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成关键的人事布局之后，成帝接下来便可以放心地处理石显了。
他先是把石显来了个“明升暗降”，升他为“长信中太仆”。这个官职虽然相当于九卿的级别，但却与朝政中枢无缘，只能掌管长信太后（邛成王太后）的车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那时最有权势的是“长乐太后”王政君；而“长信太后”是元帝的养母，虽然论辈份是王政君的婆婆，但实权却远逊之。
石显去伺候邛成王太后，自然远不如伺候王政君那么有影响力。他原来在“中书令”（皇帝办公室主任）任内包揽的朝政机要大权，全部由王凤、张禹二人共同接管。
石显失权之后，最受震动的便是昔日对他唯唯诺诺的匡衡和张谭二人。
他们意识到必须马上划清界限，否则日后便可能一毁俱毁。于是，仅仅数个月后，二人便多次上书，弹劾石显及其党羽，条陈其旧恶。成帝顺水推舟，把石显连同其妻子（应为宫刑前所娶）及养子遣送回原籍。
石显在回乡途中因忧懑不食而病死。成帝还把他的同党、少府五鹿充宗和御史中丞伊嘉分别贬为玄菟太守和雁门都尉，其他党羽也悉数非免即罢。
成帝原本以为处理石显之后，顺理成章地加重了王凤和张禹二人的权威，形成二人共同辅政的局面，自己这个皇帝当起来就会从容得多。但他显然还是太欠火候，在对二人的判断上存在严重的失误，以至于局势的发展完全超出了他的控制范围。
首先是高看了张禹。
张禹与王凤“共领尚书事”后，不但无所作为，反而被后者日渐强势的作风吓得寝食难安，竟然好几次以生病为由提出退休，弄得成帝非常被动。
成帝一方面推心置腹地和他说心里话，坦陈自己面临的困难以及对他的倚重与期待；另一方面又软硬兼施地“加赐黄金百斤、养牛、上尊酒，太官致餐，侍医视疾，使者临问”，逼着他收回辞呈，安心工作。
在西汉王朝，皇帝赏赐中有两样东西意味深长：一是酒，一是牛。通常来说，如果有功之臣受到这样的赏赐是一种褒奖；但无功而赏此二物，则有可能是暗示赐对方自尽。
张禹接到这两样东西后，惶恐不堪，只得硬着头皮继续留任。于是被赶鸭子上架，于河平四年（公元前25年）六月任丞相。
成帝安排这样一个窝囊废和王凤搭档，是否失策且不论，但或多或少也是无奈之举。识人用人本来就不是成帝的强项，而且他也无人可用。但无论如何，这样的人事安排，实际上为王凤日后的“专权”铺平了道路。
张禹的自私和胆小，对成帝朝产生了极其深远的负面影响。数年以后，已经从丞相高位上退休的张禹和王凤的弟弟王根结怨。因为担心王氏报复，他竟然主动替人家的说好话，使成帝彻底放弃了对王氏的警惕。
其次是小看了王凤。
在成帝即位之前，王凤在朝中还算不上是个大角色。因此，成帝自以为对他的重用，不会使之在短时间内形成尾大不掉之势。
但成帝并不知道，自己的这位亲舅舅有一个令他个皇帝外甥望尘莫及的本领：对人才的识别、作用和激发能力。这恰恰是作为全国“一把手”的成帝最应该具备的基本能力，但却偏偏是他的软肋。本书后文还会谈到，正是这个软肋，才让他被自己的表弟淳于长狠狠地调戏了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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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权之路（一）：自固营盘，钳制对手（1）
王凤就任首辅后做的第一件大事，便是四处网络人才以自助。
他很幸运地把一位当世“高人”纳入幕府，成为自己的核心智囊。此人便是宣帝朝御史大夫杜延年的儿子杜钦。
杜钦是一位才子，在京师“衣冠”（当时对士大夫及贵游子弟的统称）圈子里的知名度非常高。长安当时还有另一位同样知名的人物，叫杜邺。二人的字都是“子夏”。杜钦有一只眼睛失明，“衣冠”们便称他为“瞎子杜子夏”，以区别于杜邺。
杜钦对这个称呼非常反感，便琢磨出一个办法，把自己头上的冠戴做得出奇的小，宽、高只有两寸，看上去非常另类。于是大家便心领神会，便称他为“小冠杜子夏”，杜邺为“大冠杜子夏”。
杜钦此人“少好经书”，“为人深博有谋”，算是那种把书读得通透而生智慧的人，不是个普通的儒生。
杜钦的兄长杜缓时任太常，位居九卿之首，曾与王凤的父亲王禁私交甚笃。有了这层关系，二人的合作便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王凤知道杜钦因为眼睛的缘故不喜欢做官，便在自己分管的系统内为他谋了个 “大将军军武库令”的闲差，后来索性直接把他安排到自己的大将军幕布府里去，“国家政谋，（王）凤常与（杜）钦虑之”。
王凤的第二个重要举措是收编谷永。
谷永也是一位饱读经书的儒生，曾于建昭年间（公元前38年—前34年）因御史大夫繁延寿（即李延寿）的举荐任太常丞。
此人是元、成二朝有名的言官，特别喜欢上书议论朝政及评价皇帝的得失。虽然他在上书时常有不敬或冒犯之语而令天子怏怏不快，但他的文章写得非常好，正好元、成二帝均好文辞，便也没有太多和他计较。
建始四年 （公元前29年） 夏，刚刚就任丞相的王商（宣帝舅族的代表人物）策动了一场针对王凤的大讨论（后文详述）。
在这场大讨论中，数十名应对者都把矛头齐刷刷地指向王凤。只有谷永把矛头指向许皇后，杜钦随后跟进。二人成功为王凤解了围。
这是谷永欲与王凤结盟的一个明显信号，于是王凤便把他擢升为“光禄大夫”。谷永趁机投怀送抱，专门给王凤写信，表达感谢和效忠的决心。其时张禹也是光禄大夫，但有多项加官，实际地位远在谷永之上。
王凤对谷永的“收编”，看似平淡无奇，实则深藏玄机。其妙有三：
其一，王凤虽然身为首辅，位极人臣，但在朝中还远未形成“我言一出便鸦雀无声”的绝对强势局面；甚至时常有不同的，甚至是直白的反对声音出现。
西汉王朝有一个传统，国家的重大决策要事前提交公卿大夫们公开讨论。在这样的公开讨论过程中，如果没有能人站出来策应，王凤便很难施展得开拳脚。
即便是非公开的讨论（通常是一对一地向皇帝上书）的情形之下，也有可能被政敌占了上峰。
在这种情况下，王凤便需要一位“超级枪手”来与自己互为犄角。有一些他本人不方便直接出面发表意见的问题，需要这位“超级枪手”站到前台来和政敌交锋。
王凤的这个想法大概由来已久。3年前，即建始元年，他任首辅还不到10个月，便因“兄弟五人同日封侯”而遭到谏大夫杨兴等人的弹劾，幸亏当时的政坛新秀薛宣帮他解了围。
然而，这位“超级枪手”的人选，必须符合4个条件：
1。此人必须具备足够的经学素养，最好还要有出众的文采。
西汉王朝从宣帝开始，便逐渐在表面上形成了“经义治国”的风气，重大疑难问题的判断，如无明文规定或无本朝先例可循，便以对“经义”的解读为参照。元、成二帝都是儒家经学的虔诚信徒，因此，此风气在元、成二朝愈演愈烈。一位大臣如果没有深厚的经学素养，非但会被朝臣们讥讽，也不可能对皇帝有任何说服力。成帝偏好文辞，文采风流的臣子必定会占很大的便宜。
2。此人必须具备非凡的雄辩能力和逻辑推导能力，而且还要有敏捷的反应。朝中大儒云集，各种论调常常防不胜防。只有这样的素质才能在关键时刻担当“舌战群儒”的重任。
3。此人必须拥有“敢犯颜直谏”的公众形象。这样的形象容易先入为主地赢得公众的同情分，不但会给政敌造成极强的杀伤力，同时也是一副自我保护的结实铠甲。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专权之路（一）：自固营盘，钳制对手（2）
4。此人必须完全、彻底地效忠自己。同党一旦反水，便比毒蛇还要致命。
谷永完全具备上述4个条件，自然成为王凤心目中的最佳人选。
其二，在收编谷永之前，这个角色是由杜钦来担当的。
成帝即位之初，杜钦便在不多的几次出手中表现出了过人的才华。他甚至具备一个谷永没有的优势：观点独到，气势非凡，论述简洁而严密，令人叹为观止。
但是，杜钦已经不适合再担当这样的角色了。原因之一是他此时已经颜面扫地。成帝即位之后，王太后下诏广采良家女充实后宫。杜钦上书，引经据典地力陈女色之弊，提出“帝娶九女”的一整套完整理论。杜钦的一个侄子曾与王太后的妹妹王君力私通，适逢事发。成帝对杜钦上书的反应也非常精妙：不对他的观点做出正面的回应，只是把这件事通报给他。杜钦一时羞愧难当，甚至提出了辞职。
此事从此便成了成帝拽在手里的一个把柄，也成了杜钦的一块的心病。
同时，杜钦是王凤最倚重的智囊，王凤也要他从朝议中彻底解脱出来，潜心发挥更大的价值，不宜冲到前台来。即便没有谷永的出现，王凤迟早也会把他解脱出来。
收编谷永，正好解放了杜钦。
其三，彻底钳制张禹，解除其可能产生的威胁。
张禹除了和王凤“共领尚书事”之外，还有一项名正言顺的职责：对朝中事务发表意见（光禄大夫）。王凤收编谷永后，也把他提拔为光禄大夫，虽然没有张禹身上的那些加官（诸吏、给事中），但至少在名义上与张禹的这项职责相重叠。
王凤此举，颇有些类似现代球类运动中的“盯人战术”。让谷永“盯死”张禹，免得让后者“独领风骚”。如果张禹有任何不利于王凤的言论的话，谷永便可以在“议论”的层面，名正言顺地做出针锋相对的回击。
谷永的地位虽然远不如张禹，但锐气和才气均远胜之。有了王凤的暗中支持，在张禹的窝囊与怯懦面前，谷永的底气十足，份量便也成倍增加。
谷永看紧张禹，王凤便可以放下心来做其他更重要的事情。
除此之外，王凤还有一个“救身圈”，便是他的妹妹王太后。王太后是原本只是一位普通女子，是历史的偶然把她一步步推到了母仪天下位置。她还在成帝去世后的20余年间，鬼使神差地成为影响帝国命运的平衡木。
王太后对成帝的特殊影响力，与三个因素密不可分：
其一，成帝在漫长艰险的太子生涯中，因受先帝更立太子的烦扰，尝尽了无助与忧惧。母子二人在这一段同受冷落的岁月中相依为命。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坚定了深厚的母子之情。
即使在成帝君临天下之后，他在王太后的眼里，首先是自己唯一的儿子，其次才是一国之君，对他更多的是母亲对儿子的溺爱。成帝好色，王太后便四处张罗“采良家女”来充实后宫，只为让自己“苦尽甘来”的儿子尽可能生活得高兴一些。为此，她全然不顾别人的劝谏，甚至杜钦和王凤以“好色折寿”的理由相劝，她也全然不顾。
其二，西汉王朝始终奉行“以孝治天下”国策，按当时的观念，太后享有当然的影响力。
其三，成帝本人的性格是柔情多于决断。
在此后与王氏外戚集团的冲突与纠葛过程中，许多个关键时刻，成帝虽然心如明镜，而且胜券在握，但却都因为柔弱寡断，而在下最后决心之前选择了放弃。
这样的性格决定了他不可能独立于母亲王政君的影响力之外。
王凤是王政君的大哥，也是王氏家族的代表和顶梁柱。他把王太后这个关键的筹码运用得恰到好处，不仅给自己创造了一个最后的“救生圈”，使之成为自己与成帝之间一个重要的回旋余地和缓冲地带，更重要的是，他巧妙地利用王太后对成帝形成一种微妙而有效的制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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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权之路（二）：制服宿敌，肃清障碍（1）
外戚辅政的身份虽然给了王凤特殊的威力，但此时朝中各大外戚集团势力的较量还处于各不相让、伯仲难分的胶着状态。
王凤并不占绝对的优势。他必须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削弱其他外戚的力量，否则便不足以巩固自己的地位。
成帝即位时，许嘉任大司马车骑将军一职已有8、9年，但他并未深度参与中央的日常政务，因此王凤没有过多在意他的存在。深谋远虑的杜钦提醒王凤说：别看今天许、王两家相安无事，但许嘉身居重位，且有许皇后做内应，即便你处处尊之敬之，也难免哪天因“轻微细渺之渐，必生乖忤之患”。
正好许嘉年事已高。王凤便设法做通了成帝的工作，策免了他的大司马车骑将军职务，授权“特进”的荣誉职务。
许嘉的光荣退休，标志着许后一族被成功“解除武装”。
如果荐退许嘉是防患于未然的话，那么，消灭王商便是清除前进道路上的最大现实障碍。
这个王商与王凤的一位弟弟重名，同样是当年拥佑太子的功臣。他是宣帝生母王夫人的侄子，素以肃敬敦厚著称。
王商早在宣帝朝时，曾继承父亲的侯爵后便把家产分给了几个同父异母的兄弟，自己却分文不取；后因“行可以励群臣，义足以厚风俗”而拜为诸曹、侍中、中郎将。“侍中”一职在西汉王朝是加官，在名义上可以算作是皇帝的近臣，并有出入宫禁的特权。王商在元帝朝升任右将军、光禄大夫，以外戚重臣辅政。
成帝即位后对他非常敬重，迁为左将军。建始四年（公元前29年）三月，王商接替上年年底因擅自兼并土地被免为庶人的匡衡，出任丞相一职。
丞相一职在“三公”中原本排第一位，自从霍光以大司马大将军辅政（首辅）之后，便排在了第二位，居首辅之后。
王商的气质雄沉威重，身材高大，英俊帅气，阳刚气十足。在他担任丞相的最后一年，他曾在未央宫白虎殿接见匈奴复株累单于。单于拜谒，他起身离席迎上前去，不料把身高平平的单于镇呆了，“（单于）大畏之，迁延却退。”
成帝闻知此事后感叹道，“此真汉相矣！”
杨肜是王凤的儿女亲家，时为琅邪太守。某年，琅邪郡一连发生了14起天灾。根据官学（儒家经学）的解释，这定然是当地最高行政长官的失德所致。
于是王商便抓住这个机会，安排部属查究此事，企图趁机剪除王凤的羽翼。
王凤出面替杨肜通融，专门找到王商说：天灾不是人力所能左右的，况且杨肜也是个不错的地方官，是不是可以暂且不予追究，留待以后再议？
王商根本不理睬他，直接上奏天子，建议罢免杨肜。
王凤看王商不买自己的账，便直接去做成帝的工作。王商的奏书报上去后，便被成帝压了下来。
此事虽然应付过去了，但凭政客特有的敏感，王凤马上意识到，王商这是在向他发出对立的信号。
如果不先发制人必将受制于人。这是官场的基本原理。王凤开始派人暗中收集王商的黑材料，一待时机成熟便发动总攻。
建始三年（公元前30年）秋，关内连续下了40多天的暴雨。有传言说，长安城内马上就要暴发大洪水了。
这个传言越传越离奇，越传越可怕，弄得人心惶惶不可终日。终于有一天，这种恐惧心理像决堤的河水一样突然暴发，“百姓奔走相蹂躏，老弱呼号，长安中大乱。”
成帝亦被惊动，亲自在未央宫前殿召集公卿大夫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