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考试，考试的范围为普通行政、财务行政、教育行政、警察行政和外交事务5种。以后逐渐增加，到1946年第十三届高等考试时，范围扩大到13种。此外还有普通考试和特种考试。
戴季陶：喜欢喊“杀杀杀”的政客（9）
1931年7月，戴季陶在南京主持第一届高等考试，担任主考官兼典试委员长，亲自主持命题。考试完毕，2000余名考生在南京停留等候发榜，他组织人员日夜阅卷核分，因及格人数寥寥无几，决定凡得分55分者均算合格录取。放榜后，发现有一考生在录取分数线内而被遗漏。戴季陶一面下令补录，一面上报呈请处分，甚至声泪俱下，承认忙中出错，不能免其咎。在他坚持下，决定罚扣戴季陶本人薪俸3个月，秘书长扣薪1个月，科长记过一次。戴季陶苦心经营考试院，其目的是选拔效忠于国民党政府统治的人才。但是在独裁政治体制下，真正能够猎取到较高职位的人，大都是靠与当权者的私人关系，考试院实际上是国民党统治装潢门面的一个机构。
戴季陶在考试院设立的初期，比较专心主持院务，为国民党统治时期的考试制度奠定了基础。自九一八事变后，他的思绪和行动，与蒋介石的政治需要息息相关，考试院的院务主要交给副院长钮永建等负责，而戴季陶只是成为该院长期挂名的“长官”。
在生活上他标榜“舍己为群”、“清廉寡欲”，实际上始终得到蒋介石的特殊关照，多处住宅都相当豪华、典雅、舒适。例如他在南京汤山购地引泉，修建别墅，落成“望云书屋”，还在上海觉园修西式住宅，所有经费都是经蒋介石特批的。这是因为蒋介石不仅与戴季陶有金兰之谊，需要他作为幕后智囊，参与重大决策，而且需要他在宗教、文化、教育方面发挥特殊作用。
戴季陶自己信佛，同时主张运用宗教手段对内蒙、西藏王公喇嘛、上层宗教人士实行怀柔政策。蒋介石对有关边疆地区的决策和重要人事安排，往往先征求戴季陶的意见后，再决定。1933年12月，###十三世病逝于拉萨。次年1月班禅来南京时，戴季陶便提议由国民政府举行###大师近孝会，设坛诵经。他陪同班禅主法，内外坛设于考试院和鸡鸣寺。当时北平《世界日报》登载了刘半农撰写的《南无戴传贤菩萨》一文，描绘了戴季陶官、佛两栖生涯的状态。
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了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激起全中国人民的抗日高潮。为应付这一事件，国民党政府设立一个“特种外交委员会”，由戴季陶任委员长，宋子文为副委员长，专议对日事宜。经过一个多月的研究讨论，戴季陶提出了一个所谓“以抱定国际联盟为主要方针”的对外策略：“第一，中国无论如何，决不先对日宣战；第二，须尽力维持各国对我好感；第三，须尽力顾虑实际利害。”力求对日妥协。11月，戴季陶以“国难严重”为词，发起“修建仁王护国###”，用“诵经护国”等办法祈求“神佑”。
政客原是风流才子
戴季陶一生中的婚恋，也十分富有浪漫色彩。
戴季陶东渡日本留学时，开始在一所师范学校读书，两年后毕业，接着进入久负盛名的日本大学法科学习，其时，他用的名字叫戴良弼。
戴季陶天资聪颖，才思过人，文笔优美。他用“散红生”的笔名，在《新闻杂志》等几种日文报刊上发表了小说、诗歌、散文等不少文章，被同学们广为传诵。
读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戴季陶还干了一件轰轰烈烈的大事，几乎使他一夜成名，并得到了一位朝鲜皇族公主的垂青。
原来，当时在日本大学读书的中国留学生为数多达千余人，但一盘散沙，没有一个集中统一的组织。戴季陶跟同学们串联后，酝酿成立一个全校性的中国留学生同学会。戴季陶被公推为代表，向校方提出了申请并获得批准。
中国留学生同学会成立大会召开那天，日本文部省和清廷驻日本大使馆专门派代表出席，校长和许多教授也到了会，日本学生和朝鲜等国留学生纷纷闻讯而来，到会人数多达两千余人。戴季陶被推选为大会主席，他用汉语、日语致了热情洋溢的开幕演说，博得了满堂掌声，人人称赞，风头出足。会上，他被选为中国留学生同学会会长。
一位朝鲜女留学生一直含情脉脉地注视着丰逸英俊的戴季陶，她满怀钦慕之情，对戴季陶已芳心暗许了。
女大学生姓李，据说是一位朝鲜皇族公主。戴季陶在学校中交友广泛，和朝鲜留学生也常有往来。李公主早就开始注意戴季陶，大会后，她和戴季陶有了单独接触，双方一见钟情，很快坠入爱河。
戴季陶：喜欢喊“杀杀杀”的政客（10）
这桩普通的异国情缘，在今天来说司空见惯，但在那时却惊动了日本、朝鲜、中国三方的官方。特别是日本，一口鲸吞朝鲜后，由于朝鲜人民的不断反抗，所以对朝鲜留学生进行了严密的监视和防范，对他们的活动有着严格的限制。李公主作为朝鲜皇族的后代，影响很大，日本当局对她的限制也更严。
戴季陶第一次谈恋爱，炽烈似火，哪管这一套；李公主对戴季陶爱得也是热烈、执著。两人遂把自己的亲朋好友邀约到一起，举行了一次宴会，公开宣布正式缔结婚约。谁知这一下捅了“马蜂窝”。此后几天，李公主突然失踪，去向不明。戴季陶痛哭失声，到处寻访，可是偌大一个东京，人海茫茫，到哪里去寻觅她的芳踪……
戴季陶铭心刻骨的初恋，就这样在不明不白中宣告结束。一直到死，他也不知道一往情深的李公主的下落，弄不清是谁拆散了他们的姻缘。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日本人在中间起了极坏的作用。
戴季陶后来娶了个志同道合的妻子，那是他在江苏省地方自治研究所期间结识的一位叫钮有恒的女子。钮有恒老家在浙江吴兴（今湖州），生于1887年6月4日，是湖州名人钮承聪的第三个女儿，比戴季陶大4岁。
两人见面“相亲”时，戴季陶一眼就看中钮有恒气质高雅，丽质天生，不愧是吴兴女子学校首屈一指的高才生。钮有恒看中戴季陶英俊潇洒，风流倜傥，气宇轩昂，谈吐不凡。人们都说婚姻讲求的是“缘分”，戴、钮两人真是前世有缘，所以一见钟情，在大媒人钮耕孙先生主持下，两人都欣然同意订婚。戴、钮的“缘分”，还由于他们都是孙中山的信徒，都是同盟会员。钮有恒原名钮浩，字养吾，从日本留学回国后，秋瑾在浔溪女校教课，钮浩也在该校，两人志同道合，关系十分密切。后来秋瑾英勇殉难，钮浩秘密逃回吴兴老家，改名为“有恒”，并到上海进入吴兴女子学校教书。戴季陶这时在上海《天铎报》任总编，笔挟风雷，横扫千军，在上海名声大噪。政治思想上的一致，更使他们的爱情建立在牢固的基础之上。
1912年春，戴季陶和钮有恒在上海喜结伉俪。婚后，戴季陶在孙中山领导下从事革命工作，钮有恒也常为孙中山料理杂务，并在上海与东京间从事联络工作。
《民权报》案发生后，钮有恒前往探望。戴季陶对她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地狱不空，我不成佛。己身不净，不证菩提。”钮有恒勉励说：“主笔不入狱，不是好主笔。”一时被传为佳话。
戴季陶好激动，有点儿神经质，在婚后不久就得了神经衰弱的病症，三十多岁时又得了一场大病，缠绵日久，身体很差。
钮有恒对丈夫照顾得十分周到，从四面八方请医生，找秘方，弄名贵药材，使戴季陶较快地恢复了健康。
上海沦陷后，戴季陶随国民党政府西迁武汉、重庆，而钮有恒因患高血压，不宜远行，遂留在上海隐居，不料这一别竟长达5年之久。戴季陶对妻子牵肠挂肚，日夜萦怀，只得以鸿雁传书，传达相思之苦。
老夫老妻长期分居两地总非久长之计，于是钮有恒决定从上海到重庆和戴季陶团聚。
戴季陶见到阔别5年的妻子后，高兴得泪流满面，喜不自胜。执手相看，妻子虽然仅56岁，然而多年卧病，加上长途跋涉，脸色蜡黄，气色很差，身子衰弱至极。戴季陶心痛得不得了，嘱咐她好好休息。
然而病魔肆虐，天不永年，夫妻团聚才短短4个月，钮有恒就患脑溢血溘然长逝。戴季陶号啕大哭，悲痛不已，多年病体益加衰弱。
钮有恒去世那年，戴季陶52岁。于是他有了第二次婚姻，续弦的夫人名叫赵文淑。
说起赵文淑，她和戴季陶也是一段奇缘。
关于赵文淑的家世，现有资料不多，只说1922年她就到了戴季陶身边，开始侍奉戴季陶。看来，她大概算是“侍女”或“小妾”。几十年来，她把青春年华全部献给了戴季陶。
有这么一位年轻美貌的女子侍奉在侧，钮有恒有没有“吃醋”呢？说起来也怪，戴季陶惧怕钮有恒河东狮吼，但他倒不顾忌赵文淑夹在自己和钮有恒的中间，这也是一个谜。
戴季陶：喜欢喊“杀杀杀”的政客（11）
据范小方、包东波、李娟丽等人所著的《国民党理论家戴季陶》一书披露：赵文淑和钮夫人结成了亲密的姊妹情谊。十多年来，戴季陶、钮夫人、赵文淑和孩子们组成了一个奇特和睦的家庭，情谊融融，不分内外……钮夫人不在的日子里，一直是赵文淑陪伴着戴季陶，倾尽心血给他以慰爱，他们两人的感情之深是人所共知的。
钮有恒去世后，戴季陶一直寂寞度日，尽管有性格温和、柔情似水的赵文淑陪伴在侧，然而她毕竟没有正式名分，特别在公开场合有诸多不便。于是，1944年1月27日他和赵文淑正式举办了婚礼。
在悲观失望中自杀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举国同庆，戴季陶竟“忧恐至数日不能起，起时亦无喜色”。这固然与其重病在身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出之于对人民革命力量壮大的畏惧。早在抗日战争胜利前，他对八路军和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即十分忧虑，认为是心腹之患，其害无穷。日本投降后，他郑重地向蒋介石国民党当局说：“今兹倭寇降而###炽，正与捻匪当年局势无殊。”他还认为，“战时固艰苦，战后艰苦将十倍于战时，危险亦不可想象。非不可避免，只在人心知与不知之一转耳。”他预感到人心将转向共产党，担心国民党将因腐败无能而失去人心。9月，他约何应钦、白崇禧、张治中等在陈立夫寓所商讨东北战局，力主不要匆忙派兵出关，以免兵力分散被各个击破。他的这个主张未被蒋介石采纳。
1946年春，戴季陶随国民政府从重庆山城还都南京，进入了他整个政治生涯的最后阶段。他率属员返抵原考试院旧址办公，这时该地呈现一片破败不堪的景象，使他感叹不已。他虽病情恶化，力不从心，但仍念念不忘国民党统治的兴衰，为蒋介石出谋划策，蒋介石也给他保留一席高位。这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戴季陶对蒋介石坚持独裁统治和###内战政策全力予以支持。战争初期蒋介石表面上有所得手，实际力量遭到严重削弱，但仍能支撑局面。1947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改组，戴季陶继续任考试院院长、国民政府委员。1948年3月国民党的所谓“行宪国大”开幕，戴季陶以浙江省吴兴县选出的代表资格出席大会。戴季陶在这次会议上倾全力支持蒋介石登上了“总统”的宝座，使蒋介石获得绝大的权力。6月，戴季陶被任命为国史馆馆长，考试院长一职改由张伯苓继任。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宣布“引退”，李宗仁当上了代总统。这位桂系首领和蒋介石是冤家对头，但对戴季陶倒也十分客气。他竞选副总统时，为了争取戴季陶的支持，专程登门拜访，并且送给戴季陶一尊金佛。
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陈兵江左，南京的国民党要员作鸟兽散。戴季陶可以去台湾，也可以去四川，但时任广东省政府主席的宋子文又是打电报又是派人，盛情邀请他前往广州。
戴季陶态度很鲜明：坚决不去台湾。对于四川老家，他只想能荣归故里，哪能以战败者的身份逃回老家，岂不被人笑话？！至于广东，他感到自己跟随孙中山在那里奋斗多年，还在中山大学担任了多年校长，于是他和夫人赵文淑及随员乘“美龄号”专机飞到了广州。
戴季陶到广州后，不顾年老多病，还出席了国民党中央迁到广州后的第一次常委会。也许，他认为说不定国民党能凭借这块“风水宝地”东山再起……
然而，前方传来的消息越来越坏，蒋介石和国民党军政要员都逃到了台湾。这时，又有人来劝戴季陶去台湾，他仍然斩钉截铁一句话：“不必去！”
1949年2月11日，戴季陶长年罹患的神经痛发作得非常厉害，他辗转床铺，吃了很多药，都无济于事。
入夜，戴季陶像往常那样，吃了安眠药后微微睡去。到了半夜，他又被痛醒，无奈之中，他又拿起安眠药，一下子吃了近70粒。
本来，妻子赵文淑一直陪伴着他，照料他的起居饮食和服药。可是不久前赵文淑突患中风，尚未脱离险境，于是房间里只剩下戴季陶一人。
到了第二天早晨8时许，随侍人员没有听到他房间里的声音，遂推门而入，撩起帐子一看，戴季陶面色灰白，奄奄一息，再说不出一句话了。
这位以喊杀人著称的戴季陶，以理论乱天下也以理论安天下的戴天仇，最终在绝望中自杀。
在台湾的蒋介石听到戴季陶去世，“闻耗悲痛，故人零落，中夜唏嘘”，还明令褒扬，称赞戴季陶“才识恢弘，勋尤懋著”。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常委会成立了治丧委员会，由孙中山先生长子、时任行政院长孙科任治丧委员会主任，为戴季陶举行了丧礼。
韩复榘：土皇帝加军阀（1）
韩复榘从1930年起任山东省政府主席，主政山东8年。在山东民间至今流传的趣闻碎片里，他被描述成一个目不识丁、头脑简单，又喜欢自作聪明的土皇帝加军阀的形象，最后被蒋介石捕杀。其实，韩复榘并不是一个文盲。
不知何为公仆
韩复榘，字向方，河北霸县台山村人，韩家世代酷好读书，历来以书香门第自居，其父韩静原是私塾先生。韩复榘18岁当了县衙贴写，以后为逃赌债离开家乡，在冯玉祥部当了兵。蒋介石、冯玉祥中原大战时，已官至师长的韩复榘叛冯投蒋。蒋介石取得中原大战全面胜利后，封赏有功之臣，韩复榘就这样成了山东的“韩主席”。
1931年秋，济南师范学生周顺生从山东省府门前经过，出于好奇，便往里面走去。卫兵喝令他走开，他不听。卫兵报告了值日官。韩复榘见值日官在与一个学生纠缠，因有事，也没细问，便说：“你们不要问了，等我回府我来问。”
韩复榘完事回府，亲自提问周顺生。周顺生振振有词：“人民是国家的主人，难道省府门前就不让走走，省府门里就不准看看吗？”韩复榘火了：“我是一省主席，才是一省之主，你算什么主人？”周顺生说：“你是公仆，不是主人！”韩复榘更火了，扬手打了周顺生一记耳光，随即将他关押起来。
韩复榘次日要到一个地方训话，令秘书拟好训词草稿。晚上，秘书将稿子送韩复榘审阅。韩复榘见稿子上也自称是“民之公仆”，便不解地问：“白天那学生骂我是公仆，怎么你也说我是公仆？”秘书对“公仆”作了一番解释。
韩复榘恍然大悟，觉得打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