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师首征
本溪县草河掌乡汤沟,是笔者家乡著名的旅游疗养地。这里是辽东大山里谁也数不清的沟沟岔岔中的一条,东西走向,北侧陡峭的山脚下是条清亮的河流。上个世纪80年代末,仿佛一夜间,隔河沿岸矗起一幢幢色状各异的多层建筑,从沟口一路向沟里排列开去。中段河上拱起一座水泥桥,把游人接引到山下的“杨靖宇纪念馆”。桥下不远处,河边一块可容坐十几个人的大青石上,嵌着三个铜铸大字“将军石”。
决定1师西征的会议,就是在“将军石”上议定的。
1936年5月中旬,在梨树甸子将“大尾巴队”一个加强营几乎全歼后,杨靖宇率军部和1师来到汤沟。那时的汤沟,一条通往沟外的路,车道沟里长着车轱辘菜,只有几户人家,其中包括笔者的奶奶的娘家。一汪四季喷涌的天然温泉,引来些洗汤治病的人。如今这里每天车流不断,在那沿河楼里住一夜要几十上百元,甚至更多。当年来人就在那几户人家里住,南北大炕住不下就打地铺,没带吃食还管吃,大子饭、咸萝卜疙瘩随便造,有钱临走给两个,没钱再来还一样。抗联来了也一样。胡子来了就得弄点儿“好嚼裹儿”了,把人家惹翻了可受不了。
这应该是个春光明媚的日子,空气中弥漫着野花的香气,发情的野鸡在林子里咕咕鸣叫。刚打了大胜仗,官兵都很高兴,在热乎乎的有股硫黄味儿的温泉里搓洗着,嬉笑打闹着。然后,杨靖宇召集师以上干部,坐在那块大青石上,边晒太阳边开会,研究西征问题。
1934年3月,上海中央局领导被捕叛变,连同江苏省委遭到严重破坏。此前,满洲省委一直是与上海中央局联络,这下关系断了。同年秋,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开始长征,与中央的关系就彻底断了,从此即由在莫斯科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直接领导。问题是这种领导、联系时断时续,远离中苏边境的南满1军,更是鞭长难及。1936年1月满洲省委被撤销,这唯一的上级也没了,1军就像没娘的孩子般成了一支孤军。
其实,这时抗联各军的处境大同小异。只是1军距关内更近,这打通与党中央和关内红军联系的任务,就历史地落在了1军头上。
作为西征先锋,1师还有为后续部队开辟通道,到辽西、热河探路、打前站的任务,以便1军主力能够迅速地在长城内外开辟游击区、根据地。
由1师开始的悲壮的西征,总导演应该是在莫斯科的王明。
6月下旬,在军政治部主任宋铁岩、1师师长兼政委程斌、参谋长李敏焕率领下,西征部队从本溪县铺石河出发。兵力为师司令部20多人,保卫连70多人,少年营150多人,3团150多人,装备除个人所携长短枪外,有4挺机枪、1门平射炮和2具掷弹筒。大体的行军路线,是避开敌人兵力雄厚的奉天、鞍山一线,从辽阳、岫岩、营口等地迂回西进,过辽河,直插山海关,或经热河进关。
由山林队“占东洋”带路,兵分两路向安奉铁路逼近。在草河口打了一仗,又向北转进,最终从连山关与下马塘之间越过安奉铁路。再翻越本溪与辽阳间的摩天岭,进入辽阳境内。一路不时与敌遭遇、作战,1师并不恋战,有时也出击一下,见好就收,打了就走,昼伏夜行,在山岭间迂回西进。
7月初进入辽阳县境,原打算横穿辽阳,径直西进。敌人似乎有所觉察,开始围追,并出动飞机侦察。1师即掉头南下,从辽阳、本溪、凤城三县交界的崇山峻岭间进至岫岩,以期摆脱敌人,同时经营口西进。敌人紧追不舍,从奉天、辽阳、海城等地调集大批日伪军,乘火车或汽车追击、迂回、包围,欲乘机吃掉1师。
这时,敌人已经开始在这些地区集家并村,组织自卫团(当地人称之为“棒子队”)。更糟糕的是当地人不了解抗联,以为是胡子来了,或者跑散,或者群起攻击。少年营进个村子,想弄点儿吃的,敲门,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手持一杆长矛,疯子似的冲出来,一下子刺在一个士兵的胸膛上。为了吃顿饱饭,就得强攻硬打,付出生命的代价,甚至冒着被围歼的危险。
3团11连连长马广福在“回忆材料”中说:
到了辽南地区,前方敌人封锁很严,层层包围,这里又没有群众基础,不少群众被敌人利用,手执木棒,村村站岗放哨,见到我们就吹号,敌人越聚越多,交通便利,很快就会把我们包围。
决定放弃西征并开始回撤,应在7月8日前后。此时,部队已减员一半左右。应该说,程斌的这个决定是正确的,也算适时。再走下去,只能全军覆没。
为了减小目标,便于行动,将部队分作三路。程斌、李敏焕率师部和保卫连,3团政治部主任茨苏率3团,这两路基本是沿原路返回。少年营在营长王德才率领下,在凤城县弟兄山被敌包围。分散突围后,王德才率2连部分官兵北撤。1连被敌追击,连长张泉山带人向南去了,最远处曾达庄河县的龙潭沟,再北返。到处都是敌人和“棒子队”,只能夜间摸黑行动,躲不了就打,没吃的就嚼啃半熟的高粱穗和青包米。到海城县的唐望山附近打了一仗,越过公路就被敌人追上,张泉山带领大家抢上一个砬子山坚守。从天刚亮打到第二天凌晨,弹尽粮绝,只剩张泉山和小曹,还有个6号战士。敌人吵嚷着要抓活的,3个人纵身跳下30多米高的山涧,后被在当地活动的唐聚五余部救起。
西征幸存的1师官兵,是陆陆续续归来的。
当时为3团2连2排3班3号战士的王忠山,近三十年后回忆说:
在开全军会的这天,才见金参谋长领回12个人,多数是原少年营的排长和传令兵,每人除了有1颗手枪外,另外只带回三四颗马枪,损失相当严重。在会上,杨靖宇下令,把金参谋长绑起来,并质问他:“你们回来顶什么,100来人弄哪去了!”当即还枪毙了2个,听说他们有叛变行为。后来就不知道金参谋长下落了。
发现1师东返,敌人即行尾追堵截。
7月15日,程斌、李敏焕率领的一路,重返辽阳与本溪两县交界的摩天岭。这岭山势陡峭,峰插云端,故曰“摩天”,算得笔者家乡一名山胜境。山路曲折回环,多是陡壁深岩,岭顶一道豁口,可通车骑。1师师部和保安连昼伏夜行,到达这里时天已大亮。过了豁口,就在叫对面炕的地方吃点儿东西,隐蔽休息,准备晚上越过安奉铁路,继续东返。
摩天岭东15公里的连山关镇,驻有日本守备队一个大队,是安奉铁路上的一个重要据点。这天上午,2中队长今田大尉率所属中队堵截1师,一路搜寻来到摩天岭,已是下午两点来钟。大热的天,算上今田共是49个鬼子,另有一个朝鲜人翻译官,个个气喘吁吁,汗流浃背,也饿了。走到对面炕山梁下林子边一块稍平点的草地上,今田哇啦一声“米西”,鬼子们就把枪架好,取下挂在腰间的猪腰子饭盒,坐下狼吞虎咽起来。
连山关守备队豢养军犬的狗圈有20多间,今田这小子这天如果牵上一条军犬,可能就没有笔者的这些文字了,或者这场战斗就是另一种形式、模样了。
据说,鬼子刚出现在岭下,就被岭上高处的瞭望哨发现了,林子里的鼾声就停了。这是片杂树林子,高大的柞树、椴树、楸树遮天蔽日,矮小的灌木密密麻麻,特别是林子边的榛柴棵子,连只兔子也难得挤过去,以至于每个倒毙的鬼子,都难得是第一个被击中物。
作为指挥机构,师部的实兵战斗力自然有限,这保安连却是1师的精华。保安连的任务是保卫师部,兼作防奸肃反,官兵政治可靠,军事过硬,每人两大件,一支三八大盖,一支匣子枪,有的还有支撸子。西征一路,到处被追打,露宿风餐,有时连弄野菜的工夫都没有,这窝囊气受的呀。自看到来送死的今田中队第一眼,趴在林子里的官兵眼里就喷火冒烟。枝叶遮挡,有些看不大清,最近处距敌也就30来米。而在50米内,一支匣子枪就是一挺小机关枪。
第一声枪响,今田就栽倒了。鬼子愣了,东张西望的工夫,林子里的弹雨像卷起股飓风,枝叶纷飞,震耳欲聋,15公里外的连山关镇都听到了炒豆般的枪声。还在愣神的,扔了饭盒去抓枪的,鬼子纷纷倒地。山坳里无风,硝烟久久不散,今田中队的“武士”横七竖八,绿叶青草溅着污血。
一个鬼子,一个翻译官,只跑掉两个。那个鬼子负了重伤,几天后也死了。
时称“摩天岭大捷”。
1军两次西征,摩天岭大捷是唯一的亮点。大捷后,立即招来敌人更加疯狂的围追堵截,1师伤亡惨重。
3师再征
11月上旬,即1师西征失利后三个多月,在本溪县红土甸子红通沟的一个山坡上,杨靖宇召集1师、3师领导开会,决定将组建才半年的3师改成骑兵,再次西征。计划乘辽河封冻之机,用骑兵向北再转西,快速突破铁岭、法库一线,越辽河一直冲向热河奔关内。
半个月后,在师长王仁斋、政委周建华、参谋长杨俊恒和政治部主任柳万熙率领下,3师踏上征途。
这是一次远比1师艰难得多的西征。
当时为柳万熙的传令兵的黄生发老人回忆说:
我们几乎彻夜不眠,因为过度疲劳,战士们有的边走边睡,甚至在马上就睡着了。如稍一休息,人们就席地而卧,不叫不醒;特别是步兵,跟不上马队就得小跑,稍有疏忽,就有掉队的可能;沿途吃饭喝水就更困难,我们怕暴露目标,一般情况下,不轻易进屯找水找饭,渴急眼了,就喝臭泡子里的水,饿了就啃几口冻玉米饼子,有时还吃不上东西。除此,伪自卫团、棒子队、伪警察满山遍野地嚎叫,企图围阻我们,因此我们天天行军,就得天天打仗。
3师官兵奋力冲突,好歹抵达铁岭县石佛寺辽河东岸,预想中的冰封雪裹的辽河,却是大水汪洋,渡船也都被敌人控制。怎么办?决定抢船强渡。一河大水,两岸平原,刚一动作,敌人即察觉意图扑上来,对岸敌人也火力阻击。浑浊的河面,阴沉的天空,子弹飞蝗般穿织。
一路风雪交加,露宿风餐,官兵一身湿漉漉的棉衣,那是个什么滋味儿?眼前又是这等模样。没别的路了,只得边打边撤,绕道返回。
1师西征出发时400多人,回来百余。
3师400多人马,回来70多。
1936年初,中共中央为扩大陕甘宁根据地,同时表明红军抗日决心,组成“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锋军”。2月17日发表《东征宣言》,20日开始东征,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准备北上河北、绥远,开赴抗日前线。由于国民党军队围堵,未能如愿,5月5日撤回河西。
至于1师西征的具体动因,笔者家乡本溪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的挺翔实的《浑太两岸的抗日烽火》中说:
汤沟会议“半个月后的一天,杨靖宇同志从日伪报纸上看到有条消息:‘林匪部队在热河一带活动’,断定是中央红军将领林彪率队到了热河。遂命一师马上出发西征。”
无论杨靖宇当时知不知道红军东征,这都是1军西征的背景。仅凭日伪报纸上的一条消息,“遂命一师马上出发西征”,也不好断言轻率。但是,对于3师西征时辽河能否封冻,却应该有个比较符合实际的判断。因为辽河就在辽宁境内,不是在黑龙江,气温相差无几。
有老人说,按节气算,那工夫辽河差不多该封冻了,可那年11月底了还下雨。俺们这些小兵知道西征要干什么,却不知道要过辽河,更不知道要等辽河冻住了,像蹚平道一样地过辽河。那时那庄稼人知道什么呀,就知道家“巴拉”(附近)的几条河。可上级领导应该知道呀,那“天头”(天气)那么暖和,辽河冻不了,应该想到这一层的。
就算辽河封冻了,也难免一相情愿地盲动。
从决定西征到出发,应该说1师的准备是比较充裕的,而3师仅用半个月时间,还要把步兵变成骑兵。骑兵目标大,不适于游击战,山区活动更多不便,1师西征前后缴获的马匹,大都以挺便宜的价格卖掉了。有书籍、资料说,这次是吸取了1师的经验教训,突出个快字,要快速通过敌占区。可据黄生发老人讲,“因为马匹不足,只有一小部分编成了骑兵”。这种步骑混编行军,步兵拖累骑兵,甚至不如步兵快捷,除非把步兵拖垮、甩掉。
1师西征,选择夏季,树叶关门,到处青纱帐,步兵又轻盈灵活,尚难隐蔽;3师正逢冬天,山野大地光溜溜的,目标又大,焉能不被发现?一身湿衣,难得进村,就那么在雨雪中淋着、冻着,那时那人再抗造,毕竟也是人呀。病号怎么办?抬着?再加上“天天行军”,“天天打仗”,不知到得辽河边时伤亡多大,非战斗减员有多少。瞻望前程,到达热河,再奔关内,直线距离也比已走的行程远得多。计划不周,准备不足,判断失误,老天爷和土地爷都不是朋友,谁知道前方还潜伏着多少不测?
比这一切都可怕的是“棒子队”。东边道也有类似的“棒子队”。笔者的老岳父当年就当过“棒子队”,“集团部落”建成后成立的,正式名称叫“自卫团”,为“集团部落”武装组织。“满洲国”保甲法规定,十八至四十岁男子,非公务员、残废者,都是自卫团员,每天晚上轮班巡逻。每班几个人,扛着老洋炮、长矛、棒子,每班两炷香工夫。老岳父说,胡子来了,就可着嗓子吆喝,人们都抄起家什跑出来。“便衣队”(抗联,或其他抗日武装)来了,俺们就跑了,谁管日本子的事呀?有的还给“便衣队”通风报信,领着他们抓走狗。
问题在于此“棒子队”非彼“棒子队”。1军西征,是进出敌人腹地,是日伪统治比较严密的地区,群众不了解抗联是支什么样的队伍。那些伪自卫团和伪警察,也大抵如此。见到抗联,就以为是胡子要进屯、打街,就吹号,满山遍野地号叫。粮弹无从补给,只能靠战斗解决,而枪声只能招来围追堵截。
比之1师青山绿树的征途,3师再在那雨雪交加的、白茫茫的大地上走下去,人吃马喂都是个问题。因饥寒交迫造成的非战斗减员,就可能把这支部队拖垮了。
还可以设想一下,一年前结束的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那围追堵截的如果不是国民党中央军和云贵川等地的“双枪将”,而是日本关东军,会是什么样子?
王明一相情愿
1936年6月底,南满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在河里密营召开。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指示,会议决定将东满、南满两个特委合并为南满省委,由魏拯民任省委书记。紧接着,7月4日,又召开1军、2军高级干部会议,决定将两个军合组为东北抗联第1路军,1军军长兼政委杨靖宇为总司令兼政委,2军军长王德泰为副总司令,魏拯民为总政治部主任。关于1路军的游击方针和活动区域,决定1军军部、1师、3师和2军4师西征,在更大的区域开展游击战。2军军部、6师和1军2师在通化地区活动,开辟长白山根据地,5师仍在东满和绥宁地区配合5军作战,同时保持与1路军、南满省委和3军、5军、北满、吉东党组织的联系。
但是,另一个问题好像也随之而来了。1军军部、1师、3师和2军4师西征,主力走了,留下的还能坚持下去吗?这是不是意味着放弃南满?而没了南满的牵制、呼应,那对北满、吉东和东满又意味着什么?
而此时,西征先锋1师已经出发多日,并可能发现西征无望,决定东返了。
两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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