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王明、康生每天有多少大事需要处理，北满党和抗联的这等大事，在他们眼里怎么都如此得微不足道呢？无论怎样百思难解，这都是他们咳都未咳嗽一声，就把浴血奋战的三万抗联官兵扔在那冰天雪地里，夹起皮包走人的一个注脚。
省执委扩大会结束几天后，七七事变爆发了。
在中国的现代史上，自“九一八”事变后，没有比七七事变再大、再具影响力的事变了。《义勇军进行曲》早就吼出了“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现在则要加上个“更”字，或者再来个“最”字。具体到这片已经抗战六年的黑土地，“王康信”中曾令人费解的“大事变”，一些人觉得有了结论、答案了。5月，关东军称赞伪军“素质已经大大地提高了，现在已经能独立担任讨伐，去年年末他们在东边道的讨伐上获得了非常好的成绩”。可两个月后就给了关东军一个耳光的，仿佛还印证了“抗日反满不并提”的“正确性”的事实，是许多伪军哗变，掀起一个小高潮。形势变化就像个万花筒，而所有反日武装都能明显感觉得到的，则是日伪当局越发加强了“治标”、“治本”的“讨伐”力度，半年后就开始了十四年抗战中的最艰难的时期。
8月28日，《赵尚志、张寿海Ц樾值男拧分校衔壳暗闹腥照秸峒绦┐螅啬诓荒芎芸斓刂苯釉保笨拐浇呦蚣杩嗟慕锥巍６钡澈透骶洌∫馐锻骋弧⑿卸骋唬昂敛灰览档模朔约呵敖幸磺欣眩迤平衲甓取赵舸蟆疤址ァ薄急该髂旯ぷ骰。彼亢廖捶牌急复笫卤涞墓ぷ鳌薄�
这年3月，东边道“独立大讨伐”结束后，日寇将“讨伐”重点从南满转到北满的伪三江省，着手三江“特别大讨伐”。这是“三年治安肃正计划”中的重要一环。以往都是秋冬季进行的“大讨伐”，这次还是青枝绿叶的夏季，就迫不及待地开始了，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对抗日联军发动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残酷的“讨伐”。
11月26日，在紧张的反“讨伐”战斗中，赵尚志给苏联远东军司令部布留哈尔元帅写了一封信，“希望远东军司令部予以正确之指导及协助”：
我们夺获日寇轻重掷弹筒多次，该种武器在游击战争中携带极为便利，但缺乏炸弹，缴获日寇新式重机关枪数次，子弹亦缺乏（满军及民间都没有该种子弹），联珠枪子弹现已无处缴取或购买（而且我们枪支中连珠枪占相当多的数量，约在三分之一），我们对于化学战备常识一点儿也没有，关于化学药品爆炸药及防毒面具等的原料一点儿也没有，并且我们也不会制造，我们虽然俘获过敌人的短波无线电，但材料亦甚缺乏，并且技术人才也没有，是不是都可以想一个办法呢？可是最主要的还是对我们在总的军事方策上的指导。
从上述内容到开办政军干校，再到雄心勃勃的远征，赵尚志想的都不止是眼前的反“讨伐”，而是抗联长远的大战略。无论是作为3军军长，还是通常会被加上“北满”这个限定词的抗联总司令，小个子、大气魄的赵尚志，都不能不这样想。而且在想到这一切时，也不能不想到一水之隔的“阶级祖国”。不但早就想了，而且有行动了。珠汤联席会议结束不久，就派1师师长刘海涛过界去苏联，商谈解决兵工厂、被服厂、医院及电台设备了。
也巧了（赵尚志的“巧事”，堪称抗联之最），不久，6军2师师长陈绍宾从苏联回来，捎回个口信：苏联要跟日本开战，苏联边防军负责人邀请东北抗联主要领导人到苏联去，研究配合苏军行动问题。
之前，北满、吉东各军几乎无不通过各种渠道向苏联求援，均无结果。这回苏联主动示意，当然求之不得了，也与以往迥然不同了。年底，北满临时省委在依兰杨家沟召开会议，一致同意派人过界毋庸置疑，问题是这等大事，派谁去呀？
赵尚志提议张寿海ィ蛭攀亲苷尾恐魅危稚贸ね饨弧Ｕ攀俸＇认为应该赵尚志去，你是联总司令，你不去不足以表示我方的诚意。赵尚志说日本子正在“讨伐”，我得带兵打仗。张寿海涤貌涣硕喑な奔洌闳チ司湍芘陌澹庋吹箍斓保谑∈奔洹�
1938年1月初，赵尚志从佛山县公义勇屯越过冰雪覆盖的黑龙江，进入苏联。
结果是灾难性的。
王明、康生撤销满洲省委，让杨光华把省委存留文件全部销毁，一班人到莫斯科“讨论满洲工作问题”。杨光华觉得有些文件很重要，让交通员送去莫斯科。一般是不会出问题的，哪曾想这回偏偏是个“二般”，途中丢失了。王康越发认为满洲省委有问题了。审查后，杨光华被流放北冰洋，1956年才得以回国。另一位也是从上海中央局调来的常委、宣传部长谭国甫，不知被弄去了哪里，从此音讯皆无。
一路上，赵尚志肯定会想到此前一去不归的刘海涛和朱新阳。这应该是始终萦绕在他心头的一个谜，只是今非昔比了。在临时省委会议上，他们甚至列出个单子，枪多少，弹多少，服装多少等等，好像一见到老大哥就什么都有了。如果能在黑龙江对岸的“阶级祖国”境内，为抗联建立营地、医院、军校，那又该是怎样一幅令人神往的抗战景象呀？当然，还要请苏联同志帮助与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取得联系，解决东北党的路线分歧问题——这些在给布留哈尔元帅的那封信中，已经说过了。
其实，从赵尚志上路的那一刻起，他前面的一切都是“二般”了。
苏联军人明确地告诉他：远东军没有对抗联的任何人发出过邀请，你只能被视为非法越境者而送进监狱。
赵尚志成了苏联人眼里自说自话，而且胡说八道（用东北话讲叫“撒谎撂屁”）的不速之客，一关就是16个月。
赵尚志会些俄语，就激烈地争辩。可到了这地界，谁听他的呀？
临行前约定，赵尚志过界后一个月，张寿海柿奖呓缫淮印Ｕ陨兄疽欢ɑ岽乩创笈淦鞯堑眯枰嗌偃丝嘎硗匝剑�
2月初开始动作。3日，张寿海�3军10师、6军2师攻打鸭蛋河镇，未能得手，撤至都鲁河一带。4日，戴鸿宾率3军1师、9师和6军一部，攻袭肇兴镇，撤出战斗时与日军遭遇，击毙板坂大尉以下18人。敌人紧追不舍。戴鸿宾与蔡近葵、李振远两位师长商议，决定退往苏联。一为脱离险境，二可安顿伤员，同时也好接赵尚志回国。过界即被缴械，戴鸿宾被关进监狱，蔡近葵、李振远和五百余骑兵被送上火车，沿着当年过界的义勇军的老路，经西伯利亚铁路辗转回国，交给了新疆的“红色军阀”盛世才。
老人们说：一个口信，两个军长进了洋“笆篱子”（由俄语“警察局”转义的“监狱”演变的东北方言——笔者注），五百余精锐尽失。
第33章 笔战
×××的“意见书”
《×××（笔者将姓名隐去——或姓名，或名字，本章除注明者外，均与此同）同志给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的意见书》（又称“《×××同志给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的信》”），应该是1938年2月9日，即赵尚志“应邀”赴苏过界一个多月后写的，全文7000余字。
开篇第一个自然段，即说明“党的意识统一与行动的一致，是战胜一切复杂困难的先决条件”。然后说明“我北满党在珠河中心县委时代，就表现地方党与队伍发生不可能解决的纠纷悬案”，“这纷扰的波浪扩大到整个吉黑两省党与队伍中，这简直是民族革命战争的罪恶行为，是反党的倾向。为了彻底了解这一罪恶的根源，我们就不能不将这东西的历史发展过程写给你们”。
接下来回顾历史，通过事例，主要说明以下的内容：一、珠河党与赵尚志的分歧、纠纷，“主要还是尚志轻视与反对珠党领导的结果”。二、中心县委和赵尚志曲解“王康信”、“吉特信”、“中代信”，“这一右倾曲解，不但在工作发生很大损失，同时给‘左’倾关门主义以抬头的机会”。三、珠汤联席会议，“‘左’倾分子，乘党的上级关系不密切，及子才的奸细事件的通知书等作辞，开始进行反党行动，否认中代来信”。四、省执委扩大会，“决议又被‘左’倾分子御用了。会议以后继续与吉东党寻隐纠纷”。五、“赵尚志由一九三五年秋就完全露出他一贯半脱拉（托洛）斯基主义系统化的思想”。六、“他仇视山林队”。七、“尚志同志的思想有一贯分裂党一致性的危险性，他自己以为自己什么事都懂得，经常采用直接了得（当）的简单方法去解决革命复杂问题”，“就连党内的民主集中制，被赵尚志同志看作是一条坏麻（抹）布一样”。八、“现在我认为赵尚志不简单是倾向上的错误，根据许多铁的事实告诉我们：他已经是反共产党的阴谋家了，他已经作出许多小组织的反党行为，他已经用手段，甚而恐怖手段来对党的光明旗帜”。
我提出这个意见书，坚决要求诸同志研究批准，马上毫不（犹豫）开展这一斗争，这是目前巩固党的先决条件，成千上万的英勇布尔塞维克会在这一斗争中一致团结的。
“意见书”立即在北满党内引起轩然大波。
北满临时省委书记张兰生，是“意见书”的支持者。
2月20日，《兰生、×××给各军负责同志及军师党委的信》，其中1/3左右的篇幅，重复了“意见书”中的内容。
5月1日，在汤旺河谷南岔密营召开的省委第七次常委会上，张兰生作了近3万字的《关于彻底拥护和执行中央策略路线，坚决反对“珠汤中心县委、三六军党委联席会议”之反党的“左”倾关门主义路线的报告》，认为：
××同志的意见书是使党的策略转变，使党回到中央路线立场开展反对“左”倾关门主义反党路线重要的启蒙文件，我们在总的方面是同意这一意见书的内容。
尚志同志的一切倾向确是反党的“左”倾关门主义路线的来源及主要负责者。尚志同志观念中是一贯有其反党倾向及分裂党一致性的危险因素，目前争取党内一致，北满党转变到中央路线来，放弃其反党反组织小组织的行动和倾向时，党必须克服和肃清尚志同志这恶劣倾向和因素。
金策是4个多月后见到“意见书”的。6月28日，这位省执委委员、3军4师政治部主任，在宝清县密营里写了《关于×××同志意见书致北满临时省委、三军党委及六军党委和下江、哈东各特委的信》：
首先指出×××同志与北满省委主要负责同志们的斗争态度的不确定。北满临时省委负责同志和××同志在尚志面前抛弃自己固有主张而转向调和，但如果尚志同志不在现场时，××同志就反身过来又说拥护中央路线而反“左”倾等等，临时省委负责同志又接受×××同志的机会主义斗争方式。
为什么尚志同志在此的时候不提出来呢？是因为尚志同志的恐怖手段，因为“怕奸细的名词”而屈服与调和，这种调和与机会主义斗争方式，不但不能克服与纠正不正确的倾向，而且帮助了这种倾向，使党及联军内部造成更大的分裂。
虽然×××同志反倾向斗争观念采取机会式的方式，但我们对××二月意见书里有铁的事实是不抹杀的，这种种的铁的事实，我认为是，在我东北反日民族游击运动发展巩固上，在力争结成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上有极大的（妨）害，（有）把北满反日游击运动分裂挫折的可能。所以，我们每一个同志应该而且立刻开展两条战线斗争，无情的以布尔什维克斗争精神、方法和方式去正面斗争。这个斗争开展一定会得到克服，因为（它符合）北满、吉东全党同志的愿望和要求。
1935年秋，在勃利县青山里，赵尚志与金策、郝贵林开会做出的五条决议，是符合“王康信”精神的。赵尚志“没有什么不接受的表示，而根据王康指示信以推动工作”。金策认为，“吉特信”、“中代信”确有缺点。“××意见书里写到：‘一九三五年三军在牡丹江流域破坏了山林队与群众的友好关系’，这是不合于事实”。“我们拉这种条件全部推上赵尚志同志的身上是不合乎当时实际环境”。“我认为尚志同志的倾向并不是他主观因素所发育起来的，而是有党内同志的不斗争而调和作他尾巴中更加发育起来的”。
周保中的观点，许多与金策不谋而合。
9月4日，《周保中给×××、金策及北满临时省委各负责同志的信》中说：
亲爱的同志们！我们不客气的向你们提出批评意见。你们反“左倾”关门主义，肃清党内倾向，这是对的，极值得欢迎的。只可惜，在尚志同志和六军军事重要负责同志离去北满以后，你们才“有组织”的号召反“左”倾关门主义。你们很容易把反倾向斗争和个别人的问题混合起来，或者把倾向性与个别人完全脱离。这样一来，最易陷入虽然口口声声不离原则，实际上是倾向反倾向、人反对人、派别反对派别。
5月20日，《×××同志关于附会“左”倾关门主义的几个严重错误致全党的一封信》中说：
在执扩会以后，因为我个人小资产阶级精神的存（在），我自己在工作上虽然保持自己应进行的工作，但是精神上是苦闷的，因我党斗争的孤立，北省调和，吉东代表调和，自己就异常恐怖……奸细名词到自己头上，感（觉）必须中央来人才能解决路线问题，小资产阶级的渺小、柔弱、动摇、可耻，缺点就在这里，因之我就在许多“左”倾分子的反党信件上，签了许多我的名。
关于省执委扩大会议，许多老人写了回忆录，笔者前面也有叙述，还有以下的版本。
×××在“意见书”中写道：
“左”倾分子的鼓掌声中，首先在会开始就撤销老冯省书记，会场空气异常险恶，不但全会认为尚志同志威胁会议，这是全会同志所公认的，同时我还可以诚实说，在这次全会议吉东代表保中同志，是处在被怀疑地位，经过许多同志力争，才参加了此（次）会议。××是被监视的地位。
1939年10月12日，《冯仲云给中共中央的工作报告》中说：
会议中之“争吵”现象为东北党有史以来绝无仅有的。“武装威胁”“争吵”“叫骂”恶现象应有尽有。
同年5月9日，《侯启刚呈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的申诉书》中说：
这次会议本应该成为××同志第一次拥护中央路线的“伟大表现”。因为他先认定了珠汤会议的路线违反中央路线，其次掀起北省其他同志的附和，最后又到江南和吉东省委讨论了一次。这时候本可能使中央路线在北满开放曙光。可是不幸在会议中，被尚志同志挥起拳头一两点钟的一席话，××则竟至不发一言，转冯群同志为群矢之的。保中同志以老练的舌锋，终未煽动起××同志拥护中央路线的勇气。致一致通过了“误疑王康指示为右倾”、“珠汤会议一般并没有什么错误”的决议。这是说明什么？××同志说，这是说明尚志同志好给旁的同志加奸细的头号，因而不敢斗争。我的答复是革命者宁死不屈。我的工作历史短，工作地位低，尚志同志已经给我加两次了，但我并不害怕。××是北省执委×××（×）×××（此7个字为职务，笔者将其隐去），我不信吉东代表尚在，会议席上还杀了活人拉（了）吗？！
老练金策
金策，1903年生于朝鲜咸镜北道城津郡（今金策市），中等个头，较瘦，未到四十岁脑门儿上就开始脱发，那张挺有棱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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