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疤颖保纭痢粒ɑ蚧蛐彰�7人，笔者均给隐去），还有相当多指不出名字，养病好了的，都得一律派送回来，我们坚决抗议，按整个革命×××（原文如此——笔者），在满洲时斗争条件，把非满洲的工作同志派到满洲来是最合适而必要的。若把为满洲准备的干部“避难”分配到其他处所去极不应该的，这是忽视和实际上放弃满洲的紧急斗争的表示。
杨靖宇、赵一曼、周保中等等，还有历届的满洲省委班子，都是从关内派来的。没有这些人，很难撑起东北党和抗联。但是，这都不属中央曾经许诺的帮助东北的干部之内。薄弱的基础，巨大的牺牲，东北是太需要决定一切的干部了，怎么还能把东北派去学习的干部，再派往其他地区呢？今天，我们对那些贫困地区，不是也有许多优惠政策吗？
“这是忽视和实际上放弃满洲的紧急斗争的表示”——周保中在说这话时，是不是已经感觉到了什么？
东北是个无底洞，代价太大，取胜无望，那就把有限的力量，投放到比较有实际意义的战场上去。
没有资料说明，王明是不是这样想的，共产国际又是怎样评估、结论东北战场的。我们看到的是客观存在的事实。那就是王明、康生连咳都未咳一声就走了，蒙在鼓里的东北党和抗联，还在不断地请示、报告，希望他们给予这样那样的帮助，和破解叠印在这一切之上的那些问号。
王明果真是疏忽大意，行色匆匆，忘了对东北党和抗联的工作作一番指示、交代？起草了“1·26”指示信和《八一宣言》的人，会是这等水平、智商？这符合常理吗？会不会另有什么隐情？显然是受益者的日本鬼子，会不会搅和其间，扮演了什么角色？
方方面面，东北抗联有太多的未解、难解之谜。
无论如何，这些无愧于黑土地的我们的先人，这一刻都是被“弃置”在这片冰天雪地的黑土地上了。
一方面是伤亡之巨、干部极度缺乏，另一方面是越来越多的伤病残废人员无法安置。
1936年2月20日，魏拯民等人给王明、康生的信中说：
“九一八”事变近五年来，因游击斗争而受到身体残废，孤儿寡母，有年纪极老的，有婴孩，究中中国人尚易于想法安插，可是近来也受到很多限制。特别是高丽民族部分的最有忠勇和牺牲的同志和关系家属，现在残废的亟待安置的有五人以上。孤儿、寡妇、老人、婴孩，在大森林垂危待毙，啼饥号寒待收容救济者总数五十人以上。军队用尽办法未尝不可以顾虑，可是牵制了整个的游击活动，一遇敌人封锁进攻，其危险仍然不能免除。在各方估计之下，只有请求中央设法取得国际救济机关的同意，务必加援助于我们，允许我们的请求，收容那些伤残废人及孤儿寡妇。
4月10日，周保中在给王明、康生的信中，也提出了同样的希望、要求。
王明、康生是怎样答复，即指示的：
去年东满党特委和五军党委破坏了中央代表团的指示，曾利用派学生之特点，除派学生来外，曾派了四批较残废者、病者、受伤者、老弱少者，内中并有很多韩人，引起怀疑者，根据代表团指示，这些人未接受。
再一次通知东满特委及二、五军党委，绝对禁止派病人、受伤者、残废、老少等来苏联，否则，停止一切党的和政治的联系。
周保中等人，无论怎样“站在布尔希维克的自我批评立场上”，提出“批评”、“抗议”、“控告”，也无论王明、康生听没听到，都无济于事。而王明、康生那严厉到家的，也最可怕的“否则，停止一切党的和政治的联系”，可是一句顶一万句的。
不知魏拯民、周保中当时是何感想，今天读来不也令人毛骨悚然吗？
前面说过，1军成立之初，即制定了《炫民革命军士兵优待条例》。后来各军也都有了类似条例。古今中外，对于军队的战死、伤残者及其家属，没有一个国家不给予抚恤、优待的。美国至今仍在不惜重金，搜寻其在二战中的失踪者遗骸。
而对于抗联这样一支衣食、枪弹都靠自己筹措，缴获的重机枪、火炮都不得不埋藏起来的武装，再让他们拖着一群伤病残和烈士的老少遗属，那游击战还怎么打？那些“在大森林里垂危待毙，啼饥号寒”的人们，满怀热望奔“阶级祖国”而来，千辛万苦地过界或未过界就被拒绝接收驱赶回来，又会怎样啼饥号寒？那些还在拿枪战斗的人，听着看着这一切，那军心士气又会怎么样？
从东北抗联官兵仰首期盼的那边，不时传递过来的信息之一，就是“弃置”——你们自己折腾去吧！
1936年春梨树甸子伏击战后，打扫战场，发现4个灰色铁皮箱子，掂掂，挺沉。这是什么“好贺儿”呀？有人说是饼干，有人说是罐头，用刺刀撬开一看，都知道是机器了，什么机器呀？大家大眼瞪小眼。有人向杨靖宇报告，杨靖宇立即想到是电台，赶紧派一个排抬了回来。杨靖宇给大家讲这电台的用处，一个个又都听得大眼瞪小眼。
或多或少，各军几乎都缴获过电台。老人们都说，开头那可真是当做宝贝呀，有大功率电台，完全可以和延安联系。可有家什没人才，宝贝就成了废物，后来都藏在山里了。北满办电信学校，培养通信人才，可是没有密码，不还是废物吗？
还得靠人。吉东派进关内的人最多，或者像过界去苏联一样，“一去杳如黄鹤”，或者垂头丧气回来。就算找到了，空口无凭，能认你吗？
1940年6月，2路军总部巡视员彭施鲁，随2支队1大队在饶河县大旗杆活动时，见到个人，三十来岁，中等个头，说话不紧不慢，挺稳当的，说他叫王鹏，是党中央派来的。
近六十年后，彭施鲁老人说，听到这话，吓了一跳，你是中央派来的？惊喜呀，马上又怀疑。从哪儿来，怎么来的，来干什么，有什么能证明你的身份？没有，但说的不像是假的。真的假的，这事都怠慢不得，赶紧派人送到支队政治部主任王效明那儿，谈话后又转送总部。周保中又跟他详谈，认为可信，是中央派来的。
1941年3月10日，《王效明给王新林的信——报告与王鹏谈话记录》中说，王鹏原名彭森年，是7军的，1936年夏派去苏联学习，后随康生回国。“一九三九年六月十日由延安经王明（统一战线部部长）及杨兴（中央宣传部部长）的派遣，叫他到东北来找第七军的关系，同时要第七军派一个忠实可靠的同志作为代表随他到延安，参加中共七中全会。其他各军都有交通员。和他一同由延安出发的是往第一军去的李义广。”由鲁南党委一区宣传部长林护佳率领，坐汽车到西安，又坐火车到渑池，再步行到垣曲。到太行山八路军总部后，随115师代师长陈光率领的先遣部队，经冀南到鲁西北、泰西、鲁南。在鲁南等交通，耽误5个月。到龙口办个伪满的劳工证，坐船到大连，坐火车到哈尔滨，再坐船到饶河。从延安出发时无任何证件，到鲁南后有了，巴掌大张纸，盖个山东分局书记朱瑞的印章，缝在左边衣领里。饶河是边境地区，又有抗联活动，对旅客搜查特别严，王鹏下船前把这唯一的身份证毁掉了。
没有任何老人、资料提及还有像王鹏这样的人，曾到过别的军。就是说，从延安派出来的11个交通员，只王鹏1人完成了任务。
关内一路，王鹏基本是由地方党和八路军“保驾护航”过来的，这样安全系数大，却身不由己，耽搁时间。按照地下工作经验，11个人不可能同时出发，走同一条线路。漫长的战线、敌占区，会有多少艰难险阻？就算他们都安全地出关了，回到了自己曾经战斗过的地方，还能找到自己的老部队吗？比如去1军的李义广，还有去8军、9军、10军、11军的，那不是比登天还难吗？
从饶河过界，与驻海参崴有关部门联系，来回半个月够了。算上过界后被拘留、审查，再去莫斯科找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也就两个来月。而王鹏从延安到饶河，用时一年出头。别说内容，就算形式，这种联系，又有什么实际意义？
对于东北抗联来说，延安实在是太遥远了。
有人说算上陈秀明，魏拯民先后派两个人带着文件过界去苏联与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联系。有人说是派出去4个人。据说只有一个人到了苏联。
没有疑问的是，直到生命的最后几天，他还在给中央写报告，并让他的警卫员好好保管，不可遗失。
因我的心脏病发作不能多写。
这是《魏拯民给周保中并转五军党委、吉东省委的信》中，写于篇末“此致军安”后面的一句话，然后是“魏拯民书一九三六、十二、二十七日”。接着，好像是休息了一会儿，觉得好点儿了，又提笔写道“又及：敌人‘讨伐’策略有相当的转变”——写了140余字，说明敌人的策略有了什么样的转变，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当这个胃囊里也是树皮，不久人世，牺牲后又被敌人从墓里扒出来，割下头颅挂在桦甸县城头示众的病人，在密营里用快冻僵的手写着报告的时候，王明是不是在延安的什么地方跳舞呢？
最后的时刻
扒下榆树皮，或是松树皮，连撕带削地把紧贴树干的那层嫩皮弄下来，切巴切巴放进锅里，一会儿就咕嘟咕嘟翻滚起来。倘是一锅松树皮，空气中就弥漫着一股刺鼻的松节油味儿。
密营周围的树干，没皮的越来越多，白花花的与雪野融为一色。
这里是桦甸县夹皮沟东部、牡丹岭西麓的二道河子密营，大山腹地，林海深处。1940年深秋第一场冬雪飘落时，魏拯民就被疾病击倒了，是用担架抬到这里来的。不到10个人，头几个月还有包米粒子吃。那煮的、炒的包米粒子，只能像金豆子样一个个往嘴里数，这树皮粥可就可着肚子随便造了。棒小伙子的胃都受不了，就别说魏拯民的老胃病了。不过，最终致他于死地的，还是心脏病。
他说，总觉得心头像有块石头，堵得慌。
童长荣二十七岁牺牲，比前任特委书记小两岁的魏拯民，这年是二十八岁，生命原本正如朝阳般光芒四射。他需要个有房子、有床、有饭吃的地方，治疗休养一段时间。而且他有机会去到这样一个地方。如果说陈秀明过界，是为军情所迫，清汤林子不便行动，那他可以等到青枝绿叶的季节。一春一夏，他一直拄根棍子，随军指挥作战。可在那样的季节，在那完全可能明白自己熬不过接下来的漫长冬季的时刻，顶着完全清楚可能会是什么后果的政治风险、压力，他下令让那些伤病残弱者过界去苏联了。
南满省委书记、1路军副总司令，弱不禁风而又顶天立地，温文尔雅而又强悍——那种强悍的温情、人道和人性。
在那个最后的大雪飘飘的季节，疾病缠身的魏拯民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只要能拿起笔来，就回顾、总结南满省委和1路军的战斗历程和经验教训。
最后的时刻，官兵们围着他们钦敬的骨瘦如柴的副总司令，看他望着那支他早已拿不动的匣子枪和那些文件，意思是都交给你们了。
壮士魏拯民！
吃过松树皮粥的老人说，那东西吃上一回，再吃什么都是股松树油子味儿。
闻着就不想吃，那也得吃呀，饿呀。吃几口又不想吃了。
魏拯民就给大家讲故事。说是一年大旱，颗粒无收，老百姓都吃野菜、树皮。一个老头抓了个蛤蟆，这可是“好嚼裹儿”呀，就做了一锅野菜蛤蟆汤，一家人吃得这个香呀，有人说这肚子要撑两半了。那也没吃够呀，有人又去刮锅底那点儿剩汤，却看见那只蛤蟆蹲在锅台上，直冲他鼓眼睛呢。
再讲他亲身经历的故事。
1935年夏，魏拯民去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又住了几个月院后回来，先到宁安向县委传达七大会议精神，然后回东满。路过延吉县老头沟，被两个伪警察盯上了，盘查一阵，要把他带去警察署。
魏拯民说，我那包里好多七大文件，这要是去了警察署，一翻，不是全完了吗？我这身板能跑过他们吗？再给我一枪，那不也是个完吗？这么想着，就去兜里掏钱。总共就50块钱，心里寻思够不够呀，这辈子也没干过这事呀，就把那钱塞到个年纪大点儿的狗子手里，说俺个小穷教书的也没什么可孝敬的东西，这俩钱请两位长官喝壶酒吧。这心里寻思，要是不行，就抢枪。那枪要是拿在手里，抽冷一下子，兴许能抢下一支来。可这俩小子根本没把我放在眼里，枪都挎在身上，要抢还得替他们去枪套里掏枪，你说这事麻不麻烦？那也只能这么着了。哪知道这两个小子那才痛快呢，拿了钱，屁也没放，走了。
魏拯民说，他们走了，我也走吧。再一寻思，摸摸脑袋，这账不对劲呀？日本子悬赏，杨总司令的脑袋是1万元，我就50元哪？这不是太亏了吗？
大家哈哈大笑。后来打熊被熊咬死的警卫排长黄正海，当时说副总司令，什么时候咱们去找找这俩小子，让他们看看你是谁，吓出他屎来。
“我们有如在大海中失去了舵手的小舟”，“总听不到各处革命凯歌之声”，那是怎样地让他望眼欲穿？在“对中央的最低限度要求”中，他希望派来会使用电台、炸药的技术人员，还“要求两架高射机关枪”。因为这次反“讨伐”，敌机太猖狂了，必须教训教训它。而在眼前饥寒交迫的现实中，这种从心里流出来的乐观、向上、团结、友爱，则无时不在感染着身边的每一个人。
一说是1941年1月20日，一说是同年3月8日，还说是农历一九四零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二道河子密营周围被扒去和没被扒去树皮的老林子，在北风中呼啸着。密营里，官兵们围趴在他们钦敬的首长逐渐冷去的遗体上，号啕大哭。
杨总司令的牺牲，是我们长白山区根据地人民和第一路军的无可补偿的损失。他为革命事业艰苦卓绝地奋斗了一生。他的全部生活是党的生活，他没有个人生活。我们一路军的全体干部战士不要忘记杨总司令是被日本帝国主义强盗杀害的，这一笔血海深仇，我们一定要让敌人用血来偿还！同志们，革命的战士们！抬起头，挺起胸，握紧枪，为东北和全国人民报仇，为杨总司令报仇！
靖宇同志生前没有完成的事业要由我们来完成。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无愧于心地在靖宇同志墓前说：杨靖宇同志，我们在你之后，做了我们应该做的事！
我们庄严宣誓：为了祖国人民，为了杨总司令，我们第一路军全体战士，紧密团结，坚决继承杨靖宇的事业，踏着烈士的血迹，继续奋战，克服一切困难，一定把鬼子赶出去！
这是1940年3月15日，魏拯民在1路军官兵追悼杨靖宇大会上的讲话。
还用说什么吗？
第43章 “拼着我们白的骨头红的血”
“我不能不死”
傅天飞，别名傅世昌、傅崇礼，1911年生于吉林省双城县（今属黑龙江省），1927年初中毕业，考入哈尔滨商船学校。
位于松花江江桥北端东侧，挂着“商”字招牌的船校，是东北军“造就海军将校人才”的军官学校。校园环境、建筑、设施一流，学生吃穿用一律官费，而且是罕见的高标准。一年四季，学生轮换白、黄、黑三色军服，吃的是名牌“双合盛”高级面粉，用的钢笔是美国“派克”，教材是英国的。东北当局把这些未来的海军将校当成宝贝，精心呵护、培养，瞩目的当然是与黑土地别样色彩的蓝天样的海洋。
在清一色男性的船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