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帝指示有关人员立案调查。
承办官员后来上书说，此前对萧望之的处罚，都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并没有人冤枉他；他不但不认真反省，反而指使儿子上书颠倒是非。这样做实在有失大臣之体，是对天子的大不敬，请求逮捕他。
不用说，这些官员早已经被史高或弘恭、石显二人“搞掂”了。
紧接着，弘恭、石显便趁热打铁地向元帝进谗言：萧望之在此前辅政期间，就企图排斥许嘉和史高，以达到专权擅朝的目的；如今幸蒙陛下圣恩，对他免于处罚，还重新给他赐爵封邑，允许他参与朝政。但他自以帝师自居，非但不感恩反省，反而心怀怨气，指使儿子上书，企图归错于陛下；如果不把他抓到监狱里杀杀其威风，恐怕陛下今后对他再好，他也不会领情。
元帝犹豫不决地说：萧太傅的脾气向来刚烈，他怎么可能让狱吏收监？
二人劝道：他这次犯的错，不过是说话有些过火，不是什么大罪，想必他不会有什么想不通的。
元帝便答应了。
弘恭、石显将皇帝的诏令密封好，交给谒者（宫中传令官），敕令其亲自交到萧望之手中；同时，令太常（九卿之首，主管祭祀）紧急调动执金吾（负责督察京师及附近地区治安）的部队迅速包围萧府，故意制造紧张氛围。
摆出这样的架势，分明是要给萧望之做出一个假象：他这次犯了很严重的大罪。萧望之果然上当，当真就要自杀。但萧夫人劝阻了他，认为这不像是皇上的本意。
萧望之一时拿不定主意，便向正巧在场的门生朱云征求意见。这位朱云是出了名的“轻死重义”之士，年轻时便时常与各路豪侠相往来，40多岁了才拜萧望之为师，学习《论语》。他反过来劝老师自杀以保名节。
这下弄得萧望之没有了台阶下，不自杀都不行了。
萧望之的死讯传来，元帝闻之大惊，两手一拍，撕心裂肺地喊道：先前我就担心他不肯就捕，这回果然冤杀了我的恩师！
正好遇到太官进御膳。元帝痛悔不已，为之却食，“哀恸左右”。
悲恸之余，他便把石显等人召来，把他们狠狠斥责了一番。
——这位书生皇帝显然并没有察觉出此事背后的阴谋。
石显等人还是和上次一样免冠、叩头、谢罪。
过了好半天，元帝的情绪慢慢平静了下来。他想了想，事已至此，再骂他们也于事无补，于是便不了了之。
“宦官弄权”其实是皇上精心布的局
元帝有一个习惯，在下达的每道重要诏书中，都会首先自责一番，让人误以为他成天都在为国事忧心忡忡。不仅如此，他还会故作开明地要求社会各界对自己的问题畅所欲言，勿有所讳。
石显这样的人在朝中挖空心思求人之短以制之，朝臣们人人自危，自顾尚且不及，哪里还能顾得上“匡谏主过”？
因此，石显的专权其实不过是他与元帝之间的默契。元帝纵容他在前台上窜下跳，自己便可以躲到后宫去畅享艺术与女色的盛宴。
简直是神仙过的日子。
在音乐与女色的双重激情之下，元帝的身体状况一天不如一天。他便索性委政于石显，借口说石显这样的阉宦，没有了男人的欲望和俗世纷扰，便会集中心思勤恳秉公地干好主子交办的工作。
元帝深知给人“用人不当”的错觉总比说他“失德”要强得多；更重要的是，他成功地给人留下了“柔仁好儒”的印象——原本是好人，可惜心太软。
出于帝王“驭下”的本能，元帝当然也不可能把自己的底细直接了当地交代给石显。他需要做的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适当给石显一点儿潜在的危机感也没有什么不好，至少可以使自己始终处于主动地位——取尔首级，如囊中探物，你小子只能乖乖给老子办差；你可以适当胡作非为，但量你也不敢有更大的非分之想。
这种危机感像悬在石显头顶的一柄利剑，使他无论多么得意都不敢在主子面前过于放肆。
这一招儿确实管用。石显一边弄权，一边还得用心献媚，向主子证明自己的清白与忠心。他做贼心虚，“自知擅权事柄在掌握，恐天子一旦纳用左右耳目，有以间己。”
但这类问题根本难不倒石显，他很快便想出一招妙计，可以让元帝明白，如果有人在说自己的坏话，都是居心叵测的迫害。
某日，元帝派他出宫去办事。他事先便向元帝请示说：今天出去要跑好几个地方，担心回来太晚，宫门关闭了，可不可以陛下特许，届时可以麻烦门卫给行个方便？
元帝当然满口答应。
于是，石显故意等到宫门关闭后再回来，然后以皇帝的诏命要求门卫把宫门打开放他进去。
第二天，果然有人上书告他的状，说他“矫诏开宫门”。元帝接到这个报告后，便笑着把它给石显看。
石显假装被吓得半死，可怜巴巴地哭着说：陛下亲信小臣，时常让小臣办差，其他人都很嫉妒，一心想陷害小臣。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诚不能以一躯称快万众，任天下之怨，臣愿归枢机职，受后宫扫除之役，死无所恨，唯陛下哀怜裁幸，以此全活小臣。”
元帝听后，“以为然而怜之，数劳勉显，加厚赏赐，赏赐及赂遗资一万万。”
从此，再没人敢随意举报石显，都以为他的言行代表着皇帝的旨意。
萧望之是当世名儒，石显一直担心把他弄死之后会受到天下儒生的攻击，便暗中结交谏大夫贡禹，对他“礼事之甚备”，还向元帝竭力举荐他做御史大夫。
于是朝野上下的清流言官都对他的为人刮目相看，不再以为他当初杀萧望之是出于什么私心。
或许元帝早把石显的这点儿伎俩和心思看得通体透明。不过话又说回来，即使石显对此心知肚明，也必须得揣着明白装糊涂，继续做出更加胆战心惊如履薄冰的样子，否则就会离死不远了。
这是基本的“为臣之道”：一个臣子，如果让主子知道你看透了他的心思，不杀你才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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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贤臣”是为防患于未然（1）
为了避免把那些“不识时务”的儒生引狼入室，元帝还采取了防患于未然的策略。只要是有点儿“直言”苗头的人，无论呼声多高，能力多强，元帝都不会给他入朝为高官的机会。
元帝的这点儿感悟，大概是从御史大夫薛广德身上获得的启发。
据说这位以教授《鲁诗》闻名的儒生，原本为人温文尔雅、宽容含蓄，但升任御史大夫之后就脾气渐长，喜欢“直言谏争”。
元帝依照旧例，于即位次年正月幸临甘泉宫，行郊泰畤之礼。礼毕后，他原本想留下来打打猎，借此机会好好玩几天。
没有料到，他亲手提拔的这位御史大夫薛广德上任不到10天，竟然上书规劝他道：“窃见关东困极，人民流离。陛下日撞亡秦之钟，听郑卫之乐，臣诚悼之。今士卒暴露，从官劳倦，愿陛下亟返宫，思与百姓同忧乐，天下幸甚。”
话说得很难听，弄得元帝没有办法，只好于礼毕当天便悻悻而返。
但是，薛广德给元帝制造的烦恼还没有完。
当年秋天，元帝准备西出便门，乘楼船去祭祀宗庙，但薛广德却突然钻了出来，挡在他的乘舆车前，免冠顿首地非要他从桥上通过，不能乘船。
元帝命令薛广德带好帽子靠边站，没想到人家反倒来了驴劲，说道：如果陛下不听臣的谏阻，臣就自杀，以血玷污陛下的车轮，让陛下无法进入宗庙。
元帝生气极了，正想发火。正好一位光禄大夫过来打圆场说：“臣闻主圣臣直。乘船危，就桥安，圣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听。”
元帝无奈，只得弃船从桥，但愤怒地说了一句话：没见过像你这么进谏的！
1个多月后，只当了10个月御史大夫的薛广德便被元帝以“灾异”为由，责令其光荣下岗。
经过这么一番折腾，元帝终于领悟到一条“真谛”：只有让一群惟命是从的庸才充斥朝廷，他才能够安安然然地呆在后宫享受生活。
后宫里有一位非凡的女子叫冯媛，她是宣帝朝名将冯奉世的长女。
冯媛是元帝即位后第2年选入后宫的，因为给元帝生了一个儿子，被封为婕妤。
建昭年间（公元前38年～前34年）之某日，元帝携后宫嫔妃去上林苑虎圈（豢养猛兽的皇家动物园）观看斗兽表演。
突然，一只大熊逃出圈门，直奔元帝而来。它还攀上围槛，企图窜入大殿。
帝宠最隆的傅昭仪和其他随行嫔妃都吓得四处逃散。唯有冯婕妤挺身而出，挡在元帝身前，与大熊对峙，直到左右卫士赶来将它杀死。
元帝觉得很奇怪，便问她：见了大熊，谁都害怕，你为什么偏偏正对着它站着不动呢？
冯婕妤回答道：“猛兽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坐，故以身当之。”
元帝大为感叹，从此更加敬重她。第2年夏天便封她为昭仪，与傅昭仪平起平坐。
冯家当时在朝野均有重望。冯奉世此时已经去世，次子冯野王以政绩出众被擢升为大鸿胪，位列九卿。
石显想拉拢冯家，便举荐冯奉世三子（时任谒者）冯逡为侍中。但在皇帝召见时，冯逡却反过来告发石显弄权。元帝大怒，从此不再提拔他。
后来，御史大夫李延寿（即繁延寿）病故，朝中群臣以“大鸿胪（冯）野王行能第一”，举荐他接任御史大夫一职。
元帝征询石显的意见，石显不动声色地说：虽然九卿中没有人能够比得上冯野王，但他是冯昭仪的亲兄长，我担心后人会认为陛下任人唯亲，竟然以外戚为三公。
其实元帝本来就不想用冯野王。经石显这么一说，他才恍然大悟，终于找到了一个天衣无缝的理由，喜出望外地对石显说：你说得太好了，我怎么就没有想到这一层呢？
于是，元帝表面上嘉许了冯野王一番，实际上却对他废而不用；反而以太子少傅张谭接任御史大夫。
其实冯野王是元帝朝最令人瞩目的一颗政治新星。宣帝期间，他年仅18岁便初露大志，上书毛遂自荐为长安令。“宣帝奇其志，问丞相魏相，相以为不可许。”
冯野王后来历任当阳、栎阳、夏阳三县县令；“元帝时，迁陇西太守，以治行高，入为左冯翊。”
冯野王任左冯翊不久，辖区内的池阳县县令以为他不过是一位靠外戚背景爬上来的公子哥，没有不把他放在眼里，依然一如既往地大肆贪污受贿。
冯野王的督邮官（掌管官员监察）查实这位池阳令监守自盗十金，但他却拒不服捕，被督邮官格杀。他的家人上书申冤，说是冯野王在公报私仇。
元帝批示廷尉查办。
督邮官向前来调查的官员声明：如池阳令有冤，我愿自杀谢罪，以证明冯野王的清白。
于是冯野王名声大振，迁为大鸿胪。
由此可见，元帝冷落冯野王的举动，其实非常符合逻辑：冯家名重当世，可以说是重望所归，但却不是趋炎附势之徒；连冯昭仪也不是以色取宠的等闲女子。如果让冯野王位列三公，万一这一家子人的脑子进了水，“里应外合”地成天规劝自己走正道、勤政事、远佞臣，那么，届时无论如何处理都是一件左右为难的棘手事。
因此，对元帝来说，要想延续眼下的“神仙日子”，就必须对冯氏兄弟采取敬而远之的疏远策略，以防“患”于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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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屋失娇”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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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自己也悲愤过度，得了忧郁症。为了让太子尽快走出旧情的阴影，宣帝便指示邛成王皇后从皇宫家人子中挑选几个不错的女子去伺候他。所谓“家人子”，是指宫中没有名分的宫女，是一些“储备”待召的女子。
邛成王皇后一共挑了5位家人子供太子选择。王莽的姑母，年仅19岁的王政君便是其中一位。
邛成王皇后把这5个女孩都叫到一起，让婢女问刘姡不赌囊桓觥Ｆ涫盗鯅＇一个都不喜欢，只是不得已才敷衍道：随便哪个都可以。
当时王政君坐得离太子最近，而且就她一人穿着大红色的外套，显得格外的突出，问话的婢女就以为刘姡档氖撬Ｓ谑牵龀赏趸屎蟊惆淹跽偷搅颂庸５蓖硪恍叶校⒂诟事度辏ü�51年）生下刘骜。
2年后，宣帝驾崩，太子刘姡Ъ次唬俏⒃邸Ａ蹑窳⑽樱跽菜忱沓烧碌亓⑽屎蟆Ｍ趺Ъ易宕哟说巧衔骱和醭恼挝杼ǎ馐呛蠡啊�
大概是因为当年年轻的太子妃王政君让颓废的元帝感悟了到女色对心情愉悦的独特作用，即位之后，他便不遗余力地狠抓“后宫建设”，从全国各地广采良家女子充实后宫。年轻美貌的才女王昭君（王嫱）便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入宫的。
据《西京杂记》的描述，元帝后宫的美女实在太多了，根本不可能一个个当面鉴赏。他便让“黄门画者”（宫廷画工）把她们的肖像全都画出来，交给自己挑选。
宫女们的命运鬼使神差地掌握在了画工们的手中，她们便争相向这些画工行贿，多则10万钱，再少也不低于5万钱。负责给王昭君画像的画工叫毛延寿，王昭君自恃才貌双绝，不愿屈身相求，更拿不出这么多钱来贿赂他。毛延寿便在她的脸上随手点了一颗黑痣。
元帝对这么一个并不完美的女子，自然提不起兴趣。因此，王昭君入宫好几年，都没有机会被召幸，内心的委屈与悲怨不言而喻。
据《后汉书》（南朝宋·范晔著）“南匈奴传”记载，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正月，匈奴韩邪单于入朝求婚。当时匈奴最强大的郅支单于所部已经被陈汤剿灭，韩邪单于远远构不成对帝国安全的重大威胁，这次入朝求婚自然也不可能受到多么大的重视。
元帝打算从后宫随便找5位宫女许配给他了事。王昭君因为连年不得召幸，愤而向掖庭令要求远嫁匈奴。
元帝大排酒宴为呼韩邪单于饯行，席前把5位宫女叫出来一一给他过目。“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景裴回，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匈奴。”
元帝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皇宫里竟然藏有如此国色天香的女子。他在见到王昭君的一瞬间便彻底后悔了，舍不得将这等天生尤物拱手相让。
但这一切都已成为既定的事实，改是改不了的。如果他贸然反悔，垂涎三尺的呼韩邪单于定然也会不依不饶，说不定还会生出什么麻烦事来。
痛定思痛之后，元帝决心彻查此事。他一天之内便把皇家的顶级画工毛延寿等人悉数宰杀，以至于“京师画工，于是差稀。”
于是，“昭君出塞”虽然成为千古佳话，却是元帝胸中永远的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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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些改写帝国的历史（1）
元帝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几乎不再亲理朝政，成天除了女人就是音乐。
某日，他把军用的战鼓摆在大殿下，自己站在大殿前的轩槛（栏杆）旁，丢铜丸击鼓，使之发出疆场进兵时的那种急促擂鼓声。
后宫嫔妃和皇帝身边的音乐家们无人能为，但定陶王刘康却能轻松做到。元帝对他的这手绝活大加赞叹，不止一次提及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