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第一仗:长城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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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第一仗:长城抗战- 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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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参谋长石彦懋向商震军长打电话,要求派部队增援,商震严令他们;坚决顶住,增援部队即刻启程。但从唐山郊区的开平驻地到冷口,路途不近,又无现代化交通工具,靠两条腿赶路,不知何时能到。
  第五天,守卫冷口西线白羊峪的一四一师郭维藩的七二一团受到敌人强大火力的轰击,伤亡惨重,尤其守在前沿阵地的三营官兵已所剩无几,营长戴英失踪不见,其他军官几乎伤亡殆尽。敌人乘此机会一阵猛攻,突破防线,冲开一条口子,杀了进来。
  这样一来,冷口关的中国守军被从白羊峪冲进的敌人抄了后路,形成夹击,难以支撑,只好纷纷撤退。这时,商震派的增援部队正向冷口赶来,可惜为时已晚,败局已定。
  坚持了五天的冷口关,于4月11日陷落敌手。
  王以哲
  (1896 ~1937)字鼎芳,吉林省宾县人,陆军中将,东北军的主要将领,1933年长城抗战开始,王以哲升任67军军长,率部参加了古北口方面的抗战。后移军陕西,王以哲通过与陕北红军的接触,思想发生很大变化,促成了张学良与中共领导人的会见和两军的友好合作。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他力主和平解决。1937年张学良被蒋介石软禁南京后,东北军内部在与中央军是战是和的问题上发生了分歧,少壮派军人认为王以哲是主和的顽固派,便设计对正在卧病家中的王以哲连开数枪,于2月2日枪杀了他。王死时年仅41岁。
  被迫后撤
  冷口的失陷为敌人打开了一条突破长城防线的大门,进而导致全部防线的崩溃。“千里长堤,溃于蚁穴”。假若把整个长城战线比作千里长堤的话,那么冷口战场的白羊峪就好比一个蚁穴,冷口陷落的情况虽然不能完全与蚁穴类比,但其引起的反应,却与此相同。
  敌人由白羊峪打开缺口后,东进包抄,进而占领了整个冷口关。然后以此为通道,向南猛插,威胁到了界岭口、喜峰口侧后的安全。为避免这两个阵地形成遭敌前后两面夹攻的局面,北平军分会下令29军等收缩撤退,放弃第一线阵地,退守到二线警戒阵地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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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一的进攻战(4)

  

  中国滦东部队在前线战斗

  一个多月来,中国守军在长城线上拼命杀敌,付出了重犬牺牲,顶住了日寇的南侵。现在一夜之间被打开缺口从而撼动全线,使不少将士愤恨不已,对商震多有埋怨。商震一怒之下,下令撤了守卫白羊峪的141师723团团长郭维藩的职,对师长高鸿文也进行了斥责。
  从此,长城抗战的战斗,尤其是中线东线的战斗,开始转移到了各个警戒阵地上。
  在长城线上洒下过鲜血的各部队,宋哲元部,王以哲部,何柱国部,杨正治部等,接到后撤的命令后,官兵们的思想呈现出极其复杂的情绪。
  有的人悄悄松了一口气:一个多月来残酷的战斗使他们的神经高度紧张,身体疲惫不堪,这下总可以松弛松弛了。
  有的人不理解:我们并没有打败啊!小鬼子已被我们打怕了,为什么还要撤?上司这是怎么搞的?
  有的人不服气:为了这些阵地,不少弟兄们长眠在这里。我们用鲜血夺来的国土,为什么要扔给敌人?
  但是,军令如山倒。
  他们必须限时收缩阵地,组织后撤。
  在长城脚下的一个小山村里,一群老百姓拦住了张自忠师长,几个六七十岁的老者“扑通”一声跪在他面前,说:“长官,你们不能扔下我们不管呀!你们一走,日本鬼子来了,我们还有活命吗?”
  张自忠将军急忙把这几位老者扶起来,热泪盈眶地说:“父老乡亲们,我们也舍不得大家呀!可是军令如山倒呀!上级有令,作为军人就得服从。我这心里,比你们还难受呀……。
  一个多月来,29军的将土们与当地老百姓在共同抗日的目标下,团结协作,结下了很深的军民情谊。
  这几天,日军在被占领地区杀人、放火,血洗村舍的事,一桩又一桩地传来,搅得老百姓们惶恐不安,恨得当兵的牙咬得咯咯响。这些,张自忠将军当然也清楚,他一边挥泪同乡亲们告别,一边告诉大家:“我们走了以后,你们暂时先出去躲一躲。年轻力壮的,可以和当地的义勇军去联系,跟上他们去打鬼子!请乡亲们相信,我们的队伍将来一定还会打回来的!我们一定要把扫本鬼子打回他们的老家去!”
  老百姓排成长长的队列,有流着鼻涕的小娃娃,有拄着拐棍的老婆婆,他们哭着,用满脸泪花,依依惜别地送着这使日军闻风丧胆的抗日队伍…¨
  4月中下旬,除西线古北口南天门尚在对峙中外,长城中线、东线的中国守军,都先后撤到了警戒阵地和预设的二三线阵地,在这些阵地上,他们与尾随而来的敌人又摆开了一个个战场,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先后进行了洒河桥、小龙湾狙击战,南北团汀争夺战,官厅反击战及遵化、石门、蓟县、三河、通县郊区等战斗。在这些战斗中,中国军队的广大官兵,虽人离长城,却仍心系长城,他们以长城精神顽强与敌拼杀,给了日军不少杀伤。
  长城战役进行到4月底,中日双方都有结束作战的想法,只是在达成什么目标、以什么手段结束的问题上不同而已。5月上旬,日军越过长城各口,向长城以南的冀东地区发动大规模进攻。日本关东军以第6、第8师团及一个混成旅团守备从古北口到山海关400公里的长城线,“兵力显然不足,处于不遑应战的状态”,且屡以小部队越过长城线进行反击,致“使官兵疲惫不堪”,“因此关东军参谋部内产生了莫若进行一次短暂的大规模作战”的设想,企图越过长城线结束长城战役。为此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昭于4月 12日到东京寻求军部的支持。
  当滦东和南天门战斗进行之际,蒋介石继续在南昌督师“剿共”,而请从国外回来的汪精卫代替宋子文主持国民政府。汪上任后即起用黄郛为未来的华北政权首脑,目的是寻求与日本停战谈和的途径。从4月19日开始,中日双方在上海进行秘密谈判,日本提出4项停战条件,并坚持中方先从长城前线撤军,否则不予停战,使谈判进展缓慢。日本陆军大臣荒木贞夫认为战争的“扩大与不扩大要对时间、地理、兵力三方面进行考虑,如时间能缩短,地域和兵力的扩大都可认为是次要的,时间的延长才是大忌”,于是陆军省与小矶国昭新制订了“以迫和为主”的沿长城线作战计划。武藤信义遂5月3日下达作战命令,其要点为“决续予敌以铁锤的打击,以挫其挑战的意志”。此时日方对谈判已不感兴趣,而着手准备以更大规模的作战来夺取整个冀东地区。为此,将在黑龙江的第14师团之28旅团调至长城一线。
  在长城一线参战的中国军队已坚持了两三个月,人员、弹药消耗都很大,战斗力已经下降。何应钦也一再致电蒋介石,要求蒋增派援军和增加财政补助,以利作战。但蒋坚持不再增兵华北,尤其不允许参加“剿共”的中央军北调。这时,国民政府的中上层中枢机构,特别是军委会北平分会已对长城抗战失去了胜利的信心。到4月下旬,何应钦已作了收缩兵力、确保平津的部署:一、为加强北平的防守,将驻滦西的第32军调往平东通县、三河、平谷一带。将驻张北的第59军傅作义部调往昌平,将第26军萧之楚部也调往平东地区;二、为防日军进攻,在滦西修筑三道防御阵地:主阵地在滦河西岸,第一预备阵地为唐山、丰润南北之线,第二预备阵地在蓟运河西岸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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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一的进攻战(5)

  

  中国滦东部队在前线战斗

  傅作义
  字宜生,1895年 6月27日出生于山西省荣河县(今临猗县)安昌村。
  1933年1月3日,日军侵占山海关,揭开长城抗战的序幕。1月5日,傅作义分别致电阎锡山、张学良、蒋介石请缨抗日。15日,以绥远省主席名义发表《告全省民众书》,号召全省同胞“奋起救国御侮”。25日,奉命率部由绥远出师东进,开赴抗日前线。2月上旬,傅部在张家口编组为第7军团,傅作义任总指挥,35军的番号暂改为59军。3月4日,日军侵占承德后向长城各口进犯,遭到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由于蒋介石谋求对日妥协,长城各口相继弃守,日军直趋平津。
  蒋介石担心平津丢失,使华北局面难以收拾,一面派黄郛向日方求和,一面在北平周围布防。4月30日傅作义部奉命开往牛栏山西至昌平一线布防。日军为胁迫国民党当局接受苛刻的停战条件,于5月22日以第8师团西义一部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向傅部阵地进攻。傅作义亲临指挥,全体官兵抱定“有我无敌,有敌无我”的牺牲精神,英勇抵抗。董其武团在牛栏山一带,孙兰峰团在怀柔以西阵地,与敌白刃相接,多次打退敌人的进攻,双方形成拉锯态势。
  然而,正当傅军痛击顽敌,英勇苦战时,23日晚黄郛在北平接受日方的停战条件。何应钦随即令傅部停止战斗,撤出阵地。傅作义接到停战撤退命令,无比愤慨,质问说:“怎么抗日还有罪?”坚持“只有日方先撤,我们才能撤,否则我们决不后撤。”经交涉双方同时后撤,傅才忿然下令撤兵。长城抗战的最后一战,就这样宣告结束。该战役计毙日军246名,中国官兵阵亡367人,伤484人。傅作义对阵亡官兵极感悲痛,后来特地派员将殉国官兵的遗骸护运回归绥(今呼和浩特市),安葬在大青山下,建立纪念碑,并将烈士名字刻于碑上,以寄哀念。
  5月7日,日方中断了中日秘密谈判,在西起古北口、东至山海关的长城全线,向中国守军发动了开战以来规模最大的进攻。
  5月10日,日军第8师团主力夜袭新开岭(古北口南1公里)第 17军阵地。经过3天的战斗,重镇石匣(密云东北30公里)被敌占领。第17军的3个师损失惨重,无力再战,遂下令后撤。日军于19日晨占领密云。
  当守军溃退、日军向密云追击的时候,北平军分会急调集结于昌平地区的傅作义第59军进到怀柔布防,协助第26军萧之楚部保卫北平。由于北平危急,蒋介石急令冯钦哉第42师、第87师、第88师等部北上,保卫北平。
  在滦河地区,日军第6师团、混成第14旅团、第14师团的第28旅团等先后从迁安的高台子、忍子口等地渡过滦河,从第29军和第 67军的结合部突破,使滦河西岸的守军纷纷后退。第29军顽强抵抗到15日,终因寡不敌众,不得不向西撤退。16日,日军占领了滦西的丰润、遵化。
  当前线战斗最激烈的时候,中日间在北平的秘密谈判也到了关键时刻。为了使日军答应停战,何应钦命令何柱国、王以哲、万福麟等军撤到宁河、宝坻之线,宋哲元部撤到三河、平谷以东地区。这样,日军第6师团在滦西的进攻如同旅行,未遇到中国军队的任何抵抗。这时,新成立的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黄郛到达北平,派出密使与日方人员谈判。日方获悉北平军分会已经准备屈服,为了在即将到来的停战谈判中占据更为有利的地位,关东军命令所属各部继续进攻,以抢占更多的地盘。5月23日,日军又相继占领了玉田、平谷、蓟县、三河等县城。在北平怀柔、顺义一带构筑了工事的傅作义第59军与日军第8师团进行了长城抗战以来的最后一战,给日军以一定的杀伤。当天,在北平城内,黄郛连夜与日方代表达成协议,决定中日双方在顺义、通县、香河、宝坻、宁河、芦台一线全线停火。正在与日军交战的傅作义军只好遵令停止战斗,向后撤退。日军先后占领冀东的丰润、迁安、遵化、唐山、玉田、蓟县、三河、香河、平谷、密云、怀柔等县市。这时,日军已全部突破长城各口和滦河防线,守军退至平、津附近。日军从南、东、北三个方向对北平形成威逼态势。至此,历经近3个月的长城战役的战火逐渐平息下来。
  长城抗战虽然失利,但是中国爱国军队以牺牲近2万人的代价,给予日本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特别是喜峰口之战,打出了中国军队的威风。
   。。

失败原因(1)
长城抗战历经5个月,最后以订立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而告结束。这次失败,不仅使中国兵员损失巨大,而且给以后华北的局势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塘沽协定》的签订,使中国失去了热河全省和冀东22个县的领土。据战后统计,中国军人死亡16725名,负伤 24019名,而日军的伤亡仅2600名。中日双方伤亡的比例大大超过了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战争对华北地区直接的物资破坏更无法统计。
  综观长城抗战,导致失败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政略上看,是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所致。虽然蒋介石石在长城抗战中多少改变了“九·一八”事变以来不抵抗的政策,实行了“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但这种抵抗只不过是为了平息国人抵御外侮的呼声,是为了争取接受不是在最苛刻条件下的妥协,因而实质仍然是“消极抵抗,积极谋和”。
  当长城抗战正处在最紧张的时候,蒋介石正指挥40万大军对江西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面对广大爱国官兵强烈的抗日爱国呼声,蒋介石曾严令:“如再有偷生怕死,侈言抗战,不知廉耻者,立斩无赦。”何应钦、黄郛在与冈村宁次进行秘密谈判时,何对冈村说:“实际上我国现在最难办的是共产党势力的抬头,故而不愿引起对外问题。如果日本不就此停止对我国的压迫,其结果中日两国都将给共产党以可乘之机。”何应钦的话道出了国民党屈辱地接受《塘沽协定》的真实意图,是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最好的注释。
  第二,从外交上看,蒋介石倾向于不同日军直接交涉,单纯地寄希望于国联。“九·一八”后,张学良最终服从了中央政府不同日本直接交涉的政策,所以中国后来的方针基本上是日本不撤兵,则不交涉,而期盼国联主持公道。国联行政院根据中国的提议,9月30日通过了限令日军于1933年10月14日以前撤兵的决议。日本出席国联行政院会议代表声明接受国联决议。张学良委托顾维钧由北平到达南京。10月5日,中国驻日公使蒋作宾就日本撤兵问题照会日本政府。9日,日本提出先谈条件后撤兵的答复,并抗议中国的“排日”行动。同时,日本派遣大批军舰到达上海。张学良多次电南京政府,希望立即交涉。6日,顾维钧受蒋介石委托,由南京返回北平,向张学良“代达”蒋介石的指示,即:“日本届期延不撤兵或更另有暴行,自在意中。中国军队如何应付、此时正在研究,并须视彼时国联行政院开会后如何解决而定。盖国联虽不可侍,亦非尽不可侍。此案发生后,中央所以尽力至使国联负解决此案之责任者,因维持中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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