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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力更生，做了80副滑雪板，再选80个年轻力壮的队员，饶河县大叶子沟两公里多长的沟趟子，就成了滑雪训练场。开头，穿上踏雪板就控制不住了，仰面朝天的，头拱地的，一路翻滚的。速度太快，有个队员撞到树上，是两腿骑上去的，当时就活活劈死了。
没有泄气的。因为谁都明白，这东西是太适合冬季游击了。他们知道需要付出代价，不然代价会更大。
经过个把月苦练，正是“登高岭，走洼甸，步履比马快”，一个个都成了雪上飞。
11月中旬，日伪兵分几路，以暴马顶子为主要目标进行冬季大“讨伐”。大队长李学福和政治部主任崔石泉，采取化整为零的战术，以小部队伏击、偷袭，寻机歼敌，打了就跑。“板子队”快呀，只见一溜雪烟，人就没影了。
1935年1月中旬，敌人又从佳木斯等地调来800多日伪军。李学福看准火候，调集主力，在大旺砬子设伏。29日，300多敌人进入伏击圈，两侧弹雨齐下，打得沟底雪烟四溅，雪白血红。敌人不能支持，刚要逃跑，“板子队”已经出击。此战后，敌人也开始组建“板子队”。可这一刻，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儿，“板子队”已经到了跟前，被冲得七零八落。骑兵快，有的逃出射程了，觉得没事了，一溜溜雪烟就追上来了，甚至抢到前面去了。
战至天黑，游击队伤亡5人，毙伤敌百余。当夜气温零下40多摄氏度，被打乱冲散的敌人，晕头转向找不着北，许多在山里冻死、冻伤。
首战大捷，“板子队”威名大振。
第二仗是半个多月后，“板子队”30多人，在四合顶子伏击伪军。一阵排子枪响过，即发起冲击，40多个敌人无一漏网，“板子队”无一伤亡。
大雪飘飘的冬季，是最难游击的时日。而从饶河游击队到7军，自1934年有了“板子队”后，便在那莽莽雪野中往来如飞，如虎添翼。
像2军一样，7军能造被称为“炸弹”的手榴弹，只是产量比2军少。不过，配以“板子队”，急袭、偷袭，投出去，打了就跑，显然比枪更有优势，威力也大。
1938年7月7日，《周保中给李文彬、景乐亭、刘廷仲各同志信》中说：“预选踏板木材，以便必要时制作踏板，练习穿踏板。”
1939年12月20日，《张寿海Ч赜谀壳靶问坪驼蕉啡挝窀鞫懒⒉慷拥男拧分行吹溃骸吧搅钟位鞑慷樱返缦咂苹刀樱纯萄八迨酢！�
游击战的要素，是灵活机动，敌明我暗。冬天大雪覆地，草木枯萎，隐蔽性、机动性都大大降低。难以藏身就难以游击，被敌发现自然也难以脱身。可饶河游击队的“板子队”，就像一支快速反应部队，偷袭敌人，打了就跑，一溜烟就没影了，莽莽雪野上只留下一道道板痕，汽车、马队都休想追得上。
速度可以解决战争中许多传统的难题。而在某种意义上，东北抗联难熬的漫长冬季，对于这支“板子队”来说，那冰雪世界就像鱼儿的大海，滑雪板则是冰天雪地中的风火轮。
像轻机枪成了抗联的宝贝一样，任何见识、听闻了7军“板子队”的人，都能明了这东西是抗联抗战杀敌的宝物、利器。可7军偏居饶河一隅，用周保中的话讲“是我们党所领导的军队中的‘闺秀’。他们的情形，我们异常隔膜，不知道”。
笔者采访到的抗联老人，除7军外，没有提及“板子队”的。
抗联真正组织滑雪训练，是在过界去苏联成立教导旅之后——这时，苏联红军早已在苏芬战争中，吃尽了芬兰军队滑雪队的苦头。
崔石泉——崔庸健
从饶河特务队队长、饶河农工义勇军队长，到7军参谋长、代理军长、2路军总参谋长，毫无疑义，崔石泉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
对于这位后来的朝鲜党和国家、军队的重要领导人，前面 第2章 中曾写过几笔。
这位坚忍不拔的职业革命家，金日成眼里“武官型的大汉”，1900年生于朝鲜平安北道龙川郡农家，中学时代组织反日学生运动，被捕入狱两年。1923年流亡中国，先在上海南华学校学习，又毕业于云南陆军讲武堂17期步兵科。1925年曾任黄埔军校军事教官、5期6区队长。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北伐战争。1927年为黄埔军校特务营2连连长，参加广州起义，失败后辗转来到东北。
1963年6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副首相崔庸健访华来到东北，感慨万千，说我青年时代最美好的时期，是在北满的山沟里度过的。
那时化名金治刚的崔石泉，和与他在黄埔军校同年入党的张仁秋，以及几十年后李在德记得的、不记得的十几个人，是最早在这一地区基层开拓、奋斗的共产党人。在崔石泉的领导、组织下，梧桐河、格金河、鸭蛋河、鹤岗、太平川、七马架、大古洞、小古洞、西北河等地，陆续建立了党组织，1926年成立了汤原县委。汤原中心县委的前两任书记，都是这一时期发展的党员。至于少先队（儿童团）、妇女团、青年会、农民同盟等群众组织就更多了，并建立了最早的武装组织——赤卫队。
事变前，崔石泉即在梧桐河模范学校举办3期军政干部训练班，每期3个月，50人左右。事变后又在勃利县小城子举办军政讲习所，在饶河县三义屯办军政训练班。学员都是二十岁左右的青年，这些人大都成了汤原、饶河两个中心县委和6军、7军的骨干，许多人为师团级干部。
这是个点燃火种的人，是为6军、7军夯下基石的人。
像已经写过和行将写到的许多人一样，关于崔石泉指挥和参与指挥的战斗，不能一一写到，这里只说说西风嘴子伏击战。
1938年9月26日晚上掌灯时分，军部接到一份情报，有个日本高级官员由抚远乘船沿乌苏里江、挠力河，到小佳河视察“集团部落”。当时并不知道这是日军少将日野武雄，只说是个很大的官。这小子参加过日俄战争，官至骑兵大尉。“九一八”事变后来到东北，曾在磐石、伊通、敦化等地“讨伐”抗日武装，4个月前刚提升为少将。小佳河距7军中心根据地暴马顶子不到20公里，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去那里视察“集团部落”，不无冒险，也能见出这小子的狂妄、死硬。
这时军部驻在老鹰沟，只有警卫人员和少年连50多人。代理军长崔石泉倾其所有，连夜赶出20多公里，天快亮时到了西风嘴子，日野武雄乘坐的汽艇已向上游开过去了。有来就有回，当即下令构筑工事等着。
西风嘴子是挠力河下游的一个小山包，北边山脚插入河中，故称“嘴子”，阵地就设在那里。秋高气爽，山林染黄，枫叶火红，河水清亮，河面不到百米宽窄，突出的嘴子扼住河道，是绝佳的伏击阵地。
10点钟左右，上游传来突突的马达声，汽艇的轮廓越来越大，甲板上的人形越来越清晰。日野武雄用望远镜向嘴子瞭望着，嘴里还说着什么。一支支黑洞洞的枪口在树丛中移动着，隐约可见鬼子的“鼻涕胡”了，发令枪响了。
第一排子弹飞过去，日野武雄身中数弹，身边的几个随从全倒下了。机枪手未及开火就被击毙，驾驶员也被打死，失控的汽艇撞向对岸搁浅了。鬼子挺顽强，少有躲在船舱里装熊的。正好，出来一个完蛋一个，39个敌人都成了活靶子。
硝烟和汽油味儿在河面上飘散，除了水声，什么声响都没了。会日语的喊了几声“缴枪不杀”，戳在岸边的汽艇一动不动，一片死寂。两个战士划条小船过去，里外搜了个遍，大声道：没喘气儿的了，搬“好贺儿”吧。
军长
7军第一任军长是陈荣久。
陈荣久，曾化名王福东、刘长发，1904年生于宁安县东京城三家子村雇农之家，念过两年书。“九一八”事变时，正在东北军21混成旅骑兵2营7连当兵。日军侵入吉东后，连长要投降，这怎么行？陈荣久和几个弟兄一商量，去连部将连长缴械，宣布抗日，即被大家推举为连长。王德林举义后，陈荣久率连加入救国军，在穆棱、海林、宁安等地作战。救国军失败后，又投奔李延禄的救国游击军，任军部副官，随军转战宁安、密山。
1934年春，李延禄进关期间，陈荣久负责4军政治工作。同年7月，党组织派他到苏联东方大学学习，两年后回国到饶河组建7军，任军长兼1师师长。
1937年3月6日，陈荣久率150多人到饶河西北部的天津班，准备召集几支山林队的首领开会。军部秘书罗英原是4军政治部主任，被捕叛变，又混入7军，自告奋勇给山林队送信。伪县公署参事官大穗久雄接到密报，即带300多日伪军，乘马拉爬犁赶往天津班。
下午1点左右，战斗在屏岭山打响。
陈荣久将部队部署在3个山头上。山不高，也不陡，只是东荒3月积雪依然很厚。伪军不肯玩命，稍有伤亡就趴下不动。鬼子抓着树枝子往上爬，雪没膝深，上面有层冰样的雪壳子，踏碎了再拔脚就格外吃力。没踏碎就战战兢兢的，稍不留神就是个狗吃屎。树枝断了，或是没抓住，那人就滚滑下去了，被树拦挡住了，也得哼唧一阵子才能爬起来。
陈荣久肩部负伤，仍然指挥战斗，并亲自掌握机枪班，阻击威胁最大的敌人。
战斗持续了3个多小时，鬼子伤亡很大。在这种地势攻山头，是很难得手的，除非炮弹把山头犁个遍。而在大穗久雄也成了枪下鬼后，敌人的进攻就停止了。就在这时，伪警察大队长苑福堂带着200多伪军，从屏岭山背后攻上来了。
苑福堂是饶河县出了名的铁杆汉奸。这个败类原来盘踞在暴马顶子，被游击队一顿胖揍，老巢也成了游击队、7军的根据地。为了讨得主子的欢心，这小子在“讨伐”中更加卖力，也颇收罗些有奶便是娘的亡命徒。
腹背受敌，陈荣久指挥部队顽强阻击到天黑，下令突围。他亲自带人断后，中弹牺牲。
陈荣久牺牲，由参谋长崔石泉代理军长，年底2师师长李学福担任军长。因他患病，半身不遂，需要到苏联治疗，仍由崔石泉代理军长。
李学福原名李学万，朝鲜族，1901年生于延吉县山菜沟老虎山屯，1915年迁居饶河县大佳河，又搬到三义屯，读过几年书后辍学务农。性格豪爽、沉稳，乐于助人，处事公道，又有一口流利的汉话，当了屯长。他曾从饶河电报局长那里要来大别拉坑的百多垧荒地，自己只留4垧，其余分给穷人，不收租税。
单立志老人说，李学福大高个，挺壮实，圆脸盘，和和气气的一个人。可见到朝鲜族人自顾自在一块唠得热闹，就黑下脸来批评，说中朝同志要团结一心打日本子，都像你们这样扎堆，不是没隔也有隔了吗？越是唠不到一块去，越要往一块唠，这样才能尽快唠到一块去。
由于语言、文化风俗的差异，不同地域、民族的人凑到一起，形成不同的人际圈是自然的，产生误会也是难免的。开头汉族队员少，难扎堆，孤零零的没意思，有的就离队了。战场上下达命令，一部分人听不懂，“撤退”听成“冲锋”，“冲锋”当做“撤退”。打了胜仗没什么，当个笑话乐一阵子，打了败仗就可能猜疑、埋怨，惹出麻烦。东满和汤原反“民生团”，这也是原因之一。
从大队长、师长到军长，李学福始终强调学习语言，特别是学习汉语，并将其作为一项战斗任务。指挥员连最基本的指挥用语都不会，战场上也得通过翻译，能不误事吗？更不用说抗联经常是小部队活动，有时还要单独执行任务了。在抗联这支方方面面都极其特殊的队伍中，语言不仅是一种交流工具、生活技能，还是战斗力。
在东满2军，军长王德泰则强调汉族官兵要学习朝鲜族语言文字，并身体力行。
1933年夏，驻饶河救国军4旅12团，将饶河县反日会长李学福逮捕。押赴城外枪毙，途中瞅准机会，他一头将个押解士兵撞倒，大喊快跑。有的钻林子，有的跳进河里，“乒乒乓乓”的枪声中，有的被打死了，有的负伤又被捉住，十几个人只跑掉几个。李学福狂奔到个池塘边，跳下去，头顶水草蹲在水里，得以脱身。
自担任大队长后，四年间大小几十仗，像陈荣久一样，这是个身先士卒的人。多少次死神擦肩而过，正值壮丽年华的身躯，却被严重的半身不遂撂倒了，1938年8月8日在苏联去世。
陈荣久牺牲，李学福继任，是在下江特委扩大会议上选举的。
之前为3师师长的第三任军长景乐亭，也是选举的。
景乐亭，山东章丘县人，1903年生于何种人家，何时到东北，“九一八”事变前何时参加东北军，任何职务，均不详。后来参加高玉山的民众救国军，为1旅1营营长。
入伍就在3师，曾在师部警卫连任排长、党支部书记的单立志老人说，景乐亭中等个，不胖不瘦，圆脸尖下颏。这人抗日不含糊，打仗有一套，能打胜就打，不能打就走，机灵，战场上不弯腰，带3师、7军打了不少好仗。像我参军不久就参加的二道林子战斗，消灭100多敌人。
关于景乐亭的资料留存甚少，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关于抗联的书籍或发表的文章中，也几乎见不到这位7军军长的名字。因为他在1940年3月27日被处死，罪名是“困难时期动摇企图投敌、在内部结成反革命小团体”。
“内部问题”
1936年春，崔石泉和4团副团长姜尚平率队北上富锦、同江，在所到之处被群众称之为“大姑娘队”的同时，“内部问题”渐呈表面化。
姜尚平为“安邦队”首领，1934年参加饶河游击队。此人作战勇敢，毛病也大，乱花钱，缴获钱财揣腰包。崔石泉和几位连长提出批评，他把3连长邴升臣抓起来，说邴连长是老高丽的走狗，要先打老高丽，再打日本子。
饶河游击队是在错综复杂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中诞生的。剔除干部牺牲的因素，7军中高级干部变换是各军中最频繁的，其中就包含一种宗派、团体的权力斗争，特别是统战部队增多之后。
郑鲁岩，山东省日照县人，“九一八”事变后参加李杜的自卫军，1934年参加饶河游击队，1936年任4军2师师长。2师改编为7军，陈荣久当军长，郑鲁岩即消极怠工。下江特委书记朴元彬去海参崴交通局汇报工作，指定他代理特委书记，他派军部副官王殿甲去山林队做统战工作。王殿甲是他的磕头弟兄，只向他汇报工作。1937年2月，郑鲁岩到虎林收编山林队，临行前在军部讲话，说他要成立个11军，跟7军竞赛。
原2师5团团长邹其昌，到虎头另立山头，成立“暂编1师”，反对7军。原2师7团团长贾瑞福，发表声明当胡子，全团只剩下5个人。
内部如此，外部环境自然恶化。原来团结在7军周围的山林队，有的不听调动，有的离去了。叛徒罗英和混入7军的奸细，乘机大肆活动。天津班战斗后，罗英干脆准备夺权。
让陈荣久当军长，应该不无对这种内部纷争的考虑。在苏联学习两年回来，跟这些人没什么瓜葛、矛盾，同时不利因素也相当明显。不熟悉情况，独力难支，也就困难多多。虽然枪毙几个奸细，并不能挽回局面。
1937年2月18日，《东北抗日联军第七军军长陈荣久给××同志的信》中说：
我们抗日联军处在极端孤立和危险的状态。我们认为：最近没得到我们上级机关的极力帮助的话，那么，下江一带的革命军没有进步的希望了。
从游击队到抗联，各军无不受到“北方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