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与解放军作战中却连连失利，引起杜鲁门对蒋介石的不满。1947年8月，杜鲁门派魏德迈来华进行一个月的调查。魏德迈离华前夕在一份声明中指责国民党政府“贪污无能”、“麻木不仁”，“中国的复兴有待于富有感召力的领袖”。同时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也谈到“象征国民党统治的蒋介石，其资望已日趋衰微，甚至被视为过去人物”，而“李宗仁将军之资望日高”。既然有美国的支持，李宗仁也就无需担心蒋介石奈何他了。
3月11日，李宗仁在北平中南海正式宣布参加副总统竞选，尔后又在南京成立了竞选事务委员会，并亲抵南京坐镇。蒋介石对李宗仁之举虽心怀不满，但面子上还得装出公平民主的姿态。随着李宗仁竞选鼓点的加快，蒋介石唯恐他竞选成功，便公开对他设置障碍，先是鼓动原本无意副总统席位的孙科宣布参加竞选，随后又亲自出马，劝阻李宗仁。4月3日，距离竞选之日仅有20天，蒋介石在其官邸召见李宗仁。
客套寒暄既毕，开始了一段耐人寻味的谈话。蒋介石说：“总统、副总统的候选人，均由中央提名，副总统的候选人已内定孙哲生（孙科），希望你顾全大局，退出竞选。”李宗仁颇感震惊：“半年前，我已向总裁请示，所以我就积极准备一切。事到如今我已欲罢不能了。”“你还是自动放弃的好。”蒋介石极不耐烦地说。李宗仁答：“委员长，这事很难办呀！”蒋介石大为恼怒，提高嗓音：“我是不支持你的，你还能选得到？”李宗仁也毫不含糊地回答：“委员长，我一定选得到。”
4月4日，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全体会议在南京丁家桥中央党部礼堂开幕，蒋介石提出副总统候选人由党内提名。李宗仁与准备参加副总统竞选的于右任、程潜建立起联合战线，一致反对蒋介石的提议。最后会议取消了蒋介石的主张，蒋介石心里很不是滋味，在4月12日纪念周中，他借题发挥，指桑骂槐，大骂不受约束的人，矛头直指李宗仁。
23日，国民大会正式选举副总统。开票结果：李宗仁得754票，孙科得559票，程潜得522票，于右任得493票。因候选人所得票数无一人超过法定有效数字，依选举法规定，得票较多的李宗仁、孙科、程潜需进行第二次竞选。24日投票结果表明：李宗仁虽在候选人中占据领先地位，但还是未达到法定人数，故仍需举行第三次投票。
形如侍卫一般的李宗仁
1948年4月29日，国民大会再度进行了投票，李宗仁以1438票的多数战胜孙科，当选为副总统。
5月20日，举行了正副总统就职典礼。当李宗仁披挂戎装肃立在身着长袍马褂的蒋介石旁时，如梦初醒，方知又遭老蒋戏弄。原来，李宗仁事先征询蒋介石参加庆典的服装时，蒋介石明确答复穿军装。如今蒋介石违背先诺，使李宗仁形如侍卫一般，以发泄对他竞选成功的怨气和不满。
李宗仁当选副总统后，蒋介石为远隔李宗仁和白崇禧，免去白崇禧国防部长的职务，将其调到武汉任华中“剿总”司令。事后白崇禧的夫人马佩璋不满地对程思远说：“你把德邻公选为总统，而把我们健生拉下台了。”话并不错，但她却忘记了宪法赋予副总统的权力是相当有限的，加之蒋介石惯有的独断作风，因此与其说李宗仁是从北平行辕主任荣升为副总统，倒不如说他是从一个吃闲饭的位置换到了另一个吃闲饭的位置。
1948年入冬以后，国民党军在东北、华北、中原三大战场的节节溃败，使蒋介石处于“世事茫茫难自料，春愁黯黯独成眠”的境地。在内外一片谴责声下，蒋介石不得不提出下野自咎。12月25日，蒋介石派张群、张治中、吴忠信等人来到傅厚岗李宗仁的官邸，就蒋介石下野一事进行初步洽商，并做出如下决定：（一）蒋介石为便于政策的转变，主动下野；（二）李宗仁依法代行总统职权，宣布和平主张；（三）和谈由行政院主持。
李宗仁：“我们都是失败者”（5）
蒋介石原定1949年元旦宣告下野，但恰在此时，桂系主将白崇禧从汉口突然发出一份电报，称在此“军事失利，主力兵团损失殆尽”的情况下，国民党应呼吁和谈，以期争取一个“喘息整补”的机会。蒋介石拿到这份电稿，立刻判定这是桂系企图依仗军事上的实力逼他下台，愤恨地说：“我平生不向任何势力低头。”言外之意，桂系越逼，他越要故意拖下去。
1948年除夕，李宗仁应蒋介石之邀到黄埔路总统官邸就餐。窗外火树银花，屋内却凄凉惨淡。餐后，蒋介石命张群宣读了准备第二日发表的《元旦文告》，表示“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唯国民的公意是从”。张群读完后，蒋介石问身边的李宗仁有何意见，李宗仁顺水推舟地说：“我与总统并无不同意见。”突然CC系骨干谷正纲放声大哭起来，说蒋介石下野会影响人心。蒋介石站起来大声说：“我并不是要离开……我自愿下野，不是因为共产党，而是因为本党中的某一派系。”蒋介石迁怒于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桂系。
蒋介石寄望于新的一年能给他带来好运气，可事与愿违。1月7日，杜聿明部一举被歼，同时美、苏、英、法等国政府也婉言拒绝作调解人的请求。蒋介石在战既无望，和亦不能的情况下，终于被迫“引退”。
21日上午10时，蒋介石召集在南京的国民党高级官员举行紧急会议，正式宣布引退，由李宗仁依法执行总统职权，蒋介石保证五年内绝不干预政治。随后，蒋介石拿出一份文告让李宗仁签字。散会时，李宗仁问蒋介石准备何时动身，以便相送，蒋介石推说起飞时间尚未确定，但实际上他一离开会场就径赴机场，乘“美龄”号专机飞往杭州。当李宗仁等得知后急忙赶去送行时，蒋介石早已无影无踪了。
很难有所作为的李宗仁
1949年1月24日，李宗仁在南京政权岌岌可危之际，宣誓就任代总统。受命于危难之际的李宗仁，将“与共产党两分天下、隔江而治”作为自己的施政目标。为此他一面倡导和谈，一面调兵遣将、整顿军队、构筑江防工事。但由于蒋介石公开在老家溪口遥控而很难有所作为。另一方面，李宗仁为了笼络人心，以显“政德”，宣布释放###，还特别下令立即释放张学良、杨虎城将军。
《中央日报》刊登了这一消息。举国上下尽人皆知，亲朋好友奔走相告，为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即将获释而庆幸、高兴。这天，杨将军吃过早饭像往常那样等待着特务把报纸送来。可直到中午，仍然没见到报纸。
几天之后，别的报纸都按时送到了，唯独那天的报纸一直没有看到。他知道，当时的战局天天在变。三大战役的失利，蒋介石的引退，李宗仁代理总统，情况定会有新的变化。他联想到那天特务们交头接耳的情景和几天来特务们对他稍微和气的表情，就觉得其中一定有什么蹊跷。于是他找到龚国彦，非要那天的报纸不可。
原来，龚国彦因事先未得到上面的通知，对这突如其来的消息，也不知该怎么办，他就把当天的报纸扣下来了。在杨将军的一再追问下，龚国彦不得已只好把那天的报纸送来了。
杨将军拿到报纸，一眼就看到了李宗仁下的释放他和张将军的命令。
当时他心中的激动之情是可想而知的。他觉得被释放是没问题了，就忙收拾东西，作好出去的准备。
他哪里知道，当时的情况是：李宗仁“代而无权”，蒋介石是“退而不让”。尽管李宗仁以代总统名义下了命令，但蒋介石不点头，任何人的命令也是等于零，根本没有人执行。
自1946年3月17日，戴笠乘飞机在南京附近失事后，毛人凤便接替了他的职位，并把军统改组为保密局。他事事以戴笠为榜样，对蒋介石绝对忠实。这时，他正忙忙碌碌地率领保密局的特务往上海撤退，对李宗仁的命令根本不予理睬。
李宗仁一看命令不能兑现，便直接打电报给重庆市长杨森，要他释放杨将军。杨森回答说：“毛人凤不在重庆，我不知杨将军被关在哪里呀！”
为了欺骗民众，当时重庆的报纸还登了这样一条新闻：“毛人凤在哪里？”内容大致是说：据杨市长谈，因为找不到毛人凤，也不知杨虎城关在哪里，所以无法执行代总统的命令。其实，杨森非常清楚杨将军被押之处。
李宗仁：“我们都是失败者”（6）
之后，杨森怕事久有变，无法向蒋介石交代，有意把杨将军暂迁别处。他坐上汽车亲自找到周养浩，把这一建议告诉了他。周养浩立即打长途电话给毛人凤，转告了杨森的意见。毛人凤取得蒋介石同意，决定将杨将军迁押贵阳。
几天来，杨将军的心情特别兴奋，他把一切都准备停当，只等着被释放了。这天，突然听到特务队长说要把他迁移到贵阳，这消息如晴天霹雳，顿时他的脸气得通红，怒不可遏地把桌子一拍，对着龚国彦嚷道：“代总统有命令放我，为什么你们还要将我继续囚禁？我不走，要死就死在这里！”龚国彦为完成使命，只好央求杨将军，但任凭他好说歹说，杨将军就是不走。12年来，杨将军恨透了军统特务，但对周养浩却有点好感。在息烽监狱被囚禁时，当时周养浩是监狱的主任。他经常去看望杨将军，陪他喝酒、打麻将消磨时间，而且待他一向态度友好。
龚国彦见劝说无效，只好请周养浩亲自出马。
周为杨备了酒菜，席间以花言巧语劝说杨将军。后杨虎成提出三个条件：1。把龚国彦撤职；2。把自己以前的秘书宋绮云夫妇调来一同前往；3。请周养浩送自己一行去贵阳。
三个条件，周养浩都点头答应了。于是，杨将军又被押到了贵阳麒麟洞看守所，原中美合作所所长张鹄接替了龚国彦的职务。李宗仁代总统的命令便成了一纸空文。
1949年7月，李宗仁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上签字。
李宗仁拒绝签字，有其苦衷，他是有名无实的代总统。资料显示：当时要求国共会谈解决中国问题的呼声极高，李宗仁邀请张治中担负起国共和平谈判首席代表的重任。张治中与李宗仁、白崇禧等商量后，临行时邀吴忠信同行，到溪口见蒋介石，吴忠信欣然前往。
这个吴忠信虽然是接任李宗仁总统府秘书长，但他忠实地执行蒋介石的旨意，在各方面尽心竭力地维护蒋介石的统治地位与利益，不让李宗仁掌握任何实际权力，如在蒋介石“引退”的文告措辞上，吴坚持不让写上蒋介石“引退”或“辞职”的字样。
这吴忠信是蒋介石早年的结义金兰的盟兄。1947年4月，蒋介石改组国民政府，任命他早年的盟兄吴忠信为国民政府委员。直到1948年，吴忠信才直接参与国民党政权的中枢政务。
蒋介石为了维系他的独裁统治，决定召集“国民大会”选举总统、副总统，使自己的统治能够合法。为了控制广西地区“国大代表”的选举，他派吴忠信协商候选人问题。
1948年3月29日，国民大会在南京开始举行。为选举副总统事，桂系与蒋介石发生了剧烈冲突。虽然自抗日战争爆发后，蒋、桂之间矛盾暂时搁置，但战后又开始由李宗仁“代行总统职务”。李宗仁不甘心只是做一个有名无实的傀儡，以无法行使总统职权为由，约见吴忠信，要求修改文告，吴忠信虚与委蛇。第二天，吴忠信仍以原样在报上发表了文告。李宗仁看到报纸后，非常气愤，指责吴忠信“太不够朋友”。吴忠信即告这是蒋介石的旨意。一向与吴忠信关系很好的同乡张治中只说了一句“美中不足”的话，吴忠信就当场大发雷霆，指斥张治中等人“国事至此，你们还幸灾乐祸，说什么‘美中不足’的风凉话”。李宗仁表示不更改文告就拒绝就职，吴忠信直截了当地对李说：“德公，你应该知道你自己现在的处境。南京现在特务横行，你身边的卫士都是蒋先生的人，你还在争些什么呢？争得不好，你知道在这种局面下，任何事情皆可发生。你自己的安全，可能都没有保障。”李宗仁闻此言，知道吴忠信说的皆是真情实话，故而不再吵闹了，只是说“以党国为重”，代总统就代吧。
蒋介石“引退”后，回到家乡浙江奉化溪口，实际上是仍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通过吴忠信等人操纵南京国民政府。吴忠信自蒋介石宣布“引退”后，虽不到总统府办公，但仍以总统府秘书长职务管辖着总统府的事情，并始终与在溪口的蒋介石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随时征询蒋介石的意见与对策。2月1日，他又支持行政院长孙科将行政院“疏迁”到广州“加以整顿”，使李宗仁的代总统府成为一个空架子。
李宗仁：“我们都是失败者”（7）
吴忠信、张治中两人到溪口见到蒋介石，谈到李宗仁要蒋介石出国“考察”事，蒋介石大发雷霆：“桂系逼我下野是可以的，要逼我亡命就不行！下野后我就是个普通国民，哪里都可以自由居住，何况是我的家乡！”张治中无法再劝，与蒋介石岔开话题，推心置腹，像1927年蒋介石第一次下野一样，无话不谈。直到李宗仁一连几个电话来催，张治中才结束了八天的溪口之行。好像一去就是永别一样，蒋介石恋恋不舍，一边走一边谈，从蒋母墓庐步行送张治中到溪口；又同车送张治中到了宁波机场，两人有说不完的话。但送君千里，终须一别。飞机滑向跑道，终于腾空而起，张治中从窗口向下看去，蒋介石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显得那样渺小、可怜。
1949年4月1日上午，张治中率国民党和谈代表团，在明故宫机场登上中央航空公司的“空中行宫号”，飞往北平。由于得知张治中去溪口向蒋介石请示谈判机宜，周恩来没有去西郊机场接南京代表团。
在谈判中，张治中为了国民党的利益，与中共方面力争；蒋介石却骂他：“文白无能，丧权辱国！”
国共最后的和谈，以南京政府拒签协定而失败。4月21日，百万雄师过长江，国民政府逃离南京。周恩来挽留南京政府代表团留在北平为新中国服务。他还语重心长地对张治中说：“西安事变时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个姓张的朋友，今天再不能对不起你了！”
据说，李宗仁去美国，得亏他的“契儿”黎蒙。黎蒙是广西商贾黎春三之子。李宗仁早年在广西闹独立时拜访黎春三，他想得到黎春三的支持和经济补给，而黎春三也想让李宗仁这支正规部队来维持地方治安，对抗匪徒，加上他自己对李宗仁的为人和才干也很赏识看重，两人相见，一拍即合。黎春三当场让磨了十几担谷令人挑到六万山，并为李宗仁收缴了地方上一些小民团的枪支，壮大李宗仁的队伍。李宗仁感恩不浅，想给黎春三一官半职，但黎春三并不在意官场，最后，黎春三拖出他的七八岁小儿子黎蒙给李宗仁磕头，说是认李宗仁为干爹。李宗仁当场满口应承，并按本地风俗给黎蒙打造了一些吊挂的吉祥银器，摆了认亲酒。
自李宗仁认了黎春三儿子黎蒙做“契儿”后，两家关系十分密切，黎春三更全心拥护李宗仁。后来李宗仁统一了广西，并在全国有了一定的势力。他不忘记这份情谊，就出资让黎蒙到法国留学。黎蒙在法国得到了个博士学位回来，李宗仁又让他当广西日报社社长，之后黎蒙在香港办《珠江日报》、《新生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