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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天的旅顺之行虽然短暂，却使陈宝琛看清了溥仪作为日本关东军笼中之鸟的处境，他感到溥仪已经失去了主动，恢复大清帝国的最后的希望随之而十分渺茫了，但他从感情上又很不愿意也不能够摆脱与他的皇帝学生的关系，乃寄希望于求神问卜，并于隆冬季节亲往津郊关帝庙求得一签：“祖宗积德几多年，源远流长庆自然。但使勤修无倦己，天须还汝旧青毡。”
陈宝琛似乎又得到了安慰，向家人解释说：“沈阳是本朝的丰镐旧都，‘旧青毡’这个签很不坏！”联想陈曾寿最近来信中介绍的旅顺最新动态，似乎已初见应验：“今日到旅顺见上，说话甚多。总统一节，苏厂（郑孝胥）极力主张，且兴高采烈，以为指日上任矣。经板垣到旅见面劝驾两次，上严词拒绝。板心犹未死，大约尚有第三次。好在上意坚决，当不至落其圈套，而苏厂又扫兴矣。”
然而，终归还是落入圈套，占卜帮不了陈宝琛。到2月19日报上登出消息，说奉、吉、黑三省“长官”张景惠、熙洽、臧式毅等，与板垣征四郎在沈阳会商“建国”事，结果确定“新国家”的名号为“满洲国”，元首称“执政”，为终身职，并发表宣言称“诸族共和，期自由自治精神之达成”。2月24日陈曾寿电告天津，证实了这一消息，在电文中隐称伪满“共和国”为“公司”。
落套既定，对陈宝琛来说郑孝胥已经取得胜利，然而陈宝琛是很不情愿接受这一事实的，当即与在津的胡嗣瑗商讨对策，并急电探询溥仪的态度，电文自然仍以隐语：“公司定货允否？盼复。”2月27日，陈曾寿的复信到了，并无好消息，所谓“新国家为一非驴非马之形式，然处于不得不允之地”。他在致胡嗣瑗并转陈宝琛的信中详述了溥仪等在谈判中的处境，这封信也是受命而写：“自提出大总统后，上极力拒绝。旋派罗、郑、上角赴奉晤板垣，面尽一切。乃郑一味敷衍，不传本意，毫无结果。昨日板自来，改为‘执政’名目，避去‘共和’字样。势在必行，加以威胁。寿与郑父子不免冲突。上不得已，乃允其暂行执政。俟议会议定国体，或为君主，再加审慎，度德量力，以定去就。若民主，则立即辞退。属其将此意宣言之，渠亦允诺。唯此局面，明是骗局，但不允则危机立见。其错在离天津，此后乃必至之果。叔言（罗振玉）此时颇持正论，而已无及，但顿首自咎而已。上属以经过情形转告，属勿过懊恼。请即转告太傅（陈宝琛）。”
尽管溥仪仍表示对陈宝琛、陈曾寿、胡嗣瑗等信从和依赖，而对郑孝胥等颇有怨恨，甚至大骂郑孝胥“非人类”，最后还是走上了郑氏父子鼓吹的道路，基本放弃了“正统系”的十二个条件，同意“暂任执政一年”，一年之内，宪法成立，国体决定，再定去就。
1932年3月9日，溥仪在长春就任伪满洲国执政，其后电召陈老师、朱师傅，他俩以年老体弱“不耐东北严寒”为词而力辞不就职。他们不但不满于溥仪的偷渡之举，更不满于当时围绕在溥仪身边的郑孝胥父子等人，为他们“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依仗外势专为身谋，不恤大体，不顾恩义，不谙掌故，一切以意为之。眼前必闹笑话，异日必多流弊，听之不可，争之不得”，因此是绝不可以与之同流合污的。1934年3月1日溥仪在“新京”（长春）举行“第三次登极”大典仪式，身份是满洲国康德皇帝，北京的王公旧臣纷纷前往朝贺。。 最好的txt下载网
溥仪：在帝制崩溃后一再消长（15）
成为封面人物的溥仪
就在溥仪登极后不几天，“康德皇帝”溥仪成为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时代》周刊是由出生于中国的美国人亨利·卢斯和布里顿·哈登筹资万美元，于1923年创办的。该刊的宗旨是要使“忙人”能够充分了解世界大事。其观点代表并影响着人们，特别是西方国家的受众对新闻事件的看法。此前中国人出现在《时代》上的封面人物寥寥无几，但都是举足轻重的人物，如吴佩孚、曹锟、蒋介石等。然而，这些人，溥仪只闻其名，未见其人。
然而，有个人却是例外，那是在他之后上榜的汪精卫。他不但耳有所闻，也目有所见。当时，汪精卫任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长，年届52岁，已是暮年。《时代》封面选用了汪精卫近期的一幅肖像素描，脸上虽透出干练，但神情略显疲惫。曾以风度翩翩而著称的汪精卫，传奇的丰采不复存在。
汪精卫与1934年成为《时代》封面人物的溥仪有一种特殊联系。1910年，参加孙中山同盟会的汪精卫来到北京，图谋刺杀溥仪的父亲、清王朝摄政王载沣，以表现革命者勇气，唤醒民众。当年，27岁的汪精卫英姿勃发，虽然因暗杀失利而身陷大狱，却因此天下闻名。“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汪精卫在狱中的这一曲引吭高歌，其浩然正气令很多人为之钦佩，为之仰望。这一年是宣统二年，皇帝溥仪刚刚4岁，不知是否有人在他面前提到过“汪精卫”或“汪兆铭”（汪精卫的本名）。
然而，1940年，在日本的扶植下，汪精卫在南京宣布成立另一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他就任政府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行政院院长，拥有自己的行政系统、军队、外交等，一方面与移都重庆的国民政府及老对手蒋介石分庭抗礼，另一方面与东北的“大满洲帝国”遥相呼应。之后，汪精卫甚至还亲自到长春访问，在日本军队的刀光剑影中与溥仪握手言欢，而蒋介石则与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毛泽东联系合作抗日。
溥仪当伪满洲皇帝13年，也是中国深受日本践踏、屠戮的13年。1945年8月的一天，日本关东军总司令官山田乙三进殿见溥仪，通知他苏联已正式对日宣战，“政府”即日迁至通化。山田乙三还向溥仪吹嘘了一通，说通化山连山，山套山，关东军在那里修了多少地下工事，掏空了多少大山，那里是地下长城，固若金汤。请“陛下”完全可以放心，将来一旦美军在日本本土登陆，日本天皇也将到这里来。
溥仪的作息时间表全乱了。那天一清早，他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在“内廷”的小圈圈里，东一头，西一头，漫无目的地看这看那。据说，溥仪这个时候最害怕的反而不是大兵压境的苏联军队，而是与他朝夕相处的日本关东军。他害怕日本人在倒台之前的最后一夜，会把他杀掉，杀人灭口。过去是叫什么“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他就担心日本把他消灭，特别害怕这个。
只是到了这个时候，不想走也得走，只有请求宽限两天，收拾行李和安排随行人员。当天就开始慌慌乱乱地收拾行李，还夹着要钻几回防空洞。其实苏联飞机一颗炸弹没有扔，只是扔了一些照明弹。而且在紧张地收拾行装时，还受了两场虚惊。
溥仪有一本算卦用的诸葛神课，他一直奉若神灵。这本书在装箱时，不知怎么的被红药水染红了一角。照着宫里的老规矩，红色本来是代表吉庆的，可是在这兵荒马乱之际，被当成了血的象征，使得溥仪大为烦恼，认为是不吉之兆。
在逃亡途中，据溥仪和侄子毓赡在《亲历“满洲国”崩溃》一文中写道：
那几周的日子过得昏天黑地、浑浑噩噩。大概过了有一周吧，那天一早，我醒来，就觉得气氛有些异样。一个个日本人都无精打采，仰天躺在榻榻米上。我赶忙跑去见溥仪，正碰见日本军官吉冈安植来见溥仪，垂头丧气地代表日本关东军司令部通知溥仪：日本天皇已经宣布了无条件投降。溥仪一听，马上跪地向东边“碰头”，批其颊十数下。当然不会用力，但很脆，很快。这犹之乎“讣闻”上的老套子，“不孝男某罪孽深重，不自陨灭，祸延先考”，于是便来套“批颊请罪”的表演。这一突如其来的举动，使日本人一时也摸不着头脑。原来，溥仪胆子特别小，而疑心又特别大。今天日本人垮台了，他的傀儡戏也唱完了，没有用了，他害怕日本人害他灭口，刹那间，极度的恐惧和绝望的心情交错在一起。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溥仪：在帝制崩溃后一再消长（16）
吉冈随即拿出了一份“退位诏书”，叫溥仪签署，开头也还是写上“奉天承运大满洲帝国皇帝诏曰”，这也是溥仪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退位。次年内战爆发。那是国共两党的战争。毛泽东用4年的时间打败了蒋介石。
1950年8月3日，毛泽东派人将溥仪、溥杰等从苏联引渡回国，送往抚顺战犯管理所。
1957年，溥仪在狱中见到了七叔载涛。载涛告诉溥仪说，爱新觉罗家族的老人和青年一代，都在新中国的建设中力尽所能；载涛更是当选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并曾多次受到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载涛来见溥仪时，毛泽东还要他代问这个“皇上”好。
1959年，溥仪接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签发的特赦令，是年12月4日，溥仪被释放，回到了阔别35年的北京，进入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北京植物园工作，后来又进入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负责清理清末和北洋政府时代的文史资料，并开始撰写自传《我的前半生》。
此时的溥仪，已经是孤身一人，原来的皇后婉容成了疯子，而淑妃文绣，则与他离婚，成为历史上唯一敢于与皇帝离婚的妃子。日本人还曾给他找了一个妃子，但随着日本的战败，这个妃子也离他而去。因此已过天命之年的溥仪，仍然过着单身生活。直至1962年，才与北京一家医院的护士李淑贤结婚。
这位曾被作为《时代》封面的废帝，在他成为公民后，却与另一位《时代》封面人物见面。
这人物便是毛泽东。
当溥仪回国之前，就认定自己必死无疑，处处在进行翻身斗地主的中国人民，肯定会将他这个头号大地主碎尸万段。可是他又一次错了，回到国内后，政府并没有处死他，而是送到抚顺战犯管理所。在这里，溥仪受到了与其他战犯同等的待遇，洗澡、换衣服、发生活必需品，甚至还给配发了香烟。这使溥仪感到非常震惊，但接下来的事情，又让他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战犯管理所看见他仍然暗地里享受着唯我独尊的生活，于是便将溥杰等家族成员分开，安排他和其他战犯住在一起。从此，这个战犯皇帝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难题”，面对从来没有碰过的牙刷，他甚至不知道怎么去把牙膏挤出来，涂在牙刷上，他还得自己穿衣服、吃饭、整理床铺、洗脚、洗衣服，甚至还得和别人一样值日，打扫房间卫生，提倒马桶。面对这些难题，溥仪开始选择的是抵制，他认为这是人民政府给他的难堪，但同时他也为自己事事落于人后而痛苦不已。这时，战犯管理所的同志终于来找他谈心了。溥仪终于明白，共产党是不可能杀他的，而是要把他改造成为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要让他做新人，进入新社会，过新生活。
在战犯管理所同志的帮助下，溥仪渐渐学会了生活自理，再也不会出现他还没穿好衣服，别人就已经出操；他还没洗漱完，别人已经开始吃饭的情况，他已经能够满心欢喜而又骄傲地站在别人面前说：“瞧，我已经能够自己补衣服了！”
溥仪见到毛泽东是在1962年新春的一天。那天，毛泽东以私人的名义宴请末代皇帝溥仪，特请章士钊、程潜、仇鳌和王季范四位社会名流乡友作陪。家宴设在颐年堂内。
那天上午8时许，当章士钊等人入席后，毛泽东雍容大度，诙谐地说：“今天请你们来，要陪一位客人。”章士钊环顾四座，觉得有些莫名其妙，急切地问道：“主席，客人是谁呢？”毛泽东故意神秘地吸了一口香烟，环顾大家一眼说：“这个客人嘛，非同一般，你们都认识他，来了就知道了。不过也可以事先透一点风，他是你们的顶头上司呢！”他的话为家宴抹上一层神秘色彩。这样一说，大家更糊涂了，都在心中揣摩：这人是谁呢？
正在这时，一位高个儿、约摸50多岁的清瘦男人，面含微笑，举止落落大方，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步入客厅。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在客人身上，其实都不认识他，既不是人们熟知的国家领导人，也不是报刊上常登载照片的著名人士。毛泽东显然也是头一次见到这个人，却像老朋友似的迎上去握手，并拉他在自己身边坐下；同时向章士钊等人打招呼；用他浓重的韶山口音微笑着说：“你们不认识他吧，他就是宣统皇帝嘛，我们都曾经是他的臣民，难道不是顶头上司？”章士钊等人恍然大悟。原来正是前年大赦的要犯，今天万万没想到这位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就坐在眼前。那年章士钊主持《苏报》还骂过他呢。
毛泽东指着在座的四位老人给溥仪作了介绍，溥仪态度极为谦虚。每听介绍一位，他都站起来鞠躬致意，是那样的谦卑和善友好，从他身上已经没有半点皇帝的架子，似乎已经醒悟到：帝国不是沉沦了，而是崩溃了，沉沦之后，还可努力崛起。可是崩溃，则无法崛起。他试图一而再地重建崩溃的帝国，结果是把灾难引向自己，引向中国。他不再是那个一心想恢复祖业的废帝。
何况，他的资本全部赌得精光。
他只剩下一个足可以闲云野鹤般的自己。
或许时不时回忆一下当年的封面人物。
那是已作壁上观的人物，那是已经谢幕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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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教仁：醉心“政党内阁”（1）
他没有阻挡住政治危机。
他在危机之前死去。
他带着政党政治的理想幻灭了。
这是历史的悲哀，不是宋教仁一人的悲哀。
组建国民党
宋教仁当初为国民党领袖，是年轻的政治家。
宋教仁，原名炼，字遁，湖南桃源人，自号“桃源渔父”，世称宋渔父。1903年入武昌文普通学堂学习。1904年分别与吕大森、黄兴等组织湖北科学补习所和华兴会等革命团体，准备在长沙发动起义。事机泄露后逃亡日本，入东京弘文学校、早稻田大学留学，1905年创办杂志《二十世纪之###》宣传革命。协助孙中山组织中国同盟会，任同盟会检事长。改《二十世纪之###》为《民报》，作为同盟会机关报。1906年，组织同盟会辽东支部，发动起义，未成，旋回东京主持同盟会本部。1910年回上海出版《民立报》，宣传革命。1911年广州起义失败后，与谭人凤、焦达峰等在上海成立同盟会中部总部，组织长江流域各省起义。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任法制院院长。南北和议告成，袁世凯接任临时大总统后，同年任农林总长。不久辞归上海。
1912年夏天，正在北京活动的宋教仁接到孙中山的来函，孙中山在信中说他准备到北京去一趟，“以觇人心之趋向”，并争取他的铁路建筑计划取得“参议院之赞同，政府之特许”。这时，袁世凯为了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权力，也再三邀请孙中山北上会商国家的内政纲领。因此，孙中山在8月18日，自上海乘轮船经天津赴北京。同月24日抵京后，袁世凯隆重地按国家元首的待遇接待了他，并对他“百般地曲意奉承和推崇，极尽拉拢欺骗之能事”。孙中山认为既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