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和佐治亚大学的专家们统计发现，今年5月23日，世界城市人口为33亿399万2253人，农村为33亿386万6404人。他们将这一天作为“分水岭”：世界城市人口有史以来首次超过农村人口。
我知道，如今全球每天都有大约18万乡下人涌入城市，但我不知道，促使全球城乡人口平衡的天平决定性地偏向了城市这一边的那十几万人，是不是也包括了5月23日我在北京街头所见到的那些肩挑背扛、神色惶惑的中国农民？
人类进化史上，标志着人类生活方式发生重大变化的“拐点日”并不多。美国作家布罗诺斯基曾在《科学进化史》一书中说过：“人类攀升进程中最大的一步，是从游牧生活转向村落农业的变化。”不过，由于年代久远，那一巨变的“拐点日”已经无从查考。但无人否认，2007年的5月23日肯定是有据可查的另一个历史巨变“拐点日”。如果说游牧文明向农业文明的转变过程是迁居变定居，那乡村文明向都市文明的转变过程大概就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定居变迁居。
然而，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并非都在同一天走过城市化进程的“拐点”。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实现城市化的国家，它在1851年走过了这一“拐点”；美国则在1910年代末期跨过了城市化进程的“分水岭”；尽管带领全球走过这一“拐点”的那十几万进城农民很可能包括了许多中国“农民工”，但中国目前的城市化水平仍然低于全球平均水平，只有大约43％。
不过，在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看来，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城市化进程增速，却明显高于世界平均增速。
我当时根本没有意识到，我把采访胡鞍钢的日子约在了2007年5月23日。我是在后来翻阅自己的采访日记时，才发现了这一难以解释的巧合。
在坐落于北京海淀区那条尘土飞扬、摊贩喧嚣的双清路旁的中科院生态楼中，胡鞍钢在宽大的办公室里坐立不安，显出一种难以理喻的兴奋：“近30年来，中国是世界上城镇人口增长率最快的国家之一。根据联合国的数据，1975年到2003年，发展中国家城市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世界平均增长率为，中国则为；2010年前后，中国城市化率将超过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到2030年将达到，高出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个百分点。”
我对胡鞍钢讲了我这次中国之行的所见所闻。胡鞍钢笑了：“你所看到、听到和感受到的，不过是迄今为止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人口迁徙潮的几朵浪花，这一人口迁徙潮就是中国的城市化进程。”
胡鞍钢的思维和语言跳跃速度极快：“我认为，中国要真正解决三农问题，就要解放农民，投资农民，转移农民，减少农民，富裕农民，其中最关键的是，要减少农民。”
如今，我还在纳闷儿：胡鞍钢当时是否已经知道了5月23日这一天的划时代意义？但可能性极小：因为这一消息是几天以后才宣布的啊！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所谓的“奏折派学者”胡鞍钢。无论从长相、举止、气质或神态来看，胡鞍钢都不像一个年过半百的人，也与我通过阅读他的书籍、文章所形成的想象大相径庭。他看上去更像一个30岁出头的年轻人，他不停地做手势，不停地在办公室内来回走动，一会儿抛给我一份他主持写作的国情报告，一会儿带我到他的电脑旁，向我展示中国城市化的数据或曲线图，一会儿又走到窗前，“哗”的一下把窗帘拉开──
第一章 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人口迁徙潮（3）
我以为他要向我展示一幅巨大的中国城市化走势图，没想到窗帘拉开，却是一扇巨大的落地窗，窗下便是那条尘土飞扬、摊贩喧嚣的双清路。
“你看，这条路就是农民工生活的写照，街上熙熙攘攘、来来往往的人流，大多数都是进城打工、做生意的外地农民。”胡鞍钢兴奋地说，“瞧，他们叫卖的货物，或是靠自己肩挑背扛，或是靠不会造成废气污染的三轮车运到此地，他们没有北京市户口，甚至没有办理暂住证，但他们却在为自己和家人更好的前途、为北京市民的生活方便、甚至为中国的GDP做贡献，尽管他们的贡献没有被计入官方的GDP数字之中……”
不知是因为居高临下的俯视，还是因为胡鞍钢如此一番提纲挈领的解读，如今在我的眼中，这条我来访时艰难穿越的嘈杂喧嚣的双清路，以及中国大大小小的城镇中无数类似的街道，突然都被赋予了一种全新的意义：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就在我们的眼下、就在这些尘土飞扬的街道上发生迅速的演变；中国持续了数千年的农耕文明、村落文明，就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加速转向工业文明、城市文明；而这些灰头土脸、肩挑背扛的乡下人，就是这一巨大社会变革使命的负载者……
我当时忽发奇想：眼前这扇落地窗所呈现的画面，其实就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最为形象的“走势图”……
第二章 异乡不再有虫鸣（1）
“你问那么多干什么？”坐在我身旁的一位农村人模样的小伙子不信任地看了我一眼，然后继续用湖南话与同伴聊天。
2007年5月上旬，一个潮热的下午，我坐在中国广东东莞市凤岗镇沙岭长途汽车站的候车椅上。不是等车，而是刚下车，因为我被下车后看到的纷乱景象淹没了，所以先坐下来歇歇，试图在视觉洪水的浪峰之间浮出头来，喘喘气。
一辆接一辆的大巴、中巴、小巴，不断地吞吐着操各种方言的青年男女，这些长途汽车不仅来自东莞市的数十个镇，也来自中国内地的许多省份；车站对面的“凤岗劳务大市场”建筑物上，挂满了五颜六色的广告牌子，似乎为这些长途车的运行路线作着某种注脚：“凤岗＝南阳：每天一班，上午10点发车”、“贵州省毕节专线”、“沙岭车站──湖南邵东、邵阳市、龙溪铺、冷水江、新化”……
来凤岗镇之前，一位东莞东城区的朋友告诉我，刚来东莞打工的，多为涉世不深的乡村青年男女，他们离家前最常听到的亲友叮嘱就是：“不要和陌生人说话。”
何况对方又是一位像我这样的来历和动机均很可疑的陌生中年男人。
我换了一条椅子，试图与另一位独处的青年女子搭讪：“你从哪里来？”
“我就是东莞人。”同样怀疑的目光，上下打量着我，但她的安徽口音“露了馅儿”：她不是本地人。
不过，她说的也不全错。行前，我的那位朋友说，东莞目前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加起来，肯定超过一千万，但外来打工的农民工是东莞本地人的七、八倍，现在东莞市政府对双方有一个新的称呼：东莞本地人是“老莞人”，外来打工者是“新莞人”。那位朋友告诉我，如果你碰到有人操外地口音、但自称“东莞人”，你就基本上可以断定：此人已经在东莞打工多年。
如果说珠三角是中国城市化的缩影，那广东东莞诸镇就是中国人口大流动、大融合的缩影，凤岗镇也不例外。
我走出车站，迎面扑来的，除了一大堆“摩的”司机（开摩托车的出租车司机）之外，还有缤纷杂乱的店铺招牌：“广西士多饭店”、“河南老乡餐厅”、“凤阳钢丝”、“湖南特色，宝轮物流”……就像美国纽约可以自称为地球的“国际城”一样，凤岗似乎也可以自称为中国的“省际镇”，因为凤岗街面上的这些店铺在亮出自己的省籍时不仅毫不忌讳，甚至还有点儿自傲、招摇。
那位朋友知道我要去凤岗镇，有些不以为然：“凤岗在东莞还不算最热闹的镇，外资企业也不是最集中，如果你想看看电子厂最集中的镇，就要去石碣、清溪；如果你想跑跑车衣厂最集中的镇，就应该去厚街、虎门。”
但我要去凤岗镇见一个人：《南方都市报》记者袁小兵推荐的“打工仔”。我比预约时间提前两个小时赶到了凤岗镇，就是为了看看这个“在东莞还不算最热闹的镇”。
离开汽车站，左转，是一条无精打采、颜色污浊、蜿蜒穿越工业垃圾的小河，跨过尘土飞扬的桥梁，再左拐，便是密集的工厂区了。右手第一家，是一个院落不大、但围着铁丝网的工厂，大门上漆着字号很大的繁体中文和英文的厂名，旁边还有两行竖写的小字：“上班时间，谢绝探访”；大门套小门，大门关着，小门开着，小门上贴着一张招工告示，其中诸如“出粮准时”这类典型的港式语言显示：这可能是一家港资企业。
不久，一位踩着自行车的年轻男子悄悄地站在了我的身旁，像我一样，仔细琢磨起这份招工告示来。
“你也在找工作？”我递给他一支香烟。
“是啊！”他露出了烟黄的牙齿，有些局促地接过我的香烟，但他眼中的怀疑和困惑告诉我：他不相信我是他的同类。
第二章 异乡不再有虫鸣（2）
“刚来东莞？”遗憾的是，我只会说没有口音、毫无特色的普通话。
“我以前在这里做过。农忙，回了一趟四川农村老家，刚回来，重新找工。”他凑近我的打火机，点着烟，深吸了一口。此时，他眼中的怀疑淡了，他的话也多了起来，但他眼中的困惑，却始终没有随着他不断吐出的烟圈而飘走。
我理解他为什么感到困惑：不管是在各类工厂门口招工告示之前徘徊的人，还是在“凤岗劳务大市场”出入的人，都是20岁上下的农村人模样的年轻人。后来，我索性放弃了装扮成找工者的努力，直接表白了自己的记者身份，反而因此消除了攀谈对象眼中的怀疑和困惑。在随后一个多小时的等人时间内，我就是以这种开诚布公的新方式，又与几位来自湖南、湖北、江西、云南的找工者聊了起来。
凤岗镇大概可以自称为中国的“省际镇”
不过，尽管他们眼中的困惑消失了，但我心中的困惑却随着攀谈者人数的增多而浓重起来：究竟是什么力量，促使这些年轻的农村孩子从中国的四面八方涌入这个热闹但肮脏的南方小镇，自愿地投身于这些围着有形或无形铁丝网的工厂？
遗憾的是，大多数找工者行色匆匆，我只能与他们泛泛而谈，难以深聊。就在我试图向一位谈得还算投机的云南乡村青年提及这个问题时，我的手机响了……
“你在哪里？”我环顾四周，对着手机喊道。
“我看到你了。”远处一辆“摩的”向我驶来，后座一位穿着工作服的男子，一手拿着手机，一手高高地向我挥舞着。
他就是吴胜发，《南方都市报》记者袁小兵推荐我采访的一位“打工仔”。行前，袁小兵向我介绍说，吴胜发来自江西余干县的一个贫穷山村，因家贫读不起书，所以只读到初中毕业就出外打工了，但他来到东莞后，从出卖体力的底层工人干起，踏踏实实，勤奋好学，如今已经混到了工程师和中层管理者的地位。“应该说，吴胜发是农民工中的成功者。”袁小兵最后补充了一句。
袁小兵与吴胜发是江西老乡，袁小兵曾写过一篇题为《异乡的机器，模糊了家乡的虫鸣》的报道，就是专门写吴胜发夫妇的。来凤岗镇之前，我也在网上详细读了这篇报道。
吴胜发从摩托车上跳下来，与我握手、问好。他中等个头，瘦瘦的，虽然袁小兵说他年龄已经三十岁出头，但他笑起来，很朴实，甚至还有些拘谨，仍像刚从农村走出来的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与我刚刚攀谈的几位找工者似乎没有太大不同，倒是与我想象中的“成功者”大相径庭。
“没吃晚饭吧？我请你吃饭。”寒暄之后，他对我说。
“哪能让你请，还是我请你吧。”
争抢一番，他让了步。我们坐在另外一辆“摩的”的后座上，穿越傍晚时分凤岗镇那潮热、喧嚣的大街小巷，来到了一家东北菜馆。
等待饭菜上桌时，我才发现，他的笑容很有“欺骗性”──他其实很爱说话。他不断问我英国的情况，仿佛我是被采访者：他问了英国的住房、问了英国的医疗、问了英国人的收入、甚至问了当时中国电视报道的英国首相易人的新闻……他的问题那么多，以至于我无法“翻身”，找不到反问的机会。我心不在焉地回答着他的问题，脑子里却始终缠绕着一个问题：难道当时把吴胜发从熟悉的山乡吸引到陌生的工厂的牵引力，就是促使他不停向我提问的那种对外界的好奇心？
离开那家东北菜馆，吴胜发邀请我到他家坐坐。在漫长的夜车路途中，我终于找到了“翻身”反问的机会。
不过，我发现，谈到自己时，吴胜发不像询问英国风土人情时那么兴奋，一路上，他的神色和言语似乎一直没有“飞扬”过。
。 想看书来
第二章 异乡不再有虫鸣（3）
吴胜发自己的小家在东莞市寮步镇，离他的工作地点凤岗镇有一个半小时的车程。因为距离遥远，也因为经常加班，他每周仅仅与妻子和七岁的儿子共同渡过一个短暂的周末，其余时间只好住在工厂的集体宿舍里。
“为什么不在东莞城区找一份工作？或者让你妻子来凤岗镇工作？”我反问。
“不容易啊，我们俩都很难找到收入、职位类似的工作。”车上光线很暗，看不清他的表情，但我能从他的语调中感觉出他此刻眉头紧锁。
“普工容易找，但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收入不过一千来块钱。”沉默了一会儿，他又补充说。
“普工”是“普通工人”的简称，没技术，也没“钱”途。而吴胜发现在是凤岗镇一家五金厂的工程师，月薪3500元，妻子则是东城区一家电话机厂的高级技术员，在东莞打工的数百万“农民工”中，能混到这一步的夫妇，实属凤毛麟角，但代价就是“一家两地”。
当然，12年离乡打工的代价远远不限于两地分居。吴胜发夫妇是1995年前后分别来到东莞打工的，那时恰好是中国城市化进程加速的年代。
尽管吴胜发在东莞生活了十多年，但他对这个由农村演变而成的城市和举世闻名的“世界加工基地”仍然没有归属感。
“你问的是什么？什么‘感’？‘归属感’？”此时，我们乘坐的公交车正在穿越另一个灯火妖媚的城镇，借着迷离闪烁的霓虹灯光，我看清了吴胜发眼中的困惑，“没有，没有。我有的只是‘不安全感’。”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颠簸，我们终于来到了吴胜发全家在东莞市寮步镇租的公寓。吴胜发的妻子吴玉梅正在辅导儿子功课，见我们进门，起身给我们切了一个香瓜。七岁的儿子景辉一边吃着瓜，一边床上床下地跳着：这套一室一厅的公寓，也只有屋里屋外几张床可供景辉跳跃。
吴胜发告诉我，这套月租300元的公寓，其实住了五个人：他们一家三口住里屋，外屋则是吴胜发两个侄女的睡处，她们也在东莞打工。窄小的阳台隔了三格，兼作厨房、卫生间和冲凉房。吴胜发说，这是珠三角外来农民工普遍的租住形式，当地原居民在自家宅基地上把房子盖到七、八层高，再分割成鸽子笼般的单元，廉价租给像他这样的农民工。
吴胜发对亲友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再干个两、三年就回去”，尽管他在东莞已经干了十二、三年，也未实现他常常编织的梦想：回老家，自己当老板。
然而，吴胜发夫妇也没有在东莞买房子。尽管按照他们夫妻俩的收入，他们完全可以向银行贷款购买自己的房产，但他们至今仍然住在这套狭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