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里考德牧师，他高兴地皈依了基督教。不久，被送进杜克大学圣学院学习，一年后转到万德毕尔特大学神学院学习。1885年5月宋嘉树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了。
毕业后的宋嘉树想做个保罗与彼得似的人物（保罗与彼得是早期基督教传播中的两个关键人物，来自加利利的渔民彼得的为人和他的传道一般低调，个性强悍的保罗则以其独特的灵活风格，在基督教教义的解释和广泛传播上立下了汗马功劳——笔者注）。
宋嘉树如愿以偿。同年秋，他以牧师的身份回到中国传教。在上海，或在自己家中，或在教会里宣讲圣经，并且印一小册子。宋嘉树的口才并不怎么样，但他讲的圣经故事很能令人全神贯注。
大量印刷《圣经》
1888年，宋嘉树以耀如的名字出现。宋耀如开始大量印刷《圣经》，当时的宗教书刊，大都由国外印刷后运到中国销售，不但价格昂贵，一般人无法承受，而且这些书都是英文，大部分人看不懂。宋耀如抓住这个缺口，当了一阵子批发商后，大胆地办了一个印刷厂，用中国生产的便宜纸张，雇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在中国印刷宗教书刊。
这是一个大胆的尝试，也是一次成功的尝试，对他的宗教事业和反清事业都是一个很好的帮助。从宗教方面看，由于把《圣经》等书翻译成了上海地区的方言，这样，即便是纱厂女工、码头装卸工，或是种田农民，都可以读得懂，扩大了宗教的传播范围，同时，也使印刷数量猛增；从反清事业方面看，可为其筹措资金，支援反清活动。
印刷厂在宋耀如的经营之下，井井有条，没过多久，一家亏损的面粉厂也划到宋耀如的名下。作为一个实业家，宋耀如在上海滩崭露头角了。
1892年，出于种种原因，宋耀如辞去神职，专心经营工商业，成为一名实业家。他创建了华美印书馆，与美国圣经协会订立合同，出版《圣经》中文版。因经营有方，他很快成为有影响的出版商，再加上良好的外语功底和掌握的西方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他如虎添翼，后来又涉足面粉和重型机器等行业，把外国的机器输入上海并与人合办面粉厂，成为上海滩最早的买办之一。
从此，宋耀如开始发迹，逐步成为百万富翁，开创了宋氏家族的基业，成为宋氏家族第一人。
虽然辞去了神职，但宋耀如仍然是一个全心奉献而极为活跃的基督徒。他在商业上的成就虽然与宗教信仰的追求没有直接的关联，却促使他成为上海卫理公会教友中杰出而有影响力的领袖。在往后的日子中，他联合中国籍的一些传教士和基督徒创办了中国的基督教青年会，与上海美国圣经公会维持密切关系，并且以经费大力支援卫理公会的活动。夫人倪桂珍在上海也以从事教会活动而出名，他们家成为过往的外籍传教士的聚会之所。
支持孙中山革命
除了传教士与商人的身份外，宋耀如还是一个革命者。1894年，宋耀如结识了孙中山，并成为他的追随者，在孙中山革命精神的感召下，宋耀如开始成为中国革命的积极支持者和参与者。
宋嘉树：接近基督的大商家（2）
宋耀如和孙中山一见如故。二人都是广东人，同是三合会成员，又都在国外受过教育，且还都是基督徒，他们俩都曾想以医行天下，又都有宏大的抱负，相同的信仰，相同的理念，把他们联系在一起。
推翻清廷，光复河山，是孙中山等革命者的首要目标，而要达到这一目标，首要的是发动群众，组织民众，成立革命团体，为革命大造舆论。孙中山为他的革命团体起的名字为兴中会，意为振兴中华。
宋耀如将其在进口机器业务中赚的一大笔钱拿了出来，作为捐献给兴中会的第一笔经费。此后，他一直在经济上和精神上支持兴中会。
刚回国之际，宋耀如的日子很清苦。就在他万念俱灰的时候，宋耀如结识了他后来的夫人倪桂珍，这使他的生活又有了一次转机。
宋耀如与倪桂珍是通过朋友牛尚周介绍认识的。倪桂珍，浙江省余姚县人，出身于士大夫家庭，贤淑而有教养。据传，倪家祖上娶了明代大学士徐光启的女儿，因而倪家人都与徐光启一样，世世代代信奉天主教，到了倪桂珍父亲倪韫山时又改信基督教。倪桂珍儿时在家庭私塾读书，后来毕业于上海培文女子高等学堂。她不信旧礼教，主张男女平等，要求妇女解放，并且不曾缠足。宋耀如与倪桂珍是闪电般结婚的，从相识到结婚只有两个月。
宋耀如曾说过：“让我们坚信正义就是力量，让我们怀着这个信念勇敢地担负起义不容辞的责任并坚持到底！”他还曾严肃地对孙中山说：“逸仙弟，我以基督教牧师的身份向你们保证：只要你们决心化专制为自由，变君权为民权，实行民有、民治、民享，我就永远和你们在一起。但我是个牧师，不能像你们一样叱咤风云地冲在前面，只能幕后辅助你们。我想，开展革命活动需要花大量钱财，就让我来为你们筹措经费吧。另外，我还可以暗中为你们做联络工作。”
宋耀如一直是孙中山革命活动的幕后支持者。他开设的华美印书馆成为孙中山在上海联络革命党人的据点。他还将其中受过西方教育的有志青年介绍给孙中山，并为孙中山的革命活动慷慨捐助一笔笔数额可观的经费。这一切，对孙中山，对中国民主革命都起到了不容忽略的作用，宋耀如也因此受到革命党人的尊敬，成为兴中会的执行秘书长。他生有6个子女，有4个成为20世纪中国政治舞台上一度叱咤风云的人物。那就是家喻户晓的宋氏三姐妹和宋子文。
从来的英雄豪杰，不能无所寄寓。
世俗作家认为，在人类史上，神曾是人敬畏的父亲，人类讨好神灵是为了宽待和照顾。
但在理性作家眼里，活着就为了信神。
考门夫人在《荒漠甘泉》一书中写道：
在教会与世界历史中，我们看见神在许多事上似乎曾经失败，神的所有目的似乎错了方向。但是，当我们把目光放长远一点，默察神在人间所有作为的时候，就会发现神从来没有失败过，神始终是胜利者。
每一个人必须经过患难的隧道，然后才能走上胜利的大道。
宋耀如历尽坎坷，但终于成为上海滩的大亨，并以此图破壁，与孙中山谋造新的国家，他的愿望实现了。他正像“神”一样，不仅打造了书商的王国，而且打造宋家王朝，他的地位、他的身价如日中天。
照此看来，宋耀如推崇《圣经》，是文化的一笔财富。
宋耀如是中国第一出版《圣经》的发行商，他将“定于一尊”的书推出去，也等于把自己“定于一尊”的地位。
1918年4月，宋嘉树病危，消息传来，宋庆龄心急如焚，匆匆赶回上海，随侍于病榻旁。
宋嘉树一生忧国忧民，尽管后来因为孙中山和他的女儿宋庆龄结合而与孙中山断绝关系，但是他并没有因为女儿的行动动摇自己的信仰，他仍然在为民国共和的未来尽心尽力，但是此时他胃癌已到晚期，无法可医了，于5月3日溘然长逝。
宋嘉树，是以基督的名誉与宽容，集传教、经商、从政于一身的三栖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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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希龄：从统一党理事到平民教育家（1）
这是一位想在政治上有一番作为的人物，但历史让他和维新人物梁启超联手失败了。于是，他选择了教育。
立宪党人的转换
熊希龄，字秉三，原籍江西丰城，因先辈屡官湖南湘西州、县，遂入籍凤凰直隶厅（即今凤凰县）。
熊父兆祥是一员武将，人称熊凤凰。熊母吴氏，苗人，系苗王吴友文长女，那时汉苗联姻，是一件奇事，曾传为佳话。熊希龄居长，据说不足7个月生下，父母担心难以成活，可满月后竟成了一个肥胖婴儿。他自幼禀赋聪颖，7岁读完四书五经，且能熟背，故有神童之誉，深得父母器重。
1888年，江苏宝山朱其懿任沅州知府，设沅水校经堂，熊兆祥与朱有同寅之谊，送其子到朱府从师。3年后，朱其懿将希龄送到长沙校经堂深造。临别时在拱北楼作诗赠别，末句云：“熊生俊美年尤少，乍入繁华慎立身。”熊希龄铭记恩师的教诲和殷切期望，入校后用功益勤，见闻益广，学业超人，是年秋应试，以优异成绩考上举人。湖南学政张亨嘉对他特别赏识，称他“年甫及冠，拔起边陬，谈兵如何去非，说地如顾景范，他日当有用之才，不仅以文学显也”。朱其懿大喜，谓他：“五七人中最少年，名高先达冠三边。”誉满三湘四水。
少年熊希龄，不负父母和恩师之望，入京会试连捷，以第65名中中式贡士，按清代典制，会试放榜后1月，举行殿试，由皇帝亲自确定一、二、三名，区分一、二、三甲等，殿试对策，理应按文采和内容论评高下，实则积习相沿，专重书法。时张亨嘉在京，见希龄书法尚难合殿试，恐致耽误，嘱他暂不殿试，先练书法再试，希龄于是在京郊一古庙中专心致志苦练书法。
在此期间，熊希龄与廖氏完婚，直到1894年才应补殿试，中了进士，名列二甲63名。朝考后，钦点翰林院庶吉士。
熊希龄由秀才而举人，而进士，少年科第，春风得意，成为湘西凤凰这个偏僻山区的第一位响当当的人物。可惜，他的元配夫人在婚后第二年突然病逝。业师朱其懿惜才如命，遂将同父异母幼妹朱其慧许他为继室。朱其慧乃是才貌双全、品学兼优的少女，熊希龄自然高兴不已，与朱其懿昔日师生之情变成了娘舅之亲。
1894年，日本发动甲午战争，将中国推入了空前严重的民族危难深渊。战后，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提出变法主张，顺乎民意，一时维新思潮大盛。熊希龄正在湖广营务处帮办军务，受忧国忧民的新思潮启迪，跃跃欲试，即由鄂返湘。恰值湖南巡抚陈宝箴颇为开明，署按察使黄遵宪、学政江标等赞助变法，湘中维新志士谭嗣同、唐才常积极在长沙开展活动。怀抱经天纬地之志的熊希龄脱颖而出，跨入维新运动行列。他从多方筹资设立学堂，创办报刊，组织传播新学，倡说变法社团，旋由陈宝箴委任时务学堂总理，主持校务。熊希龄并聘请梁启超来校充任中文教习。同时还组建“南学会”，请来经学大师皮鹿门主讲，他本人曾为其摇铃。
熊希龄创办的《湘报》率先发挥作用，以开通民智，唤起国魂为宗旨，唐才常为主编，熊希龄与谭嗣同、唐才常等8人为董事，继而设立“湖南不缠足会”、“延年会”等维新团体。此外，还办了几件大事，如整顿湖南通省书院，开办各地团练，制定保卫局章程，兴办湖南近代铁路、航运和其他各类新式工矿企业等。
然而，维新运动，始终遭到顽固派的攻击，他们以“熊、陈”二字作联讽刺曰：“四足不停，到底有何能干；一再偏听，晓得什么东西？”当年近五旬的皮鹿门上课时，顽固派又作联曰：“鹿皮讲学，熊掌摇铃。”可见斗争之尖锐。但熊希龄矢志不渝。1898年8月，朝廷电召熊希龄、江标入京陛见，熊希龄大喜。正当他要起程与在衡阳办事的父亲辞行时，因水土不服，突发痢疾，竟大病一场。9月，在病床上得知在京的谭嗣同等六君子罹难。他因灾得福，躲过一命，但落了个“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的处分。“塞翁失马，安知非福”，熊希龄只好回到芷江旧居息影韬晦。1905年重新被起用，随端方等5位大臣出洋考察。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熊希龄：从统一党理事到平民教育家（2）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清王朝倒台。熊希龄识时务，立即从主张立宪转变为拥护共和。1911年12月1日，熊希龄在上海会见黄兴、宋教仁等人，表###志。12月26日，他以湖南共和协会会长的名义领衔，率同副会长张元济等致电袁世凯：“现南北人民既主共和，公独为满室而战，为君而战，实有悖民意。时不可待，望公毅然速请明昭退位，勿误大局，则天下幸甚矣。”
1912年元旦，孙中山就任临时政府大总统，中华民国宣告成立。被章太炎誉为“无公则无民国”的黄兴拟推统一党人物熊希龄为财政总长内阁总理，但因孙中山已推陈锦涛担任此职，未成，而袁世凯正需要这样的党人来出任总理。
组建“名流内阁”的流产
统一党由中华民国联合会与预备立宪公会合并组成，以章炳麟、熊希龄、张謇、程德全为理事，唐文治、汤化龙、汤寿潜、赵风昌等为参事，标榜其宗旨为“巩固全国统一，建设中央政府，促进共和政治”，并提出“融和民族，齐一文化，整理海陆军备，提倡征兵制度”等项目为号召，拥护袁世凯，同当时实际控制临时国会的中国同盟会对抗。5月，与黎元洪控制的民社，潘鸿鼎等组织的“国民党”及国民协进会、国民公会等合并为共和党。
熊希龄就职第二任总理后，组建“名流内阁”，与梁启超等人制定了一系列关于内务、财政、外交、军事、司法、实业、教育等详细规划的《大政方针宣言》。
1913年10月，国会在以熊希龄、梁启超、张謇的进步党的掌控下，在“便衣军警层层包围和胁迫下，选出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
对于“名流内阁”中的梁启超，是一位不可不在此细说一番的人物。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1873年2月生于广东新会县茶坑村。他出生的这一年，正是曾国藩死后一年、太平天国失败后的第10年、中英鸦片战争后的33年、普法战争刚过3年、意大利建国的岁日。灭亡的坏血和新生的血细胞拧成一股稠血，同时挤入历史张开的心室。
梁启超4岁读书，12岁中秀才，16岁中举人，不仅被乡人扣上了“神童”的大帽子，还顺手牵走了一份完满的姻缘：乡试中举时，主考官刑部侍郎李端被少年梁启超的才学所征服，当即把妹妹李惠仙许配给了他。
然而，正当梁启超大摇大摆地晃荡在中国读书人奋斗的老路子上时，比梁启超大15岁的康有为正从香港游历归来，在西樵山上急急忙忙地搭建翻新社会的脚手架。
被世人疑为精神失常的“康疯子”，一开始便正儿八经地一屁股坐在了救世主的躺椅上，他把旧学根基扎进了他所学所见的西学知识，嫁接出“救世”的大忧大愤。梁启超站在康有为这棵结出畸形却有着比火还暴烈的果子的树前，毅然决然地放下举人的架子，跟着这个秀才在广州万木草堂学习救国之术。
就是这不新不旧不中不西、亦新亦旧亦中亦西的万木草堂，像一座精准的显微镜，梁启超被康有为推搡着，把清廷这座姿态依旧坚挺的宫殿上的裂缝看得愈发清楚。
康梁之间，亦师亦友，有分有合，康有为抱定宗旨以不变应万变，梁启超则以多变善变应不变，两人在上个世纪之交举起了维新变法的火把，大批仁人志士借着那一缕惨淡的光亮，不顾生死地挖凿，最终使这个从冰雪中走来的王朝在冰雪中坍塌。
政治于梁启超始终是一针兴奋剂。他的大欲望伴随着大才干。梁启超曾幻想组织第三党，与袁世凯和国民党抗衡，试图竞选总统。但梁启超自进入内阁之后，即等于与袁世凯的联合，而这么做，就比飞在飓风里的纸风筝还脆弱。当了司法总长的梁启超，希望通过宪法来约束袁大总统。然而，那个年代，没有资产阶级议会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