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信奉的神灵，大多都面容慈善，能够寄托凡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2000年前的西汉百姓，信奉这么一个凶煞的怪物，可见在那个时代，天下苍生之心灵，何其惶惶不可终日。
西王母降临人间的谣言越传越神乎，百姓惊恐。
关东之民四处奔走。每人手中都拿一根禾秆或麻秆，碰到别人就和对方交换一次，称作“行诏筹”。
有时候，一个人最多会在路上碰到1000多人，也就会交换1000多次。没钱的人就赤足步行，有钱的人则骑马乘车狂奔；如遇关隘或城门夜间关闭，便翻墙而入。这些人历经26个郡国，朝着京师长安的方向涌来。
这些从四面八方涌向长安的百姓，集聚在城里的大街小巷和城郊的田间地头，陈设赌博用具，以歌舞祭祀的方式尽力讨好这位即将降临的凶神。
当时甚至流传着一道更加令人毛骨悚然的西王母手谕：“母告百姓，佩此书者不死。不信我言，视门枢下，当有白发。”意思是说，西王母敕告天下百姓，如果随身携带这个手谕便可免一死；如果不相信的话，就看看自家的门枢下，一定会发现几根白头发。
凉州刺史杜邺上书对这个事件进行了一番别出心裁的解读。他依据《春秋》经义的原理指出，这个事件必定是傅太后干政所致。他说：西王母象征女人，而民间用于祭祀西王母的赌博用具本为男人之器，如今却用来祭祀西王母，便说明了天下的男人都受制于一个女人；西王母手谕中提及的“白发”，象征衰老，说明衰老之人身居尊位便难以把握局面，容易造成混乱；西王母手谕中提及的“门”本来是供人进出的，象征国家的权柄，“枢”则象征国家权柄中的关键职位。如今傅、丁二族身居朝廷显位，已经遭到上天的警示。
史书虽然没有记载哀帝对杜邺的这道上书做何反应，但可以想象，傅太后定然非常窝火。
也就在杜邺上书的这段时间，傅太后想要让哀帝封她的堂弟傅商为侯。
尚书仆射（尚书令之副职）郑崇上书谏阻，哀帝一时犹豫不定。
傅太后大怒道：哪里有堂堂天子反而受制于一个小臣的道理！
哀帝只好封傅商为汝昌侯。
哀帝即位之初，便曾追封傅太后的父亲（已故）为崇祖侯，这次反而把“崇祖侯”更名为“汝昌哀侯”，说是为了方便傅商继嗣其侯爵。
这个细节足以说明傅太后尊显其族的用心是多么的急迫，同时也说明傅氏之宠已经到了连哀帝都觉得不好意思的程度。当初这个“崇祖侯”的封号，起得就有问题。从字面上看，这样的封号不太可能由后辈继嗣。傅太后的父亲去世得早，没有亲生的儿子，她的3个堂弟中的两个，傅喜和傅晏（哀帝岳父）都已经封侯；如今又觉得再封一个傅氏子弟为侯，显然很过分。想来想去，只能以继嗣的方式来解决，于是便想出了这么个滑稽的办法来，以后辈的封号来重新矫正先辈的封号。
傅氏外戚集团的另类分子（1）
傅喜和傅晏是傅氏外戚集团在朝中最活跃的两个人物，但二人的立场与品行却相去甚远。傅晏和傅太后如出一辙，因此成为她最得力的干将。但傅喜却与他们格格不入，在傅太后看来简直就是一个吃里爬外的叛逆者。
傅喜自幼好学，品行过人，在哀帝即位时便被任命为卫尉（负责皇宫警卫），稍后即升迁为右将军，正式进入朝廷重臣的行列。
但也正在此时，姑母傅太后参与朝政的欲望令傅喜忧心忡忡。他以为自己和这位姑母关起门来是一家人，没有什么不好说的话，于是便数次向她进言，建议她不要再来搅和本来就已经一团乱麻的朝局。
刚开始的时候，傅太后只是觉得他很扫兴；接下来便对他非常失望；到最后进而发展成为对他的仇视。
哀帝即位不久，王太后便指使大司马王莽辞官回家，以避开傅太后的锋芒。王莽是当时众望所归的首辅大臣，他的离去让朝臣们感觉一下子没有了主心骨，于是便纷纷把希望寄托在傅喜身上。
但是，此时已经非常失望的傅太后，无论如何也是不会让傅喜来当这个首辅的。她非常清楚，如果他当上了首辅，以他从政的理念、立场和在朝廷的威望，自己今后指不定会有多么难过。
既然身为右将军的傅喜不可能出任大司马，于是左将军师丹便顺理成章地坐上了首辅的位置。更加出乎朝臣们意料的是，傅喜竟然被免了右将军的职务，改任光禄大夫，回家养病。
大司空何武和尚书令唐林看到这种局面，便再也坐不住了。他们二人同时上书，称傅喜为“傅氏贤子”，众望所归，让他立于朝堂之上，实乃“陛下之光辉，傅氏之废兴也”。
哀帝本人也对傅喜颇为倚重，对何、唐二人的观点深有同感。不过这时候他还有另外一番心思，担心成帝朝的重臣们过于强势，影响自己的政令畅通。他非但没把傅太后的干政当成自己的绊脚石，反而想借她的手来对朝中关键人事进行重新洗牌。
这是历代头头脑脑们都惯用的伎俩。有时候我们在一个单位里，看到某些大家都公认的品行不端之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颐指气使，为所欲为，便误以为是“一把手”昏了头、瞎了眼，竟然看不到这种“奸臣当道”的局面。殊不知这正是“一把手”自己布的局，他要借这些所谓“奸臣”之手，来达到自己并非很光明的目的，于是便对他们的行径装聋作哑，视而不见。
既然要让人家来背这个黑锅，总得给人家一点儿甜头。等到目的达到了，再来个“为民除害”，亲手铲除这些“奸臣”们。这种过河拆桥的行径，往往都会落得个“英明”的美名，让下属们心生对自己的感恩与颂扬。何乐而不为？
当然，以哀帝的年龄（仅仅19岁）、阅历，及其与傅太后血浓于水的亲情，他未必能够考虑得如此深远。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在即位之初便有意纵容傅太后，来达到对重大人事格局重新洗牌的目的。
于是便有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结局：2个月后，哀帝居然找了一个借口，策免了何武的大司空官职，保留其侯爵，遣返他回到自己的封邑，同时将大司马师丹改任大司空，把首辅的位置腾了出来。
策免何武的借口简单而牵强：他派人去四川郫县老家接后母来长安奉养，但正好遇到成帝驾崩；他担心政局动荡，沿途不安全，便暂时让后母留在老家。于是便有人上书说他用心不诚。
这正好为哀帝提供了策免他的理由。
又过了3个月，到建平元年（公元前6年）正月，哀帝再次起用傅喜，任命他为大司马，封高武侯。
虽然经过这么一次起落，傅喜还是禀性不移，依旧与傅氏家风格格不入。人家都骄奢淫逸，他却恭俭严谨，俨然是一个傅氏外戚集团里的另类分子。
此时傅太后还被称为“恭皇太后”，名号上稍逊后者一小筹，是她的一块心病。这年秋天，傅太后又指使别人上书为自己加尊号。
哀帝让朝臣们充分发表意见，绝大多数人都不敢得罪傅太后，唯有傅喜和孔光、师丹三人持反对意见。
傅太后的反应可想而知，她再一次勃然大怒——在哀帝朝，傅太后最多的情绪表现便是发怒。
一边是专横刚暴的祖母；另一边却是德高望重的“三公”（大司马、丞相、大司空），势均力敌的两股力量互不相让，把哀帝夹在中间左右为难。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傅氏外戚集团的另类分子（2）
傅太后自然是惹不起的，他希望傅喜能够退一步，减轻一下自己的压力，于是便采取了“舍卒保车”的策略，先策免了师丹，想以此来打动傅喜。
正好师丹这一段时间的表现也很让哀帝恼火。
当时不知是谁给哀帝上书说：远古的先民都是以龟甲和贝壳作货币，如今却用金属铸币。这东西造价太高，所以才把老百姓都给拖穷了。建议朝廷再改回去，重新以龟甲和贝壳为货币。
哀帝便问师丹，师丹说可以改。
于是哀帝又指示群臣公议，大家都认为现行的钱币已经通行了很久，老百姓都习惯了，一下子改回去是不可能的。
这时的师丹年事已经很高。他忘了自己曾经对哀帝说过的观点，竟然又反过头来赞同群臣的意见。
还有一次，师丹让一个下属替他写奏书。这家伙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帮师丹写好后自己又抄录了一份拿在手中。
这事儿很快便传到了丁、傅外戚子弟们的耳朵里。他们便指使同党上书告发师丹，说他把上报天子的密奏到处乱传，弄得满世界的人都知道了。
在如何处置师丹的问题上，朝臣们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最后还是丁、傅外戚势力占了上风，哀帝便顺水推舟把他给免了。
但令哀帝没有想到的是，罢免了师丹竟也打不动傅喜。他依然是一根筋，非要坚持自己的观点。哀帝实在没有办法，数月之后便连他也一并免了。
再一次取胜的傅太后决定乘胜追击。
杜业当初在攻击王根的同时，便向哀帝举荐了赋闲在家的后将军朱博。哀帝便于1年前重新起用他继师丹为大司空。朱博不久便建议再把“大司空”一职重新改为“御史大夫”，他自己便被重新任命为御史大夫。
东山再起之后的朱博大概是老糊涂了。他居然和傅太后联合起来，共同打击丞相孔光。孔光被免为庶人，身为副丞相（御史大夫）的朱博便递补为丞相，少府赵玄则被擢升为御史大夫。
这时，黄门侍郎扬雄提醒哀帝说：朱博比较强势，多权谋，是个将军的好材料，但却不适合做丞相。
但哀帝根本听不进去。
孔光被拿下后，傅太后仍然不放心傅喜，于是便让傅晏游说朱博站出来，提议把傅喜的爵位也一并免了。朱博感觉到自己一个人的力量实在有限，便去串通御史大夫赵玄一并上书。
赵玄感到很为难，便对朱博说：傅喜的事情已经有了定论，如果再提出来是不是不合适啊？
朱博生气地说：可我已经答应了人家傅晏，匹夫之间相约，尚且要以死报之，何况人家还贵为皇后之父？你不想帮我，那我就只好去死了。
赵玄无可奈何，只得应允。
哀帝非常清楚傅太后对傅喜的仇视，接到朱、赵二人的奏书后便怀疑是她在幕后指使，于是派尚书去把赵玄召来询问。赵玄心虚，很快便把事情的原委和盘托出，对自己与朱博的阴谋供认不讳。
哀帝大怒，下令左将军彭宣牵头，由其他部门参与，对此事立案调查。调查结果属实。哀帝便派人逮捕朱博。朱博自杀。
陈圣刘太平皇帝
这时已转眼到了建平二年（公元前6年）上半年，哀帝即位刚好2周年，差不多完成了朝中人事的洗牌。
但这并非意味着这位年仅21岁的皇帝从此便可以鸿图大展了。另一个更加严峻的考验已经向他悄然袭来。
哀帝即位不久，便被发现患上了“痿痹”病，也就是今天所说的肌肉萎缩症。不用说是2000年前的，就是在医学高度发达的今天，这种毛病依然是公认的顽症。这种罕见的怪病带来的痛苦与恐惧，让他束手无策。
早在成帝朝便有一个叫甘忠可的齐人写了两套“大书”，一套叫《天官历》，另一套叫《包元太平经》，长达十二卷。甘忠可在此书中宣称：“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他还利用此书在当地广收信徒，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夏贺良、丁广世、郭昌等人。
刘向上书说这些人是在假借鬼神名义蛊惑人心。成帝便下令逮捕甘忠可。结果还没有来得及定罪，他便病死在狱中。于是夏贺良等便将传教活动转入地下。
就是在今天，身处绝望与无助之中的人们尚且会本能地从某种能超自然的力量中寻找寄托和希望，何况2000千年前的这位少年天子？
哀帝当时在这方面最信赖的人有两位，一位是骑都尉李寻；另一位是司隶（校尉）解光。
二人都是以经义诠释天灾起家，也都喜好甘忠可的那两套书，于是便竭力向哀帝推荐。哀帝将信将疑，便向刘歆征求意见。刘歆认为这两套书与《五经》之义不合，反对哀帝采纳之。
但解光对哀帝说：当年是刘向上书把人家甘忠可抓起来的，他是刘向的儿子，当然不可能赞成该书的思想。
于是，哀帝数次召见夏贺良等人。
夏贺良对哀帝说：汉家当下正面临中道衰微的命运，应该采取措施顺应天命，成帝就是因为漠视天命，才遭到了绝嗣的厄运。陛下如今久病不愈，天下又数现灾异，这分明是上天在警示人君。陛下只有尽快更改年号，才能延寿命、生皇子、平灾异；如果明知此道而不行，陛下不但会遭受短寿之殃，而且还会有洪水肆虐天下，火灾四起，生灵涂炭。
哀帝被他说得动了心，便希望在这方面做一些努力，兴许可以让自己的病情有些好转。于是，他便依照夏贺良等人的意思：大赦天下；把通行的每昼夜100度的漏刻计算方式改为每昼夜120度；以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将元年”；给自己上尊号为“陈圣刘太平皇帝”。
但这个诏书下了1个多月，哀帝的病情却不见有丝毫好转。
夏贺良等人又想出个新主意，怂恿哀帝按他们的意愿改革朝政，但这回却遭到大臣们的激烈反对。他们便反过来说这些大臣都不知天命，建议罢免丞相和御史大夫（当时为朱博、赵玄二人），改由解光和李寻辅政。
这下哀帝突然醒悟过来了。他一方面立即逮捕夏贺良等人，另一方面迅速下诏收回前道诏书，宣布前面的诏令无效。李寻和解光被减死罪，流放敦煌。
成帝以前，犯人的流放地大多为广西合浦，到哀帝朝便逐渐改在了敦煌。
这次尝试受挫之后，哀帝转而以另一种方式寻求天助，把成帝朝的700余所神祠悉数恢复。但很快便证明一切努力都是白费功夫，没有人能帮得了他，也没有神能保佑得了他。
这一切都发生在建平二年（公元前5年）。对哀帝来说，这是一个充满痛苦、绝望而又孤独的年份，他分明感觉到自己的生命正在坠入无底的深渊。
“同志”的拯救（1）
幸亏一次“美丽”的邂逅，出乎意料地给他的灵魂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拯救，一种前所未有的激情把他内心深处的绝望和孤独驱散殆尽。
这一年四月以后的某一天，具体的日期和时辰均不详，有一位郎官依例来到哀帝的大殿下报时。
哀帝抬眼看去，顿然被他的仪貌所倾倒。此人便是董贤，一个比美女还美丽的男人。
《汉书》里对董贤直接的描绘只有6个字：“为人美丽自喜。”“自喜”的意思是指自恋或自我欣赏。
我以为这是80余万言的《汉书》，在众多人物的描绘中最生动传神的一处。这6个字的前后文为，“（董）贤传漏在殿下，为人美丽自喜，哀帝望见，悦其仪貌，识而问之”。如此文字安排的绝妙之处在于，它不仅使董贤的形象、气质和神态跃然纸上，更向读者传递了哀帝对董贤的第一印象——“为人美丽自喜”。
哀帝主动问了一句：你就是太子舍人董贤吗？（太子舍人是董贤在哀帝为太子时的官衔）
紧接着便把他叫入殿中说话，当即拜他为黄门侍郎，让他可以名正言顺地陪在自己身边，随后又问起他的父母家人，得知他的父亲以云中侯的爵位赋闲在家，便在当天征其为霸陵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