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只跑出去五十来个。
冲天大火中，有人看见“猴头蘑”抱着他的小老婆，站在索伦杆子下狂呼大叫。
给我讲这故事的人说，“猴头蘑”太能算计了，连亲戚朋友也算计，人性挺臭的，再有钱人们也瞧不起他。大老婆、二老婆也嫌他太抠，没离婚，也搬出去另过了。这回家毁人亡，她们都回来了，乡亲们都来帮着出殡，大家凑钱买的花头棺材，就埋在那索伦杆子下。大家说，这人到头来爷们儿了一把，这辈子值了。
在鬼子没闯进侯家大院前，“猴头蘑”最恨最怕的是胡子，因为胡子最爱抢他这样的有钱人。在他眼里，后来在抗战中牺牲的儿子参加的那个纪律不大好的大刀会，就跟胡子差不多，让他深恶痛绝。在鬼子过江之前，他和当地人都未见过日本鬼子。如果不是小老婆被糟蹋了，那天晚上很可能相安无事，或许还会庆幸闯进来的是鬼子，而不是胡子。可接下来呢？“满洲国”成立不久，就宣布鸭绿江沿岸30公里的森林，只有日本人才有采伐权。“猴头蘑”也做木材生意，附近就有他的木营，这与胡子月黑风高夜的抢劫又有何异？即便这样，也难以想象他会像后面将会写到的土龙山暴动的那些财主那样，或者像更多的一时间与侵略者还没有什么直接利益冲突的中国人那样，就因为你占了咱们的东三省，我就要揍你。他会继续经营他的土地、生意，算计如何扩展他的财产、家业，也不希望自己的独生儿子去跟日本人打仗，但他心里肯定会向着大刀会那样的抗日队伍的。
“九一八”事变前，许多好像从未想过自己是个中国人，这个叫做“中华民国”的国家和自己有何相干的人，面对日本侵略者，一下子就中国起来了。
日本人来了，各地军阀、官僚的权力和威风没了，他们会欢迎侵略者？一些地主跑到有日军驻守的城里，也不是去当汉奸，而是怕胡子，躲胡子。许多老人说，那时在乡下，谁有意无意说句日本人的好话，可能当场就被大家揍死。
“九一八”事变后的东北抗战，是全民性质的。
王东山是梁锡福的徒弟，梁锡福是东边道（道为行政区划名，东边道所辖区域20余县，即今吉东南、辽东的大部地区）一带赫赫有名的大刀会领袖、护坛大法师，又是唐聚五为总司令的辽宁民众自卫军第11路司令。十几万自卫军没有军饷，吃饭穿衣都是问题。唐聚五带头毁家纾难，部下也纷纷效仿。吉林自卫军总司令李杜，将自己的存款和面粉公司捐作军资。各地义勇军所到之处，都有地主商绅捐粮捐钱，支援抗战。
黑龙江省士绅梁声德，曾任省议长，在黑龙江颇孚众望。“满洲国”成立时，日伪屡次威逼利诱，要他出任高官，他坚辞不从，命令其子梁振铎参加义勇军。梁振铎被马占山委任为救国义勇军海伦地区司令，率部屡创敌军。
1932年5月，日伪军攻打辽宁新宾县城，民众自卫军想利用天主教堂阻击敌人。女教徒刘桂祯挡在门口，说战争不能拯救人类，你们打打杀杀的，是魔鬼。后来出于“上帝之爱”，收留救治一些伤员。城破，敌人搜捕毒打教徒，罪名是“通匪”。伪县长张耀东带人搜查教堂，放出狼狗，把地下室的十几个伤员都咬死了。刘桂祯带领一些男女教徒，出城找到自卫军，成立个“上帝保卫连”。连长刘桂祯率领清一色天主教徒的官兵宣誓：为了驱逐魔鬼，我们愿与魔鬼同下地狱！
后来，唐聚五给“上帝保卫连”送面旗帜，上书“中华保卫连”。
只要抗日，唐聚五什么人都要，包括胡子。
威震东满、吉东的中国国民救国军总司令王德林，一位草莽出身的民族英雄，说过这样的大实话：俺不管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只要打日本子，就是好样的。
罗登贤不会说这话，但他就是这么做的，不然义勇军中不会有那么多共产党员。
辽宁民众自卫军第9路司令包景华，家是大地主，原为国民党辽宁省党部执行委员，因参加改组派，且是首领，被撤职，回家乡柳河县办学。“九一八”事变后，随唐聚五举旗抗日。9路军有20多个共产党员，包景华对其印象颇佳。一次见到清源县委书记柳大目，两个人唠得投机。柳大目说：过去咱们哥俩打架，现在日本子来了，哥俩就得抱团打日本子了。包景华连连点头，说共产党有眼力。又道：将来打走日本子，共产党得了天下，能让我当个自由百姓吧？柳大目说：你就不想多为国家做点儿事吗？
北方会议后，将来那“自由百姓”先别说了，眼下这包景华就不行了。满洲省委巡视员到海龙巡视工作，命令打倒这位“国民党司令”。
笔者家乡有个著名的胡子头叫黄锡山，人称“黄四懒王”，据说是黄天霸的后代。黄家几代都是胡子专业户，姑娘、媳妇玩枪比干针线活还利索。说不清什么原因，黄锡山和邓铁梅两家是世仇。1914年邓家连续两次被黄家烧杀，包括邓铁梅的父亲，邓家惨死六口人。可是“九一八”事变后，国难当头，在邓铁梅的叔叔邓吉道的说合下，邓铁梅和黄锡山这对杀父血仇的冤家对头，在民族大义的旗帜下联手抗日了。
“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我的祖辈和像他们一样一个大字不识的庄稼人，肯定没听过这话，也不懂这话是什么意思。但是，柳大目和包景华讲的“哥俩打架，现在日本子来了，哥俩就得抱团打日本子了”，他们肯定一听就明白，不听也明白。
就怎么也搞不明白：像博古、康生这等人物，竟会连这样浅显的道理也不懂吗？
在中国南方，共产党当时想抗战也不可能，因为国民党要“安内”。这是没有办法的事，由不得共产党。
东北已经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无论饥寒交迫的无产者，还是衣食无忧、多么饱暖的有产阶级，都不能不受到日本侵略者的欺压，都成了亡国奴——难道这还不特殊吗？特殊情况不就得特殊对待吗？
东北人民没有经过1925年至1927年大革命的洗礼，缺乏建立苏维埃的经验，对共产党的了解也很少。比之南方，像其他北方各省一样，东北就是落后的。“九一八”事变后，无论满洲省委发表多少宣言、声明，其声音和影响力都是微弱的，因为你力量就那么大。博古、康生也不是不认这个账，可他们好像嫌一个日本帝国主义还不够，还要把朋友变成敌人，把“反日战争和土地革命密切联系起来”。
今天没见过地主的人也说“地主”，那时叫“大户”、“大粮户”、“种粮大户”。在笔者家乡，一些人还管有钱人叫“大肚（音dǔ）子”，管土改斗地主叫“斗‘大肚子’”。无论城里的各种雇工，还是乡下扛活的长短工，对雇主都叫“东家”、“财东家”。农民也不叫自己“农民”，而称“庄稼人”。你说地主剥削、压迫农民，有人会举例说明有的大户也挺好。就是不怎么样的，俺给他干活，他给俺工钱，不也挺公道吗？更多的人会认命，说人家有钱，那是命好，祖坟风水好，俺就是这扛大活的命。你说他没有阶级觉悟，那“阶级”还没弄明白呢，这“觉悟”又是怎么回事儿？几辈子就这么活下来的。就算你能把道理掰扯得一清二楚，那又得拐多大弯、费多大劲呀？王德林、唐聚五、郑桂林等人，何以竖起旗帜就能聚拢几万、十几万人马？不就是“反日”两个字吗？“打日本子入队”，“受日贼及走狗气，必须入队抗日才能得好”，“不愿受日本气”。这是1943年《东北抗日联军部分队员调查表》里“政治认识”栏中的文字，那工夫没有比反日再简单、再得人心的了。而当许多有气节的地主和各种有身份的有产阶级出粮出钱支援抗战，或者亲自组织队伍抗击日寇时，你再打土豪，分田地，剥夺他们的财产，把他们弄得家破人亡，这叫什么事儿？是在帮谁的忙？
1933年11月24日，《何成湘关于最近满洲工作的报告》中说：“凡是用反日的名义，几乎在任何义勇军，甚至所谓‘胡子’中活动都不受阻碍。”
凡是经历过这个历史时期的抗联老人，都说那时你讲“反日”，没有不赞成的，可一提“革命”、“苏维埃”，就没嗑唠了，甚至立刻反目成仇，不抓你杀你就不错了。
“谁是我们的敌人 ？＇…＇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小，其基本原因就是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路而革命不失败的。”
有抗联老人说：回顾这段历史，没有比毛主席的这段话再切中要害的了。
1929年4月13日，中央苏维埃政府内务部长谢觉哉，在东北巡视了3个月后，在给“祥生兄”写的《满洲省委目前工作状况》中说：“满洲需要一个有本事的指导者，首先做点斩除荆棘的垦荒工作，经过相当时日，不难有很好的成绩出来。”
古今中外，领袖的作用都是巨大的。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就少走许多弯路，就有了194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东北来说，自“九一八”事变，到从1939年冬开始，抗日联军不得不陆续退入苏联境内，原因多多，一直未能形成一个足以号令东北党和军队的领袖人物，不能不算其中之一。
可“九一八”事变那时的东北，共产党人恰好有了自己难得的领袖。临危受命的罗登贤，一个从名字到事迹都令今人感到陌生的南国青年，以与其年龄不相称的英明、果敢、成熟和远见卓识，证明他是当之无愧的。
从奉系军阀到日本侵略者，一直处心积虑地要除掉像罗登贤这样的人物。这次，是临时中央的错误路线，轻而易举地做了敌人想做而没做到的事情。
被撤职调离东北的罗登贤，1933年3月28日，在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执行局书记任上被叛徒出卖。在狱中受尽酷刑，坚贞不屈，5个月后被秘密杀害。
没人知道，曾誓言不驱逐日寇绝不离开东北的罗登贤，在不得不离开这片苦难深重的黑土地时，会是一种什么心境。相信读者在阅读本书时，会和笔者一样不时发出这样的感叹：如果罗登贤还活着（如果不被调离东北，他就可能活着），还在东北，还是满洲省委书记，东北的抗战之路会顺溜、坦荡多少啊！
他的思想，曾闪电般照亮东北的抗战道路。当历史的进程终于不得不从歧途恢复到它原本的路线时，鲜血、生命的代价，共产党人已经付出得太多太多了。而这种代价，在某种意义上，黑土地上的共产党人是付不起的。因为共产党的力量太弱小了，面对的敌人太强大了，自然环境太恶劣、严酷、苛刻了，几乎不允许犯下任何较大的错误。
这是一个凶险的开头！
战略上的严重失误，使共产党的东北抗战陷入极大的危机和孤立，于是这原本就多灾多难的征程就越发得多灾多难。
第2章 夺枪
“都学列宁好思想”
模范学校少年们啊，学习要努力，
人人都做模范少年，天天要向上；
你也当，我也当，都把模范少年当，
你也当，我也当，都把列宁少年当。
模范学校少年们啊，要学列宁主义，
要当列宁好少年，要学列宁好思想；
你也学，我也学，都学列宁好思想，
你也学，我也学，都学列宁好思想。
过渡时期不会长，共产主义不遥远，
那个时候新社会，定是人间好乐园；
要建设，要建设，社会主义靠我们，
要建设，要建设，社会主义靠我们。
离休前为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的李敏老人，编选了厚厚一大本《东北抗日联军歌曲选》（共403首）。老人说，这首《模范学校校歌》，是她这辈子学会的第一首革命歌曲。
比李敏大七岁、离休前为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局副局长的李在德老人，新中国诞生后任政务院（国务院）秘书厅秘书处机要秘书，负责保管机要文件、国务院公章和周恩来总理的印章，人称周总理的“掌玺大臣”。1929年唱这首歌时她十二岁，那时她和李敏都住在黑龙江省汤原县梧桐河村。
汤原县位于黑龙江省中东部，哈尔滨市东北面。因一条梧桐河而得名的梧桐河村，正处于松花江下游与梧桐河的汇合口，水土丰美，自然引来人居。村子又分为河东、河西两部分。而无论当年还是现在，“村”字大都是写在纸上的，北满乡间人们挂在嘴上的是“屯”、“屯子”，南满则大都叫“堡”（音pǔ）、“堡子”。
1928年初春，这个清一色为朝鲜（族）人的屯子，来了三个挺受欢迎的陌生人。为首的一个三十多岁，身材魁梧，嗓音洪亮，沉稳干练，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这就是后来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副首相、人民委员会委员长崔庸健，这时的名字叫崔石泉（为避免引文中引起混乱，本书沿用此名）。他在朝鲜进行革命活动被日寇通缉，流亡中国，曾在黄埔军校任教官，参加过广州起义。另一个朝鲜（族）人张仁秋，个头比崔石泉还高，外号“张大个子”，黄埔军校毕业。还有一个姓王的汉族人，都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后来又陆续来了一些人。半个多世纪后，李在德、李敏还能记得的是蔡平、金志刚、李春满，几乎都是朝鲜（族）人，一看就是有相当文化的人。还有两个女的李秋岳、张英华，二十岁上下，留着男孩子似的少见的分头，让屯子里的人啧啧称奇。
他们都是受满洲省委之命，到梧桐河办学开展革命活动的。
朝鲜民族历来重视教育，无论流落到哪里，再苦再穷，只要有十几户人家，就要凑钱办所学校，把孩子送去读书。梧桐河村有几十户，只是难觅一个够格的教书先生，这事也就不得不耽误下来了。这回不请自来了这么多有学问的先生，自然喜不自胜、欢迎不迭了。
李在德当年就上学了，李敏是两年后六岁时背上书包的。
刚建校时只有30多个学生，两年后扩大到200多。连汤原县城，以及依兰、富锦、集贤等邻县，也有人把孩子送来读书。
白天给孩子上课，晚上办农民夜校，学文化，搞演讲。讲马列主义，讲苏联的十月革命，讲中国共产党在南方领导人民闹革命，中国和朝鲜都要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那时人人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有书念，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还教唱歌曲，《红旗歌》、《国际歌》、《红军歌》，等等。一到晚上，屯里人都来了，老人孩子也不例外。许多人听不懂，那也崇拜呀，说这些先生了不得，哪国的事都知道。
如果在奉天、吉林（吉林市，当时的省会）、哈尔滨，不用别的，就凭这些歌，特务或军警早出动抓人了。山高皇帝远，满洲省委的指示来得也晚。1930年已是李立三路线末期，9月中央指示现在进行农民暴动和建立苏维埃的条件尚不成熟，汤原县还在积极准备暴动。11月，梧桐河模范学校开办军事训练班，学员是各地选派的积极分子和本校高年级学生，办了3期，每期3个月，培训140多人。这些人大都入党了，“九一八”事变后成了汤原地区党和军队的骨干，其中师团领导就有10多人。他们和模范学校的这些教师，90％以上都在抗战中牺牲了。
在崔石泉领导下，建校当年秋天就发展了第一批5个党员，李在德的母亲金成刚为其中之一。第二年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组织了农会、赤卫队、儿童团。赤卫队员都是青壮年农民，武器除了几杆老洋炮外，就是棍棒、农具。李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