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冷血热(Ⅰ-Ⅱ2部全)- 第89部分

紫云区大屠杀：红四方面军第四次反“围剿”失败后，蒋介石下令对革命根据地实行壮丁杀光、房屋烧光、粮食抢光的“三光”政策。1932年10月下旬，国民党军第八十九师进攻紫云区，提出“变紫云区为死人区”的口号，将桂家洼躲入山中的群众赶到山沟里，用机关枪进行扫射，一次屠杀300多人；在沙洼屠杀200多人，并将尸体抛进闵家河做桥墩，上面铺木板，让人马通过。黄龙冲附近的一条山沟，近1000名被害群众的尸体几乎将沟填平，被人们称做“死人沟”。

平头岭大血案：1932年10月，红军主力西移，国民党当局对鄂豫皖根据地实行“三光”政策。国民党第八十九师进占七里坪后，于1933年2月6日“追剿”中共鄂东北道委武装进入天台山。时逢大雪，国民党军遍山搜查，将避入深山的2000余群众逼至平头岭，除叶宗才等3人逃脱外，其余全部被杀，造成骇人听闻的“平头岭大血案”。

谁都知道，“九一八”事变时，国民党30万大军正在江西“围剿”中央苏区。类似规模的“围剿”已是第三次了。而像红安那样尸填沟谷、血染山岭的大屠杀，在鄂豫皖，在江西竞相发生时，抚顺平顶山刚经历了一场“机关枪照相”。

笔者无意探讨“三光”政策的版权、专利属于谁的问题，这里要说的是中国人打杀中国人，与小鬼子打杀中国人之间，有没有一种因果关系，谁是因，谁是果？

就不能不想到张传福和他的乡亲们，想起时德正老人的话：俺们屯子男女老少百多口人，齐心抱团，糊弄个小鬼子还不容易吗？

学生时代，老师和教科书上都说，中华民族是勤劳、智慧、勇敢的民族。这话没错的，问题却也来了。自1840年（大约是我的太爷爷的太爷爷那一辈，或者再大一辈）鸦片战争始，就不勤劳、智慧、勇敢了吗？没有呀？那么，勤劳却贫穷，智慧而蒙昧，勇敢又挨打、受辱，这是怎么了？是洋枪洋炮太厉害，洋人太强大？“强大”的反义词是“弱小”，没错，中国是弱，可从人口到领土面积，中国小吗？自有了方块汉字后，什么时候曾把“弱”与“大”两个字连在一起呀？

查阅当年文件资料，有时在最后一行的落款看到“大中华民国×年×月×日”。有抗联老人讲，当年搞政治教育，“大中华”、“小日本”也是时常挂在嘴上的。

据说人类的发明，约一半左右源自中国。今天踢得挺臭的足球，无论什么颜色的眼睛的外国人，还不知道世上有此物时，我们的老祖宗已经玩得很溜了。中华民族创造的灿烂文化，自会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流光溢彩。而中国的综合国力，则曾引领世界千年，其经济总量经常占到整个世界的50％以上。

鸦片战争开始了中华民族挨打受辱的历史。不知其时中国的GDP占世界的比例，1870年是17。3％，比美国（0。9％）、英国（9。1％）、日本（2。3％）的总和还多。甲午战争前，中国军队100多万，日本8。4万，海军战舰吨位，中国7。8万吨，日本4。4万吨。1894年爆发甲午战争，1900年中国的经济实力（GDP占11％）依然高居日本（2。6％）之上，堪称亚洲头号强国。

最初看到这些出自西方学者、显然也被我们认可的数据，我曾大吃一惊，又大惑不解。因为我一直以为清朝末年的中国，样样落后，什么也不如人家，结果却是静态的并不比谁差，动起来就败了、弱了。

落后就要挨打，这话肯定没错，我们肯定落后了。可我们为什么落后，到底落后在哪儿？

而我知道的，是从读书识字时起，一提到清朝末年，几乎就少不了的“腐败的”三个字的定语。

清知府3年，雪花银10万，那贪知府呢？干几年再升官了呢？封建专制造就了一代代大小贪官，把国家弄成了“官家”。腐败是瘟疫，是摧毁民心士气的原子弹。而当没了皇帝，一方天地一方诸侯，军阀混战，都想争个老大。家不和，外人欺，大而散，大而弱，弱大的中国就割地赔款，成了列强的盘中餐。

日本的政治结构是封建的，可它的官僚统治，无论廉洁程度，还是效率，都是高水平的。这就使这个基本为单一民族的国家的国民，更具强烈的一致性和献身精神，虽然表现出来的经常是一种与人类的良知和正义为敌的邪劲。

试想，如果这个岛国的大小官员只知道巧取豪夺，无情地挥霍国家资源和人民血汗，会有那一波又一波的“神风特攻队”吗？

如果有外星人，而且高度文明得没有战争，或者让地球人不可思议地从一开始就相亲相爱，不知战争为何物，看到地球人把地球村打得血飞火腾，万紫千红，特别是日本人在东北打杀中国人，中国人也在江西、鄂豫皖打杀中国人，肯定会大惊失色，说这地球人是怎么了？中国人是不是疯啦？

一个20世纪发生两次世界大战，人类肯定出了问题，而且不是一般的问题。那我们呢？我说的是我们中国，我要说的是中国的问题大着了。

从纽伦堡到东京，自杀的希特勒和自杀未遂的东条英机等等，已经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我们没有这方面的耻辱，我们的耻辱是被强盗“进入”。我们为什么被“进入”？因为我们落后。我们为什么落后？有的国家太小，老天爷也不公平，没什么资源，那是实实在在难以先进、强大的。而我们与“小”字从不挨边儿，是个东方大国，还曾是“中央之国”，为人类创造了那么辉煌的文明，没有任何理由不能先进、强大，为什么却成了挨打受辱的角色？

满族人进关，让汉人男不男女不女地拖了条辫子，结果满族人差点儿把自己的老祖宗都忘了。那是文明的力量。可清朝末年，面对列强，还有这种力量吗？

抗日战争，中国拖住了日本陆军主力，为二战胜利作出重大贡献。可是，如果不是美军在太平洋战场反攻，苏联不出兵东北，中国的抗战会是14年吗？

我们必须问个透彻、明白。

恩格斯说过：“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学习来得快。”

有人挖个坑，把历史掩埋起来，谁要动一下，就像被掘了祖坟似的叫起来。

我们有太多的耻辱和痛苦。我们无法选择历史，但是可以选择未来。为了光荣、光明的未来，我们必须诚实地痛苦地面对历史，并以同样的态度解剖、反省自己。

十二、绝地南满

第40章　“起叛徒”

“谋略讨伐”

1933年8月8日，《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伯阳关于检查磐石县委工作情况的报告》中说：日满“在农村以及城市按家按户照象，不论大小每人三毛照象费，每家写户口，每户有三毛，有二毛”。

抚顺平顶山“照相”已经过去快一年了，机关枪也好，照相机也罢，“照相”一说并非空言虚语。至于户籍和身份证制度，鬼子何时动的念头及最早实施地区，笔者说不准确，能够叫准的是在归屯结束地区，这项工作也结束了。而在此前后紧锣密鼓地进行着的，还有一些与之配套的系列工程。

学生时代看电影，打仗的，特别是打鬼子，基本都是表现关内八年抗战的故事片。鬼子将村子包围，把老百姓驱赶到一处，追问谁是八路军、共产党，见谁可疑，就拉出来。就有大娘（嫂）站出来，说他是俺儿子（俺男炫）。鬼子不信，通常是看手，看那手上的趼子，求证是扛枪的，还是种地的。

生活中的情形，在东北也是一样。但是，1938年后，这一招就不灵了。他是你的儿子（丈夫），他有“证明书”吗？户口册上有这个人吗？更不用说还有指纹登记了。

1939年10月野副“大讨伐”前，伪通化省的通化、辑安、长白、濛江、抚松，伪吉林省的桦甸、磐石、敦化、蛟河，伪间岛省的和龙、汪清、安图、延吉等县，八岁至五十五岁的男人，有五十多万按了指纹。→←而在“大讨伐”期间，因抗拒采缀指纹，或被认为指纹不符遭逮捕的，达八万余人。

与“匪民分离”同步的，是经济封锁。

粮食除限量配给外，每次顶多只配给半个月的，有时只给三天份。这样，抗联即便攻破部落，也得不到多少粮食。上山打柴，下地干活，不准带午饭。1938年8月，庄稼正在灌浆，通化、濛江、辑安等县，就强迫老百姓收割，快打快藏，放到安全地带统一保管，派兵守护。食盐、火柴、布匹、鞋帽等等，除按人口配给外，还经常搜查商家店铺，看你是否多卖了，有无违禁品。

1940年4月，魏拯民写给中央代表的报告中说：

为禁止我军必需物资的买卖，在我军活动地区附近大小城镇，禁止了所有物资的贩卖，而实行专卖，每日只允许三小时的买卖，对每个购东西的人还用尽各种复杂的手续加以限制。若想买一斤盐和一双水袜比登天还难，而且还采取抬高物价或向食品放毒的办法。

再就是对被俘人员和所谓的“归顺匪”，日寇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

1933年6月，《关东军司令部关于治安维持之一般指导方针》中说：“在剿匪的同时，要用宣传及政治工作善导思想，并给以生业，安定民心，以期贯彻王道政治。”应该说政策是明确的，有的也这么做了，比如　第13章　中写到的“黄炮”，就将其“善导”，利用其进攻游击区、根据地。但这只能视作具体执行政策的人的个别行为。总体上，对于投降的各种反日武装，尤其是山林队的头头，基本都是“严重处分”。有的地区连一般的“归顺匪”也不放过，甚至民“匪”不分，就是一个“杀”字。

“九一八”事变，东北军不抵抗，之后又打败40余万义勇军，这时的日寇狂妄至极，不知道更棘手的战斗还在后头。他们不把中国人当人，没把潜入山林的各色武装放在眼里，今天降了、明天反了的山林队，在他们眼里更是没有任何价值。结果是想降的也不敢了，只有跟他们打下去。而鬼子也不能不明白，要想打赢这种人生地不熟的游击战争，他们是不能不利用“归顺匪”的，于是就有了“利用匪”和“温情工作”一说。

1937年（无月日），《×××关于我军与敌在三道关作战情形致×××等的信》中说：

日寇对捕去队员（赵发）百般巧诱温存，不加虐待，此亦敌人另一阴狠花招也。

《康德六年（1939年——笔者）度通化省秋冬季肃正讨伐计划》中说：“特别是关于归顺匪的逆用问题，要慎重研究。要在匪团的内讧与破坏上多下工夫。”地方工作班进行的归顺工作，“要加强力量，多想办法，积极配合武力讨伐，做好称之为‘温情工作’的此项工作”。

所谓“温情工作”、“利用匪”，即不再像过去那样动辄“严重处分”，而是用软刀子杀人。

利用叛徒提供情报，熟悉地形和抗日军的活动规律，由他们带队做向导，或者组织专门队伍，进行跟踪、袭击。有的还被派回来，在内部进行策反。从王凤阁等义勇军的失败，到抗联最终不得不退往苏联，这都是个重要因素。

日寇称之为“谋略讨伐”。

伪满各省县都设有宣抚委员会，下设数量不等的常设、非常设的宣抚班，由日伪官吏组成，有时也抽一些国高学生参加。这是个人员、任务比较庞杂的组织，随“满洲国”各个时期的工作重点进行宣抚，核心是宣传“王道政治”、“王道乐土”。平时坐汽车、大车走街串村，每到一地，寻个人多热闹的地方，拿着铁皮筒喇叭进行演讲，什么“日满亲善”、“支持圣战”、“铁打的满洲国”等等。要归屯了，就口口声声都是“集团部落”的好处了。有时还放映电影，电影里的日本人和满洲人相亲相爱，“集团部落”的老百姓多么幸福。

有随军宣抚班，日伪军“讨伐”，占领游击区、根据地，即进去宣抚。房倒屋塌，百姓在废墟上啼号，就宣传这都是胡匪的罪孽，皇军把他们打垮了，大家伙儿就能过上安生日子，建设“王道乐土”了。归屯“洗大沟”，家园在烈火中化作焦土，也说要把账记到胡匪头上，搬去“集团部落”就好了。

宣抚班也不光耍嘴皮子，因为伪军政部最高顾问佐佐木到一说过：“不与物资工作配合的宣抚工作，是不能收到太大效果的。”谁家揭不开锅了，给点儿高粱米。大冬天，一家人只有一套出门的棉衣，就给套棉衣。睡在潮气腾腾的光板炕上的，给领炕席。病得起不来炕的，给几片药。那嘴皮子当然是不会闲着的，先问你“满洲国”好不好哇，然后大讲一番“王道乐土”，说大家伙儿可不能忘了“康德皇帝”的恩德啊。

大体从1937年开始，宣抚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极力鼓吹“王道政治”，对抗日武装进行策反劝降。

除了宣抚班及一些类似的敌伪组织外，枪炮声中，日伪军也在进行着这种“谋略讨伐”。以往那些世世代代靠山吃山，在山林里讨生活的形形色色的人，如今许多都是揣着进山许可证的心怀叵测的角色。飞机掠过，树上积雪纷纷撒落，有时花花绿绿的传单也飘然而下。

在前面引用的魏拯民写给中央代表的报告中，有这样一个自然段：

现在敌人所使用的思想战，宣传战的方法及其内容是：“在目前国际形势起了很大变化，苏联内部紊乱，中国已成立新政府，国共已分裂，东北抗日联军已瓦解……”等等谎话。企图在我军队员与干部思想上引起悲观失望，用来以瓦解我军，并宣传日军强大无比，有掌握全世界的实力，现号召归顺，更利用少数投降的叛徒来紊乱我军干部及队员家属亲朋等进行引诱劝说投降工作，或用很少经费大大地动员无知的群众，在各处进行劝降活动。甚至用物资女人来引诱我们队内落后分子脱离革命，他们抓住队内生活的困难与性的问题，为企图收买我们派遣到各地去工作的小部队同志，如敌曾指派漂亮的妓女（十八九岁）以性交作引诱，或把男女性交的相片散布到我们活动的区域内，诱惑我军的青年战士投降；或经常向我队内寄送已投降者单身相片，用做劝诱队内同志投降的材料。更利用我们交通网断绝而不能进行联络的弱点，派工作员到我们各个部队中，制造：“某某部队已投降”等谣言，动摇军心。

长岛玉次郎，不晓得这小子多大年纪、什么模样，只知道他1936年4月“进入”中国，先后任本溪湖宪兵分遣队军曹，山城镇、通化宪兵分队工作班长、曹长。别看只是个小小的宪兵曹长，论对1军、1路军的杀伤力，却堪称重量级人物。不然，野副“大讨伐”期间，小小的长岛工作班，就不会隶属野副“讨伐”司令部，并为关东军司令部直辖了。自然，这小子也不会关里关外地跑去北平、石家庄、济南等地，介绍长岛工作班“谋略讨伐”的经验，并作具体指导了。

“满洲国”的许多组织、团体叫“班”，像指纹班、宣抚班，宣抚班还有电影班、施医班，班中有班。宣抚班为地方人员，一般没有武装，这长岛工作班和后面章节中将要写到的特别搜查班（简称“特搜班”）就不同了。比如长岛工作班，通常有十几个日伪宪兵和伪警察，另有因时因地数量不等的变节分子，其工作就是搜集情报，招降纳叛，向抗日武装派遣奸细，搞暗杀，在抗联与其他抗日武装间制造矛盾冲突，千方百计地从抗日队伍内部寻求缝隙，进行打击。人员不足，就强迫老百姓出探。为防止受骗，让出探的人在山里什么地方扒块树皮带回去，第二天再派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