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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貌岸然的儒学宗师（3）
韩延寿不忍拒绝，每个人敬的酒他都喝，总共喝了一石多。
他请前来送行的旧部分头感谢百姓们说：有劳大家远送，我韩延寿今天虽死无所恨了！
“百姓莫不流涕。”
临死之前，韩延寿一切都明白了，但一切都晚了。他告诫自己的三个儿子以自己为戒，韩氏子孙世代都不要再做官。
成功狙击冯奉世和韩延寿两位重量级宿敌之后，春风得意的萧望之，欲望空前膨胀，开始愈发急迫地死盯着丞相的位置。
他想把丙吉拉下马，好让自己顶上去，于是便向宣帝上书说，“百姓或乏困，盗贼未止，二千石多材下不任职。三公非其人，则三光为之不明，今首岁日月少光，咎在臣等。”
这些话表面上是自谦，但明眼人一看便知是在攻击丙吉。但他低估了丙吉在宣帝心中的份量。
宣帝出生才数月，便遭遇了“江充巫蛊事件”，虽然得以幸存，但仍收押在诏狱中。当时的典狱长丙吉冒死把他保护了下来，在狱中供养到5岁。虽然对宣帝有救命再生之恩，但丙吉却始终守口如瓶，只字未提。后来还是一个及其偶然的机会，宣帝才获知全部内情。
萧望之这一次显然失算。宣帝为此很不愉快，派人狠狠地批评了他一顿。
其后不久，又有丞相司直（协助丞相掌管监察）繁延寿上书举报萧望之所犯之罪四宗：
其一，慢侮老丞相丙吉。
其二，经常指使下属官员驾着自家车马，去杜陵老家为他办私事。
其三，让幕僚穿着官服为他老婆的马车开道。
其四，指使幕僚替他做买卖，还让人家自己掏腰包，拿出10万3千钱来作为经营利润。
宣帝将萧望之贬为太子太傅，与原任太子太傅黄霸对调。仅仅数月之后，丙吉去世，刚刚上任的御史大夫黄霸升任丞相。
元帝即位后，史高位居首辅，为大司马车骑将军、领尚书事（分管皇帝秘书处），主持中央日常事务。萧望之虽然只是史高副手，但显然更得元帝的信任。
史、萧二人向来不和。早在宣帝朝，弘恭、石显便与史高暗中结成同盟，在朝议中常常与萧望之一派的意见相左。元帝即位之初，萧望之便向元帝建议防止宦官和外戚参与朝廷机要。元帝不听。两派的矛盾更加不可调和，很快升格为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
曾任太子太傅的萧望之曾经成功地使元帝迷信儒学才是唯一正确的“王道”，彻底排斥法家刑名之学的“霸道”，放弃西汉王朝“以霸、王道杂之”的传统治国理念。以至于这位新皇帝竟然不知道“谒者召致廷尉”的术语，便是“派廷尉将某某人逮捕入狱”的意思。
恭弘、石显二人在史高的暗中支持下，诬告萧望之、周堪、刘更生（后更名为刘向）三人在宣帝朝便结为朋党、诋毁大臣、离间皇亲，企图专擅朝政，建议对他们“谒者召致廷尉。”
元帝误以为不过是让廷尉去过问一下，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让他们不要太忘乎所以；于是便不假思索地批准了弘恭、石显二人的意见。
事隔多日，元帝因故要召见周堪生和刘更生，这才知道他们早已经被逮捕入狱（时称“系狱”）。
元帝大吃一惊，愤怒地责问弘恭、石显：你们不是说只让廷尉去过问一下吗？为什么要逮捕入狱呢？
二人赶紧免冠叩头谢罪。
元帝倒也没有深究，便让石显去通知将萧望之等人无罪释放，继续供职。
这时候，史高站了出来。
他向元帝进言道：陛下刚刚即位，还没有形成“德政”之名；如果让天下人知道陛下为了自己的师傅而朝令夕改，影响不好；不如顺水推舟赦免其罪。
元帝只好采纳了他的意见。
问题在于赦免其罪并不等于无罪。因此，萧望之的官是做不成了，便稀里糊涂地被免职回家，周、刘二人也被免为庶人。
元帝被弘、石二人这么一戏弄之后，竟然没有丝毫的警惕，反而对他们宠信有加。这样的表现看上去令人匪夷所思，实质上，是元帝“平衡法”的必然结果。
萧望之稀里糊涂被罢官之后几个月，元帝越想越不对劲，便又下诏重新起用他，赐以关内侯、给事中，位次将军，每月初一、十五两次入朝进见。
这显然是在为萧望之的东山再起铺平道路。元帝的本意是要任命他当丞相。
但就在这个关节眼上，萧望之却操之过急，指使儿子王伋上书，要为自己平反。自己的处境刚刚有点儿启色，立足尚未稳，未经周密谋划和冷静评估，便冒冒失失地“反守为攻”，焉有不败之理？
元帝指示有关人员立案调查。
承办官员后来上书说，此前对萧望之的处罚，都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并没有人冤枉他；他不但不认真反省，反而指使儿子上书颠倒是非。这样做实在有失大臣之体，是对天子的大不敬，请求逮捕他。
不用说，这些官员早已经被史高或弘恭、石显二人“搞掂”了。
紧接着，弘恭、石显便趁热打铁地向元帝进谗言：萧望之在此前辅政期间，就企图排斥许嘉和史高，以达到专权擅朝的目的；如今幸蒙陛下圣恩，对他免于处罚，还重新给他赐爵封邑，允许他参与朝政。但他自以帝师自居，非但不感恩反省，反而心怀怨气，指使儿子上书，企图归错于陛下；如果不把他抓到监狱里杀杀其威风，恐怕陛下今后对他再好，他也不会领情。
元帝犹豫不决地说：萧太傅的脾气向来刚烈，他怎么可能让狱吏收监？
二人劝道：他这次犯的错，不过是说话有些过火，不是什么大罪，想必他不会有什么想不通的。
元帝便答应了。
弘恭、石显将皇帝的诏令密封好，交给谒者（宫中传令官），敕令其亲自交到萧望之手中；同时，令太常（九卿之首，主管祭祀）紧急调动执金吾（负责督察京师及附近地区治安）的部队迅速包围萧府，故意制造紧张氛围。
摆出这样的架势，分明是要给萧望之做出一个假象：他这次犯了很严重的大罪。萧望之果然上当，当真就要自杀。但萧夫人劝阻了他，认为这不像是皇上的本意。
萧望之一时拿不定主意，便向正巧在场的门生朱云征求意见。这位朱云是出了名的“轻死重义”之士，年轻时便时常与各路豪侠相往来，40多岁了才拜萧望之为师，学习《论语》。他反过来劝老师自杀以保名节。
这下弄得萧望之没有了台阶下，不自杀都不行了。
萧望之的死讯传来，元帝闻之大惊，两手一拍，撕心裂肺地喊道：先前我就担心他不肯就捕，这回果然冤杀了我的恩师！
正好遇到太官进御膳。元帝痛悔不已，为之却食，“哀恸左右”。
悲恸之余，他便把石显等人召来，把他们狠狠斥责了一番。
——这位书生皇帝显然并没有察觉出此事背后的阴谋。
石显等人还是和上次一样免冠、叩头、谢罪。
过了好半天，元帝的情绪慢慢平静了下来。他想了想，事已至此，再骂他们也于事无补，于是便不了了之。
“宦官弄权”其实是皇上精心布的局
元帝有一个习惯，在下达的每道重要诏书中，都会首先自责一番，让人误以为他成天都在为国事忧心忡忡。不仅如此，他还会故作开明地要求社会各界对自己的问题畅所欲言，勿有所讳。
石显这样的人在朝中挖空心思求人之短以制之，朝臣们人人自危，自顾尚且不及，哪里还能顾得上“匡谏主过”？
因此，石显的专权其实不过是他与元帝之间的默契。元帝纵容他在前台上窜下跳，自己便可以躲到后宫去畅享艺术与女色的盛宴。
简直是神仙过的日子。
在音乐与女色的双重激情之下，元帝的身体状况一天不如一天。他便索性委政于石显，借口说石显这样的阉宦，没有了男人的欲望和俗世纷扰，便会集中心思勤恳秉公地干好主子交办的工作。
元帝深知给人“用人不当”的错觉总比说他“失德”要强得多；更重要的是，他成功地给人留下了“柔仁好儒”的印象——原本是好人，可惜心太软。
出于帝王“驭下”的本能，元帝当然也不可能把自己的底细直接了当地交代给石显。他需要做的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适当给石显一点儿潜在的危机感也没有什么不好，至少可以使自己始终处于主动地位——取尔首级，如囊中探物，你小子只能乖乖给老子办差；你可以适当胡作非为，但量你也不敢有更大的非分之想。
这种危机感像悬在石显头顶的一柄利剑，使他无论多么得意都不敢在主子面前过于放肆。
这一招儿确实管用。石显一边弄权，一边还得用心献媚，向主子证明自己的清白与忠心。他做贼心虚，“自知擅权事柄在掌握，恐天子一旦纳用左右耳目，有以间己。”
但这类问题根本难不倒石显，他很快便想出一招妙计，可以让元帝明白，如果有人在说自己的坏话，都是居心叵测的迫害。
某日，元帝派他出宫去办事。他事先便向元帝请示说：今天出去要跑好几个地方，担心回来太晚，宫门关闭了，可不可以陛下特许，届时可以麻烦门卫给行个方便？
元帝当然满口答应。
于是，石显故意等到宫门关闭后再回来，然后以皇帝的诏命要求门卫把宫门打开放他进去。
第二天，果然有人上书告他的状，说他“矫诏开宫门”。元帝接到这个报告后，便笑着把它给石显看。
石显假装被吓得半死，可怜巴巴地哭着说：陛下亲信小臣，时常让小臣办差，其他人都很嫉妒，一心想陷害小臣。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诚不能以一躯称快万众，任天下之怨，臣愿归枢机职，受后宫扫除之役，死无所恨，唯陛下哀怜裁幸，以此全活小臣。”
元帝听后，“以为然而怜之，数劳勉显，加厚赏赐，赏赐及赂遗资一万万。”
从此，再没人敢随意举报石显，都以为他的言行代表着皇帝的旨意。
萧望之是当世名儒，石显一直担心把他弄死之后会受到天下儒生的攻击，便暗中结交谏大夫贡禹，对他“礼事之甚备”，还向元帝竭力举荐他做御史大夫。
于是朝野上下的清流言官都对他的为人刮目相看，不再以为他当初杀萧望之是出于什么私心。
或许元帝早把石显的这点儿伎俩和心思看得通体透明。不过话又说回来，即使石显对此心知肚明，也必须得揣着明白装糊涂，继续做出更加胆战心惊如履薄冰的样子，否则就会离死不远了。
这是基本的“为臣之道”：一个臣子，如果让主子知道你看透了他的心思，不杀你才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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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贤臣”是为防患于未然（1）
为了避免把那些“不识时务”的儒生引狼入室，元帝还采取了防患于未然的策略。只要是有点儿“直言”苗头的人，无论呼声多高，能力多强，元帝都不会给他入朝为高官的机会。
元帝的这点儿感悟，大概是从御史大夫薛广德身上获得的启发。
据说这位以教授《鲁诗》闻名的儒生，原本为人温文尔雅、宽容含蓄，但升任御史大夫之后就脾气渐长，喜欢“直言谏争”。
元帝依照旧例，于即位次年正月幸临甘泉宫，行郊泰畤之礼。礼毕后，他原本想留下来打打猎，借此机会好好玩几天。
没有料到，他亲手提拔的这位御史大夫薛广德上任不到10天，竟然上书规劝他道：“窃见关东困极，人民流离。陛下日撞亡秦之钟，听郑卫之乐，臣诚悼之。今士卒暴露，从官劳倦，愿陛下亟返宫，思与百姓同忧乐，天下幸甚。”
话说得很难听，弄得元帝没有办法，只好于礼毕当天便悻悻而返。
但是，薛广德给元帝制造的烦恼还没有完。
当年秋天，元帝准备西出便门，乘楼船去祭祀宗庙，但薛广德却突然钻了出来，挡在他的乘舆车前，免冠顿首地非要他从桥上通过，不能乘船。
元帝命令薛广德带好帽子靠边站，没想到人家反倒来了驴劲，说道：如果陛下不听臣的谏阻，臣就自杀，以血玷污陛下的车轮，让陛下无法进入宗庙。
元帝生气极了，正想发火。正好一位光禄大夫过来打圆场说：“臣闻主圣臣直。乘船危，就桥安，圣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听。”
元帝无奈，只得弃船从桥，但愤怒地说了一句话：没见过像你这么进谏的！
1个多月后，只当了10个月御史大夫的薛广德便被元帝以“灾异”为由，责令其光荣下岗。
经过这么一番折腾，元帝终于领悟到一条“真谛”：只有让一群惟命是从的庸才充斥朝廷，他才能够安安然然地呆在后宫享受生活。
后宫里有一位非凡的女子叫冯媛，她是宣帝朝名将冯奉世的长女。
冯媛是元帝即位后第2年选入后宫的，因为给元帝生了一个儿子，被封为婕妤。
建昭年间（公元前38年～前34年）之某日，元帝携后宫嫔妃去上林苑虎圈（豢养猛兽的皇家动物园）观看斗兽表演。
突然，一只大熊逃出圈门，直奔元帝而来。它还攀上围槛，企图窜入大殿。
帝宠最隆的傅昭仪和其他随行嫔妃都吓得四处逃散。唯有冯婕妤挺身而出，挡在元帝身前，与大熊对峙，直到左右卫士赶来将它杀死。
元帝觉得很奇怪，便问她：见了大熊，谁都害怕，你为什么偏偏正对着它站着不动呢？
冯婕妤回答道：“猛兽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坐，故以身当之。”
元帝大为感叹，从此更加敬重她。第2年夏天便封她为昭仪，与傅昭仪平起平坐。
冯家当时在朝野均有重望。冯奉世此时已经去世，次子冯野王以政绩出众被擢升为大鸿胪，位列九卿。
石显想拉拢冯家，便举荐冯奉世三子（时任谒者）冯逡为侍中。但在皇帝召见时，冯逡却反过来告发石显弄权。元帝大怒，从此不再提拔他。
后来，御史大夫李延寿（即繁延寿）病故，朝中群臣以“大鸿胪（冯）野王行能第一”，举荐他接任御史大夫一职。
元帝征询石显的意见，石显不动声色地说：虽然九卿中没有人能够比得上冯野王，但他是冯昭仪的亲兄长，我担心后人会认为陛下任人唯亲，竟然以外戚为三公。
其实元帝本来就不想用冯野王。经石显这么一说，他才恍然大悟，终于找到了一个天衣无缝的理由，喜出望外地对石显说：你说得太好了，我怎么就没有想到这一层呢？
于是，元帝表面上嘉许了冯野王一番，实际上却对他废而不用；反而以太子少傅张谭接任御史大夫。
其实冯野王是元帝朝最令人瞩目的一颗政治新星。宣帝期间，他年仅18岁便初露大志，上书毛遂自荐为长安令。“宣帝奇其志，问丞相魏相，相以为不可许。”
冯野王后来历任当阳、栎阳、夏阳三县县令；“元帝时，迁陇西太守，以治行高，入为左冯翊。”
冯野王任左冯翊不久，辖区内的池阳县县令以为他不过是一位靠外戚背景爬上来的公子哥，没有不把他放在眼里，依然一如既往地大肆贪污受贿。
冯野王的督邮官（掌管官员监察）查实这位池阳令监守自盗十金，但他却拒不服捕，被督邮官格杀。他的家人上书申冤，说是冯野王在公报私仇。
元帝批示廷尉查办。
督邮官向前来调查的官员声明：如池阳令有冤，我愿自杀谢罪，以证明冯野王的清白。
于是冯野王名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