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平均每垧2至10元。对“屯匪”则严加管理、教育，以减少与中国人的纠纷、冲突。
对于缺少土地的日本农民来说，中国东北这片丰饶的黑土地，无疑是极具诱惑力的。土龙山暴动后，移民的热情不那么高涨了，已经移民的有的也离开了。第一批移民10万户的计划，实际只完成了5万多户。
而且，义勇军抗战失败，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尚在初始阶段，就在这时土龙山人民发出了愤怒的吼声，其意义无论从哪方面讲都是非同凡响的。
谢文东可不是“瞎胡闹”
九里六是依兰东南紧邻勃利的一个屯子，有几十户人家。3月19日，刚成立的由谢文东任总司令的“民众救国军”转移到这里，得知佳木斯日军乘57辆汽车正赶往这里，当即留下一个中队阻击敌人。
日军没想到屯子里有埋伏，先头3辆汽车被两侧交叉火力打瘫了，死伤惨重。后续部队占领屯西北和北岗制高点，向屯子里倾泻炮火，黄糊糊的鬼子就从屯子外的高粱地里发起攻击。救国军主力赶来增援，从两侧攻击敌人。
从下午1点左右打到天黑，救国军据守的3个大院套，围墙几乎被炮火推平了，官兵就隐蔽在废墟中向敌人射击。老百姓送水送饭，给伤员包扎、喂饭，青壮年男人拿起烈士的枪。不会打枪，学会拉大栓、装子弹、扣扳机，就拿冲上来的鬼子练艺。子弹不多了，孙家小铺大院的主人孙兴元，把埋在地下的2000多发子弹全拿出来。
10点多钟，利用夜幕掩护，官兵突出包围。
九里六战斗，毙伤日军几十人，救国军牺牲28人。
这是土龙山暴动后的第一场战斗，应该说打得不错，可接下来就不大行了。
跟古今中外的侵略者类似，大规模的义勇军抗战失败了，关东军就觉得大局已定，着手建设“王道乐土”了。没想到按住葫芦浮起瓢，土龙山农民又造反了，周围各县群起响应。它必须杀一儆百，灭掉这支队伍，不然东北将到处都是土龙山。
无论谢文东有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暴动后向南转移都是对的，那里偏远多山，利于作战、生存。可九里六战斗后，得知10师团撤走的消息，又决定回土龙山，而10师团只是与3师团换防。6月初，谢文东又率队伍奔去虎林、饶河。
远去虎林、饶河，是为求得苏联援助枪械弹药。
1933年11月24日，《中共满洲省委何成湘关于最近满洲工作报告》中，说有的义勇军找到我们，“其目的就想经过我们取得苏联的帮助”。
在许多义勇军、山林队心目中，你们都是共产党，信的一个主义，那就跟磕头弟兄差不多，互相帮助是理所当然的。一些党员也觉得苏联是“阶级祖国”，应该不成问题，有人甚至主张过界去苏联境内去建立根据地。
谢文东率救国军到达虎林县三人班，见到饶河游击大队大队长张文偕、军需长李学福。听明来意，张文偕觉得好笑：哪有这种事呀？俺们的枪弹都是从日本子手里夺的。
这无疑是给谢文东泼了盆凉水，他不死心，也有点儿不信，就决定派人过界去试一试。几乎是同时，在密山的李延禄也派人过界求援弹药，结果苏联表示只能在道义上进行声援。而谢文东派出的人，由于日军封锁，连江也没过去。
白跑一趟，没辙了，东跑西颠又回了土龙山。
小半年过去，当初跟着谢文东暴动的大户，许多又当了保长、甲长，只是这回是给日本人当差干事了。当初觉着跟他沾光的人，这回唯恐避之不及，“沾包”（受牵连）惹事了。人称“马二爷”的马春德，“九一八”事变前当过土龙山区自卫团团总，事变后在李杜的自卫军当过旅长，谢文东在他手下当团长，现在摇身一变成了伪自卫团团长。见到谢文东，这小子人模狗样地端起架子，训斥道：打你挑头闹事，土龙山死了多少人 ？＇…＇眼下还拐带这么多人，跟着你遭罪送死，你对得起乡亲们吗？
既是长者，又是老上司，谢文东对他本来挺尊重，这下子火了，指着他带回来的那些人：你挨个访访，哪个是俺拐带出来的？
土龙山暴动对侵略者的打击是多方面的，“买”地价格变化只是表面现象，骨子里是认识了中国人不可欺、不好惹，光靠硬的不行，还得“恩”威并施。软刀子杀人更厉害，鬼子这一招对谢文东的打击是致命的，一些战友、故旧态度的变化，则使他感慨万千，影响更加深远。而救国军官兵看到鬼子不像原来那样烧杀了，马春德之类再宣传回家种地发张证明书，就成了“良民”，一些人就请假回家了。
当初1500多人的队伍，就剩300多了。
秋风凛冽，身冷心寒。9月底，走投无路的谢文东，决定离开土龙山，到牡丹江西大山里猫冬。10月12日晨渡河时，被日军袭击、包围，官兵奋勇冲杀，向东退往勃利。14日又遭日军追击，救国军溃不成军，谢文东仅带着三个儿子和十多名部下，逃入依兰县吉兴河山里，之后又转移到林口、方正。
大雪飘飘，这是土龙山暴动后的第一个冬天，是谢文东五年抗战生涯中最难熬的冬天之一。
年底，李华堂来了。英雄末路，难兄难弟。李华堂在冬季“讨伐”中也损失惨重，来见谢文东，劝说他去哈东找赵尚志，寻求帮助，重整队伍。
在去虎林向苏联求助前后，谢文东曾三次派人进关找李杜，希望得到国民党政府的支持、援助。结果是两下皆空，而赵尚志的哈东支队威名赫赫，又近在咫尺，也就只有这条路了。只是不知是生性多疑，对共产党怀有戒心，还是自视土龙山暴动的光环罩人，放不下架子，不想留下过深的上门求人印象，抑或是正赶上身体不适，以及其他什么原因，反正他没动弹，倒是比他大一岁的李华堂不辞辛劳地去了。
接下来就是李华堂到宾县，赵尚志来方正，赵、谢、李三人会面、协商，成立“东北反日联合军总指挥部”——前面已经写过了。
而在此前此后，对共产党疑虑重重的谢文东，却表现得比李华堂更积极，曾几次要求将所部编归3军。
这就是谢文东。
“奸老奤”
李华堂——八十多人，枪械精良，组织是半正式军队、半“胡子”式的，反日坚决（下层士兵常说：“宁将枪毁坏，不投降”），下层士兵百分之五十兵士，百分之二十五工农，其他是“胡子”（县委另一报告说下层大部分是流氓），对群众关系较好（不压迫），经常向地主、富农、把头抽捐。对其他义勇军关系不密切，不相信别的义勇军（因过去与义勇军联合作战时，这些义勇军不坚决，逃跑）。李华堂本人有些政治头脑，在士兵中有相当信仰，有时能接受我们部分的主张，曾共同作过战，相信游击队抗日坚决、有办法。下层士兵一部分要求参加我们的队伍，很愿同我们联合行动，我们部队与他们相遇时，替我们准备给养、住所等（士兵曾有私偷军器送给游击队的）。队内原有一党员，一工会会员，后又派三人秘密进去作下层士兵工作。
以上摘自《东北抗日斗争的形势与各抗日部队的发展及其组织概况》，写于1935年1月，作者不详。
李华堂的抗战生涯，始于1932年初的哈尔滨保卫战。他是李杜的24旅96团2营营长，李杜兵败过界，残部散于密山、宝清、虎林、饶河、宁安等地，李华堂率营回到刁翎，收编大排队、山林队，成立“中国自卫军吉林混成旅第2支队”，400多人编3个营、11个连。
从正儿八经的东北军营长，到自树旗号的自卫军支队长，这位个头挺高、身材较瘦的“李老奤”，颇有些与众不同之处。
古今中外成气候者，少有不广交朋友的。李华堂的特点，用3军1师师长刘海涛的话讲，是“不论你是贫的富的老的小的男的女的都能够接近他”。治军有方，严厉约束部下，不骚扰百姓。这在那种兵荒马乱的世道，难能可贵。有老人说，谢文东在最困难时也要弄个小锅，吃点小灶，李华堂没这事。如此，受到百姓和部下拥戴就是自然的了。
人熟是宝。谢文东起事后两回土龙山，看重的就是这一点。只是土龙山暴动震动中外，谢文东大名在外，一些土龙山人却把他视为惹祸的妖精。李华堂正好相反。抗战前长期驻扎刁翎，人熟地熟，日伪机关里又有不少眼线，就有点儿如鱼得水的味道了。
如果说这些已与游击队有许多相似之处的话，另一条与众不同就是最重要的，他是较早认识到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是真正抗日的。
东北反日联合军总指挥部成立后的第一个动作，是攻打方正县城。3月9日拂晓发起攻击，3军少年连首先突破东门，联合军冲入城内，占领伪警察署，烧了参事官、指导官住宅，活捉伪县长，逮捕40多名汉奸，下午3点左右主动撤离。
那时每年的重要纪念日，通常都会有所举动，具体说就是选个目标打一仗。攻打方正县城，是为了显示刚成立的联合军的威力，也使屡遭挫败的谢文东、李华堂受到鼓舞。而李华堂的自卫军装备精良，颇有战斗力，也给人留下印象。
打方正是赵尚志、李华堂指挥，攻依兰是李华堂。
周保中说：“此次攻依之总指挥，由联军副司令李华堂担任，现李副司令情绪异常高涨，工作更积极。”“西南撤走之各部受敌骑三百余名猛追，我李军长亲自督队伏击，奋起集中火力猛击敌人，敌骑二百余人全歼，残余三十余敌人逃归。”
这位抗联11个军中年纪最大的军长，在军事上是颇有一套的。
刘海涛1939年（笔者判断，似应为1938年）写的《东北抗日军第九军的历史》中，这样写道：
我们说李华堂本人有一种在战场上的特长，他是非常会打仗的，他与敌在战争中多咱也未有吃过敌人的大亏。有人常说李乐态（“老奤”——笔者）打仗真狡猾，有时在战争中处在非常危险的地步，可是他并未吃了敌人的亏。有许多人根本莫名其妙，这是什么因素呢？我想这种军事上的特长我们细想一下也会答复的：1。李华堂他本人非常冷静；2。他有沉着的精神，遇事而不乱；3。他未从待（应为“从未等待”——笔者）事情，尤其是在军事上的事情，首先他详细的研究和考察，这样他就能正确的估计敌人的行动与战略，后边我们还可以举出几个例子出来，好使同胞们明白；4。他有随机应变的才能，他采取的战术无论何时都不是死板不动的；5。他能从各方面得着敌人的消息，比如他能利用社会上各阶层的人，是同情反日的人他都能想办法来利用他，尤其是他能利用敌人内部的敌人来作他的耳目，在军事探听敌人一切；6。在未事变前担任营长时一年三百六（十）天，差不多每天都在外边游击打胡子，可以说，满洲的东大山、江南江北、吉林、黑龙江他在地理上没有不熟的，差不多各地方的人都知道李乐态。我们已经说过他有接近人民一种特长，在过去所谓剿匪时，大部都是得用游击战术，由那时他就学会了游击战的策略，同时锻炼了他这种吃苦耐劳的精神，他拿之搭小宿（“打小宿”，指露营——笔者）、墩（蹲）树根、落不着饭吃根本不算会事情，上山爬岭串林子无论何时都是在最前头，没有说过乏；7。他本人也非常的勇敢，到必要时他真能领导部队来干，他对友军特别尽量的帮助，尤其是在战争中特别与友军站在一道生（死）线上来反对敌人；8。他善于布置队伍指挥队伍领导队伍；9。他能（在）队伍中得着绝对的信仰，他部下的人大部分是在未事变前及事变后跟着他共同杀敌的老战士，我们说这点能做到是非（常）不易的，同（因）为他的部队不是共产党所领导的部队。
轰轰烈烈的土龙山暴动，在笔者的叙述中，几乎看不到谢文东的什么作用，好像就是个无足轻重的跟着坐车的角色。
关于这位颇富传奇色彩的“奸老奤”，笔者也希望能让读者了解得多些、详细些。
有老人说：算了吧，他们后来都叛变了，还成了“中央胡子”，就别提他们了。
无论如何，当时的谢文东、李华堂都不是“瞎胡闹”，而是在抗战打日本。著名的《八一宣言》中，还把他们和杨靖宇、王德泰、赵尚志、李延禄、周保中一道，称做民族英雄。
第26章 从草莽英雄到民族英雄
“双龙”
汪雅臣，又名王景龙，1911年生，山东省蓬莱县人，闯关东到吉林省五常县（今属黑龙江省），读过一年私塾后放猪种地。十五岁到苇河县当过两年伐木工人，回五常参加“东双胜队”，报字“双龙”。1929年春，“东双胜队”被东北军26旅34团打散，汪雅臣被俘在34团当兵。“九一八”事变，34团不战而降，汪雅臣和几个士兵携枪回五常，在小牤牛河集聚二十多人加入“保胜队”，并当上炮头，仍报字“双龙”。
山河破碎，日寇横行，汪雅臣开始重新审视这支队伍的走向，不能继续这种打家劫舍的勾当了。可在大当家的“保胜”的心目中，国家与他何干？自拉杆子那天起，吃香的，喝辣的，他就认准这一口了。
1932年冬的一天，“保胜”又在个屯子抢上了。汪雅臣怒不可遏，赶去一枪毙了“保胜”。
“保胜”的部下大惊失色，汪雅臣说你们不要怕，冤有头，债有主，今个俺“双龙”这一枪是他逼的。俺没少劝他，日本子占了咱东北，咱不能再祸害中国人，咱中国的老少爷们儿要合起伙来打日本子，他不听，俺就不能不出手了。你们呢？愿回家的俺不拦，愿跟俺干的，俺“双龙”有口干的，就不能让你们喝稀的。但有一条，从今个起，就得换个活法，当个中国爷们儿，把劲都使到小日本子的头上。
“保胜”的20多人都说对，打日本子，你就是俺们的大当家的。
汪雅臣身材魁梧，性格强悍，又有心计。当时“双龙队”活动的南山里九十五顶子山一带，山林队很多，反日的，不反日的，与日伪勾勾搭搭的，抢地盘，争老大，大鱼吃小鱼。其中宋德林的队伍在五常县很有名，事变前只抢大户，事变后坚决反日，有1000多人，山林队都不敢惹。汪雅臣便把“双龙队”罩在宋德林的旗帜下，编为宋部的一个支队。但是有言在先，“准编不准调”，即“双龙队”的指挥、调动权还是我的，还得我当家、说了算。
1934年后，日伪调集部队，对南山里大肆“讨伐”，山林队有的垮了，有的降了，少数还在山里坚持，处境艰难。与此同时，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却越战越强，哈东支队威名远扬。同年春，汪雅臣率“双龙队”东进珠河，在黑龙宫找到珠河游击队，见到赵尚志，之后赵尚志即派交通员往来其间，两支队伍关系越来越密切。
京剧《杜鹃山》中的雷刚，要“抢一个共产党领路向前”。汪雅臣到珠河找游击队，之后又找到珠河中心县委，是要加入3军。
中心县委和赵尚志，曾计划把“双龙队”编为3军独立师，又觉不妥。五常县位于哈尔滨南部，南山里地势险要，与舒兰、榆树等县交界的数百里丛山密林，适于开展游击战争，还有许多溃散的义勇军可以收编。在那里建立根据地，可以牵制敌人兵力，策应北满、吉东各军的斗争。
1936年初，“双龙队”改编为8军，军长汪雅臣、政治部主任侯启刚，参谋长王维宇，全军800多人编5个团。同年秋，又将8军改编为抗联10军，队伍已发展到10个团1000多人。
10军成立不久，在舒兰县朱旗一带活动，内线报告，千余日伪军要来“讨伐”。汪雅臣当即在朱旗上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