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相惊人一致。 。。
英明天子的过错（2）
文帝大悦，从此对他恩宠有加，赏赐竟达10多亿，官至上大夫。
自从结识邓通之后，这位向来严谨勤政的皇帝便经常私下出宫，去邓府“游戏”。
他还专门请人给邓通相面，但相面先生却说这位新贵的结局是被饿死。
文帝感觉不可思议，他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自己竟然罩不住一个小小的邓通。于是他索性钦赐邓通在蜀郡严道（今四川省荥经县）的铜山铸钱，能够自己铸钱的人，无论如何也是不会穷的。
邓通钱流通于天下，其富可知。
好在邓通虽然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却没有参与政治的兴趣。他为人非常谨慎，从不与权贵重臣们交往。即便是文帝赐予的休假，他也足不出户，“独自谨身以媚上而已”。他深知自己的富贵源自天子的恩宠，因此也全心全意地伺候着文帝。
文帝长了个恶性脓疮，他便常常用嘴把疮里的脓汁给吮吸出来。
某日，文帝心情郁闷（原因不详），便严肃地问邓通：天下谁最爱我？
邓通说：应该是太子最爱陛下。
过不多久，太子刘启（即后来的景帝）前来探视病情，文帝便要他为自己吮疮。刘启虽然照办，但表情却很痛苦——估计没有一个正常人不会觉得恶心。
事后，刘启才知道是父皇在试他的忠心，拿他跟邓通比，于是便对邓通心怀怨恨。
文帝死后，景帝刘启便处置了邓通，还真就让他身无分文、寄人篱下，最后竟然被活活饿死。
纵观文帝一生的品行和作为，对邓通的宠爱实属反常。虽然史书中并无他们之间是否存在“性关系”的明确记载，甚至连“与上同卧起”这样的措辞都没有，顶多也只是司马迁和班固所做的暗示性暧昧评语。
但似乎也只有“同性恋”才能解释文帝的反常行为：
其一，从人性的角度来看，像文帝这样理智和富于自我克制的帝王，大概也只有被强烈的“性”与“情”（因性生情）俘虏，才会对一位无功、无才、无名节的普通人予以如此豪奢的赏赐。
由此可见，文帝本人对“美男”的兴趣远甚于“美女”。深蒙圣宠的慎夫人却都“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绣”，说明他还能把对美女的宠幸控制在理性的范围内。
更重要的是，作为一国之君，无论他对女色的需要有多高，都会有非常通畅的制度化渠道来保证。因此，再美的女人应该都不是“稀缺资源”，只要他喜欢，就可以得到。但男色则不同，理论上只能是可遇而不可求。一旦幸逢所爱，必定倍加珍惜。
其二，正史记载文帝经常私下去邓通家“游戏”。
游戏什么？史书虽然没有明说，但肯定不是简单的“串门”，况且他与邓通并不在同一个思想水平上，大概也不可能有太多纯粹思想上的“共同语言”。退一万步说，即便邓通有如贾谊这样的惊世大才，恐怕文帝也犯不上亲自造访，完全可以召他进宫来。
还有一种可能的解释：文帝在孤独的政治权力斗争中，把邓通当作自己最信赖的知己，借“游戏”之名去他家密谋大事或倾听高见。但邓通显然不是这块料。
文帝时常私下光顾邓府的唯一解释只能是：避人耳目偷行苟且之欢。在当时，“同性恋”毕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
其三，仅从邓通吮疮这个情节来看，便可知二人之间的关系非同寻常，绝非普通的君臣关系可比。
其四，司马迁在叙述邓通之传前，开篇用了几句耐人寻味的话：“非独女以色媚，而士宦亦有之。昔以（男）色幸者多矣。”班固再次确认了司马迁的观点，在《汉书·佞幸传》的总评中如此评价，“柔曼之倾意，非独妇德，盖亦有男色焉。”两位史家都提到了一个“色”字。
如此看来，文帝把自己与邓通相识说成是“梦中黄头郎”，则更像是为掩人耳目而刻意编出来的一个托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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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天下”和“守天下”（1）
“取天下”和“守天下”不是一条“道”
“取天下”之道，绝不可用于“守天下”。
在“取天下”的过程中，君、臣之间，甚至是臣、臣之间，本质上都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他们共同面临着来自组织外部的挑战，只有齐心协力才能赢得生存与发展的空间。
但“守天下”则不同。外部的威胁基本解除，人的注意力便会本能地转为对内部资源的相互争夺。
因此，在“取天下”和“守天下”两种截然不同的大背景之下，帝王作为组织的最高首脑，也会面临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诉求。
这便是为什么本书要以文帝刘恒，而不是高祖刘邦作为200年西汉王朝的君王之“根”。实际上，刘氏皇统的后世子孙们在论及治国之道时，谈得最多的也是文帝，而不是高祖。
但是，刘邦身上的许多禀性，仍然不应当被遗忘。他以一介草莽，提三尺之剑，兴兵以取天下，必然有许多深层次的原因值得我们去深思。其时群雄并起，在他之前的陈胜、吴广和项羽，虽然一度呈风卷残云之势，但最终还是没有逃脱众叛亲离的命运，只有刘邦才让那么多的乱世枭雄誓死追随。
究其原因，大致与如下两方面密不可分：
其一，与人分享胜利果实。
刘邦深知自己本是一介草莽，大家跟着他打天下，必然都有各自的利益诉求。谁也没有把他刘邦当“神”来看，因此便不会有人以敬“神”之心来对他——每位追随者都不可能只顾奉献不取回报。
刘邦一生做得最出色的，便是正视部下的利益诉求，并毫不吝啬地满足他们，使得许多当世枭雄都甘心为他拼死效命。
从刘邦建国前后对功臣们的封赏便不难看出，这些追随者确实没有跟错对象。
最后的结果是：每位追随者都“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刘邦。”
高帝六年（公元前201年）五月，天下初定。刘邦在洛阳南宫与群臣设宴畅饮时，要求在座诸公回答一个问题：朕为什么能够得天下，而项羽为什么会失天下？
高起和王陵对答道：陛下虽然对人傲慢无礼，但却从不亏待有功之臣。陛下派人去攻城略地时，每有所克，便会以胜利果实来奖赏他们。项羽则不同，他表面上仁慈而礼貌，但骨子里却妒贤嫉能。谁要是立了大功，他便要想方设法除掉人家；谁要是才能出众，他便会对人家疑神疑鬼，百般猜忌。每次打了大胜仗，他都把功劳都记在自己一个人头上，舍不得与功臣们分享。这便是他为什么会失天下的原因。
刘邦道：“公知其一，不知其二。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
从表面上看，刘邦的总结比起高、王二人来，似乎更加高屋建瓴，因此也常常被后世的读书人津津乐道。
我们中国人都有眼高手低的浮躁病，对待知识或观点的态度，常常只青睐于“最优”或“最新”者，全然不顾这些东西的实用价值。这种毛病在今天便有一个经典的表现：做管理的人喜欢追捧最时尚的“理论思潮”，似乎只有最“新”的，才是最“好”的，全然不顾这些东西能否为自己的管理实践带来多少价值。
正是在这种浮躁病的作用下，高、王二人的观点便被忽略了，甚至被一些自以为深刻的人讥笑为鼠目寸光之见。
其实，他们与刘邦的观点之区别，仅在于角度的不同：他们讲的是“做人的德性”；而刘邦讲的是“用人的能力”。二者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更不存在孰高孰低的可比性。况且，作为组织的管理者，“做人的德性”其实要远比“用人的能力”要重要得多。
但是很少有人能够真正做到这一点，虽然一个个都是说得比唱得还要动听。
其二，待人率真，让部下有安全感。
部下们追随刘邦“取天下”时，每天都会面临来自敌人的死亡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刘邦是一位喜怒不形于色、让人琢磨不透的家伙，那么，部下们便会煎熬于组织内、外两方面的“不确定性”所产生的危机感中，自然很少有人能够坚持和他走下去（更多的论述，详见拙作《党史商鉴》第14章“领袖论”，人民出版社2006年4月版。）。
“取天下”和“守天下”（2）
刘邦身上那种“大智若愚”式的率真，刚好让前方拼命的将士可以没有“后顾”之忧——他们不用担心“琢磨不透主公的心思”而时常心怀忐忑。
在这个前提之下，刘邦身上的许多 “流氓恶习”，看上去反而却更加可亲可爱，不矫情、不做作。那些被他肆意侮骂的人，也不会有“受伤”或“受辱”的感觉。
高帝五年（公元前202年）年底，刘邦灭项羽之后不久便即皇帝位，开始对功臣论功行封。
刘邦认为萧何功勋最高，便率先封他为酇侯。
其他的功臣都不服气，纷纷找刘邦评理道：我们这些人全都披坚执锐，在前方冲锋陷阵、出生入死，多者身经百战，少者也历数十战。每个人都有或多或少的攻城略地之功。而萧何却没有半点战功，只知道动动嘴皮子，摇摇笔杆子，为什么反而功居我等之上？
刘邦问他们：你们知道什么是猎狗吗？
功臣们一头露水地回答：知道啊，怎么啦？
刘邦说：在打猎的时候，去追杀猎物的是猎狗，而指明哪里有猎物，部署猎狗去追杀的却是猎人。你们只是在前方冲锋陷阵，因此只能算是“功狗”（有功之狗）；而萧何的功劳在于发现猎物，并且部署猎狗去追杀，因此算得上是“功人”（有功之人）。而且，你们诸位都是只身一人来追随我，最多也就是父子兄弟三、两人一起来；而萧何却带着全部萧氏宗族数十人都来追随我。他的功劳不可忘！
功臣尽皆哑口无言。
刘邦年轻的时候，成天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从来不帮家里人干活，为此也没有少挨其父的奚落责骂。
刘邦共有兄弟4人，大哥、二哥分别叫做刘伯、刘仲。刘邦自己原来的名字也叫“刘季”。这3个名字在当时的意思，相当于今天的刘大、刘二和刘三。
大哥刘伯早逝，大嫂守寡，带着儿子刘信艰难度日。
刘邦喜欢结交江湖上的狐朋狗友，自己没什么钱，却爱在人前充老大，常常呼朋唤友去大嫂家蹭饭吃。
某日，大嫂见他又带着一群人蹭饭来了，便用饭勺把锅刮得哗哗作响，假装家里已经没有饭了。客人们见状，只得悻悻而散。
客人走后，刘邦进屋掀开锅盖一看，分明还有满满一锅粥。
他从此便对大嫂心怀不满。
后来，刘邦做了皇帝，刘家的子弟或王或侯，均有所封，唯独把刘信晾在了一边。
刘邦的父亲为自己的这个孙子鸣不平。
刘邦却说：不是我忘了封他，是他老娘不厚道。
但怨归怨，说归说。连老父亲都出面来说情了，情绪再大也得封人家，毕竟是自己的亲侄子。
想来想去，刘邦终于想出了一个“好”主意，竟然封刘信为“羹颉侯”。
“羹颉侯”是一个比较搞笑的名号。所谓“羹”，便是指当年刘信之母假装已经用尽了的那锅粥。“颉”字在当时的发音与“嘎”字相同，是指当年刘信之母用勺刮锅的声音。用今天的语言，或许可以翻译成为“嘎嘎刮锅侯”。
高帝九年（公元前198年）十月，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赵王张敖、楚王韩信4位大功臣来京师朝见天子。刘邦在未央宫前殿设宴款待他们，他的父亲也在座。
席间，刘邦用玉卮酒杯给父亲敬酒，对他说：父亲大人当年常常说我是个二流子（时称“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老二有本事。今天请你老人家评一评，我的产业和老二相比，哪个更多？
刘邦语毕，殿内群臣大笑不止，咸呼“万岁”。
多么可爱的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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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代相随的“魔咒”（1）
在西汉王朝刘氏皇统的血脉深处，从高祖刘邦到哀帝刘欣，似乎有一道“魔咒”如影随形一般世代传承，几乎无人得以幸免。
这个禀性便是对“男色”的偏好。用今天的话来说，便是“同性恋倾向”。这可能是唯一一个贯穿于刘氏皇统始终的元素。
起点在阳刚之气十足的刘邦身上。他的“爱人同志”名叫籍孺。
高帝十一年（公元前196年）七月，淮南王英布举兵谋反。
英布与韩信、彭越一起并称为汉初的“三大名将”，因年轻时在秦王朝犯法，被处以“黥刑”（脸上刺字），因此也称“黥布”。
韩信和彭越先后被刘邦诛杀。黥布惶恐，遂举兵反。
消息传到长安，但刘邦却称病深居宫中，不与大臣们相见。他还专门交代门卫，严禁任何人进来。就连周勃、灌婴也不敢擅自闯宫进见。
国家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皇帝却躲了起来，避而不见。朝中大臣们群龙无首，如热锅上的蚂蚁一般不知所措。
大将樊哙曾娶吕后的妹妹吕媭为妻，与刘邦是“连襟”。因为这层亲戚关系的缘故，使他和刘邦的关系比起其他大臣来要亲近许多。
大臣们在刘邦的宫殿外焦急苦候等了10多天，还是不被允许进见。樊哙便再也沉不住气了，直接推门闯了进去。大臣们则尾随着他，鱼贯而入。
所有的人都没有想到，他们进去之后，竟然看见刘邦枕躺在一位宦官的怀里。二人正卿卿我我地陶醉于温柔之乡。
樊哙等人见状，痛哭流涕地说：当年陛下带领我们兴兵打天下，是何等的豪情壮志啊！如今天下已定，为何反而自甘沉沦？大臣们听说陛下病重，都震惊不已，忧惧不堪；没有想到陛下不与我们共议大事，反倒在这儿和一个宦官难舍难分。陛下难道不记得赵高的故事吗？
赵高是秦始皇最宠幸的宦官。秦始皇死后，他便矫诏杀死了秦始皇的大儿子扶苏，拥立十八子胡亥；三年后便连胡亥也给杀了。秦囯之亡，赵高被认为是罪魁祸首。
刘邦听了樊哙等人的一番哭谏，哈哈一笑，这才起来和大臣们商议平乱大计。
从上述情节不难看出，刘邦生病是假，与这位宦官苟行“云雨之欢”才是真。
《汉书》中虽然没有点明这位宦官是何许人，但刘邦有史可查的“爱人同志”仅有籍孺一人。因此，此人应该非籍孺莫属。
刘邦有两个儿子先后做了皇帝：惠帝刘盈和文帝刘恒。这两人也和他们的父皇一样，都分别有自己的“爱人同志”。
惠帝的“爱人同志”名叫闳孺。
《汉书》中虽没有介绍他们的“爱情故事”，但在“佞幸传”的篇首，却清清楚楚地交待说，闳孺与籍孺，“此两人非有材能，但以婉媚贵幸，与上卧起。公卿皆因关说”。意思是说，这两人都没有什么过人的才能，不过是因为温顺妩媚才获得皇帝的宠幸，与皇帝睡在一起。连公卿大夫们要走皇帝的后门，也得先去巴结他们。
这两人还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喜欢涂脂抹粉；用锦鸡毛插在帽子上；以成串的贝壳束在腰间或挂在颈上。
正是这点儿爱好，才在惠、文两代皇帝的年轻近臣中带出了一股不大不小的“时尚潮流”。一时间，朝中的侍中和郎官，纷纷效仿这样的装扮。
这些人大概也都是想效仿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