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四五个同志分散到各处（东奔西跑联络队伍进行上层勾结），自己队内没有任何群众组织，周同志及队内的支部完全作了吴义成的尾巴。
周××（周保中——笔者）就是整天在那里专作上层勾结。
以上文字，分别摘自1934年5月9日、9月12日《中共满洲省委关于吉东局目前的政治、党的工作及组织状况的报告》、《中共满洲省委关于军队和党的组织工作给宁安县委的指示信》。此类文字还有一些，不一一列举。
再看5月15日《中共满洲省委关于南满人民革命军存在的错误及目前的战斗任务给人民革命军政委、政治部及全体党员信》中，对杨靖宇的批评：
忽视并放弃统一战线内部的阶级斗争，在反日义勇军放弃下层统一战线，不去夺取下层士兵群众（在下层士兵中建立公开的反日会、士兵代表会、士兵委员会、党的秘密支部等等），而作了上层勾结的错误。
赵尚志当然也不能幸免。此前的3月9日，《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文给党团省委报告之三》中说：
曲解统一战线为上层勾结，丝毫没有进行下层活动，“左”的破坏统一战线的错误虽然是表面上承认，但企图用完全是右倾部分“左”倾，来掩盖过去破坏统一战线的错误（赵）。
凡是统一战线搞得好的地方和队伍，几乎没有不被指责为“上层勾结”的。而李延禄和周保中，因为从一开始就游走于救国军的上层，也就成了“上层勾结”的代表人物。
“北方会议”像个紧箍咒，使冰天雪地中的共产党人伸展不开手脚。“1·26”指示信让人感到了春天的暖意，“上层勾结”这顶帽子又牢牢地扣在他们头上。
一条阶级路线
“文化大革命”中，黑龙江省第一个被打倒的，也是最大的“走资派”省长李范五，1912年生于吉林省穆棱县（今属黑龙江省）八面通狍子沟，1932年11月在国立北平大学俄文法政学院外交领事系读书时入党。年底，北平市委派他和家在宁安的同学孙绍堂，回东北利用乡土关系参加抗战。带不走的书籍、衣服什么的，能卖的卖了，不能卖的当了，凑点儿路费，两个人就回来了。
到了穆棱，也没回家，先去找党。从县城找到下城子，又找到兴源镇，在人称“刘快腿”的刘万奎的自卫军里找到两个党员，他们是军法处长周延声和作战参谋佟同。周延声说日本子要来了，这旮旯要打仗，虎林县义勇军一个营长是孙绍堂的堂兄，那儿没党员，急需人去开辟工作，两个人就奔虎林。兵荒马乱，一天晚上，响起枪声，人们四散奔逃，两个人也跟着跑。黑灯瞎火，这是跑哪儿了？天亮一看，哟，这不是苏联地界吗？吃了一惊，转而大喜，这是到了“阶级祖国”呀！两个人一商量，就决定在苏联学习、训练一番，再要几支枪，回“民族祖国”打日本子。两个俄文法政学院大学生，跟苏军哨兵一口一个“同志”，人家根本不理睬，把他们送到边防站，再押到双城子（乌苏里斯克）监狱。头几天审讯，问什么答什么，没问题了，就跟人家较真：俺们是中共党员，天下共产党是一家，哪有自家人关自家人的道理呀？你们得训练俺们学军事，俺们好回去打日本子呀！
关了两个月，放了，这回回家了。回家了也不能当亡国奴呀？还是找党。找到了，让李范五在穆棱县第二学校以教师身份开展秘密工作。具体怎么开展，那人也没说，好像也说不大明白，又好像李范五什么都明白，不用说了似的。
在北平读书时，有反帝大同盟组织。他就照猫画虎，秘密发展反帝大同盟盟员，平时发现谁有反日思想，就吸收进来。不到三个月，就在学校、狍子沟、白石砬子、兴源镇、八面通火车站，还有伪警署，发展十多名盟员。不久，又将其中几名突出的盟员发展为党员，在一个萝卜窖里举行了入党仪式。
1933年6月，吉东局决定成立穆棱县委，李范五为县委书记。8月，调任宁安县反日会长，不久担任县委书记。
如今的县委，一幢大楼，几十台电脑、电话，人们按时上下班。那时，今天这儿，明天那儿，“李县委”、“李大个子”，叫什么他都答应。有的叫他“县委”，说县委来了，快进屋，上炕坐。出门脑后也得长只眼，小心有“狗”盯着。有时有情况，半夜三更往山上跑。一次在小牡丹屯，突然来了一队伪军，那是个朝鲜屯子，周围一望无际的稻田，根本没法跑。党员姜信爱要他躺在炕上装病，告诉他朝鲜（族）人病了难受，不像汉族人那样“哎呀”、“哎哟”，而是“噢喉喉”。没想到伪军要在这家做饭，几十个人的饭菜折腾两个多小时，那炕烫得能烙饼了，这下子可是真的“噢喉喉”了，那汗出得快虚脱了。
“北方会议”那一套，李范五只赶上个尾巴，印象不深。让他痛苦不堪、不知如何是好的，是所谓的“上层勾结”。
1934年2月22日，中央认为东北经过一年来的抗日斗争，已经到了必须“把反日游击运动提高到土地革命的阶段”。满洲省委指示各级党组织开展反右倾斗争，特别是反“上层勾结”，进行土地革命。一些地区重又出现抢粮分谷吃大户，有钱大户恐慌起来，有的干脆寻求日伪保护。一些山林队首领也疑虑重重，与游击队关系紧张起来，好不容易开始的统一战线又面临危机。
伪满正式颁布保甲法，是1933年12月。而像宁安这种“匪患”严重地区，则已实行大半年了。所谓保甲，就是把一个县分成多少个保（一般为20个左右），保下分甲（每保不超过10甲），甲下分牌（每牌50户左右），设保长、甲长、牌长，一人通匪，全家连坐，一家通匪，邻里株连。另外，保还编制几十人的自卫团，由县里发给武装。这对反日活动自然威胁很大。李范五到宁安后，主要精力就用在对付保甲上，把保甲长变成“外白内红”式的人物。像东京城22个甲长，有19个被争取过来，有的还入了党。
4月初，宁安县来了一位省委代表，年纪跟李范五差不多，山西口音，人称“小赵”。听了李范五的汇报，认为宁安县委过分地估计了有产阶级的抗日积极性，执行了一条可耻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游击队中党员太少，地方党员中地主、富农太多。
小赵说：你们这是把统一战线曲解为“上层勾结”。
李范五在理论上是接受这种批评的，因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不应是抽象的。可一联系实际，就觉得自己“勾结”的这些人物，恰恰是一般人难以替代的。特别是小赵提出开除泡子沿伪甲长邓吉祥的哥哥邓吉生的党籍时，分歧就更严重了。
邓吉生和李范五是哈尔滨一中的同学，1929年参加反日活动被开除学籍，后来考入北平民国大学本科经济系，参加党的外围组织互济会，“九一八”事变后辍学回家。这样一个人，本来可以谋得一个体面的职业，他说俺是中国人，不能替日本子做事。李范五在北平读书时，两个人常来常往，知根知底。到宁安后，邓吉生来找他，县委机关还曾设在邓家。邓吉生没少给山里游击队买粮买药，赶着马车、爬犁送去。他在伪县政府、警察署有亲戚、同学，很多情报都是他搞出来的。邓家是泡子沿大粮户，还开油房，他的弟弟当伪甲长也不假，可人家心里是向着咱们的呀？不然，别说他李范五了，连邓吉生是不是也早让日本人抓走了？把这样的人开除党籍，损失太大了，情理也不通，在党员和群众中又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无论李范五怎么解释、争辩，小赵不为所动，反倒认为这正是县委上层勾结的典型，是阶级立场问题。
李范五就觉得脊梁背上嗖嗖冒凉气儿。
李范五的祖父、父亲，原在奉天省辽阳县小北湾，不知哪辈子闯关东到了那里。小北湾都是白沙岗子，地薄，难糊口。终于有一天，祖父一咬牙，全家人去祖坟上最后一次祭祖，和父亲各自一副担子，挑上全部家当走了。一路北上，来到穆棱县八面通北面的狍子沟时，祖父沟里沟外转了大半天后，狍子沟就有了第一户人家。
狍子沟土地肥得流油不说，而且前有水后有山，只要舍得下力气，旱涝保收。也巧了，第二年赶上官府“放荒”（卖地），祖父用嫁姑姑剩下的一点儿钱，买了几十垧生荒地。那时土地不值钱。那时的北大荒，到哪儿都能刨两垧地。只是这种刨法，心里总是胆突突的，说不定什么时候会被官府收去。这回好了，有盖着官府大印的地照了，只管甩开膀子豁出命去干吧。男女老少，只要能拿动镢头的，都去刨地。两头不见太阳。黑油油的土地，金灿灿的谷穗，汗水洒在自己的土地上，天底下还有比这更香甜的庄稼人的梦吗？
几年垦荒，粮越来越多，祖祖辈辈为吃饭愁苦的庄稼人，日子这回倒过来了。可狍子沟除了飞禽走兽，周围百八十里没有人烟，那个叫“八面通”的镇子，这时也只有七户人家。卖不了，吃不动，就给老家的亲戚朋友写信，说这旮旯的粮食海了，吃不饱饭的就来吧。祖父将自己的荒地租给他们，头三年不收租，三年后每垧地收一担大豆。人越来越多，泡子沟就形成个村落，李范五家就成了远近闻名的大粮户——不然，他再聪明，也不可能去北平念大学。
如果说张作霖由胡子而“东北王”的发迹史，让黑土地上的胡子有了盼头，渴望着有朝一日出人头地，那么正是像李范五的爷爷这样的成功者，鼓动着山东、河北一代代闯关东的移民潮——其中包括我的祖辈。
现在，二十二岁的县委书记，却不能不为与自己同样家庭出身的同志的命运，更为宁安的抗战前景，感到忐忑不安，捏着把汗。
小赵临走前交代，要把类似邓吉生这样的党员统统开除党籍。小赵是代表省委巡视工作，他的话就是指示，必须执行。但在没有正式见到省委文件之前，李范五还想等等、看看，因为他知道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结果小赵走后不久，交通员送来省委《关于吉东党在反日战争新形势下的错误及今后的任务》，反复阅读，一点儿辙没有，执行吧。
立竿见影。
看到邓吉生等人的下场，一些人就不干工作了，一些“外白内红”的甲长也躲着他了。一向活跃的县反日会，连个会议也召集不起来了，许多人回家种地了，接替李范五任会长的孟仁甫去当私塾先生了。李范五找他谈话，他说不是俺不愿干，是没法干、不能干了。俺抛家舍业，拎着脑袋反日，反出一身不是，还把你也连累了，你说还能干吗？
曲大爷是鸭蛋河一带甚至是鹤立岗最有名的。他儿子在苏联读书，同时苏联方面是非常相信他，所以每逢政治、经济有变化，苏联不让普通人过去做买卖时，苏联允许他过去做买卖。但是他将物品运过来时，他卖二、三倍的价钱来剥削群众，一般农民是并不乐意他。但是他对人很好，任何人在上卡（过境——笔者）走过去，就可以到他家里去吃，他家每天都有二十多个客，甚至胡匪、小偷也可以去吃、住，所以兵士或土匪、小偷在路见着曲大爷的东西是不劫的。同时他和官僚军阀也有很深的联络，所以我们称之为“变相的买办”。像曲大爷这类什么朋友都有的人，在山沟里和山沟口是非常多，这都是有山里风味的。
1933年5月，《关于中共汤原中心县委半年来工作报告》中，讲的这位“有山里风味”的曲大爷，广交朋友，什么人都交，朋友多，路子宽，活得滋润。东北各地都不鲜见这种“路路通”的人物，这是一种生存智慧。李延禄广交朋友是为了反日救国，多个朋友多把力，反日不怕人多。这是最简单的真理、最普通的常识了，却违背了中央精神。
“北方会议”是把除了穷人之外的有产阶级，与日本帝国主义半斤八两的都当做了敌人。“1·26”指示信强调下层统一战线，反对上层勾结，与“北方会议”一脉相承的都是这条阶级路线。江桥抗战的功劳，只能记在士兵的头上，因为士兵是穷苦人，马占山是军阀、有钱人，不可能真心实意抗战，阶级本性决定的。而在产生本书的这个历史阶段，一成不变、始终如一的则是“拥护苏联”、“保卫苏联”，因为苏联是“工人祖国”、“阶级祖国”，仍是一条阶级路线。“亲不亲，阶级分”是后来的话，其实东北抗战十四年间，某种程度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而且，这个阶级阵营中还包括了日本的工农。“应该提出日本工人和中国工人利益相同的口号”，“现在日本作战军士兵极大多数由日本工农青年分子被强迫进来替日本法西斯蒂的当炮灰，所以他们对于统治者的愤恨和反战情绪以及要求回国等日益成熟着。我们应当根据这个矛盾和弱点，并且我们善于利用这个矛盾和弱点，使之变为我们的后备军。”
如此说来，“九一八”事变是不是就是虚构的了？关东军士兵早就应该打回日本，去推翻地主资产阶级和代表这些人利益的军阀、天皇了？
第6章 惨烈东满
“苏维埃大哥”
延边虽然是满洲的一部分，但他有种种特别的条件：一、日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势力比中国统治势力强大。二、在日领所属之民会和分甲的二层支配之下。三、韩人住户的数量比中日人住户的总和多三倍以上。四、一切经济在日本金融机关支配之下。五、社会主义的影响比别处广大深入，反面三民主义之影响的广大，也可说在东省首屈一指。六、不白文化的韩民有土地所有权等等。
以上是1930年6月1日《朴××给省委的报告》中开篇的一个自然段。
如今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位于吉林省东部，当年则是东南部。所谓东满，即是指延边地区。这里是长白山腹地，山高林密，地势险峻，东邻苏联，北接吉东的牡丹江（今属黑龙江）地区，西为吉林市（“延吉”即古城吉林的延长之意），南隔图们江与朝鲜相望。日俄战争后，日本侵略势力开始进入东满，并不断扩张，设领事馆，驻扎军警，享有“治外法权”，工厂矿山大都由日资经营，土地也多由日本人收买，俨然国中之国，其统治仅次于被称为“关东州”的大连地区。历史上，东满是朝鲜人最早过界闯关东讨生活的地区。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后，难民大量涌入。1919年朝鲜“三一”运动后，大批革命者流亡东满，这里就成了朝鲜爱国志士反日活动的中心。用日本人的话讲，是“间岛的朝鲜人可以说不分男女老幼，不论从事任何职业，几乎无人不受到共产主义思想影响，这种说法并不过分”。
1933年10月，在一篇署名“华西里”的文章《满洲事变与满洲的中国共产党》中，这样评说东满党：
本区内我党组织最强，在全满洲占第一位。我党曾领导一九三一年三二年农民秋天分粮的斗争。党员有一千二百人，团员有一千一百人。有广大的群众组织。但是，党的组织也好，群众组织也好，95％是韩国同志。
这时，东北共有党员2100人。
前面说了，“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各地共产党人的反日运动，是以朝鲜（族）人为主体的。而东满地区因为“有种种特别的条件”，就有了占全东北一半还多的党员，其反日斗争也就越发得突出、热烈而又火暴。
只是道路太曲折，情景也就太惨烈。
在东北的共产主义运动和抗日战争中，东满共产党人创造了许多个第一，其中之一是1930年6月东满各县就都建立了县委。
同年5月，先是和龙县立一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