狭隘心胸，拥有博大，光明磊落的利他心怀，才能拥有这种“高远视野”。
国际问题、国家间摩擦单纯化
以前，因为从军慰安妇问题及南京大屠杀问题，日本和中国关系紧张的时候，在某一次座谈会上，有人提及日本是否应该向中国谢罪的话题。我一说应该道歉后，当时在座的大学的先生们露出惊讶的表情。
很多人认为如果不是非同小可的事情，一个国家向其他国家谢罪是万万不可能，也是绝对不允许的。理由是那将失去一个国家的权威，在国际法上也将遭受不利。
我也能理解个人感情和一个国家的政治应该另当别论。但是，尽管如此，日本侵略了别的国家，践踏、蹂躏了该国国土，这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应该道歉的还是道歉为好，我现在仍然这样认为。
向被伤害的对方真诚地道歉这是超越常识与理由，或者在顾及利益与体面之前，人人应该履行的普遍性的“正义”。它是理当遵守的规范，简单却绝对不能动摇的基本原理原则。所以，即使因为谢罪而失去什么，应该讲的道理也还是必须讲。
这样真挚、诚实的态度一定能被对方接受。相反，日本的谢罪一直不被中国、韩国接受，难道不是因为谢罪中混杂了面子、政治交易的因素吗？而且，因为原本单纯的事被考虑复杂了，这是致使问题更加复杂的一个实际证明。
像这样，对于国际纷争或经济摩擦问题等，只要站在原点考虑，就能看见解决问题的线索。越是错综复杂的问题，就越要根据简单的原理和朴素的思想进行判断和行动。我想这是拨开云雾见南山，直接洞悉事物本质和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法。
比如国家之间的经济摩擦问题，其主要原因是贸易收支不平衡，之所以发生该问题是因为有“国界”。因为各个国家执行独自政策、拥有各自的货币，不同国家发生贸易黑字或贸易赤字，经济磨擦也就相伴而生了。
经济已经全球化，人与物都可跨越国界、自由往来。然而，不同国家的政策和通货制度却成为障碍，产生贫富差距的磨擦。那么撤去国境，整个世界为一国，统一政策和货币，问题不就迎刃而解了吗？
基于如此简单的原理和思想，以前，我曾提出一个“世界联邦政府构想”。亦即，世界上的所有国家、民族废止国界，形成一个共同体，在和平与协调中发展。为了实现该理想，我提议建立以世界无国界为目的的国际机构，实施种种政策。
经济已经实现无国界化，政治也应该“创造一个无国界的世界”，说来这是一个大胆的构想，为了实现它也有许多亟待解决的课题。但这既非虚无漂渺的梦想，也非单纯的纸上谈兵。
为什么呢？因为先进国家之间，已经不得不在经济政策上实行政策协调，事实上，国家的主权日益受到限制。另外，EU（欧洲联盟）的诞生，是世界联邦政府预热性事件，在那里，欧洲成为一个共同体，各国不同的政治、经济政策趋向统一。欧元这一统一货币的诞生堪称其象征。如果这样的话，这种动向向全球规模扩大，也决非不可能。
也许有人指责一旦废除“国家”这个概念，各个国家所拥有的历史或文化不也消亡了吗？但是，人类经历了比国家历史更为悠久的发展进程，今后还必须延续很长的岁月。首先有人类，然后才有国家，而不可能相反。而且，不可能因为废除了国界，而文化和历史也随之消亡。
所以，即使被批判为过于天真，我还是认为基于人类、世界“应有的形态”而制定理念和采取行动，是在思考世界世界的未来必要和必需的。
与外国人接触，“合理性”比“常识性”更重要
我叙述了人生的所有场合中，根据原理原则进行思考、行动的重要性。在和外国人打交道或和外国企业谈判时也应该是极其有效的。那是因为他们中的多数人有关于人生和工作的很好的哲学理念，这使得相互对照彼此的原理原则进行争论成为可能。
在京瓷公司还是一家不知名的中小企业的时候，我积极开展外联活动，希望外国企业使用我公司的产品。我的意图是当时的日本从美国引进技术的事例特别多，所以，如果我们的产品能够得到美国厂家的认可、让他们使用的话，以此为宣传点，国内很多企业也可能会采用就京瓷公司的产品。
我自己的英语水平不是很高，但是，我毫不犹豫地来到美国，直接和对方企业进行商谈。记得刚到美国时，我提前一天特地拜访住在西式公寓的朋友，请教当时对日本人来说还是稀罕物的洋马桶的用法。当时还是出洋机会稀少，一美元兑换三百六十日元的时代。
但是，在美国将近一个月的逗留期内，无论怎样到目标企业巡回兜售，非但买卖没有谈成甚至连吃闭门羹。奔波于异国他乡，踟躅于洋风异俗中，尽管每天累得腰酸腿疼，大汗淋漓，但得到的只是“NO”和徒劳感。当时距离与辛酸至今仍然记忆犹新。尽管这样，抱持决不后退的决心，经过不屈不挠地交涉，终于初现成效，京瓷公司的海外贸易额一点点地增加了。
在这个过程中，我意识到外国、尤其是在美国，在判断一个事情时经常出现“REASONAL”（正当的）这个词。而且，正当性和合理性的惊讶标准不是社会习惯或常识，而是他们自身所秉承的原理原则和价值观。
美国人确立了扎根于自我信念中的人生哲学和判断是非的标准。这对我来说是一次非常新鲜的、振奋人心的经历。
在这背后，或许是因为是两个国家的文化差异，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法律体系的不同。日本的法律是以德国的法律体系为模型的，属于成文法。亦即根据条文进行判断，存在容易教条化的缺点。与此相对，美国是判例法。也就是不太拘泥于条文，依据不同的案例，当事人对照自己的良识与规则，来判断它是否正当。
在有这样的文化背景的国家里，像我这样明确原理原则的思考方法正好既有适用性，又很有效。对于我根据原理原则决断为正确并主张的事情，如果他们认为“你所说的确实是合理的”，就不会拘泥于是否有前例、企业规模的大小而非常迅速地作出决定。正因为如此，谈判总是得以迅速地进行。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岛国日本也必须在国际社会中生存下去。无论是工作还是日常生活，我们都会与外国人交往，有时还必须“越洋出海”，但那时我们没有必要曲意逢迎。
认为是正当的事情就堂堂正正地提出主张，这样反而更好。这样的话，原本有本地文化的欧美人应该十二分地理解该事情的正当性，并给予尊重。
判断的标准应该是经常扪心自问：“这是正确的做人准则吗？”为什么呢？因为有超越国境的普遍性，即使文化上多少有点差异性，但在根本之处他们一定能够给予理解。
负责京瓷集团在圣地亚哥的北美分公司业务的一位美国人，在京瓷公司的内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里面提到：
“文化因国家或民族的不同而不同。但是，商业哲学、人生中的基本原则最终还是相同的。例如，努力在工作中创造成果，想为社会做善事等等。无论在哪个国家的文化中、无论哪种宗教里这些都应该是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
他替我说出了想说的话。也就是说，无论是哪个国家，在经营中，作为判断标准、具有普遍性的哲学都是必要的。它越普遍就越有效，因为它植根于“人间正义”的伦理观和道德观，它是没有国界的。所谓做人的原理原则，是指超越国家地域差异和超越时代限制的、全人类共通的东西。
第三章 磨砺并提高心智
日本人为什么丢失了“美丽的心灵”
“总是客气低头、将功劳让于人；得意之时，抑制膨胀的自我、一切淡然处之；优先考虑对方，相互谦让。”这样的“谦虚”的美德现在恐怕早已被日本人丧失殆尽了吧？
要在社会中自下而上，“我”“俺”这类的自我主张是必要的，但是，我们现在正在不断遗忘谦虚所代表的“美丽的心灵”。这对这个国家的社会来说是个巨大的损失。这是使日本这个国家越来越难以居住的主要原因之一——持这种观点的应该不只是我。
的确，在任何时候都不失谦虚，这对一个凡人来说乃至难之事。我本人有时也会因一颗高傲不逊的心而扬起头颅。
在精密陶瓷这个基本上未被开拓的领域中，京瓷公司开发了很多新技术、新产品，以惊人的速度成长起来。同样，KDDI公司也取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发展。周围的人们对我交口称赞、奉承有加，在会议等场合中，我经常会被推举坐上座，受邀作嘉宾，作演讲也是常有的事。
于是，尽管有心自律，但这个时候我也会觉得自己付出那么多努力，取得如此成绩，受如此礼遇，是理所当然的。心中难免骄傲自满并沾沾自喜起来。
就在自己洋洋得意之时，忽然会觉得自己有点飘飘然，于是“不行不行”，立即又自省自律起来。即使皈依佛门之后，我仍是如此反复。
想一想，我所拥有的能力、我的发挥的作用，没有任何必然性表明它们就是我的私有物。别人拥有它们，也没有任何奇怪或不般配之处。而且，迄今为止，我所能做到的事，别人也能做到。
这一切，都是上天的偶尔赐予，我只不过是付出了一点努力而已。我认为，任何人的任何才能，都只能是上天的恩赐，不，只能是借物。
所以，无论是何等优秀的才能，产生出的全部成果既属于我又不仅仅属于我。才能和功绩都不是我私有的、独占的，它应该属于人类和社会。亦即，把自己的才能用于“公”作为第一原则，用于“私”作为第二原则。我以为谦虚这个美德的本质就在于此。
但是，在谦虚精神日渐淡化的同时，社会上的很多人把个人的才能私有化。特别是，居于他人之上，更应该成为他人模范的领导们这种更突出。在有传统、有业绩的大型企业中，组织规范和伦理的要求好像完全松懈了一样，丑闻事件层出不穷。另外，那些代表国民处理国家公共事务，被老百姓用血汗钱供养起来的官僚们却在利用自己的特权干损公肥私的事。
大企业的头头、干部、官僚都有超过常人的能力。但是，为什么他们不断发生丑闻事件和渎职事件呢？这只是因为他们把自己的才能作为私有物了，此外没有其他原因。他们认为自己具备的才能不是上天的恩赐，而是把它视作私有之物，不是为公共利益发挥作用，而是为私利私欲极尽能事。
领导的“德”要高才“才”
前面已经多次讲过，我思考的“人生方程式”是由思维方式、热情和能力三个因素相乘而得。
发生丑闻事情的精英全都具有超常的能力。他们有热情、有使命感，一定也作出了超常的努力。但是，因为在重要的“思维方式”上存在问题，所以拥有的超常能力和热情没能朝正确方向发挥。因此，不仅会犯错误，贻害社会，甚至自己给自己的脖子套上绞索。
这里说的思维方式，是指生活态度，也就是指哲学、思想、伦理观等，也指涵盖了所有这些因素的“人格”。谦虚的美德也可以算作其中之一。人格如果歪曲、邪恶，即使有再大的能力和再高的热情，或者说越有能力和热情，带来的结果“负值”就越大。
而且，就现在的日本社会而言，我认为与领导个人资质相比，领导的挑选方法本身存在着问题。因为很多组织的领导不是以人格而是以才华和能力为标准选拔出来的。也可以这样说，与人格相比，现在的人才配置更重视能力、更重视只能用考试结果表示的学业。在公务员考试中取得好成绩的人能够就任政府部门的要职或进入精英序列等。
这一切也许是战后日本经济以增长至上主义为主的社会背景使然吧。与其重视人格这种模糊的因素，还不如重视才华这种容易直接带来成果的要素来选拔我们自己的领导，这种用人标准一时间成为主导趋势。
在选举中，人们总是不由自主地把选票投给能给地方带来利益的“拍胸脯政治家”、换言之就是人们希望把那些有才而缺德的人作为自己的领头人。这种倾向或社会风潮我们很难改变。
日本人曾经也具有“大处着想”的思维方式。我们敬爱的西乡隆盛先生曾经说过“给德高者以高位，给功多者以褒奖。”这个意思是，功绩卓著者给予金钱奖励，而人格高尚者则让他位居高位。这虽然是一百多年前的老话，但一点也不陈旧，依然是今天非常通用的普遍的思维方式。
在道德崩溃、伦理丧失的今天，我们更应该铭记这些话的意义。居人之上者人格比才华更重要。越是具备超群才华的人越不应该沉湎于才华。也就是说，需要某种东西，来控制超常的才能不沿着错误的方向发展。这就是道德，是人格。谈起“德”，也许有人认为这是复古。但是，人格的陶冶应该没有新旧。中国明代思想家吕新吾在其著述《呻吟语》中明确表达了同样的内容，即：
“深沉厚重，是第一等资质；磊落豪雄，是第二等资质；聪明才辩，是第三等资质。”
这三个资质，换言之就是“人格、勇气、能力”。吕新吾希望居人之上者兼备以上三个资质。这三个资质如果按顺序排列，就是人格第一，勇气第二，能力第三。
自省与人格磨砺
战后的日本大多起用第三等聪明才辩型的人物作为领导。能力强、擅长雄辩、知识丰富的实用型人物得到得重用，而有人格威望的第一等人物虽不至受到轻视，但也靠边站了。
这样，无领导之德的人物除才能之外缺乏内在的道德规范和伦理标准、缺乏人格厚度与深度这样的人物被安排在领导职位上，从而导致近年来政界丑闻频繁发生，甚至更广一点说，现在社会上的道德颓废，其根本原因也在于此。
发生丑闻事件组织的领导经常召开记者招待会，但在等记者问时，很难令人感受到他们人格方面的厚重。只是发表一通“做得不对”，“争取不再发生”等敷衍塞责的托辞。因为只是通读他人准备好的文稿，听起来我感觉全是教条主义，作为负责人的真挚和诚实一点也没有传达出来。
即使他们感到惊慌失措、蒙蔽事实、逃避责任，但是，很少见到他们认真对待整个事件，承担自我责任，该说明的作出说明，该改正的进行改正。这不得不让人感到他们没有坚定的信念和哲学，甚至缺乏对事物的善恶、正邪严加区别的标准。
如果这就是号称社会领袖的人的作为，那么现在的孩子们不尊敬、不信任大人，就不难理解了。
居于人上的领导们需要的不是才能和雄辩，而是以明确的哲学为基础的“深沉厚重”的人格。谦虚、内省之心、克己之心、尊崇正义的勇气，或者不断磨砺自己的慈悲之心——一言蔽之，就是他必须是抱持“正确的生活方式”的人。
这就是中国古代所提倡的远离“虚伪”、“自私”、“放纵”和“奢侈”的人生态度，也就是说，不能虚伪、不能有私心、不能我行我素、不能有奢侈之心。课以自己高洁的生活方式，这是人上人的义务，亦即崇高的义务。
说到努力树立正确的做人准则，也许有人会笑好像小学道德课中讲的一样。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