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的应时之作不可能像一些经典的电影、话剧那样，在艺术上那么严谨，一环扣一环。我认为相声首先强调的是它的即时性，随时随地关注老百姓关注的热点，吸收最新鲜的语言，在艺术上不必过于苛求。一段新相声，在开始的时候肯定有不连贯，甚至相矛盾的地方，没有关系，先把它表演出来，再一点一点地打磨，在实践中把它磨成精品，这样就可以保留下去了，甚至成为经典段子为后代传演。
直到今天，就是已经在电视里播出的相声，过后演员自己也感到有些地方还需要做一些改动效果会更好，观众也有类似的反映，那么，在下一次演出时就可以改进。好作品不怕改，精品往往是在不断地修改、打磨中产生的，哪一段经典的相声段子，不是经过千锤百炼才传唱至今的呢？但是相声如果失去了它的即时性特点，就与人民大众失去了血肉联系，相声就退出了普通百姓关注的中心，成为边缘性的东西，今天相声的衰落，与它的即时性缺失有很大的关系。有些人一味地强调传统相声的技巧，死抱着传统不放，不加分析地排斥即时性是很迂腐的。其实传统相声在它产生的时代是具有即时性的，之所以受到欢迎，让人们产生共鸣，是与那时的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在一台相声晚会中，穿插几个传统相声还挺好，如果全部是传统相声就不上座了，你必须有新段子，反映现实生活的新段子。正是在这些不断出现的新的“现实生活”，不断地逼迫着我，也锻炼了我，使我积累了创作和演出“应时之作”相声的经验，也迫使我学会了如何利用传统去为现实服务，现在想来受益无穷。相声创作和演出不能养尊处优，要有紧迫感和使命感，在面对市场经济时更要如此，不能一味地强调社会变革、观众口味变化等客观因素，还是应该多从自身找原因，多在创作上下工夫，这样才能使相声艺术永葆青春，长盛不衰。
六十年代初期，文艺界蔓延着一股强烈的极左思潮，表现在对“传统”采取一种虚无主义的态度。好像“传统”就是糟粕，许多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后继无人。中央已经察觉出了这种倾向，从下面一件事可以看出周恩来总理鲜明的态度。
周总理的教诲（2）
有一天，节目刚刚演完，总理留我，坐在他的身边。接着，轮到中央歌舞团演出。第一个节目是女声小合唱《放风筝》，唱的是河北民歌，总理听完发火了。这几个唱小合唱的女演员，原来是几年前总理下令，专门从陕北挑来的，放到中央歌舞团的任务是要培养她们唱好陕北民歌，保持陕北风味。可到北京后，她们已逐渐改变了原来的风格，离陕北风味越来越远了。现在倒好，这几位姑娘改唱河北民歌了，而且装扮上也不朴实，一点土味都没有，整个像街头上的大美妞。
总理为此生气，大声问道：“中央歌舞团的负责人来了没有？”
中央歌舞团负责人急忙走过来。总理两眼盯着他：“你是团长？”
“是。”团长见总理这般语气，不知出了什么事，神情十分紧张。
“我跟你们说了多少次，要保持他们的风味，这不仅仅是保留一个地方歌曲，这关系到我们民族艺术的发展问题，关系到国家的荣誉！把她们调进来，是代表我们国家，你们怎么把这些演员惯成这样？我说过多少次了，你们就是不听，把我的话当成耳旁风！没有老区，能有我们的国家吗？我行我素嘛！这样不行！”总理的脸色冷峻，措辞严厉，一反常见的亲切与温和。团长脑门沁汗，找不着恰当的词来回答，只好连声说：“教育不够，教育不够。”
最后，总理非常严厉地说：“不能随波逐流，赶一时的时髦，不要丢掉民族的东西嘛！”
周总理非常重视传统文化。为详细了解相声艺术的传统演出形式，他曾请侯先生和郭启儒老师现场表演。那是在紫光阁，侯先生带来沙袋，完全按当年在天桥撂地的样子。郭启儒老师蹲在那儿唱“太平歌词”，侯先生就用手捏着沙，在地上写字。
总理看了，连连称道：“啊，原来是这个样子，好哇好哇！”这就是当时的中国领导人的风采和神韵。
周恩来总理喜爱民族文化艺术，在任何一件具体的小事上，也是一丝不苟。这决不是他个人喜欢不喜欢的问题。谁偏离原则，他就旗帜鲜明地讲出来，决不留情。从这件事上，我体会到，艺术工作者要保持自己的特色，而民族的东西，恰恰是最宝贵的东西。
这样的演出，对我不断提高艺术水平很有帮助。
记得还有一次，由于事先没有演出任务，我的搭档于世猷放假回了老家。一天晚上，周总理让秘书给中央广播事业局（现在的广电总局）打电话，让马季立即到人民大会堂。原来，周总理请梅兰芳先生在大会堂演出《穆桂英挂帅》，招待重要外宾。由于舞台太大，戏较长，梅先生年事已高，中场要多休息一段时间，让我加一个节目。到达后，我很快理解了总理这样安排的用意。总理的意思是“中场休息”的时候，由我来说段相声，填补观众等待的时间。
当时没有来得及找搭档，只好说单口。根据平时的记忆，我说了段《抡弦子》。我知道，这样的演出很锻炼演员；我也知道，如果没有平时的积累，到时就得抓瞎。不管是谁，不管从事什么职业，临时抱佛脚绝对不可取！我的演出博得了观众掌声。下台时与正上台的梅先生走一对面，梅先生抱着拳说：“小马，谢谢你了。”
1961年，庄则栋获得了第26界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冠军，周总理在大会堂为中国乒乓球代表队和新老冠军等庆功，侯宝林和我也应邀参加了接见。
总理见到我和侯先生说：“两个相声冠军到了，我建议乒乓球冠军与相声冠军照个相！”很遗憾，这张照片我没有，但这难忘一幕却长久地留在我的脑海中，刻在了我的心里。
“关键要有自己的作品，”这句话是周恩来总理说的，我牢记了一辈子。那是一次给总理演出后，总理让我坐到他身边，问我：“你学相声毕业了吗？”
我说：“老师就在团里，我要学一辈子。”
“小马呀，关键要有自己的作品。”总理语重心长，一字一字地对我说。总理的这句话对我触动很大，让我思考了很长时间。我已经感觉出了每个字的内涵和份量。“自己”等于特色，特色等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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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的教诲（3）
一条明确的相声发展的道路，在我眼前豁然开朗。
相声创作和演出养不了尊，处不了优。面对“市场”，不能一味地强调社会变革、观众口味变化等客观因素，多从“自身”上找原因，多在创作上下工夫，这样才能使相声艺术永葆青春、长盛不衰。事实也是这样，不断的“新”，正在不断地逼迫着、锻炼着我，使我积累了创作和演出“应时”相声的经验。
我的成长时代也是我们国家快速发展的时候。五六十年代是相声艺术非常发达的时期，国家对相声的宣传作用十分重视，客观上促进了相声人才的培养和相声创作的繁荣。五十年代末开始的整理传统相声活动更把相声艺术提高到新的境界，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会有更多的优秀相声保留下来，“文化大革命”使相声发展来了个急刹车，一批颇有造诣的老艺术家失去了宝贵的艺术生命。
历史的闹剧（1）
1966年，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开始，我身不由己地卷入###的漩涡，并很快成为被批斗的对象。侯宝林先生、刘宝瑞先生这些老前辈都被揪出来了。批判“三家村”之后，全国揪出一大批“反动权威”，侯先生、刘先生算是相声界的权威。让我想不通的是我30岁刚出头，也跟他们同等待遇。
我的一些作品被他们抓住不放，其中一个叫《寸步难行》，这个作品的创作背景是当年美蒋曾经在东南沿海派来十九股特务登陆，搞破坏活动，为了提醒大家提高警惕，我写了这个段子。主要描写国民党统治时期，各种苛捐杂税多如牛毛，让人民无法忍受。由于创作的时候水平不高，就套用了侯宝林先生的相声《三棒鼓》中的台词，其中有句台词：“###救国，人人有责，掏钱吧，老太太！”表现国民党四处征税的情景。不曾想这句话被一个小学生误解了，他在学校写大字时就写了“###救国，人人有责”八个字。当时人们的政治觉悟很高，出现这样的事情无疑是严重的“政治事件”！学校就把这件事反映到当地公安局，查来查去是马季相声里的，公安局向说唱团调查我，团领导说我作风正派，是很好的共产党员，公安局不再追究。“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这件事又被故意翻了出来，认为我是“披着共产党的外衣，敢于叫喊出蒋介石不敢叫喊的话”。
还有就是《画像》，是我在文登与劳动模范摸爬滚打七个月写出来的作品，县委充分肯定了这个作品，他们认为多年的劳动模范一直没有文艺作品表现他，相声是头一个，县委引以为荣。这个作品肯定会有这样那样的缺陷，这是相声艺术的局限。在作品中我设计了一个包袱，让画家为劳动模范画像，画好后征求我的意见，我说画得细皮嫩肉，不像；画家加点红，像关公；加点蓝，还不像；加点绿，成了窦尔敦了！他们认为我丑化劳动模范，丑化劳动模范就是丑化共产党。还有一个《西方音乐》，讽刺西方现代派音乐的，我不懂音乐，只是从当时的报纸上摘录了一些资料进行创作。他们说我用自然主义手法去宣扬资产阶级的艺术，客观上起到宣传西方腐朽没落文化的作用。
批斗我的形式十分戏剧化，会场上写着大幅标语“批斗反动权威侯宝林大会”，我被指定坐在会场头一排，按理说，我属于小字辈，只是陪侯先生挨斗。台上造反派大声宣布侯宝林的罪状，说他是反动权威，在相声中诋毁社会主义、诅咒共产党，比如说《寸步难行》中如何如何，然后大喝一声：
“侯宝林，你老实交代！”
侯宝林在台上低着头说：“那不是我写的，是马季写的。”
“马季！上来！”于是，改成批斗我。群情激愤，慷慨激昂一番，造反派最后说：“滚蛋！”我被赶下台。
刚下去，造反派又开始历数《画像》的罪状，又喊：“侯宝林！你交代！”
“那不是我写的，是马季写的。”
“马季！上来！”又批斗我一番，然后又让我“滚蛋！”
然后，造反派又说到《西方音乐》的罪行，他们叫喊着：“侯宝林！你交代！”
“那不是我写的，是马季写的。”
“马季！上来！”……
我很不服气，这种形式无非是在参加批斗会的人们面前丑化我。这时一个相声同行冲着我大叫：“你马季算是什么东西？”我忍不住回敬了一句：“你写一个我瞧瞧。”话音未落，一个耳光扇过来。我虽然不能还嘴，但心里仍然不服。说我反对共产党，我死也不承认！我从一个普通的新华书店职工成长为受群众欢迎的相声演员，党和人民给了我很高的荣誉，没有共产党，哪有我马季的今天？
这场“触及人们灵魂”的文化大革命，释放了人性中一些最丑恶的东西，将正常的文艺批评，变成了人身攻击，公报私仇。我不恨那些整我的人，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他们也不过心里嫉妒而已，大不了背后骂骂街，传一传闲话，那只算是人性的弱点吧，可是“文化大革命”把他们的弱点放大成赤裸裸的恶。但是他们有没有想到，政治运动能打倒侯宝林先生、刘宝瑞先生和我，也就可以打倒相声。这既是我的不幸，也是他们的不幸。在这场浩劫中，没有幸存者。
历史的闹剧（2）
那时候我已经靠边站了，每天早晨上班，打扫卫生、扫厕所，等着挨斗。不过，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对相声都没有动摇，相信终有一天我会重新站在舞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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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大字报（1）
关于“文化大革命”有很多我的传闻，凡经历过的人们都知道，那是一场历史的闹剧。真正的人性在那场闹剧中完全泯灭了。而人性中最恶的一面则发挥得淋漓尽致。同志之间、朋友之间、夫妻之间甚至是母子与父子之间，在当时的环境也会反目成仇。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是一个一切都不正常的年代，身处那个年代我矛盾过、斗争过，也作过一些违心的事情。
在“文化大革命”开始的动员会上，政委说：“同志们，运动开始了，希望大家站稳立场，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回去大家写大字报吧。”
我是听党的话还是听侯先生的话呢？我当然面临着选择。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不能不管党的号召而跟着侯先生跑呀？我也不敢呀！我当然要听党的。
其实写给侯先生的大字报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就是在开滦矿务局演出时，观众反应热烈，一再要求“翻场”，而侯先生对观众却说：“艺术啊，是鱼肝油。鱼肝油丸你们知道吗？一天吃两粒对你身体有营养，鱼肝油虽然不是毒药，一块吃八斤也药死你。”我们在后台都愣了，真敢说啊！骂观众啊？台下有开滦矿务局的宣传部部长，晚上吃夜餐的时候，侯先生没在餐厅吃，让人把夜餐送到自己房间吃去了。
这位宣传部长讲了这样几句话：“我们是这样考虑的，这侯宝林同志啊，给他的荣誉和他的贡献有较大的差距！侯宝林同志的觉悟和观众对他的要求有较大的差距！他的思想水平和他嘴里所说的话有较大的差距……今天晚上的事情我们要以宣传部的名义给中央写信，反应这种情况。”当时我们都在旁边儿听着。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把这事儿跟当时的造反派头头说了，他说：“写啊！给他写大字报！”我写了，但没写得这么详细，只是写了“侯宝林同志有时候对观众并不是十分热情”。这样的大字报我写过几张，我认为我没出格！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表态，领导又要求写，这是很正常的。侯先生也给我写过大字报，别人也写过，我也写过别人。当然了，我没给自己写，因为我跟侯先生经历不一样，我没经过旧社会，我没像侯先生那样是名家，我不够格！是啊，我把我自己当成革命者了，但是到后来没想到也把我“揪”出来了，敢情我也不是好人！
那位我一直感觉不错的人当上“造反派”头头的时候，便经常拉拢侯先生，侯先生也为了向这些造反派们买好，保护自己，经常悄悄向他们汇报。这些汇报往往是假的：“马季昨天拉着一卡车的人到二七剧场搞武斗去了。”
“是吗？找几个人，斗马季！”
有两个跟班的找到我说：“马季，出来！你昨天干什么去了？”
“我哪儿都没去！”
“不老实！说实话！顽固不化！……滚蛋！”没斗出什么来，让我滚蛋了。
在这里我想多说几句，社会上曾传言，说在文革中我打了侯先生一个耳光。有人说，曾就此事问过候先生，侯先生模棱两可地回答说：“旧社会徒弟打师傅，是常有的事。”侯先生到底说没说过这样的话，我不得而知。但在一些公开的场合出于对侯先生的尊重，我也没有解释过。但现在我可以明确地告诉读者，我从来没有打过侯先生。而且，我一直认为侯先生是我的老师。
但是，凭着这些传言来对待我的那些人，甚至是一些领导，就太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