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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溥仪也发布了一篇煌煌上谕，即所谓《登极诏书》，宣布“于宣统九年五月十三日（1917年7月1日）临朝听政，收回大权，与民更始”。同时声明九条政纲：钦遵德宗景皇帝谕旨，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定为大清帝国，善法列国君主立宪政体；皇室经费仍照所定每年四百万元数目，按年拨用，不得丝毫增加；禀遵本朝祖制，亲贵不得干预政事；实行融化满汉畛域，所有以前一切满蒙官缺已经裁撤者概不复设，至通婚易姓等事，并着所司条议具奏；自宣统九年五月本日以前凡与东西各国正式签订条约及已付债款合同，一律继续有效；民国所行印花税一项应即废止，以纾民困，其余苛细杂捐并着各省督抚查明奏请分别裁撤；民国刑律不适国情，应即废除，暂以宣统初年颁定现行刑律为准；禁除党派恶习，其从前政治罪犯概予赦免，倘有自弃于民而扰乱治安者，朕不敢赦；凡我臣民无论已否剪发，应遵照宣统三年九月谕旨，悉听其便。
复辟第二天，溥仪又发布“上谕”，犒赏辫子军官兵。谕旨说，在北京的军警人员，“保卫京师，奠安邦社”“异常出力”，特拨内帑十万元，交给民政部、陆军部分发。溥仪第二次登基，是辫子军用脑袋拼出来的，当然应该赏钱。可是，辫子军毕竟是孤军，保不了被全国唾骂的复辟朝廷。
7月3日，冯国璋在南京召开特别紧急会议，致电各省督军、省长，反对复辟。同时派军队一旅开往徐州，控制了张勋的老巢。7月4日，在天津的段祺瑞携梁启超等赴马厂李长泰军中，自任讨逆军总司令，发表檄文，宣布讨逆。7月7日，讨逆军与张勋的定武军在天津与北京中间的廊坊交火，战斗激烈。当天还从南苑航空学校起飞一架飞机轰炸紫禁城，虽有段祺瑞出面制止滥炸，到底还是投下了三颗炸弹，并炸伤一名抬轿的倒霉夫役。溥仪和四位皇贵妃都没经过空袭的场面。不晓得从飞机上怎么会掉下炸弹来，一时乱作一团，墙角桌底瞎钻起来。
眼看复辟朝廷的日子不好过了，溥仪的师傅们开始谋退路。先是以溥仪的名义密遣师傅梁鼎芬和内务府大臣耆龄前往东交民巷日本公使馆谋求必要时提供政治庇护，继而由陈宝琛、王士珍和张勋商拟了一道给张作霖的谕旨。在复辟头一天发布的谕旨中只授张作霖奉天巡抚职，现在则加恩授为东三省总督，命其火速进京勤王。发布这道谕旨必须使用“法天立道”印章，而印盒钥匙在载沣手里，陈宝琛遂命砸锁用印，真看出火烧眉毛了。然而，受命传旨的张海鹏刚出京就被讨逆军截获，圣旨离张作霖还远着呢！
溥仪传旨任命的官员大多数不敢上任，少数接旨视事者一看形势不妙也纷纷奏请“开缺”。到7月8日那天，居然连张勋也辞职了。他还替溥仪草拟了一份批准辞职的“上谕”，旨云：“张勋奏请各省称兵，群来咎责，恳请开去差缺一折。应即准如所请，开去内阁议政大臣暨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各差缺。其驻京军队仍着严加约束，保持秩序。内阁政务即由王士珍等妥慎办理，并着俟徐世昌来京，会同筹商善后办法。钦此。”这个草拟谕旨不知何故没能用印发布，所以外界无传，这倒使它成了秘史中一份珍贵资料了。
溥仪：在帝制崩溃后一再消长（5）
从张勋辞职次日起，战斗白热化了。段祺瑞统帅各路军队共五万七千人，包围了北京各门。张勋明知寡不敌众，却拒绝交出军队，负隅顽抗。尽管从郊外战到巷战，辫子军节节败退，养心殿中的溥仪还总是听到胜利消息。当时宫中四门紧闭，内外隔绝，全凭护军统领毓逖通过奏事处太监，向宫里传递外界情况。毓逖等不知受命于何人，在“安定人心以防意外”的宗旨下，赝造战况，欺骗各宫的“孤儿寡母”。太监们传布“张勋大获全胜，段祺瑞的军队尽被歼灭”这类消息时，还能添枝加叶地编些“神助我也”的怪异之谈。有个太监向溥仪献殷勤，就编了一段根本没法核实的故事，他说那天早晨枪炮还没响，他就听见两只乌鸦在养心殿房脊上，一问一答地叫唤不停，就像对歌似的，特别好听。“后来枪声大作，咱张大帅就胜利了，那乌鸦是来报喜的”。
溥仪不了解外界实情，还以为自己能当稳复辟皇帝。7月9日，王士珍和商衍瀛入宫值班。王虑及自身前途，感到没必要为张勋殉葬，乃请溥仪降旨，仍照辛亥逊政办法，将大政归还民国。他们想得美：要就拿过来，不要就还回去，就像借件东西。谁知溥仪一甩“龙袍袖子”，没答应。他心里或许在想：张勋打了胜仗，凭啥还要“还政”？遂把拟好的退位诏书弃置一旁，此即这份诏书一直不曾发布的原因。过了两天，王士珍退一步又奏请溥仪依照庚子义和团事件前例，自行取消7月1日以来发布的全部复辟谕旨，溥仪仍持固执态度不予实行。
7月12日，辫子军垂死挣扎的最后一天。天微明，枪声密如雨下，至中午炮火打中张勋住宅，段祺瑞的讨逆军攻克北京，张勋携家眷避入荷兰公使馆。直到这时，溥仪和皇贵妃们才明白事情真相：原来辫帅已经彻底失败了，而且，炮弹也落进宫中。据当天太庙首领太监孙进寿、李祥凤、王德寿呈报：定武军（辫子军）与共和军交战，由西打来大炮数十发，打伤庙墙、御路、龙桂、神龛以及门隔扇等多处。即便如此，溥仪也不发退位诏书，只准清室内务府于第二天致函段祺瑞，其中有一句话：“所有7月1日以后谕旨自应一律撤销。”闹了一场天下皆知的复辟，岂可就用这样一句话交代？
7月17日，市面上早已恢复了民国原状，黄龙旗连一面也没有了。那天，溥仪派总管内务府大臣世续向刚刚返回北京的徐世昌赠送洗尘肴馔。徐世昌对世续表示，他可以竭力维持优待条件，但宣统皇上至今尚无明文将统治权归还民国，这如何作结呢？世续回宫才赶拟一件公函送去，这件用清室内务府名义的公函，裹在段祺瑞签署发布的“大总统令”之中了，其中说：“张勋率领军队，入宫盘踞，矫发谕旨，擅更国体，违背先朝懿训，冲入深居宫禁，莫可如何。”从而把复辟责任全推到张勋身上。
公函归公函，感情属感情。经过这场复辟，溥仪与张勋两人还是互相惦记的。当张勋部将苏锡麟和北京警察总监吴炳湘到荷兰公使馆去看望张勋时，张勋第一句话先问：“皇上怎么样？”吴当即答道：“这碍着皇上什么事！”张勋遂无话。溥仪得知张勋在荷兰公使馆的情况后，也曾对左右叹道：“此役苦张勋矣！”
让张勋一人承担全部复辟罪责实在有欠公允，当初在徐州召开筹备复辟的会议，各省督军代表都在一块黄缎子上签过名，北洋系###徐世昌、冯国璋等也没有表示反对。他们利用张勋推倒了黎元洪，接着便大张旗鼓地###张勋，最后把实惠捞到手：冯国璋和徐世昌先后当上民国总统，段祺瑞则当上国务总理。
新的民国统治者并不反对皇帝，复辟事件刚结束，他们便与溥仪的“小朝廷”礼尚往来、弹冠相庆了，优待费照拨，溥仪的谕旨仍在紫禁城内漫天飞舞。恐怕他们自知也有理亏之处，对张勋明紧暗松，根本没打算深究。
直到张勋死后，这其中的原因才逐渐披露出来。1924年5月6日的《北京评论》就刊出一篇报道：
今天，中国报纸报道了张勋将军1917年复辟帝制时的一些重要文件已被带往巴黎的消息。据说这些文件包括徐州会议的各种决议，以及至少有八十二位有影响的中国人赞成复辟运动而发来的电报。这篇报道追溯了当张勋将军逃往荷兰公使馆时，这些文件由他手里转到王某手里保存的过程，那时王某躲在法国医院。经过许多步骤，这些文件通过法国公使馆的妥善保管，然后送往巴黎。但是到目前为止，似乎还没有人能够证实这一说法。
溥仪：在帝制崩溃后一再消长（6）
1918年10月23日，民国大总统徐世昌发布命令，对张勋“准免予缉究，以示宽大”。不久，又发还了张勋被没收的全部财产，使之得以蛰居北京坐享清福。直到1920年夏天张勋阖家迁往天津，在英“租界”墙子河边的一座大厦中养尊处优，安享富贵。有人用“拥姬妾以自娱，蓄壮士以自卫”形容他的生活，一点儿都不过分。
据庄士敦说，一位有胆量的中国剧作家，还以复辟事件为主题，“写了一个既庄严又诙谐的剧本”，名为《复辟潮》。这个剧本没有出版，也没有上演，但有印本流传，溥仪手头就有，还在1921年送了一本给庄士敦。溥仪谈到这个剧本时很有兴趣，因为剧作者对于作为剧中人物出现的他的处理“是微妙而尊重的”，对张勋本人的处理“也是宽厚的”，而对那些事前赞成复辟，到危急关头又背叛的人，则表示了“极大的蔑视和攻击”。结尾一幕描述张勋逃往荷兰公使馆前最后一次觐见溥仪的情景又颇为感人。总之，剧作者对复辟事件是同情的，完全没有抨击。
1923年9月11日，张勋拖着一根长长的辫子以“微疾”而逝，临终尚告左右，以不能拥戴幼主南面称孤而深感有负先皇圣恩。其遗产一千万元，按张勋遗嘱：守侍在侧的一妻三妾（两妾早亡）每人一万元；六子二女（三子三女早夭）每人两万元。其余全部充作清室复辟经费。
张勋的遗折呈进以后，溥仪甚为悲恸。其时这位宣统皇帝已经20岁了，大婚盛典也办过了，不再是娃娃。9月17日，即张勋死后第7天，溥仪颁发谕旨一道，其云：“前署两江总督张勋，持躬谨慎，练达老成。由军功存升总兵，历任提督、江苏巡抚，署理两江总督，宣力有年，克尽厥职。兹闻溘逝，震悼殊深！著加恩赏给陀罗经被，派贝勒载润前往奠■，赏银三千元治丧，由广储司给发。伊子张梦潮，赏给乾清门头等侍卫，应得恤典，该衙门察例具奏，以示笃念荩臣至意。钦此。”
与有“托孤”之责的徐世昌交往和谐
徐世昌（1855…1939），字卜五，号菊人，又号韬斋，水竹村人。祖籍浙江省鄞县，后迁直隶天津。出身官宦人家，祖父徐思穆官至河南中河通判，父亲徐嘉贤为候选主簿，未及入仕而卒，家境乃渐趋潦倒中落。徐世昌是从“寒士”发展起来，最后当上中华民国的大总统。由于特殊的仕途经历，他和溥仪从北京到天津一直保持着时而密切、时而微妙的联系。
徐世昌很难忘记隆裕皇太后在宣统退位的托孤之嘱。当他请宣统皇帝退位，让袁世凯为“全权代表”另组“共和政府”时，隆裕皇太后几度召见徐太保，在6岁的溥仪面前，两人相对哭泣。隆裕乃嘱徐看在慈禧先太后和光绪先帝的情面上，多多照顾即将退位的宣统皇帝。大清王朝对徐有浩荡皇恩，他当然没齿不忘，遂点头应允。
张勋失败后冯国璋以副总统代行黎元洪离职后的总统职权，段祺瑞以“再造共和”的政治资本当上国务总理，徐世昌虽然没有失去什么，但也只能回到历史形成的“###”地位上去，再作“壁上之观”，捕捉插足政治的新机会。这时，因冯国璋、段祺瑞公开推翻旧约法，召集新国会，实行军事独裁统治，孙中山乃于1917年9月初成立护法军政府，再度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冯段之争也在护法战争中趋炽，结果两败俱伤，徐世昌坐收渔翁之利。在1918年9月4日举行的国会选举中，徐世昌以几乎满票的绝对优势当选总统，冯、段同时去职。
亲皇室的徐世昌成了民国总统，这也颇令清室高兴。为了徐世昌这次问鼎民国最高权位，溥仪的“小朝廷”拿出三百六十万元可以兑现的公债给他内外应酬，果然没有白扔。行将就任之际，徐世昌在“小朝廷”招待他的酒宴上公然宣称：这次出山“不过为幼主摄政而已”。1918年10月10日，徐世昌在怀仁堂举行民国大总统就任仪式，溥仪特派贝勒载润前往祝贺。次日，徐世昌派使节黄开文入宫答礼，溥仪在养心殿亲自接见。正像溥仪所回忆的，徐世昌当总统以后紫禁城内外又兴隆起来，退位皇帝的“朝马”和谥法等空头赏赐顿时涨了行情，皇族毓朗当上议员，载涛则被授为民国的将军。
溥仪：在帝制崩溃后一再消长（7）
那几年徐世昌与溥仪之间相互尊敬，礼尚往来，关系和谐。1919年2月，清室决定聘请庄士敦担任溥仪的英文师傅，而庄士敦时任要职，是英国“租界”地威海卫的行政长官。徐世昌乃以民国总统的身份亲自向英国驻华使馆交涉，征得英国政府同意才促成此事。同年2月13日溥仪过十四岁生日在乾清宫升座受贺，徐世昌又派礼官黄开文觐见行礼，寿礼很别致：五色墨十匣、诗笺四盒、《昌黎全集》一部，这几样表示对“圣学”日进的期望；还有几样：彩瓷盖碗八份、丙花库缎四卷，表示对皇上的吃饭、穿衣和起居行止的关心。
1920年10月24日，溥仪为徐世昌贺寿，赠送如意一柄、衣料八件、御笔福寿条幅一轴、对联一副，其文云：“开窗鱼鸟含天趣，欹案诗书味道腴。”1921年2月2日不知是什么日子，溥仪又派人给徐世昌送去瓷瓶一对、瓷盘一对、御笔匾额一方、御笔对联一副、衣料八件。1922年元旦，溥仪为徐世昌贺年，赠送瓷瓶一对、瓷盘一对、衣料八件。1922年5月31日是端午节，溥仪又向徐世昌赠送了团扇一柄、衣料八件。总之，过年过节过生日，两人之间都有馈赠，有关历史档案的准确记载，完全证明了他们的亲密关系。
1921年春夏之际，“小朝廷”开始筹备溥仪大婚事宜，徐世昌又跃跃欲试。1917年的那次提婚竟被阻挡在张勋的军帐之中，这一回可要把木瓜投到紫禁城里去。于是，示意宫中首席总管内务府大臣世续为之说项。世续先奏请敬懿、端康两位皇贵妃，从政治着眼，晓以利害。他强调说，欲求皇室优待条件永存，非与民国政府之重要人物发密切关系不可。不料，两位女主竟不买账，她们说：“册立汉人为皇后，先朝无此成例，祖宗之法不宜自我败坏。”世续碰了一鼻子灰，转向溥仪说项，亦遭拒绝。
清王朝曾给予徐世昌这位汉人以破格的政治待遇，但即使是退了位的清皇室，也绝不肯在血统方面使满汉稍混，徐世昌的女儿也无权为爱新觉罗氏传宗接代。据说徐大总统闻而气愤至极，环顾左右而发雷霆说：“今日之事我为政，彼亡国皇帝亦敢大摆臭架子耶？”宫里的孤儿寡母们闻之并不理会，这事也传到社会上，报纸上登出一条颇有讽刺意味的新闻：“襄岁本有人提议，以今大总统徐东海之女公子许配宣统，以东海名门与全国唯一无二之老世家，结秦晋之欢，本属门户相对，乃荏苒数年，尚未定局。”
历史证明，徐世昌之女公子幸未入宫，溥仪的“皇后”与“皇妃”哪一个有好的结果？据说徐的独生女儿曾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