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压东洋”、“平日本”、“打日本”都是一个意思。
救国军兴起后，“平南洋队”加入救国军。王德林退东宁准备过界，李荆璞没走，把队伍拉出救国军，自己干，很快发展到200多人。
1933年12月，《中共满洲省委吉东局关于绥宁、饶河工作给满洲省委的报告》中，这样评述“平南洋队”：
这个队伍是按旧有的“胡子”队编制的，有掌柜的和四大柱，枪是个人私有，过年过节“挑片子”分赃，掌柜的二个，四大柱一个半，弟兄们一个片子，此外掌柜的有“红钱”（提成）。队内大部分是新破产的农民和学生，有烟瘾的很少，有些小队内只有二三个。各队队长由士兵推举，但多半是以前的惯匪，因为他们山道熟，对游击战争有经验。他们虽是“绑票”，但对劳苦群众相当同情的，所绑的多半是地主豪绅、走狗，对农民很少有害，整个队伍不受国民党的影响。
这样的一支队伍，即便是“北方会议”路线时期，也不能不受到共产党的青睐。宁安县委先后派于洪仁、王光宇、黄佐清、陶净非、陈翰章等人，到队中做政治工作，将其打造成宁安一带最有威望的抗日武装，改称“宁安工农义务队”。5军成立后编为1师，成为东北抗联主力军中的主力师，师长李荆璞。
1935年3月16日，师长兼1团团长李荆璞，率1团在宁安东南山石门子设伏，击毙日军20多人，缴获2挺机枪和20多支步枪。27日，又在二道河子袭击日本守备队，打死9人，俘虏7人。
莲花泡战斗，是1师，也是5军经历的最残酷的战斗之一。
1936年2月，1师所属3个团在宁安东京城西的莲花泡一带休整。部队刚从敦化、额穆归来，正赶上春节，官兵大多是这一带人，老百姓杀猪宰羊欢迎子弟兵。有情报说东京城敌人要出动“讨伐”，师领导觉得不大可能，只是让各团向东京城方向派出警戒。
27日夜，驻东京城日军和伪军1个营，另有马莲河1个伪骑兵团，分头向莲花泡进袭。28日拂晓，战斗首先在莲花泡东石港子屯3团驻地打响，很快师部和1团驻地也被围攻，师长命令3团、1团就地抵抗，2团从右侧发起反击。
冰天雪地中一场激战，实为抗联应该极力避免的战斗。敌人吃够了被游击的苦头，总是挨打，却抓不住对手的影儿，最喜欢拉开架势这样打了。轻重机枪子弹扫得积雪飞扬，像平地卷起大烟泡，迫击炮、掷弹筒不断发射着，屯子里的茅草房被打着了，火舌舔着房顶上的白雪和门上的春联。战至下午两点来钟，2团反击屡屡受挫，1团、3团被敌大半面包围。炮弹倾泻在阵地上，这回烟雾特别大，官兵突然感到头昏脑胀，敌人发射的是毒气弹。李荆璞命令2团两个连掩护，其余部队立即分路撤退。
担任掩护的2团4连马连长和19个战士，被毒气熏得迷迷糊糊后，潜伏在一片榛柴棵子里。清醒过来时，出现在视野里的是一队打扫战场的鬼子，正朝他们走来。马连长的匣子枪响了，随即战士们的枪也响了。
莲花泡战斗，双方伤亡惨重。尤其使鬼子恼怒的是，本来以为战斗已经结束了，又被打死包括森田中佐在内的10多个鬼子。当地反日会后来收敛烈士遗体时，近80人只寻到42具比较完整的，其余都被敌人肢解了、毁坏了。
“妇女团”
离休前为重庆市人大副主任的胡真一老人，1920年生于奉天省凤城县胡家堡子，七岁时随父母走北荒到吉林省林口县后刁翎镇（今属黑龙江省）。镇子中间有个小山样的大土包，顶上是个警察局，周围一圈人家。
八岁放猪，十二岁放马，是匹瞎马。那年母亲去世，父亲把妹妹送人当了童养媳，瞎马是婆家给的彩礼。打那以后，只要有人提亲，看着父亲好像中意了，她就收拾个小包袱要走。父亲问她去哪儿，她就说找云龙去。云龙是有名的杀富济贫的女胡子头，镇里商铺和货郎担子卖的扇子上，有云龙的画像，白马红衣，手执双枪，英姿飒爽，是她的偶像。
五岁那年，母亲给她裹脚。用热水烫了洗了，把二脚趾向脚底掰去，要尽力靠近大脚趾，三脚趾也一样，以此类推，然后紧紧攥住，再用裹脚布一层层死死缠住。这样持续三年光景，一双脚就整个变形了，脚底凹陷，脚背隆起，成了小尖尖脚。开头双脚不敢沾地，要扶着炕沿才能站起来，走路得拄根棍子。至于发炎、溃烂了，就更苦不堪言了。
十指连心，脚趾也一样。母亲裹，她就解，系上死疙瘩解不开，就用剪子剪，再裹就挣扎、反抗，杀猪般号叫。父亲心疼女儿，站出来干预，母亲气得哼儿哈儿的，说你要害她一辈子呀？人没见面，脚进屋了，怎么嫁人呀？
这样对峙了几天，母亲不理她了，有时一天也没句话。她以为没事了，谁知母亲竟喝了卤水。父亲和邻居们乱成一团，忙不迭地用热水把狗屎搅稀了，给母亲硬灌下去，那一顿吐呀，好歹算把人救过来了。
七十七年后，在重庆市老人家里，老人说脚的解放，对我人生的命运是决定性的。朝鲜族妇女不裹脚，那时的汉族女兵都是大脚，或是裹了又放开的半大脚。三寸金莲，你就是有天大本事，万丈雄心，也只能在家囚着。参加抗联后宣传群众，就说妇女解放，从脚开始。
又道：俺娘性子烈，俺像俺娘。
母亲漂亮，两个女儿都是天生的美人坯子，求婚的不断。那时那人十五六岁就结婚了。兵荒马乱年头，就更急着给女儿找个人家，寻个着落。胡真一就觉着这辈子真得走云龙那条道了，没想到来了“胡子”“共产党”。
1936年秋，庄稼快上场了，5军打下前刁翎。前后刁翎相距5公里，消息一阵风就过来了。这是个什么绺子呀？人家不是绺子，叫“共产党”，听说是从关里来的。不是绺子，那他干什么呀？有人说打日本子，还“共产共妻”。“共产共妻”是怎么回事儿呀？那时都叫“老婆”、“媳妇”、“孩他妈”、“屋里的”，庄稼人哪有叫“妻子”的呀？有人就讲“共产”是把有钱大户的东西分给穷人，“共妻”是你的老婆也是俺的老婆，俺的老婆也是你的老婆，什么也没有自己个的，都是大家伙儿的。“俺的妈呀！”人们大惊失色，这不是比胡子还胡子吗？
胡真一老人说，有姑娘、媳妇的人家炸窝了，穷人不怕“共产”，怕“共妻”呀。俺赶紧收拾包袱，俺爹还用锅灰在俺脸上抹两把，刚出门就听见街上“呜哩哇啦”吹喇叭，还是喜庆调。一看，是前刁翎来送亲的队伍，其中还有两个小学教员郭铁坚和李淑贞，是两口子，后来都参加抗联了。那时人们都信服教书先生的话，两个人又能讲，更重要的是事实明摆在那儿。共产党要是“共产共妻”，还能有这送亲的队伍吗？人们心里踏实了，可送亲的娘家人不高兴了，说商量好的事，怎么不出来迎亲呀？欺负娘家穷，没势力呀？
几天后，5军来了。贴标语，开大会，宣传共产党的主张，抗联是什么样的队伍，号召人们为抗日救国出力。让人们感到稀奇又好笑的是官兵“大叔”、“大婶”叫着，到各家各户去让捐粮。大家都笑，说这共产党怎么像要饭的似的呀？越这样，人们越爱给，自古谁见过这样的军队呀？不过，晚上组织妇女开会，一些人还是不大放心，特别是老头、老太太，悄悄跑去溜墙根，看里面究竟在干什么。
有个谢兴华，和胡真一是干姊妹，前刁翎人，父亲当甲长，一家人都参加抗联了。胡真一跟着她和几个女兵，这跑那颠，成天不着家。父亲见她跟当兵的在一起，不敢说什么，暗中和两个哥哥盯着她，怕这个“疯丫头”跟人跑了。
队伍走了，父亲放心了。胡真一早问好了，队伍离开后刁翎，要在许家屯住几天。她跟后院的宫小丫、前街的吴华敏是干姊妹，一商量，约好了，跑。每人挎个小包袱，还有个烟袋。那时农村妇女少有不抽烟的，“关东山三大怪”嘛。
到许家屯10多公里，快走一半了，路边树棵子里突然钻出个人，手里拎着根棒子。3个人吓了一跳，再一看不是劫道的，是胡真一的大哥。怎么商量也不放行，3个人就坐在地上耍赖。大哥把包袱、烟袋“缴械”了，再硬把胡真一拖起来：爹说了，打断腿也要把你扛回去。
“文化大革命”中，胡真一被批斗，父亲哭着说：都怨俺呀，那时把你找回来就好了。
胡真一道：打日本不会错，到什么时候也不会错。
敌人逼迫参加抗联的人家上山找人。宫小丫的父亲故意钻树棵子，挂得破衣烂衫的，回去给敌人看。胡真一的父亲是真找，拄根棍子，披件破羊皮袄，这山那山喊哑了嗓子。月亮出来了，狼嚎，他还喊。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更别说个大姑娘了。队伍再好也是兵呀，这不是掉虎口、狼圈里了吗？
走到一条盘山道，坡下都是茅草，底下一个半人来深的水塘，边上结着冰碴儿。胡真一给两个伙伴递眼色，宫小丫就说要撒尿，两个人钻进树棵子里。胡真一假装跟大哥说话，冷不防一推，大哥“妈呀”一声，就听“叽里咕咚——扑通”一阵响。跑出老远了，还听大哥带着哭音喊：你们不听话，枪子不认人呀。
抗联各军中，2军、5军女兵最多。2军朝鲜（族）人多，5军汉族人多，又以刁翎人最多。著名的“八女投江”中，刁翎人占一半。而刁翎参军的30多个女兵，幸存者只有两个，另一个是李淑贞。郭铁坚牺牲后，她嫁给金京石。金京石是朝鲜人，抗战胜利后回朝鲜，任平壤市长。
女兵和十几岁的小孩，都送到教导队去学习。新队员登记，一个王处长问胡真一叫什么名字，她说叫“小买子”。王处长笑了，又问她姓什么，想了想，道：俺给你起个名，从现在起，你就叫“胡真一”了。
胡真一老人说，那时东北叫“小买子”的人多了，意思是买来的，不是妈生的，命贱，好养活。有的男人都没个大名，只有小名，更别说女人了。俺妹妹一辈子也没个名字，婆家姓任，就叫个“任胡氏”。俺要不参加抗联，也一样。
在教导队学军事、学政治、学文化。找个宽敞点儿的大屋子，南北大炕上一坐，教员在墙上挂块木板，把大家的姓名写上去，边写边讲解，然后个人练习写个人的。讲马克思是德国人，列宁是苏联人，斯大林是列宁的接班人，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等打走了小日本子，中国也要建设跟苏联一样的国家。
学习个把月，敌人来“讨伐”，教导队要转移。人多目标大，年纪大点儿的就分配工作了，胡真一和几个人分到依兰喀上喀密营被服厂。
胡真一参军时，5军服装比较统一，是黄色的。黄色是掩护色，而整齐划一，“对于军威上和政治影响上有很大的关系”。不但威风、气派，更像支正规军，让老百姓觉着不是胡子，免去不少口舌、麻烦。军装对于抗联的这种功用，应是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
女兵服装与男兵的差异，是棉裤大腿两侧有个囊，叫“马裤”，这在当时就是一种时尚、时髦了。再打上绑腿，腰间皮带一束，自我感觉，别人瞅着，漂亮、神气极了。1937年，正是抗联的好时候，5军领导对女兵的生理特点想得也周到，被服厂特制裤衩和类似胸罩的小背心，还有土造月经带。那时穷人谁穿衬衣衬裤呀，冬天也是空筒子棉袄，更别说背心、裤衩了。做着这些小衣服，胡真一以为是给孩子的。再一想谁家孩子胳膊腿能这么粗呀？缝个尺把长、比擀面杖粗点的布袋，里面装上草木灰，两头缝上带子，上边再来一圈，这又是个什么东西呀？一问，脸就红了。大家都笑，说你这“疯丫头”、“野小子”还会脸红呀。
半年后，胡真一和3个女兵被调到军部。一天，副军长柴世荣让她收拾打扮得精干、利索些，腰间特意挂支小手枪，再如此这般交代一番，就带她去见“九彪队”首领“九彪”。
“九彪队”有200多人，是与5军联合作战的一支山林队。这天来商谈什么事，不知怎么提起5军的女兵。那时女人除了生孩子，就是围着锅台转，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三寸金莲也迈不动。当兵打仗，更是想也不曾想。骡马上不了阵，军中有女人不吉利、丧气，打败仗，开头连抗联都有人这样说，更别说山林队了。
“九彪”四十来岁，中上个头，稍胖，一身黑衣裤，腰插两支匣子枪，说话挺和气。问胡真一家在哪儿，怎么参军的，爹妈同意吗，打过仗吗，打枪害不害怕，有没有受伤的，伤了哭不哭，等等。
胡真一老人说，那时管这种事叫“办外交”，俺哪办过外交呀？看副军长挺严肃、认真的，心里就像揣个小兔子，比第一次打仗还紧张。可一听“九彪”提的这些问题，这还不好回答吗？现成的，张口就来。他还问男男女女的，晚上睡觉怎么办。俺一听就笑了，给他们讲个故事，把大家伙儿都讲笑了。
当班长不久，部队深夜进屯宿营，全班十几个人一家挤不下，就自己找人家，看准炕上躺着的是长头发，就上炕躺下了。那个女人浑身直哆嗦，打摆子似的，问一声没回音，抖得更厉害了。她寻思这是病了，伸手去摸人家脑袋，就听“嗷”的一声，那女的一下子跳起来，大喊“救命啊”。一家人“嘁咚咕咚”跑进来，说这小子想糟蹋新媳妇，喊着抓住他，别让他跑了。
胡真一说，俺是个姑娘家，能糟蹋谁呀？
听声音挺水灵，看模样看不出来。头发跟男的一样，棉裤上倒是有俩囊，可老百姓不懂呀。再说了，谁信女人还能扛枪打仗呀，有人拿着菜刀、烧火棍什么的就往炕上上，有的说揍他，有的说拿他去见官，让当官的收拾他。
胡真一端起步枪，吓唬着大喊：老爷们儿都给俺出去，俺脱衣裳给你们看，看俺是男是女。
自参军后就没脱过衣服睡觉，就脱这么一次，还不是为了睡觉。
胡真一第一次参加战斗，是1937年秋，快割麦子了，在刁翎的黄鼠郎子沟。部队部署在山坡上，山下一片麦地，前边是条河，日军骑兵100多人，半渡时开始射击。在教导队学习，教员讲射人先射马，她就瞄准最前面的那匹马。枪响了，吓了一跳，好一会儿才明白不是自己打的。就继续瞄呀瞄，右手食指就用上力了。“咣”一家伙，好像不是枪响了，而是脑袋炸了，眼前一片混沌、空白，后来发现枪也扔了，人趴在那儿傻了似的。
就这么放出第一枪，打了第一仗。之后就行了，瞄准了，一枪，又一枪，有时还告诉自己放近了打。曾亲眼见到打倒一个鬼子，死了伤了说不准。
第二年冬天，在兴隆沟把敌人打垮了，就追。跑出1公里多，女兵落后了，胡真一在女兵中跑得最快。小时候登山爬砬子，一些男孩子都没她快。街坊邻居家老母鸡抱窝，都让她去往窝里摆鸡蛋，说她手脚麻利，小鸡出壳快。跑着跑着，发现路边沟里趴着个鬼子，呢子大衣上好多血，还活着。她把枪对着鬼子，四下瞅瞅，寻思这可怎么弄呀，那鬼子冲她瞪眼睛，说着日本话，就听懂两个字“八嘎”。她火了，“俺叫你‘八嘎’！”上去就是一刺刀。
女兵们追上来了，站那儿瞅着血渍糊拉的鬼子，有的还瞅瞅胡真一枪上的刺刀。胡真一也说不清心头什么滋味儿，这毕竟与老远用子弹射杀敌人不大一样。
袭击敌人列车前，通常要扒段铁道，然后埋伏在铁路两边。用斧子、锤子、榔头把道钉砸活动了拔出来，用木棒把钢轨撬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