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冷血热(Ⅰ-Ⅱ2部全)- 第81部分

在黄柏甸子和三道沟，以前能卖货一百到二百元的大商店，现在只能卖八九元钱。再加上最近满军驻屯较多，多少也要买些食物，所以更使物资缺乏。

辉南县——

连大地主都几乎处于破产的状态。

作为“治本”的中心环节，“洗大沟”、归大屯是柄双刃剑，在使抗日武装受到极大伤害、难以立足的同时，也使“满洲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农村经济进一步破产。

而对于这一切，日伪当局心头明镜似的，也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的。出自同一部门的1942年7月的《各地治安工作调查报告》中说：

此项工作必然使居民受到很大打击。

宁使农村破产也要把匪民分离工作贯彻到底。

“九一八”事变，兵荒马乱，“遍地起胡子”，到处是难民。没带着金银细软逃难的种粮大户，以及没有金银细软也就没有什么财产无须逃难的庄稼人，也都知道这不是种庄稼的年头，种上几亩地，弄点糊口粮就行了。因为无论你下多大的力气，也无论老天爷给你个多么美好的秋天，你都供不起那些蝗虫般来来往往的队伍，他们在土地上已经播种不出希望了。

战乱使庄稼人难以把心思用到土地上，田园荒芜，产量锐减。而在那些暂时还未被战乱波及的北满、吉东的偏远地区，粮食，特别是大豆，以往主要是就近销往苏联。就在笔者写着这些文字时，富饶的三江平原，依然被称做俄罗斯远东地区的粮囤子、菜篮子、肉盒子。这回侵略者把这条路堵死了，连全副武装的日本人轻易都不敢离开县城，又有谁有本事把粮食销往内地？丰收了，庄稼人也只能瞅着粮食发愁、发霉。

接下来的劫难，就是“洗大沟”、归大屯了。

庄稼人星散在这沟那岔里，与世隔绝般自食其力，本是一种自然选择，有其合理性和优越性。一是山里土地多属无主，开垦了就是自己的。只要舍得力气，年复一年地拓展，那老婆孩子的热炕头上，就会有个种粮大户的美梦。二是能够最大限度地节省时间、人力和劳动成本。以房屋为中心，出门就是地，春种夏锄秋收，拿起家什就干。这对于没有车马，从送粪到收获全凭人力的庄稼院，实在是得天独厚的地利和最佳选择，所谓“丑妻近地家中宝”也。三是山里是座宝库，一年四季都能收获野菜、草药、木耳、野果等山货。冬天还可打猎，东北到处都是“夹皮沟”，一张黄鼠狼皮能换20公斤小米，等于冬天也种地了。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某种意义上其实是文人的闲话，甚至就是一种想象。庄稼人讲的是“早起半天活”，待到日出，已是扛着锄头回家吃早饭的光景了。可是，归屯后真就变成现实了。太阳挺高了，用庄稼人嘲笑懒汉的话是“日头照屁股了”，那部落的大门才打开。未等太阳卡山，就得再走上几公里往回赶，因为太阳卡山那大门就要关上了，就进不了部落了。

1933年4月21日，伪首都警备司令部发布命令，县城附近3里以内，集镇2里内，铁路、公路两侧1里内，严禁种植高粱、包米一类高棵作物。这个命令很快推广到东北各地，但是影响不大，因为矮棵作物多得是。可归屯后丢弃的大量耕地呢？没有警察署发的出入证，谁也不能去到那里，因为那里是无人区，即“匪区”。

据《满洲评论》第8卷23号载，在“集团部落”尚未全面铺开的1935年春，伪奉天省“全省28个县中，粮食有剩余的仅不过8县，勉强能自给的有9县，其余的11县几乎全都是粮食困难，需要救济的”。

而在归大屯已经基本结束的1938年3月，《奉天第三回县长副县长会议咨问事项答申录》中说：“本县（指兴京县——笔者）耕作地84万亩，所以人口激减，不能完全耕种。1937年仅耕种39万亩，剩余45万亩为废耕地，杂草丛生。”

新中国叫“出民工”，旧中国叫“出官工”，“满洲国”也叫“出官工”。归屯后第一次出官工，自然就是修建“集团部落”，紧接着是修警备道和架设警备电话线。这“集团部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与周围部落的距离，或日军，或伪军，或单纯由伪自卫团防守，是精心谋划并联为一体的。一处遇袭，电话报警，其他部落敌人即来增援。这修警备道和架设警备电话线的工程量，并不比修建“集团部落”小，那官工你就出吧。

平时让你“出探”，即进山探寻抗日武装的踪迹。“讨伐”了，组织运输队，官名“勤奉队”，老百姓叫“背背”，给进山“讨伐”的敌人背给养。“勤奉队”用人多少，视出动兵力、“讨伐”规模、时间而定。像老黑沟“杀大沟”，兵民比例1比1。笔者见到的比例最高的是，1939年9月至12月，在东满和龙县“讨伐”期间，日军1个中队75人，征用各种“勤奉”人员850名。

伪自卫团（老百姓叫“棒子队”）训练，像上述出官工一样，都是各家顶梁柱的青壮年，白天站岗，晚上巡逻。至于上山弄松节油（日本人要用来制造飞机燃料）、撸葡萄叶（熬制飞机涂料），则是任务分派到户，需要全家老少齐上阵，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少有没干过的。

1940年4月颁布“国兵法”，实行征兵制，每年30来万体检淘汰下来的适龄青年，俗称“国兵漏”，组织“勤奉队”，到工厂、矿山服劳役，或是修铁路、公路，为开拓团修水坝、造水田。开头规定1年劳役，分3年完成，后来增至3年，每年要出半年官工。

东北3000多万人，农民占85％。耕地减少，大量无偿占用劳动力，与此同步的是一年强似一年的“粮谷出荷”。

侵略者用刺刀剖产出个怪胎“满洲国”，一些怪里怪气的奴化词句也接踵而至。有些下边将陆续出现，这里一并略加说明。

“粮谷出荷”，即强行征购粮食。还有“棉花出荷”、“柞蚕出荷”、“亚麻出荷”等等，内蒙古地区还有“出荷牛”，反正侵略者需要什么，老百姓就得“出荷”什么。“勤劳奉公”、“勤劳奉仕”，“奉仕”也是日文中的汉字，基本意思为“服务”，另有“效劳”、“效力”之意。“浮浪”为失业、无业者，乃至无家可归者。“弘报”意为“宣传”，比如伪国务院弘报处，可理解为宣传部，但又不尽然，因为它还从事情报活动。所谓“严重处分”，即处死。臭名昭著的731部队另有许多专用术语，比如“特别输送”，即把要进行活体解剖、细菌试验的人，押送到那个魔窟去——这就相当于胡子的黑话了。

日本战犯、原伪满警务总局特务处特务科长坂田义正等人写的《伪满警察罪恶史》中说：

1943年粮谷年度（从1943年9月至翌年8月）的农产品掠夺计划约定为800万吨（一说为850万吨）。这一计划的测算依据完全是“需要多少取多少”的原则。

伪满在动用行政权力强行收购之前，全东北的粮食产量为1600万吨，农民自用口粮据说是1200万吨，而现在要求交售800万吨，这确是一个不饿死人就无法完成的数字。

伪总务厅长武部六藏，非常欣赏张景惠的“系紧裤腰带”，常把这句话挂在嘴上：现在是“圣战”高于一切的时候。日本并不是要“满洲国”出多少兵力，付出多少生命，只是要在人力、物力和财力上，比过去做出更多的贡献。请大家想想，付出生命，流血牺牲，较之人力与财物的献出，孰轻孰重？即使吃的东西，有时不大满意，紧紧裤腰带也就过去了。

战时体制下的“粮谷出荷”，属军用物资，一粒不能少。而老百姓那裤腰带已经紧得不能再紧了，怎么办？各省县在上边规定的“出荷”量上，再增加10％，以防一些人真的紧不出来时，也能确保完成任务。

伪国务院有“收购粮食督催委员会”，总务厅长为委员长。省有“收购粮食督催部”，次长为部长。县有“收购粮食督催班”，正副县长任正副班长。每年9月，这些催命鬼就下来了，督催快割快收快打快“出荷”。哪个村屯动作慢了，或是没完成任务，粮探子就柴草垛、炕洞子、棚顶乱捅一气，连鸡架、狗窝也翻个底朝天。吉林省榆树县为“全满第一谷仓”，伪县长王奉璋人称“王大马棒”，他认为谁不老实，二话不说，劈头一顿马棒。黑龙江省林甸县一户姓孙的，在草垛里藏了几斗粮食，被翻出来，一家人苦苦哀求，说就剩这么点活命粮了。副县长山菅下令没收，又一把火烧了草垛和房子。

土地不光生产粮食，还特产飞机。比如伪滨江省，按土地摊派“飞机献金”，每垧3元。从1943年7月到1945年8月，两年间“献金”720万元，当时飞机每架为15万元左右。

此类“献金”很多，不算捐税。“九一八”事变前征收的国内税，总共13种，其中属于消费税的只有4种，流通税2种。而1944年国内税竟达34种，其中消费税11种，流通税13种。至于各省市县（旗）街村的地方税捐费，五花八门，林林总总，那是谁也说不清的。像烟筒税、牛马税、猪鸡狗捐、井水捐、走道捐、死人捐、生小孩捐、山东人税、甲长费、村长费，等等等等，全凭当地说了算的人兴之所至，发何奇想了。

黑龙江省和吉林省东部的黑土地，长春以南的冲积平原，那金黄色的大豆、小麦、玉米，晚霞样的红高粱，吸引着一代又一代闯关东的人们。“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大豆年产量500余万吨，占全世界总产量的59％。1915年的一个数字，仅中东路沿线31县所产大豆、小麦、大麦、燕麦、荞麦等余粮，即有145万吨可供输出。据南开大学经济统计季刊载，1931年度中国出口总值为6。05亿海关两（每1海关两折合白银1两1钱1分4厘），而东北农产品输出即达2。80亿海关两，为全国的48％左右。至于东北丰富的煤铁资源及其开发，则是越来越吸引眼球的新热点。

“在王道政策的恩惠下，欢天喜地的生活。”这是伪治安部警务司编的《满洲国警察史》（上卷）中的文字，说的是“集团部落”，但我们不妨将其视为对未来的一种想象——因为这片丰腴的黑土地，客观上确实存在着这样的可能性。

日本有关“满洲国”的一些著述，把1936年前称做“创建”、“整备”时期，即镇压反日运动、加强统治时期。战乱重创了东北经济，侵略者认为这是正常的必须付出的代价。对这片丰腴的黑土地垂涎已久的侵略者，是有长远眼光的。“宁使农村破产也要把匪民分离工作贯彻到底”，为了“王道乐土”的长治久安，它是不惜代价的，也雄心勃勃地下了些本钱。据武部六藏笔供，14年间，日本对东北的投资总额，估计超过130亿元。

结果呢？

从1937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产业计划”，迎头撞上七七事变，计划即随着战争而扩大。结果是力不从心，在钢铁、煤炭、电力、液体燃料等大幅增加的同时，汽车、飞机的计划指标全部落空。

第二个“五年产业计划”，更着重于战略资源的掠夺，特别是供应日本的钢铁和其他金属。这时，日军陷在中国难以自拔，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1943年，太平洋战局急转直下，紧绑在日本战车上的“满洲国”的第二个“五年产业计划”，即把粮食需求调整到第一位。

平型关战斗，缴获物资中有大米。115师官兵是南方人，以往吃的南方大米叫籼米。这回吃缴获日军的大米，哗，怎么这么香呀？就说是“日本大米”。林彪在《平型关战斗的经验》中说：“敌人不仅是弹药要靠后方输送，连粮食都要靠日本送来。”错了，那是地地道道的东北大米。

据满铁调查资料和伪满《农产物收获量预想调查》（1930年至1944年）中的数据，1930年粮食总产量为18，865，000吨，1931年为18，457，000吨，之后即开始下跌，1934年为最低点13，431，870吨，1944年17，433，543吨。而这些粮食除大量运往日本外，还要供给日本关东军和侵华日军，特别是华北的军需。怎么办？只有用版权属于张景惠的武部六藏的那句口头禅了。

与共和国的年纪差不多的东北人，都会记得父辈嘴里的“配给”两个字，而这两个字又能牵出一串奴化词句。

“经济统治”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1933年3月1日公布的《满洲国经济建设纲要》中。1937年5月正式公布《重要产业统制法》，1942年10月被《产业统制法》代替，连一般产业也实行“统制”。具体到老百姓头上，就是对各种生活必需品，像粮食、布匹、烟酒糖及肥皂等等，都实行“配给”。每家一个小本子，叫“通账”，写着一家几口人的姓名、年龄、职业，“配给”什么就拿着“通账”去买。

以粮食为例，“配给”量分为“劳需”、“一般”、“农村地区”三类，“劳需”又分两种，“一般”还分甲乙。1943年每人每月为：“劳需”第一种48斤，第二种31斤；“一般”的甲种为“特殊公司、官厅和与此相当者”，大人24斤，小孩14斤，乙种为“其他”，大人18斤，小孩14斤；“农村地区”大人13斤，小孩12斤2两。

而这种斤呀两的，后来则越来越多的被橡子面替代了。

在笔者家乡辽东，以及东北各地的山区，每到深秋，柞树下就会铺上一层黄澄澄的拇指肚大小的椭圆形的果实，东北人叫橡子。这种含有淀粉和少量鞣酸的坚果，在北满是没人理睬的，南满会有少数农民捡来喂猪。1943年后，则逐渐成为老百姓的主粮。这东西又苦又涩，又糟又渣，难吃难拉，拉出来狗都不闻，一阵风就刮散了。用它做窝窝头什么的，休想捏合到一块，非得掺点儿包米面不可。黑土地就有了句歇后语，“满洲馒头——捏不到一块去”，用来形容不团结、闹别扭，也暗指所谓的“日满亲善”。

笔者1958年去世的爷爷，生前一提起“满洲馒头”，就气不打一处来：“咱这地界，插根筷子都要生根发芽，除了‘满洲国’，哪朝哪代吃过橡子面，饿死过人　？＇…＇”

天地内有了新满洲

新满洲便是新天地

顶天立地无苦无忧

造成我国家

只有亲爱并无怨仇

人民三千万

人民三千万

纵加十倍也得自由

重仁义尚礼让使我身修

家已齐国已治此外何求

近之则与世界同化

远之则与天地同流

学校每天出早操，都要唱这首据说是郑孝胥作词的“国”歌，唱着唱着词就变了。挺合辙押韵，哼哼呀呀中难辨真伪，也不知是谁编的。笔者收集到三首，有点儿残缺不全，其中一首是这样的：

笼屉内蒸的新馒头

新馒头便是新蒸的

只有面碱并无香油

一顿三个半

一顿三个半

再加十个也吃不够

吃馒头就稀粥此外何求

近之则与肚子同化

远之则与屎尿同流

“万人坑”

郭庆仕老人，1。75米以上的个头，有点儿驼背。1921年生于山东省徽山县，十六岁那年家乡发大水，庄稼全淹了，一个人来到济南，想干点什么，寻点活路。找个大车店住下，招工的来了，说想去关东跟俺走，到那边一天挣三个大洋，三顿洋白面饼，干两年发财了，娶个白白胖胖的关东媳妇，那小日子你就过吧。那人讲得嘴丫冒沫子，还说报名就发“铺底钱”（置办行李的费用）。郭庆仕见报名的果真当场发给20元，就报名了。

从济南坐闷罐火车到青岛，再坐船到大连，又换闷罐车咣当了几天，听到有人喊下车，到地方了。太阳刚出山，大概判断一下东南西北，这是个什么地方呀？车站上一个戴大盖帽的说是滴道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