武装延吉游击队刚刚诞生，其余的尚在孕育之中，黑土地上风起云涌的是义勇军抗日怒潮，日寇盯住的是像李杜（北满）、王德林（东满、吉东）、唐聚五（南满）这类的大股义勇军。不过这一支主要由共产党员领导的武装，马上就要一展身手了。
开头，补充团只有3个连400多人，李延禄抽调王德林起家的“老三营”班长史忠恒、李凤山，还有随他一起来救国军的党员左征、朴重根，分任连长、副连长。不久，3个连扩编成3个营，共千把人。宁安中心县委派来孟泾清、金大伦、贺剑平等党员，在补充团建起秘密支部，很快发展史忠恒、李凤山、李延平等人入党。
从敦化到宁安有条通商古道，进入宁安县南湖头时，就陡然险峻起来。这是嵌在山崖上的狭路，上面巉岩巨石，下边是牡丹江，约2。5公里长，人称“墙缝”。江对岸山脚下，还有条大路通宁安，但走那条路就绕远了。3月中旬，日军上田支队从敦化向宁安进犯，企图与进占宁安的天野旅团会合，消灭这一带的救国军。得知情报，补充团积极请战，李延禄就率队在墙缝等上了。
19日拂晓，上田支队主力600余人和一营伪军，被当地猎人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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