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去世后，当时接班人中呼声最高的首先要推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许崇智等四人，论资历、论党内军内地位，都远远轮不到蒋介石。他当时连中央执行委员都不是，军内仅仅是黄埔军校校长，手下没有战斗部队，要问鼎接班人“宝座”，谈何容易呀！
然而不甘心久居人下的蒋介石早就觊觎着最高权力的“宝座”了，为了达到这一“战略目标”，他一方面千方百计抓兵权、抓枪杆，同时也物色能给自己鼎力相助的笔杆子、“理论家”。
真是远在天边，近在眼前，蒋介石首先想到了戴季陶。他这位把兄弟的文笔堪称天下一绝，他主编的刊物和陈独秀、瞿秋白、毛泽东主编的刊物都曾风靡神州。请出这样一位笔杆子去与党内“左”派和共产党打笔墨官司，蒋介石坚信稳操胜券。
蒋介石立即给远在上海的戴季陶拍了一份电报：“请兄速来广州。”
戴季陶很快风尘仆仆地赶到了广州。
蒋介石大喜过望，他向戴季陶介绍了广州乃至全国的政治情况，中心意思是共产党很猖狂，也很难缠，绝不能让其在国民党内坐大，更不能让他们在军内掌握兵权。
蒋介石认为戴季陶的当务之急是必须先造舆论，让国民党乃至全国人都知道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的国情，苏俄式的暴力革命势将导致中华民族的毁灭，听任共产党继续留在国民党内必将造成三民主义的赤化。
蒋介石知道戴季陶两手空空，就慷慨地给了他一大笔款子，嘱咐他到上海成立一个办事处，从理论上对共产党来个“重拳出击”。
戴季陶果然不负蒋介石所托，几个月后，他的“###理论成果”出来了。这就是《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和《国民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两个小册子，连同他在广州发表的《三民主义哲学系统表》，三篇文章构成一整套理论体系，“戴季陶主义”从此成型。在他的理论中，他企图用孔孟的儒家思想取代孙中山的革命思想，用民生主义取代共产主义，用泛泛的民权主义取代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学说，洋洋洒洒，引经据典，谈古论今，而且“独具一格”，确实也迷惑了不少人，特别是造成了中间派思想上的混乱。
戴季陶：喜欢喊“杀杀杀”的政客（6）
戴季陶为了树立起蒋介石在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中的威望，还喋喋不休地鼓吹说：凡是一个团体里有两个主义，这个团体一定不会成功，而且一定会发生冲突，尤其是一个团体有两个中心、两个领袖，这个团体一定要分裂。
为了实现戴季陶的“理论”，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整理党务案》，要求共产党员不得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共产党中央还必须交出加入国民党的全部共产党员名单。
令人叹息的是，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竟然没有看出蒋介石、戴季陶的险恶用心，认可了这个无理的、胁迫性的要求，使得蒋介石在会议中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组织部长、军人部长，独揽了党、政、军大权。
戴季陶为蒋介石一步一步地接近权力宝座立下了汗马功劳。
为蒋介石布置鸿门宴
在建立蒋家王朝的残酷争夺中，蒋介石一巴掌把共产党打下去之后，又面对着党内###重臣的挑战，首当其冲的便是汪精卫和胡汉民。
当时，在国民党内流行着三句话：胡汉民腿能跑，汪精卫口才好，戴季陶文采高。这表明，戴季陶无论是资历、才干，都与汪精卫、胡汉民在伯仲之间。
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略施小计，将汪精卫和胡汉民都排挤出国“访问”，戴季陶成了国民党最高决策机构常务委员会五名委员之一。他还担任了中央宣传部长的要职，并与于右任、丁惟汾三人共同负责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工作。由此，他成了国民党中央仅次于蒋介石的人物，并成为蒋介石首席国策顾问，春风得意，红得发紫。
胡汉民回国后，向蒋介石、戴季陶发起了挑战。1930年11月召开的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讨论并通过定于翌年5月召开国民会议制定约法，但胡汉民强烈表示国民会议无权代替国民大会制定约法，强调国民党中央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以限制军人专权；而且主席的权力要和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等五院院长的权力相等。胡汉民的用意就是要限制蒋介石的权力。
蒋介石是个嗜权如命的人，岂能让胡汉民得逞？他立刻找来戴季陶商量对策。
这时戴季陶是国民会议选举总事务所主任，但人远在广州。向各地派出特务监督代表选举的陈果夫和陈立夫，向蒋介石报告了一个非常不利的消息：据初步测算，在即将召开的国民会议上，如果进行总统选举的话，胡汉民将得到68％的选票，而蒋介石只能得到32％的选票。
蒋介石大吃一惊，脸上露出沮丧之色，他问二陈该怎么办。
二陈建议派国民党###级重臣吴稚晖去见胡汉民，请胡汉民“出国休养”。
胡汉民见这位比自己大14岁的老大哥，居然登门替蒋介石当说客，也顾不得他的老面子，将吴和蒋都骂了个狗血淋头。
蒋介石左想右想无计可施，遂请戴季陶速速离开广州来南京。戴季陶一到，蒋介石立即将戴季陶召到自己公馆密商。
戴季陶和胡汉民都曾在孙中山身边工作，两人私交很好。但戴季陶权衡得失后，决定站在蒋介石一边，扶助蒋介石坐上“龙椅”。他向蒋介石附耳低言，进谏了一条破胡之策。蒋介石听完后，不禁抚掌大笑，称赞戴季陶此计高明。
这天，胡汉民接到蒋介石的一份“请柬”，邀请胡汉民到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军总司令部赴晚宴。
胡汉民哪知是计，应邀赴宴，一进门，发现迎面坐着戴季陶，此外还有吴稚晖、何应钦、陈果夫、陈立夫等军政大员。众人和胡汉民冷冷地打了招呼。
一位秘书接过胡汉民的帽子、手杖，请他进里面去坐。
胡汉民继续往前走，跨过一道门，来到另一个房间，抬头一看，只见警察厅厅长吴思豫一个人坐在一张椅子上，室内别无他人。吴思豫向他点点头，一句话也没有说。
胡汉民感到气氛不对头，正欲向秘书打听，忽见满身戎装的蒋介石走了出来。蒋介石挥挥手让吴思豫和秘书退下。于是，室内只剩下了蒋、胡两个政治上的冤家对头。
这次两人会谈的内容，外人不得而知，史家更无记载。
戴季陶等人在外面等了很久很久。后来，见胡汉民神情黯然，脸色灰白，低着头一言不发，从房间里缓缓走了出来…… 。。
戴季陶：喜欢喊“杀杀杀”的政客（7）
第二天，胡汉民向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送来一份辞呈，请求辞去一切职务，并提出健康不佳，想到汤山居住，享受“温泉疗养”。
蒋介石当即提笔写了“照准”二字。
一场没有枪炮声的“鸿门宴”，扳倒了蒋介石最大的政敌，而献计献策的就是戴季陶。他向蒋介石进献的计谋是：一不做，二不休，将胡汉民予以“软禁”。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蒋介石给予戴季陶以丰厚的回报，让戴季陶担任了考试院院长长达20年。
交往夏之时董竹君
戴季陶与夏家的关系很密切。戴母收董竹君为干女儿，戴季陶又收董竹君的长女夏国琼为干女儿，而戴的大儿子戴安国也是夏家的干儿子。
1928年10月，戴季陶担任了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他在成都期间就经常待在夏家。
夏之时，字亮工，四川合江人，1887年出生，辛亥革命的###。早年留学日本东斌学校，并于1905年加入同盟会。1908年回国后入四川新军。1911年11月领导四川新军一部在龙泉驿起义，后被推举为四川革命军总指挥、蜀军政府副都督。民国成立后辞职再赴日本留学，其间曾加入中华革命党，参加讨袁。1917年回国参加护法，就任靖国招讨军司令，在川南作战，1920年曾出任川西护法军总司令。
四川护法失败后，他因不满军阀专制，毅然退出军政界，1939年底回，隐居成都办学，1928年赴沪就医。1938年为躲避日军，返回老家合江，研究佛学及文物古玩，不问世事。
1950年镇反运动中他被人诬告为匪患主谋，1950年10月6日被判处极刑。1987年11月，四川省合江县人民法院宣布给其平反，恢复辛亥革命人士的荣誉。
1911年的辛亥革命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但袁世凯窃取大权，暗杀###领袖宋教仁，大批革命党遭到镇压，被迫转入地下，继续筹划讨袁的二次革命。现在上海的福州路就是当年上海红灯区的四马路，是当时革命党人经常出没的地点之一。灯红酒绿的妓院是他们举行秘密活动的最安全的地点。
在这个嘈杂的烟花柳巷，夏之时与少女歌伎董竹君相遇了，她的容貌和歌喉令夏之时怦然心动。董竹君1900年出生于上海的一个穷苦家庭，父亲是拉黄包车的人力车夫，母亲是给人家做粗活的娘姨。由于家里太穷无法维持生计，父母只能把她卖到青楼。董竹君当时只有十三岁，年龄太小，按照行规她只需卖唱，不必卖身。而如今，这个少女已经长大，出落成了俏丽动人的红牌歌女，老鸨要依靠她的肉体去赚取更多的钱财。而不出卖身子和脱离火坑的唯一途径就是嫁人，聪明伶俐的董竹君存下了一份心思，开始在客人里挑选能够托付终身的对象。青年豪杰夏之时正是在这个时刻走进了她的视线，使她感到异样的温暖。面对着这个身材高大、英俊豪放的革命志士，董竹君情窦初开，心里满满的都是爱的幻想。
不久，袁世凯以三万大洋悬赏夏之时的人头，他只能藏身于日本租界的旅馆。董竹君冒着危险前去看他，夏之时在生命朝不保夕的时刻也十分渴望来自女人的关爱。1914年春末的一个深夜，董竹君从堂子里逃出，投入了夏之时的怀抱。
几天后，董竹君与夏之时就踏上了去往日本的旅途。在日本，董竹君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还在家读完了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全部课程。这六年是他们婚姻当中最美满最甜蜜的六年。夏之时在那时候从事推翻袁世凯的工作，董竹君就利用这个机会读书。董竹君真正的文化素养，还有后来她很多开明的思想，应该说源自在日本读书的这六年。
因夏之时父亲病危，董竹君不得不与丈夫一同回国。而此时的国内，到处是军阀火并的混乱局面。不久，董竹君又独自带着女儿，由重庆回到了四川合江夏之时的老家，从此卷入了旧式大家族的复杂生活。
由于董竹君低贱的青楼出身，夏之时的家人起初对她冷眼相待，幸亏她早有准备，预先购买了大批洋货作为礼物，分送全家上下，这才换来了一些笑脸。此后，董竹君凭着自己治家的才干逐渐争得了尊严与地位，夏家为此决定重办婚礼，以确立她的合法地位。在一个精心选择的日子，夏家张灯结彩、杀鸡宰羊，董竹君带着大女儿与夏之时行了结婚大礼。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戴季陶：喜欢喊“杀杀杀”的政客（8）
1919年，夏家迁居成都。这时的夏之时突然被解除军权，意志的消沉使他逐渐由一个革命者转变为守旧的乡绅。这个辛亥革命的老将不仅对董竹君连生四个女儿非常生气，还对董竹君热心社会事业深感不满。老实说，董竹君那个时候很能干、很多见识，在社会上人们对董竹君的赞扬比他多，而夏之时不希望自己的妻子比自己更能干。董竹君容忍了这一切，一方面她希望丈夫能够恢复当年那种革命青年的朝气，另一方面她也怀着一种深深的感恩感德，毕竟是夏之时把她从火坑里拉出来，给了她一个重生的机会。
然而，夏之时开始以搓麻将和抽鸦片度日。后来，董竹君虽然生下一个男孩，但夏之时重男轻女，不允许四个女儿读书。一次为了一点小事，他竟然掏出手枪来威胁董竹君，董竹君伤心绝望。这样的侮辱渐渐成了家常便饭，夏家的空气越来越令人窒息。
据董竹君回忆说：“戴季陶也跟夏之时谈过，他说你对你的老婆不可这样子的，将来你的老婆就要跑掉的。他（夏之时）不相信。他（戴季陶）说你们两个人的思想呀，背道而驰了。”
1929年，为了改变生活现状，董竹君毅然放弃了华贵和富裕，带着四个女儿回到上海。
离婚后的董竹君带着四个孩子苦度岁月，生活的艰辛有时到了令人绝望的地步。1930年春末，董竹君向朋友借钱创办了群益纱管厂，眼看事业慢慢红火起来，不料厂房却被日军飞机炸为一片废墟。
不屈不挠的董竹君经过一番策划再次筹集资金，于1935年3月创办锦江川菜馆 （即现在享誉全国的锦江饭店前身），成为女权运动的典范人物。戴季陶曾力劝董竹君加入国民党，都遭她婉言拒绝，反以女老板身份为中国共产党做了大量工作。1945年，邓颖超登门鼓励和交待革命工作后，她更加积极参加共产党的地下工作，送一批青年去苏北解放区参军；虎口救出革命同志，租房掩护革命工作。她创办永兴印刷所、协森印刷局，不顾个人安危，秘密印刷革命传单、《解放》杂志、《告上海市市民书》等。1946年，上海发电厂发生“索夫团”事件，董竹君利用与戴季陶及国民党上层人物的关系，为共产党搞“特别通行证”及“记者证”，多次营救革命同志脱险。
1997年12月，董竹君在北京安然逝世，享年九十八岁。
在1924年戴季陶与孩子们于四川成都将军街的夏公馆前合影中，后排左为杨吉甫博士大女儿杨毓琳、右为夏国琼、中为戴季陶，前排左为夏国秀、中为夏（董）国瑛、右为杨慧琳的二女儿。这张照片证明了他们的亲密关系，保存至今十分不易。
1966年，“文化大革命”红卫兵到处抄家，董竹君的家到了朝不保夕的地步。为了保存这张照片，董竹君用墨笔涂掉了戴季陶的上半个脸，好让抄家的人看不出是谁。如果当时发现是戴季陶的照片，说不定会惹出什么样的麻烦。
1997年，在董竹君的《我的一个世纪》一书出版前，夏（董）国瑛请北影厂原厂长、摄影专家朱德熊于病榻上，在腹部刀口尚未完全愈合的情况下，一笔笔地修复了这张照片。现在仔细看还能看出，戴季陶的额头有修复过的痕迹。
国民党党歌的谱曲者
戴季陶出任国民政府委员和考试院院长之后，是他人生最得意的时刻。他将孙中山1924年在黄埔军校开学典礼上所做的十二句训词“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追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前锋，夙夜匪懈，正义是从，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谱上了曲，后经国民党中央确定为该党党歌。这首党歌一直延续到###上台才废除。
戴季陶就职考试院长后，选择南京鸡鸣寺东关岳庙兴建考试院大楼，1929年夏落成。院外书写耀眼的大字：“教养有道，则天无枉生之材，鼓励有方，则野无抑默之士，任使得法，则朝无悻进之徒。”在其接待室悬挂一联：“入此门来，莫作升官发财思想；出此门去，要有修己安人功夫。”其办公室则自称为“待贤馆”，以“选贤任能”自命。从设立考试院，直到1948年7月，戴季陶连任考试院院长达20年之久，经手制定颁布法规多达100多个。1931年举行第一届高等考试，考试的范围为普通行政、财务行政、教育行政、警察行政和外交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