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出援之敌诱至寒葱岭，一场漂亮的伏击战，毙伤敌400余人。
打下一座县城，政治、经济、军事利好多多，却也绝非易事，许多时候想都不用想。1937年9月25日夜，魏拯民指挥部队，出其不意，攻其不备，首先割断电话线，然后摸掉哨兵，一举突入辉南县城，拂晓时分顺利撤出。别的不说，越冬物资置办全了。
同年（无月日），《抗联第二军和第五军政治军事情况的材料》中说：
第二军政治委员魏拯民是一位忠诚笃实很有毅力，富有一切能力，久经斗争的革命家。
身上揣着朝鲜语读本，有空就读，向身边同志请教，练习对话。像他这种职务，又戴副眼镜，即便不端架子，也易使士兵感到敬畏，甚至格格不入。他却能让大家把自己的所思所想，都向他倾倒。他是首长，关键还是个病人，打仗缴获到什么“好嚼裹儿”，给他送来些，他再送给伤员病号。即便是在一块干粮的价值，绝对高于今天同等重量的黄金的日子，倘若有那么块干粮，有老人说他也会与大家一道分享。
听说魏拯民牺牲，官兵失声恸哭。
1940年春安图县两江口战斗中，一个士兵腿部负伤掉队，被魏拯民发现。这个自己拄根棍子走上一阵子都要站那儿大口喘上一阵子的病人，连背带拖，硬是把伤员弄回了15公里多远的密营。
对于1路军来说，这是个从未有过的凶险、危殆的时刻。
程斌叛变后，东边道西部几县党组织和残余部队，不约而同地东进。这一刻，杨靖宇一路不断分兵诱敌的部队、被打散的部队，以及各地密营的后方机关的小部队，正在撤离濛江，陆续北上。途中不断与敌遭遇，牺牲、被俘、失散。一是到处都是敌人，很难躲避；二是必须弄吃的，就得见人，就可能碰上“赵廷喜”，敌人就来追打。而在途中和在濛江失散的，找不到部队，也不知道“甩”的地点，再牺牲、被俘、失散。一些人就在当地，或者回家，或者投亲靠友，远走他乡，隐姓埋名，潜居下来。
1940年4月8日，曹亚范在濛江县龙泉镇西翁圈被叛徒杀害后，1方面军的境况亦如上述。
与此同步的，就是1940年4月（无日）《魏拯民同志给中共代表团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中说的：“一般干部中在思想上、行动上，已发生了或大或小的变化，动摇、悲观、失望等现象。”
魏拯民是3月在桦甸县头道溜河得知杨靖宇牺牲的消息的。追悼会后，即主持召开南满省委和1路军干部会议，史称第二次头道溜河会议。决定警卫旅和2、3两个方面军主力出击长图线以北，在穆棱、五常、宁安、汪清等地分散游击，同时加强政治工作，努力改善官兵生活条件。并决定从部队抽调一批干部，恢复、开辟地方工作，重点是延吉、桦甸、磐石地区。还决定派总部秘书陈秀明去苏联，希望通过苏联的帮助，恢复与党中央的联系。
魏拯民在《报告》中说：
自一九三七年以后，这些地方党组织，都先后遭到破坏，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叛徒等的告密，与该地的工作人员被捕或被害等所造成的。从被破坏后，大部分地区工作没有恢复，这主要是有轻视地方工作的思想，所以在被破坏之后，即未派人进行恢复工作；同时也不培养有关这方面的干部，持着放之任之的态度，然而，在各地方尚保持着秘密同志个人关系的存在。
魏拯民明白，眼下已不是当初建立、发展党组织的那种环境了。遍地的“集团部落”使地方工作千难万险，绝非一时半会儿就能见到成效。但是，抗联要生存，要战斗，就离不开人民，地方工作就必须千方百计去开拓，否则只能坐以待毙。
这时，敌人的“讨伐”重点已经开始从东边道转向延吉、吉林地区。9月底，野副昌德的“讨伐”司令部也推进至延吉，准备进行秋冬季“大讨伐”。在此期间，韩仁和率领的警卫旅，金日成率领的2方面军，陈翰章率领的3方面军，在老天爷和土地爷的协助下，四处出击，均取得相当成绩——留待后叙。
魏拯民把应该想到和能够做到的，都想到了、做到了。
就算能把古今中外的名将都请来，也无力回天了。
应该是1940年8月吧，魏拯民指示：“年老体衰者、其他对革命工作有妨碍者向苏联疏散。”
从10月下旬开始，在飘飞的初雪中，2方面军和3方面军余部，踏着满山落叶陆续过境撤入苏联。
“弃置”
魏拯民给中共代表团的《报告》，开篇是这样子的：
敬爱的同志：
在正式报告我南满党与第一路军的各种问题之前，先陈述一下我们几年来的感想。
自一九三五年七次代表大会（指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笔者）以后，在一九三五年秋季，在哈尔滨接到王明同志的著作《为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而奋斗》小册子以后，就完全断绝了中央与北满的关系，因而也就得不到中央的具体指示与中央发行的文件与通讯，即对一般群众所发行的书籍报纸等亦见不着迹影。同时，狡猾的日贼还从四面进攻我们。一切的工作，都是幼稚的。我们有如在大海中失去了舵手的小舟，有如双目失明的孩提，东碰西撞，不知所从。当目前伟大的革命浪潮汹涌澎湃之际，我们却似入于铜墙铁壁中，四面不通消息，长期闷在鼓中，总听不到各处革命凯歌之声。
这封有年有月无日的信，应该是在第二次头道溜河会议前后写的，应该是由陈秀明送去苏联，交给中共代表团的——这是头道溜河会议的重要决定之一。
我们今天看到的这封信的节录，是从日文翻译过来的。据说，陈秀明下落不明，共产国际方面也未见到这封信——这位被仙人洞老人亲切地称为“八个爪”的原桓兴县委书记，凶多吉少应是无疑的了。
就算这封信送到了苏联，又有什么用？王明、康生早夹着皮包走人了，谁还管东北抗联？
许多老人说，今天几号了，星期几呀，那时没这个，也用不着这个。清明栽土豆，谷雨种大田，那时庄稼人挂念的是节气，种庄稼不能误了节气呀。参加抗联了，一年里印象最深的日子，一个是看到树枝鼓苞了，高兴啊，抗联的好日子要来了。再一个是树叶落了，天气凉了，老天爷变脸了，愁啊，这一冬怎么熬呀？什么生日、年节呀，没了，连大年三十都不知什么时候就过去了。有人问现在是民国多少年了，有人就说多少年了咋的，你还能包顿饺子，给大家伙儿过个年哪。新兵会问现在是“康德”多少年了，有人就骂：去他妈的“康德”！
1936年3月16日，在延安出版的第263期《红色中华》，在一篇介绍东北抗联的文章中，竟将赫赫有名的赵尚志，写成“郑尚志”。同年5月12日的《下江抗日救国青年团的新任务》中，则说“满洲游击队中有名的女将李红光（现在十八岁）”。不排除抗联和早期游击队中，有叫李红光的女性，可这“有名的女将李红光”却是谁呀？有名的、连在延安的毛泽东都知道的李红光，只有前面已经写过的、一年前牺牲的1军1师师长兼政委李红光。
把“赵尚志”写成“郑尚志”，问题不大。东北四大游击区难以通联，信息隔绝，可以自己想办法。可与中央失去联系，对于这支原本就难以支撑、一直在奋力支撑着的队伍，意味着的却是什么？
周保中屡次派人进关找党中央，连人也没了踪影。派人去苏联，欲通过共产国际与中央联系，也是一样。1938年1月16日，周保中从7军饶河驻地出发，越过乌苏里江，在苏联比肯滞留一个多月，除了得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已经回国外，仍是一无所获。
1月31日，周保中在给海参崴“丁山”转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的信中说：
代表团负责同志们！东北斗争环境是异常严重，党组织内有极大危机，我此来是非常不容易，并且绝无可能久于滞留。在你们重视抗日民族革命战争，重视东北党七年来血的斗争和今后的前途，你们负有领导重责。过去一年以至二年，你们对东北实际上是放弃了领导，造成今日许多严重危机，那么，现在是再不能“漠视无睹”，贻误革命发展的前途。
2月20日，《周保中给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中共中央代表团的信》中，措辞严厉地写道：
最后坚决的向你们坚决提出严重抗议的意见，你们若再放弃对东北党严重时期的领导，而不迅速答复我们的要求，我们吉东党首先将要向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控告主席团和中代，我们将要直接向中共中央提出控告中共代表团。
而早在一年前的3月31日，《中共吉东省委书记宋一夫、五军党委书记周保中给中共中央代表团的信》中，已明确批评指出：
中央代表团同志若再“放任”，实际上就是弃置。
控告王明、康生渎职、不作为，将抗联“弃置”！
撤销满洲省委，致使群龙无首，内部纷争。更加恶劣、不可思议的，回国前竟然未置一辞，对浴血奋战的东北抗联漠视无睹，弃之冰天雪地。
1939年10月12日，《冯仲云给中共中央的工作报告》中说：
我们站在布尔希维克的自我批评立场，向中央提出批评。中央三四年来与东北党，尤其是北满党没有联系，使党内各种问题不能及时的在政治上、组织上解决，使工作受到无限损失，是错误的。我们认为中央某些同志应该负着错误责任。
关于东北党和抗联最终不得不退往苏联，当年和今天都能共识的原因之一，就是与中央失去联系，断线的风筝似的，孤军奋战。
而日本人认为“南满省委崩溃之原因”，“中共是否无此余力，或是否由于对在满党之前途缺乏信心而坐视不救，即或并不明显，但对南满省委之窘境未予任何救援对策，从××（全光——笔者）之供述亦可明了，从而可认为此乃崩溃之第一原因”。
周保中给海参崴“丁山”转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的信中，提出10个要求解决的“紧迫”问题。魏拯民的《报告》，也提出了“对中央的最低限度要求”，共4项，分别为“干部问题”、“文件问题”、“物质方面”和“将来交通联络问题”。
干部问题（军事、地方、技术等各方面）：
南满省委第一路军，自一九三五年以来与中央以及哈尔滨省委断绝了联络关系以后，上级机关并未补充一个干部，一年一年的高级干部（有工作能力的干部）以及其他优秀的干部不断的损失，虽然由较有能力的队员与党员中提拔补充，但由于长期多次的战斗牺牲，目前暂存的已为数极少了。如今后仍然不能由上级机关得到补充的话，就很难执行一路军的各种重要工作与完成党军的任务了。关于对干部所要求的具体条件，都要托去者代为转达。因此，希充分研究后，为南满与第一路军将来整个发展和开辟工作上考虑一下，乃是我们非常盼望的。
我们要求的干部是：高级军政干部五人（但必须是能担当一路军总司令与南满省委工作者），地方工作干部二十人（有县区委能力者），中级军政干部十人（能担当师长以上的职责者），技术人才（制造炸药，使用无线电，制造防毒面具者）各二、三名，希即派来。
1933年11月24日，《中共满洲省委何成湘关于最近满洲工作报告》中说：
干部的恐慌是满洲党组织上一个严重的现象，因为干部的极端缺乏，障碍了整个工作的发展。
关于干部问题的解决，一方面还须要中央的帮助〔这里附带批评到中央，中央一月指示信严重指出如何帮助满洲的干部，但实际上数月未（应为“来”——笔者）一个人也没有派去，中央实际没有执行自己的决定——自然干部的十分困难，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关于满洲具体须要中央派的人，俟讨论满洲工作时提出〕；另一方面，当然要省委自己加紧干部的训练（学生已陆续派了人去，训练班已部分的开始）。
前面说过，那时连许多不识字的士兵都会说的一句导师名言，就是斯大林的“干部决定一切”。从满洲省委到各地方党和武装，一直都在千方百计地培养、提拔干部。1933年1月7日，在满洲省委给磐石中心县委及游击队的指示信中，要求“在开展游击运动的基础上进行一个入党的号召，为增加五倍党员而斗争”。1934年5月5日，《中共磐石中心县委给人民革命军党部的第二次指示信》中，要求在“红五月当中，为发展一倍党员而斗争”，“要师、团、连提拔三个以上干部”。吉东特委和4军、5军，“建立教导班（或教导队）”，“选拔的学员要聪明、积极，有民族觉悟，识字最好，不识字的优秀分子也行。教材要简单明了，合乎目前实际工作的急切需要”。“要大胆的提拔，不要条件提得很高，尤其是对于老队员，他们打日本好几年有坚决牺牲心，经过我们领导很久，有相当的政治军事的经验，更应大量的提拔之。”
实际上，抗联各军的师以上干部，几乎都是在斗争中培养、提拔起来的。
只是无论怎样突击提干，“提拔的、培养的、教育的，赶不上牺牲的多”。
以第二次头道溜河会议参加者为例，魏拯民、全光、徐哲、韩仁和、陈秀明、金广学、金柏山、黄海峰，共计八人。除金广学、金柏山被派到地方工作，笔者查不到下落外，全光叛变，陈秀明失踪，幸存者仅1路军军医处长徐哲一人。
东北抗联培养干部的另一个途径，是派去苏联学习、深造。在这方面，比之关内党和红军，东北党和抗联可谓“近水楼台先得月”了。特别是吉东、北满，过江就是。而且派过去的学员，又非各军教导队和赵尚志任校长的政军干校学员可比，堪称优中选优的重点培养对象。像李延平和陈荣久，学习归来就当军长。
让人莫名其妙又恼火的是，许多人一去不回，转道新疆去了延安，七七事变后陆续出现在关内战场了。
1936年2月20日，《中共东满省委魏拯民等给中共中央、国际代表团王明、康生的信》中说：
党组织及各种工作之发展与建立基础，唯一条件在于干部补充。希望中央国际代表团，把吉东党、东满党、南满党前后所派遣去学习之男女学生完全照数派回来，以便分配工作，党组织问题人才能有实际援助，最低限度的对目前有帮助。
这被希望“照数派回来”的学员是150多人，另有包括北满在内派去汇报工作、联系各种事宜，同样被屡次要求派回来的人员，约有200人。那么，派回来多少？1937年（无月日）《论东北抗日联军游击运动之发展与中共共产党在东北之工作（秘密报告）》中说，“从一九三二年至现在派回东北二十七人”。
他们是东北党和抗联的中坚、骨干，是被满怀热望派去的，盼望他们学成归来，领兵作战。去时是个士兵，回来起码也能担任连长、指导员，就别说师团级干部了。如果东满、南满派去的那些人都能回来，他们中的许多人可能出现在第二次头道溜河会议上，那样魏拯民重整旗鼓，会更有信心。当然，能像徐哲那样幸存的也是极少数。
1937年6月24日，《五A·K给“化兄”即转驻“际遇”表兄信》中说：
几年来东北派送的学生总有一百人以上，当在紧急关头斗争艰苦的满洲，必须把这些学生已毕业的、未毕业的完全派回来，尤其是要把那些因必要“逗留兵”“逃兵”，如××（或化名，或姓名，共7人，笔者均给隐去），还有相当多指不出名字，养病好了的，都得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