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帝拗不过王凤，只好下诏确认了王商的“犯罪事实”，对他进行了全盘否定，要求“使者收丞相印绶”。
这显然是成帝的缓兵之计，因为他在这个诏书中，专门强调要赦免王商之罪，或许是等这股风头过去之后再重新起用他，也不是没有可能。
但是，做惯了人上人的王商哪里受得了这样的奇耻大辱？
被罢官才3天，王商便发病吐血而死。
王凤深谙“除恶务尽”之理，于是趁热打铁把在朝中担任“驸马都尉、侍中、中常侍、诸曹、大夫、郎吏”等等要职的王商子弟亲属，悉数出补为地方官，以避免他的后人卷土重来。
不仅如此，王凤还指使同党上书，建议收回王商的爵位和封邑。
成帝迫于王凤、史丹等人的压力，违心地牺牲了自己的股肱之臣，心里自然也不痛快。他不但对这个上书置之不理，还反而迅速下诏，令王商长子王安嗣爵为乐昌侯。
两个月后，成帝任命张禹接任丞相，企图重新形成对王凤的制衡。但张禹显然担当不了这样的重任。
王商不仅是儒家经学的热情追随者，也热衷于把它作为打击政治对手的武器。当年的琅邪太守杨肜便因为本郡灾害频呈，才险些栽在他的手里；他后来还在长安城洪水之乱中挣足了面子和人气。这些都是儒家经学思想给他带来的好处，但如今，同样的思想却又让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或许这就是人间宿命的讽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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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架空的皇帝（1）
把丞相王商这个最强大的对手消灭之后，王凤多少有些忘乎所以了。
成帝这时才彻底反应过来：自己的舅舅远远不像儿时的记忆中那么可亲可爱。他哪里是一个臣子，简直像一位专制的父亲。
在王凤眼里，成帝永远是一个没有独立能力的孩子，虽然这时候已经30岁，这个年龄在当时已经可以算得上是不折不扣的“中年人”了，况且他即位已达9年之久，但没有王凤的允诺，这位皇帝除了斗鸡走马玩女人，什么正事儿也做不了主。
大儒刘向有一个小儿子叫刘歆，很小的时候便精通《诗经》、《尚书》等儒学经典，长大后，诸子、诗赋、数术、方技等诸学无所不通。刘向是今文经学的大家，刘歆则是古文经学的泰斗，父子二人均可称作是中国经学史上的两座里程碑。
阳朔元年（公元前24年），有人向成帝推荐这位稀世大才子。同样热衷于经学的成帝便把刘歆召来亲自考察，结果他的应对卓然超绝，令成帝喜出望外，马上就想任命他为中常侍。
中常侍一职其实只是一种荣誉性的虚职，主要授予皇帝的近臣，使之能够给事于天子左右，以备顾问应对之需。
但就在成帝命人取来中常侍衣冠，准备行拜官之礼时，左右近侍都来提醒他，说这件事情还没有向大将军王凤汇报呢。
成帝不以为然地说：这是小事情，不用向他汇报了。
左右皆惶恐，叩头谏阻。
成帝无奈，便亲自找王凤去说要拜刘歆为中常侍；没有料到王凤死活不答应。
成帝竟然也没有办法，只得放弃了这个想法。
其时，王凤家族的子弟均分据朝中要职，担任卿、大夫、侍中、诸曹等等职务，实际上把成帝架空了。
政治是权力的游戏。权力的基础是影响力，说到底是人与人之间的命令与执行的关系。成帝虽然贵为天子，拥有名义上的最高权力，但是负责执行和传递皇帝意志的大多数重要的角色，均已被唯王凤马首是瞻的人占据，只有王凤才能真正影响到他们的行为。于是成帝这个皇帝也就成了“名誉职务”，丧失了基本的话语权。
当时，成帝、王太后及王氏外戚集团都有一个共同的焦虑：成帝没有子嗣，并且身体状况不是很好。
如果长此以往，他驾崩之后传位于其他兄弟子侄，便意味着王家的权势和帝国的命运都将面临令人难以想象的变数。
朝野上下左盼右盼也盼不来一个皇子降生，王氏外戚集团便归咎于许皇后的“失德”。
在强大的压力下，成帝便采取了“省减椒房掖庭用度”的策略，大概是想借此弥补许皇后所失之“德”，好让皇室能够尽快获得天赐之子。
所谓“椒房”，亦称“椒室”，在当时是皇后所居宫殿的代称，有时也用作“皇后”的代名词。当时在皇后居住的宫殿内，多以花椒和泥涂墙壁，不但能够散发出怡人的芳香，还能发挥冬暖夏凉的功效；并且，花椒多籽，有“多子”之义，于是便有了“椒房”或“椒室”名称。
所谓“掖庭”，泛指皇后以下各位嫔妃及宫女居住之所，“掖”字有“旁边、辅助”之义。
由此可见，成帝这一次对后宫用度的省减，应该并非仅针对许皇后一人，所有的嫔妃及宫女们都有份。
但唯独许皇后对此颇不平。她聪明地意识到这是王凤之流使的坏，以皇后之尊难以忍受这些臣子们的摆弄，同时，也可能是对成帝在王凤面前表现出来的怯懦早有不满（此前，其父许嘉便因为王凤而被策免），或许是多年的专宠给了她足够的胆量和脾气，使她竟然专门向成帝上书，表达了自己的幽怨和抗议。
成帝专门赐书，对她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其实在这种时候，许皇后要是足够聪明的话，她应该忍辱负重，多给自己的丈夫一些理解，或许情况便不至于太糟糕，但她没有这么做。
帝、后二人为了这个问题一来二去的争执，使本来就心烦意乱的成帝开始对她失去了耐心，逐渐移情别恋于更加通情达理的班婕妤，以及李婕妤，应该还有王美人。
不久，王美人便怀上了成帝的龙种。
许皇后的姐妹们则更加失落和愤慨，于是她的姐姐，平安刚侯夫人许谒便想出了一个恶毒而愚蠢的办法，用一种名为“媚道”的巫术来诅咒王美人和王凤等人。
事发之后，王太后震怒不已，下令把许谒一干人等抓了起来，先拷问后诛杀；同时废了许皇后，把她幽禁在上林苑的昭台宫。
从此以后，成帝后宫新欢渐多，但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也没有能够如愿产下龙种。
大概是因为在这方面“劳累过度”，成帝的变得体弱多病起来。
转眼就到了阳朔元年（公元前24年）。
这一年，定陶王刘康来进京朝见天子。适逢成帝又在病中，刘康的到来给郁闷和无助中的成帝带来了难得的温暖和希望，心情便有了明显的好转。
王太后毕竟心疼自己的儿子，于是便爱屋及乌地对这位曾经的对手分外的热情，不再计较多年前的恩恩怨怨了，对刘康的赏赐也格外的丰厚，竟十倍于其他王侯。
成帝希望弟弟刘康的到来能够加强自己的力量，改变目前这种受制于王凤一党的憋屈处境。他对刘康说：我至今还没有儿子，人命无常，一旦哪天有不测，恐怕就再也见不到你了，不妨就留在我身边吧。
明眼人都能够品得出这些话里隐含的未尽之意。
成帝的病情渐渐好转起来，刘康便也留在了长安，住在自己的国邸中。每天入宫侍奉成帝，成帝对他也越来越亲近倚重。
刘康留京不返，与成帝朝夕相处，使王凤有了某种不祥的预感。
偏偏在这个时候，又出现了日食的天象。王凤便借题发挥，向成帝提出是因为刘康留京不返封国，才导致了不祥的天变；让他把刘康遣返回定陶国。
成帝迫于王凤的压力，不得已只好答应了他的要求。
在刘康辞行之时，兄弟二人竟然“相对涕泣而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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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后一刀（1）
成帝被迫遣返刘康，使他与王凤之间的矛盾迅速激化。
这一切早已经被京兆尹（京师“三辅”之一）王章看在眼里。这个王章与许皇后的姐夫平安刚侯“王章”不是一个人。他开始蠢蠢欲动，决心要“该出手时就出手”，企图抓住这个机会大有一番作为。
王章一生为官，政绩平平，素以敢直言挑战权贵著称。他在元帝朝便被擢升为左曹中郎将，曾因弹劾如日中天的石显而被罢官。
成帝即位后，经王凤的大力举荐，他才得以重新被起用为谏大夫，不久便迁司隶校尉。因此，王凤对他有再造之恩。
王凤在日食天象上做文章，逼着成帝遣刘康回封国。王章随后便同样利用日食天象，上密奏请求皇帝给他机会，当面陈述大臣之过。
王章在面见成帝时，列陈王凤三大罪：
其一，遣定陶王刘康回封国，实为想孤立天子，使社稷无可传承之人。
其二，迫害丞相王商，实为独揽大权。
其三，以适宜生子为名，把原本已经许配他人的小妾之妹张美人纳入后宫，居心叵测。
王章直言不讳地建议成帝策免王凤，重选忠贤者代之。
王商之死和刘康之遣，本来就让成帝对王凤心怀盛怒；如今听王章这么一说，便如遇知音，深以为然，于是请他尝试着推荐可以取代王凤的人选。
王章便再上一道密奏，推荐时任琅邪太守的冯野王。冯野王是冯奉世将军的次子，元帝昭仪冯媛的弟弟。成帝为太子时便素闻冯野王为当世名臣，知其声望远在王凤之上，便欲倚之以代王凤。
从此以后，成帝每次召见王章，都会屏退左右，密谋如何策免王凤，起用冯野王。
王章的“反戈一击”，对王凤的杀伤力至少有三重：
其一，王章本人素有不畏权贵和刚正不阿的正面形象。谁要是被这么一个人攻击，谁就会成为他这种正面形象的对立面。
其二，王章是因为王凤的举荐才有了今天的地位，在官场中自然被人当作是王凤阵营的骨干成员。他的反戈一击定然让人理解为不堪忍受王凤“失道”的结果。更重要的是，作为王凤阵营的骨干成员，他的揭露或批判便有了不容置疑的可信度。
其三，王凤被自己力挺的人公然反叛，是一件很丢面子的事情。
但成帝和王章万万没有想到隔墙有耳：王凤的堂弟王音时任侍中，成天在宫中进出，王章每次进见，他都躲在隔壁偷听，然后一五一十地向王凤报告。
这一切显然大大出乎王凤的意料。他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顿时忧惧得不知所措，方寸大乱。
杜钦献计，让他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一方面上书谢罪请辞，另一方面想办法发挥王太后的作用。
王凤于是依计上书谢罪。
王凤的这份“罪己疏”，言辞恳切悲凉，从文中无懈可击的逻辑性来看，更像是杜钦的文风。
“（王）太后闻之为垂涕，不御食。”
王凤的“罪己疏”果然激发了成帝内心深处的亲情，使他油然而生悲悯怜惜之意，愤怒和敌对的情绪一下子便烟消云散。他反倒过来安抚王凤继续安心辅政，勿生它念。
王凤的为政作风虽然强势霸道，但素无谋逆之意，此番波折令他羞惭难当，心灰意冷，真真切切地动了称病引退的念头。
杜钦以周公辅成王的典故苦苦相劝，他才勉强重返工作岗位。
这下该轮到王章倒霉了。
成帝为了向舅舅证明，自己原本无意策免他，而是一时受王章的蛊惑。为了证明自己的无心和无辜，他指使尚书弹劾王章。
然后，成帝再把这个弹劾奏章批转廷尉查办，定了王章一个大逆不道之罪。
成帝此举绝非一时糊涂，而是他的窝囊本性使然。当年王商策动针对王凤专权的大讨论时，他便以类似的手段，向王凤证明了自己的“清白”，如今不过是故伎重演。
王章死于狱中，他的妻儿被流放合浦郡（今广西合浦）。
合浦郡是西汉王朝定点的流放地，许多被犯罪的王公贵戚和政府官员都被流放到这里。
虽然历代史家都异口同声地把王章当成一位飞蛾扑火式的慷慨悲壮之直臣，但如果纵观其一生的作为，尤其是这个事件的始末，便不难发现他其实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投机分子，和前朝的萧望之没有什么两样。
王章并不是一个胸怀社稷心忧天下的人。他年轻时在长安求学，贫困不堪言，与其妻寄居在别人家的牛棚里。
背后一刀（2）
那时北方的牛棚四面透风，冬季天寒，通常都织一副厚厚的草席来裹在牛身上，以免被冻死。这草席被称作“牛衣”。
王章某次身患重病，连条被褥也没有，更没有钱看病吃药，只好躺在牛衣中听天由命。病困交加的现状让他失去了生活的信心，以为自己从此起不来了，便向妻子诀别，请她另谋生路。念及自己的遭遇，王章不禁泪如雨下。
他的妻子见状大怒，呵斥他说：你看看长安城中的达官贵人，哪一个的才学能够超过你？如今身处逆境，你不是努力打起精神自强不息，反倒在这儿哭哭啼啼的，真是丢人现眼！
这便是典故“牛衣对泣”的出处。
这是关于王章年轻时奋斗史的唯一记载。从这个侧面我们不难看出，他奋斗的原始动力，和千千万万的读书人一样，只不过是追求个人的前途而已。
在西汉王朝那样的环境中，敢为直言而冒死亡之险者，无外乎有两种动因：一是心忧社稷；二是险中求富贵。
如果王章是一个心忧社稷的人，以《汉书》的文风和立场，无论如何也不会把他在这方面的点滴事迹“忽略”掉。——《汉书》始终在刻意把王章树立成一个勇敢正直的“忠臣”形象，但奇怪的是，却没有关于他如何心忧社稷的半点儿记载。这只能说明王章根本就没有这方面的表现。
因此，王章的动因，应该是为了在“险”中求富贵。
《汉书》“王章传”中有一处细节：在准备上书弹劾王凤之前，他们夫妻二人有两句非常简单的对话，如今读起来，不仅生动形象，非常贴近生活，更是耐人寻味——
王章的妻子企图阻止他弹劾王凤，便对他说：“人当知足，独不念牛衣中涕泣时耶？”
王章没好气地回答道：“非女子所知也。”（你一个妇道人家懂什么？）
在这段对话背后，应该隐含着如下背景：
其一，王章此前定然与其妻说起过要弹劾王凤的想法，二人因此出现严重的分歧，否则她不可能在他临行前还做最后的劝阻。
其二，王章定然与她分析过弹劾王凤的“好处”，而这个“好处”一定与个人的富贵密切相关。换言之，王章定然会向她说过这样的想法：通过弹劾王凤来获得更大的富贵或升迁。否则，她不可能在阻止他时说：人应当知足，难道你就忘了当年牛衣对泣的悲惨情景了吗？
如果王章向妻子解释弹劾王凤的动机不是出于个人目的的话，她无论如何也不会说出这样的话——“人当知足”。
其三，王章的回答恰恰说明了前两点分析是合乎逻辑的。他说，你一个妇道人家懂什么？大概是再没有耐心跟她啰嗦，因为他自认为已经把利害得失分析得很透了。
话又说回来，王章选择那个绝佳的时机出手，如果不是因为成帝本人的性格缺陷，定然不会对王凤手软。
王章的错误就在于，他始终在以宣帝为模子去套元、成二帝，而不是实事求是地客观分析和清醒面对后者的真实本性。当年挑战石显失败后，虽然被罢了官，但却保全了性命，得以在成帝这里继续东山再起。他显然对挑战王凤的危险性缺乏足够的认识。
还有一个旁证：王妻并非等闲之辈。王章死后，她携儿女远涉合浦，便在那里做起了珍珠生意，迅速发了大财。这是后话。
以王妻的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