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西汉制度，俸禄为二千石以上的官员（各郡太守、各州刺史、朝廷列卿以上）任职满3年便可保荐自己的一名同父同母兄弟或亲生儿子为郎官。这项制度被称作“任子令”。
西汉王朝选拔官吏，均以“德”为第一，“能”为第二，但这个“任子令”却偏偏以“血缘”为标准，其实是皇室“血缘政治”的扩大化，无形中加剧了社会阶层的分化和贫富悬殊，有百害而无一利。哀帝下令废除此法。
虽然这些举措的影响力最终也没有能够越出皇城的围墙，远远谈不上成功，但它却向世人发出了这位新君决心励精图治的信号，从而为这个令人悲观和颓废的国度注入了希望与想像的气息。朝野上下都太需要这样的气息了。
因此，哀帝即位伊始便轻而易举地在举朝上下营造出“众望所归”的大好形势。对任何一位想有所作为的新领导人来说，无论是帝王也好，还是臣子也好，这样的形势都是弥足珍贵的。
有了这样的人心向背，哀帝就可以腾出手来剪除王氏外戚的势力了。
他首先废除了诽谤诋欺法，使官员们得以放开了胆子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批评谁就批评谁，一点儿不用担心被秋后算账。
于是很快便有建平侯杜业指控已经卸任的前任首辅王根，说他明明知道赵合德谋杀皇子，不但不向成帝上书举报，反面与她相互勾结，诋毁迫害许皇后，致使许氏家破人亡。
这个杜业本是王凤的“超级智囊”杜钦的侄儿，曾任驻守函谷关的都尉，素与翟方进及淳于长不和。
淳于长案发后先是被遣回长陵封国，要途经函谷关。王立亲自给杜业修书一封，请他务必看在淳于长老母（王太后的大姐王君侠）风烛残年的份儿上，不计前嫌，痛快放他们母子出关。
淳于长深得王太后及成帝宠信的时候，首辅王商病逝，排行老六的王立反倒让老七王根越过自己继任大司马辅政。他耿耿于怀，认为是外甥淳于长从中作梗的结果，因此便常常在成帝面前诋毁他。
等到淳于长案发后被遣回封国，出发时，王立的长子王融去送行，淳于长便拿出大量珍宝，让王融转送给王立。
收了好处的王立便一反常态地为淳于长说好话。他这么一说，反倒引起了成帝的警觉，于是便责成有关部门立案调查。王立做贼心虚，便让王融自杀封口。这样一来则更让成帝怀疑其中还有更重大的隐情，便把淳于长重新逮捕起来拷问究竟。淳于长终于把自己调戏许皇后的罪行交待出来。
淳于长再度被捕后，丞相翟方进便派人到函谷关，从杜业处搜出了王立的书信。杜业便以“听请”之罪被罢官免职。
在当时看来，淳于长有罪，身为函谷关都尉的杜业理应为难他一番，至少不能让他轻轻松松就这么过去。杜业没有这么做，便是“挟私枉法，听受请谒”。
哀帝甫一即位，聪明的杜业便觉察到了王氏家族的末日，他自己曾因王立而受牵连。“诽谤诋欺法”一废，他便抓住这个时机与王氏家族划清界限。
杜业的上书正好迎合了哀帝的心思。哀帝很小便由祖母傅太后抱养教导，傅太后是王政君的老对手，自然少不了在他耳朵边灌输关于王氏弄权骄横、为害社稷的坏话，因此，哀帝对王氏家族始终没有什么好感。但考虑到自己刚刚即位，立足未稳，便暂时没有拿他们下手。
1个月后，司隶（校尉）解光又上书攻击王根、王况，说王根还没有等到大行皇帝的灵柩下葬便公然迎娶掖庭乐工殷严、王飞君等人回家寻欢作乐，王况也娶皇宫贵人为妾，犯了“大不敬”之罪。
鉴于王根当初收受了傅太后的贿赂之后，曾经在哀帝即位的问题上有“重大立功表现”，因此便免于追究刑事责任，遣就其封国；王况则被免为庶人，流放故郡元城（今河北大名），同时把王根、王商（王况之父）举荐的官员悉数罢免。
而此前，刚刚就任大司马1年多的王莽已经自动辞职。王氏家族在朝中的势力清除殆尽，只象征性地留下王谭的两个儿子王去疾和王闳分别担任侍中和中常侍的虚职。
“恶霸”般的皇祖母（1）
这样的局面让傅太后兴奋无比。她在哀帝即位前长达19年的漫长岁月中处心积虑地在他的内心深处成功培养出对王氏专权根深蒂固的反感，但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作为必然的“副产品”，也使他同样反感西汉王朝外戚干政的传统。
哀帝从一开始便把王氏势力当成了自己治理天下的主要障碍，但却也没有料到真正的障碍却是自己的亲祖母傅太后。祖孙两代人的矛盾冲突注定不可避免。
但是，血毕竟要浓于水，哀帝对傅太后更多的是迁就和忍让。为了照顾她的情绪，哀帝甚至不惜与朝中重臣翻脸。
成帝当初立刘欣为太子的时候，就曾经考虑到傅太后有可能干政的问题。为了避免这个狠毒刻薄的老太婆利用太子的地位发展外戚势力，他曾诏令傅太后和哀帝生母丁姬只能住在定陶王在长安的官邸，不得进宫与刘欣相见。
王太后为了舒缓与傅太后多年的积怨，企图准许她们婆媳二人每隔10天去看望太子1次。
成帝不同意这种做法，理由是太子今后要继承社稷大统，“当供养陛下，不得复顾私亲。”但王太后却坚持说：太子从小就是由傅太后抱养长大的，如今恩准她常去看望自己的孙儿，只不过是朝廷报答其养育之恩而已，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于是，成帝和王太后之间便达成了一个折中的妥协：傅太后可以去看太子；但丁姬则不能，因为没有抚养过他。
自从刘康当年与成帝争夺皇位失败之后，傅太后便憋下了一口恶气。在定陶国“卧薪尝胆”期间，她不惜剥夺了丁姬对刘欣的抚养权，为的便是有朝一日能够东山再起。
如今终于重见天日，她怎么可能就此善罢甘休呢？
成帝的丧事刚刚处理完毕后，便有官员请示丞相孔光和大司空何武，如何安顿傅、丁二人的居所。
丞相孔光认为，傅太后为人刚暴，长于权谋，更重要的是，她对刘欣自幼抚养教导，而且还在其即位的问题上立有汗马功劳，因此担心她会以强势姿态干预朝政。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孔光主张尽量避免傅太后和哀帝有太多的接触，为她单独另筑新宫居住。
但大司空何武却认为可以安排傅太后住在北宫。
北宫和桂宫都在未央宫的正北侧，二宫并列，东西总长度与未央宫大致相同。桂宫在西面，北宫在东面。桂宫南侧的紫房殿与未央宫之间有封闭式的天桥（时称“复道”）相通。
果然不出孔光所料，傅太后每天便从这座天桥到未央宫去找哀帝，急不可耐地对国家大事指手画脚。
这也难怪，命运让这位生就一副急性子的女人在儿孙的封国里沉寂了20多年。对她来说，每一天都是煎熬。
当时有一个叫董宏的小人物，原本只是从父辈那里继承了一个高昌侯的爵位，一直没有青云直上的机会。按照西汉王朝的惯例，伴随新皇帝即位，必然会有一股新的外戚势力趁势崛起于朝中。董宏意识到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时机，于是便迫不及待地上书奏请封丁姬为帝太后。
董宏这次上书的意图非常明显：如果丁姬被封为帝太后，那么就必须追认刘康为皇帝。只有追封了刘康为皇帝，傅太后作为刘康的母亲才有资格进而被尊为太皇太后。
但董宏写作奏书的水平实在不敢恭维，他居然举出秦庄襄王的例子来佐证自己的观点：庄襄王的生母是夏氏，养母是华阳夫人，庄襄王即位后，二人均称太后。
这种愚蠢的论述方式无异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被王莽和师丹二人轻而易举地抓住了把柄。他们并没有直接就评价是否应当立丁姬为帝太后，而是攻击董宏，说他竟把立皇太后这样神圣的大事和亡秦的先例相提并论。
其实哀帝本人并不认为给傅太后和丁姬上尊号有什么不对，但自己刚刚即位还不到1个月，面对来自首辅王莽的反对，他至少也得象征性地谦虚一下。于是，便暂且不议给傅、丁二人上尊号的事情，同时把董宏免为庶人。
这显然只是一种策略性的迂回手段，但傅太后却没有那么好的耐心。她在哀帝面前大发雷霆，非要马上称尊号不可。
哀帝被他缠得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去找太皇太后王政君，追认刘康为恭皇帝。
数日后，立傅太后的侄孙女为皇后。这样的近亲婚姻在西汉王朝的历任皇帝中并不鲜见，外戚们要想世代延续来之不易的荣华富贵。这便是一条捷径。 。。
“恶霸”般的皇祖母（2）
又过数日，哀帝下诏，尊傅太后为恭皇太后，丁姬为恭皇后，二人食邑及私府设置的规格，均分别参照王太后和刚刚册立的傅皇后而定。
傅、丁二族从此便在哀帝朝闪亮登场。
傅太后的堂侄傅迁被安排在了侍中、附马都尉的位置上。
从表面上看“附马都尉”的职责只是掌管皇帝车马，类似于今天国家元首的车队队长，但关键是做这个官的人侍驾于皇帝的左右，因此实际地位并不低。
以至于发展到了东汉和西晋时代，“附马”一词逐渐成为皇帝女婿的代称。再到后来，便有人把各级地方行政长官的女婿也称之为“某某马”。
欧阳修在他的小说集《归田录》卷二中，便曾不无讥讽地说：“皇女为公主；其夫必拜附马都尉；故谓之附马。宗室女封郡主者；谓其丈夫为郡马；县主者为县马；不知何义也。”
在西汉王朝，像附马都尉这种表面看上去微不足道，实际举足轻重的官职并不在少数。
但这位凭着姑母的权势一步登天的花花公子却不务正业，成天琢磨一些下三烂的歪门邪道，还四处传播禁中机密，显示自己有多么的了不起。哀帝实在看不顺眼，便下诏免了他的职，要把他赶回老家去。
连策免他的诏书都已经下了，但人家傅太后却说什么也不依不饶，在哀帝面前大光其火。哀帝拿她没有办法，又只好把傅迁留下。
孔光和师丹对此深为不满，给哀帝上书说：诏书里明明说他“巧佞无义，漏泄不忠，国之贼也”。天子无戏言，如果再留下他，无论对天子的威信还是朝廷的风气，都会产生非常恶劣的影响。
他们强烈建议哀帝不要收回成命，“以销奸党，应天戒。”但哀帝却不敢和自己的祖母对着干。无论大臣们怎么说，他最终还是收回了自己的成命。
班固在《汉书》中述及此事，用了一句话，“（哀帝）胁于傅太后，皆此类也”。
傅太后得势之后，念念不忘当年与她平分元帝之秋色而并称“昭仪”的冯媛，非要置之死地而后快。
元帝驾崩后，冯媛便随儿子中山王刘兴去了他的封国。
刘兴已经在两年前病故，留下一个两岁的儿子叫刘箕子（后即位为平帝），由祖母冯媛亲自抚养。这个孩子还未满周岁时，便得了一种被称之为“眚病”的怪症，看什么东西模糊不清，甚至时常还会出现“幻视”症状。
这种病在当时被称作是“妖病”，因为患者的幻视被认为是看到了不应该看到的祟形鬼影。
冯媛费了许多周折也治不好，只得求助于鬼神的保佑。
哀帝听说了这个情况，便派一个叫张由的中郎官带着医生去给刘箕子看病。但这位张由患有狂躁病，还没等到看完小王爷的病，他自己倒犯了病，发怒跑回长安。
回到长安后，张由的病倒是好了，但麻烦却来了。他担心受到处罚，便在回答尚书的审讯时编了一个故事，诬陷冯媛以巫术诅咒天子及傅太后。
傅太后正好利用这个理由，派御史丁玄立案调查，把中山国的侍从、官员、冯氏子弟等100多人全部逮捕，分别押往洛阳、魏郡和巨鹿三地关押起来。
如此折腾了几十天也没有搜出什么像样的证据或证词。
傅太后不甘心，便重新派中谒者令史立，会同丞相长史、大鸿胪丞等三方组成联合调查组，重新审理此案。傅太后私下向史立许诺，如果此案办得令她满意，事成后必有封侯之赐。
史立心领神会，便将冯媛的妹妹冯习、冯参的###君之等治罪，死者多达数十人。
严刑拷打及威逼利诱之下，巫师刘吾供认说确有诅咒之事。医生徐遂成甚至指认冯习和君之二人串通他谋杀哀帝，还对他说：早年曾有一名姓修的医生用针灸治好了武帝的病，获得过2千万的赏赐；给当今天子治好了病，却连个侯都封不上，不如杀了他，让中山王继位，定然会获丰厚的封赏。
史立便以刘、徐二人的供述为依据，上书弹劾冯媛等人谋反，大逆不道。冯媛被抓了起来审讯，她却始终不认罪。
史立便对她说：想想你当年为了元帝安危，挺身而出挡在大熊前面，何其英勇啊，如今为何变得胆小如鼠了？
冯媛转过脸去对在场的人说：这些都是宫中的话、前朝的事，他一个小官吏是怎么知道的？这分明是想要诬陷我。
“恶霸”般的皇祖母（3）
冯媛说完，便饮药自杀。
冯媛之死，使傅太后多年的积怨终于得到了痛快淋漓的宣泄。她也没有失言，事成之后便对“有功之臣”论功行赏：患狂躁病的张由因祸得福，以最先告发冯氏而获赐关内侯。古今中外，因患神经病而获封侯者，恐怕除了张由不会再有第二人了。史立办案有功，晋升中太仆，掌管皇太后车马。
朝野上下、官员百姓，无不同情冯氏之冤。司隶（校尉）孙宝路见不平，上书请求重审此案。
傅太后大怒道：皇帝设你这个司隶，难道是用来对付我的吗？冯氏谋反之事清楚明白，你却偏偏要在鸡蛋里找骨头，故意想出我的丑。那么好，把我抓起来好了！
傅太后这一震怒，哀帝也紧张起来，于是便按她的旨意逮捕了孙宝。尚书仆射唐林上书力争，被以孙宝朋党论处，贬到偏远的敦煌去做了一名鱼泽障候（低级追补官员）。
建平二年（公元前5年），傅太后终于如愿以偿，在自己尊号前去掉了令她生厌的“恭皇”二字，改称帝太太后（后来又改称皇太太后），恭皇后丁姬也改称帝太后。于是，皇宫中便有了王、傅、赵、丁4位“太后”。
当时王太后称长信宫，傅太后便要称永信宫。
终于可以和老对手平起平坐的傅太后开始表现出对王太后的蔑视，和后者说话时经常称呼她为“妪”。这样的称呼如果放在今天的语境中，多少有些“老娘们”或“老东西”的味道在里面，只是没有这么露骨而已。
建平四年（公元前3年）正月，举国大旱。于是谣言四起，民间盛传西王母就要降临人间。
西王母是西汉末年的一个令人恐怖的神话人物。在当时就已经广为流传的《山海经》（刘歆曾对此书做过注解）之“西山经”一章中，是如此描述西王母的：“……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意思是说，西王母居住在遥远的西方一座玉质的高山上，虽然有人的形状，但却长着豹子的尾巴、老虎的牙齿，喜欢像猛兽一样尖声长啸；平时披头散发，头上戴满了玉饰，是天庭中分管灾害、五刑和残杀的天神。所谓五刑，在西汉时指黥（刺面）、劓（割鼻）、刖（断足）、宫（阉割男性生殖器）、大辟（斩首）。
人间信奉的神灵，大多都面容慈善，能够寄托凡人对美好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