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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成帝君临天下之后，他在王太后的眼里，首先是自己唯一的儿子，其次才是一国之君，对他更多的是母亲对儿子的溺爱。成帝好色，王太后便四处张罗“采良家女”来充实后宫，只为让自己“苦尽甘来”的儿子尽可能生活得高兴一些。为此，她全然不顾别人的劝谏，甚至杜钦和王凤以“好色折寿”的理由相劝，她也全然不顾。
其二，西汉王朝始终奉行“以孝治天下”国策，按当时的观念，太后享有当然的影响力。
其三，成帝本人的性格是柔情多于决断。
在此后与王氏外戚集团的冲突与纠葛过程中，许多个关键时刻，成帝虽然心如明镜，而且胜券在握，但却都因为柔弱寡断，而在下最后决心之前选择了放弃。
这样的性格决定了他不可能独立于母亲王政君的影响力之外。
王凤是王政君的大哥，也是王氏家族的代表和顶梁柱。他把王太后这个关键的筹码运用得恰到好处，不仅给自己创造了一个最后的“救生圈”，使之成为自己与成帝之间一个重要的回旋余地和缓冲地带，更重要的是，他巧妙地利用王太后对成帝形成一种微妙而有效的制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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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权之路（二）：制服宿敌，肃清障碍（1）
外戚辅政的身份虽然给了王凤特殊的威力，但此时朝中各大外戚集团势力的较量还处于各不相让、伯仲难分的胶着状态。
王凤并不占绝对的优势。他必须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削弱其他外戚的力量，否则便不足以巩固自己的地位。
成帝即位时，许嘉任大司马车骑将军一职已有8、9年，但他并未深度参与中央的日常政务，因此王凤没有过多在意他的存在。深谋远虑的杜钦提醒王凤说：别看今天许、王两家相安无事，但许嘉身居重位，且有许皇后做内应，即便你处处尊之敬之，也难免哪天因“轻微细渺之渐，必生乖忤之患”。
正好许嘉年事已高。王凤便设法做通了成帝的工作，策免了他的大司马车骑将军职务，授权“特进”的荣誉职务。
许嘉的光荣退休，标志着许后一族被成功“解除武装”。
如果荐退许嘉是防患于未然的话，那么，消灭王商便是清除前进道路上的最大现实障碍。
这个王商与王凤的一位弟弟重名，同样是当年拥佑太子的功臣。他是宣帝生母王夫人的侄子，素以肃敬敦厚著称。
王商早在宣帝朝时，曾继承父亲的侯爵后便把家产分给了几个同父异母的兄弟，自己却分文不取；后因“行可以励群臣，义足以厚风俗”而拜为诸曹、侍中、中郎将。“侍中”一职在西汉王朝是加官，在名义上可以算作是皇帝的近臣，并有出入宫禁的特权。王商在元帝朝升任右将军、光禄大夫，以外戚重臣辅政。
成帝即位后对他非常敬重，迁为左将军。建始四年（公元前29年）三月，王商接替上年年底因擅自兼并土地被免为庶人的匡衡，出任丞相一职。
丞相一职在“三公”中原本排第一位，自从霍光以大司马大将军辅政（首辅）之后，便排在了第二位，居首辅之后。
王商的气质雄沉威重，身材高大，英俊帅气，阳刚气十足。在他担任丞相的最后一年，他曾在未央宫白虎殿接见匈奴复株累单于。单于拜谒，他起身离席迎上前去，不料把身高平平的单于镇呆了，“（单于）大畏之，迁延却退。”
成帝闻知此事后感叹道，“此真汉相矣！”
杨肜是王凤的儿女亲家，时为琅邪太守。某年，琅邪郡一连发生了14起天灾。根据官学（儒家经学）的解释，这定然是当地最高行政长官的失德所致。
于是王商便抓住这个机会，安排部属查究此事，企图趁机剪除王凤的羽翼。
王凤出面替杨肜通融，专门找到王商说：天灾不是人力所能左右的，况且杨肜也是个不错的地方官，是不是可以暂且不予追究，留待以后再议？
王商根本不理睬他，直接上奏天子，建议罢免杨肜。
王凤看王商不买自己的账，便直接去做成帝的工作。王商的奏书报上去后，便被成帝压了下来。
此事虽然应付过去了，但凭政客特有的敏感，王凤马上意识到，王商这是在向他发出对立的信号。
如果不先发制人必将受制于人。这是官场的基本原理。王凤开始派人暗中收集王商的黑材料，一待时机成熟便发动总攻。
建始三年（公元前30年）秋，关内连续下了40多天的暴雨。有传言说，长安城内马上就要暴发大洪水了。
这个传言越传越离奇，越传越可怕，弄得人心惶惶不可终日。终于有一天，这种恐惧心理像决堤的河水一样突然暴发，“百姓奔走相蹂躏，老弱呼号，长安中大乱。”
成帝亦被惊动，亲自在未央宫前殿召集公卿大夫商议避水之策。
王凤建议各位太后、皇帝、皇后及嫔妃们可乘御船，官员及城中百姓们则可登上城墙。此议得到朝臣们的高度赞同。
但王商却冷静地说：自古以来那些无道昏君统治下的国家，尚且不会招来洪水淹城。如今社会安定，政通人和，天下太平，社会和谐，怎么有可能突发洪水呢？这一定是以讹传讹的谣言。如果贸然上城墙，反而会加剧百姓的恐慌。
成帝只好作罢。
没过多久，待长安城人心稍定后，朝廷派人去调查，果然发现是谣言。
这个事件为王商挣足了面子和威望，他成了最大赢家。朝中大臣们都发自内心地钦佩他的睿智与持重；成帝也在不同场合多次赞赏了他的高论与镇定。
最尴尬的是王凤，他对自己的失言深感惭愧。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专权之路（二）：制服宿敌，肃清障碍（2）
虽然在我们今天看来，王商的逻辑荒诞不经，他的判断不过是瞎猫撞上了死耗子；而且，如果我们今天发生这样的事情，又没有准确的判断或情报（当时确实不可能有）的情况下，王凤的意见无疑是最明智的应急预案。但是，在2000年前那个“经义治国”的国度，人们坚信天灾必因人祸而起，没有人会怀疑王商的“真知灼见”。
王凤深感惭愧的却是自己的经学素养不够深厚，才不能有王商一般的“睿智”与冷静。
这个事件再次提醒王凤，王商此人不可小觑。如果再不对他实施精确打击，继续听任其坐大，必将使自己的未来政治空间被挤压殆尽。
但他也深知仅凭一己之力，无论如何也奈何不了这个众望所归的对手，于是便明智地选择了再次与史丹通力合作。
自从许嘉退居二线后，成帝虽然在表面上做出一副委政于王凤的架势，但他显然并不服气，在暗中支持王商。
这一年年底，丞相匡衡被免为庶人。丞相一职空缺了3个多月，一直到建始四年三月，成帝才最后下定决心由王商接任，以便让他和张禹共同对王凤形成夹击之势，有效钳制这位日渐独断专行的首辅。
这项任命对王凤显然非常不利，但更不利的还在后头。
就在王商履新之后的当年夏天，成帝便召集数十名“方正、直言、极谏之士”，讨论去年冬天发生的两起天象——同一天发生的日食和地震。
此时，王凤在许嘉退位后“专揽朝政”才仅仅数月。在这场惊心动魄的大讨论中，许多人都把矛头直指王凤“专权”，把他说成是这次灾异的根源，唯独谷永和杜钦巧妙地把它归结为许皇后的失德。
按照正常的官场逻辑，王商应该是这次大讨论的始作俑者，至少是幕后的积极推动者。他的目的在于借自己蒸蒸日上的势头一鼓作气地向王凤发动一场胜算在握的猛烈攻击。
王商在此之前便应该客观地评估了王凤的支持率，甚至有可能做了不少“地下工作”——“帝元舅大司马大将军王凤专权，行多骄僭。（王）商议论不能平（王）凤……”
退一万步说，即便王商对参与议论的儒生们估计失误，也不会引火烧身，因为这两起天象发生的时候，他还没有当上丞相。
结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成帝对绝大多数人的观点（归咎王凤）置之不理，偏偏以“（谷）永与杜钦为上第焉”。不仅如此，他还把二人的奏书交给后宫传阅。而此时，许皇后之宠正甚，以至于达到“后宫希得进见”的程度。
王凤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估计王商心里的迷茫与困惑倒是高高地悬了起来。
对于如此戏剧性的结局，唯一合乎逻辑的解释只能是：成帝原本并不是真的想把王凤怎么样。
这位舅舅从小就对他呵护有加，尤其难忘的是，在他艰难的太子生涯中那些风雨飘摇的日子里，是舅舅陪伴在他左右，给他温暖和鼓励。这样的“患难亲情”并不是谁想动摇就能动摇得了的。成帝或许只是想敲打一下王凤，或者只想有限度打压一下他的气焰，为刚刚上任的新丞相增添更多的份量。
正是如此整齐划一的舆论导向，让成帝对王凤有了些许同情和内疚，他甚至会怀疑此前对舅舅的提防是不是有些庸人自扰。为了显示他并无为难王凤的本意，才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把戏做足，令后宫传阅谷、杜二人的奏书。
如果此事真的是王商策动的，那么他未免太心急了。他机关算尽却终有一漏：没有准确把握成帝的性格。数年以后，王凤阵营的叛逆者王章，也是因为犯了同样的错误才丢了性命。这是后话。
这个事件应该还有另外一个合乎逻辑的结果：成帝看到王凤如此“不得人心”，反而会放松对他的警惕。
这是所有不自信的庸才主子的共性。他们之所以能够“放心”地任用众所不耻的小人，任由他们上窜下跳，除了需要通过他们来满足自己某种不光明的诉求之外，还有一个原因，便是这些小人的群众基础很差，不用担心他们“喧宾夺主”。反之，对那些才德不负众望的能人，倒是需要处处设防。
这样的后果让王商偷鸡不得反蚀一把米。虽然输得并不算惨，但却很憋屈。
但王凤的反攻由此拉开了序幕。他豁出去了，就是拼死一搏也要把王商拉下马来。
专权之路（二）：制服宿敌，肃清障碍（3）
但这个时机让王凤足足等了5年。在这5年间，王凤广举贤才能吏，逐渐在中央和地方形成了可观的势力，具备了向王商发动总攻的综合实力。
自古以来的官场文化，上至宫廷朝堂下至山野乡村，只要有政治和权力的地方，就会有“站队”的风气。一旦形成派系，便会有人自觉或自发，主动或被动地要表明自己的立场，选择投靠哪个阵营。
和下赌注一样，站队有站队的风险，也有站队的收益。站得越早，局势越迷离，站错队的风险就越高；如果有幸站对了，收益便会非常多。相反，站队越晚，局势越明朗，站错队的风险就越小，但收益也会很少。
西汉王朝也不例外。王凤一派的势力渐成气候之后，自然会有许多的趋利避害者主动加盟进来。其间既有君子，也有小人。
太中大夫张匡便是这样一个人物。他显然没有谷永那么敏锐和勇敢，所以一直等到了河平四年（公元前28年），在王商都已经做了5年丞相之后，二王实力对比已经非常明显时，他才站出来，死活要蹭到王凤的阵营里去。领导身边的近臣，自古以来都是这副德性。
张匡虽然投靠得晚是晚了点儿，但时机却恰到好处。
这一年三月，又发生了该死的日食天象。往往在这个时候，便会有人兴奋无比，有人忧惧不安。作为丞相，王商“难辞其咎”。
张匡率先吹响了指向王商阵营的冲锋号。
他在上书中来势凶猛地列举了王商的三宗“失道”之罪，把他说成一个祸国殃民的大奸臣：
其一，闺门内乱，父子相忤，不思悔改。
张匡说，此前频阳耿定便上书，告发王商与父亲的小老婆私通。他的妹妹与人淫乱，事发后又受他的教唆，指使下人杀了奸夫以灭其口。他和自己的儿子有矛盾，儿子便想借此机会告发他（儿子告父亲为封建伦理道德所不耻）。事情败露后，面对天子的追查，他非但不思悔改，还心生怨愤。
其二，企图借女儿的肚子来“篡权”。
用张匡的说法，王太后召王商的女儿入宫，王商先是借口说她有病没法入宫，后来又骗得李婕妤的信任，把她送到李婕妤宫中。张匡以吕不韦和春申君来比喻王商，说他怀有叵测之心：“秦丞相吕不韦见王无子，欲有秦国，意即求好女以为妻，阴知其有身而献之王，产始皇帝；及楚相春申君亦见王无子，心利楚国，即献有身妻而产怀王。”
其三，蓄意发展宗族势力，囤积财富，蓄养私奴数千人——暗示他有谋反的企图。
以上三宗罪如果成立，便一定是灭顶之灾。
“闺门之乱”确实是王商的一个硬伤。当初耿定上书发难时，他便意识到幕后主使者必是老冤家王凤。他感觉大势不妙，这才意识到早应该都女儿送到宫中，争取赢得成帝的宠幸，以便策应自己在朝中的斗争。于是便私下去找圣眷正隆的李婕妤，恳求她出面把自己的女儿纳入宫内。
王商出此下策，显然已经被对手的攻击逼得方寸大乱，但他却万万没有料到反而被张匡演绎成了一个耸人听闻的惊天大阴谋。
李婕妤原本是班昭仪宫里的一名侍女，叫李平。因姿色过人，大度的班昭仪便把她献给成帝享用，后得宠，赐姓卫，故亦称卫婕妤。
张匡一方面做出一副欲置王商于死地而后快的架势，另一方面，还故意把自己上书的内容透露给了王凤的忠实盟友，左将军史丹。
史丹和王商若论私情是儿女亲家（王商的儿子王俊娶了史丹的女儿），但论要论“政治立场”，却是针锋相对的敌人。西汉王朝的大臣们也很“讲政治”，“立场问题高于一切”，儿女亲家这层亲戚关系不会影响史丹在大是大非上的“政治立场”。
况且史商把女儿嫁到王家，看起来像是派过去的一个“卧底”。按张匡的说法，王俊写好上书要告发他亲爹，却被他自己的老婆把它拿回了娘家给史丹看。“（史）丹恶其父子乖忤，为女求去”。这个说法显然是在为史丹开脱。张匡深深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自己在城门放火，切不可殃及史丹这条谁也不敢得罪的大“池鱼”。否则，史丹会很生气，后果会很严重。
史丹看到了张匡冲在最前面，并且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便再无后顾之忧，于是便联合其他重臣一起，要给王商致命的一击。
他们上书说，王商“位三公，爵列侯，亲受诏策为天下师，不遵法度以翼国家，而回僻下媚以进其私，执左道以乱政，为臣不忠，罔上不道。”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请求成帝立即把他逮捕入诏狱。
但成帝素来敬重王商，对张匡、史丹等人的险恶居心洞若观火，于是便批复说：不予追究。
事态的发展已成骑虎之势，在这个关键的时刻，王凤便再不可能作壁上观。《汉书》中只用了短短4个字——“（王）凤固争之”，便传神地再现了王凤的努力与威力。经过几年的经营，他此时已今非昔比，即便是如何处置“丞相”这样的天子重臣，也是一言九鼎。
成帝拗不过王凤，只好下诏确认了王商的“犯罪事实”，对他进行了全盘否定，要求“使者收丞相印绶”。
这显然是成帝的缓兵之计，因为他在这个诏书中，专门强调要赦免王商之罪，或许是等这股风头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