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凭着这些传言来对待我的那些人，甚至是一些领导，就太不应该了。甚至，粉碎“四人帮”之后多年，在去香港的演出时，还有人把这事拎出来当成他们去香港的条件来说，说是为了做侯、马的思想工作。
假如“文化大革命”中没有我马季，侯宝林先生是不是还会有这样的遭遇呢？我想也会是这样，他也必然是“反动艺术权威”！可是把一切都搁到我头上了，难道就因为我给侯先生写过大字报吗？
到后来，什么事都和我有关了，批斗“剧团”的政委，本来跟我一点关系没有，也把我弄到批斗现场让我“陪斗”。
我的大字报（2）
“把马季拉上来！低头！”
我弯腰低头站了四个小时，累得我的腰疼痛难忍，我稍微直一直腰，“啪”一脚踢在我的腿上，差点没跪在台上。
整个四个小时应该没我什么事儿，批斗的是剧团的领导，一句没斗我。却让我赔了四个小时。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他们找不着理由斗我了，让我到剧团去陪斗！等四个小时后，一声“滚蛋”，我却不会走路了，整个身体都是僵的，让人搀扶着才爬上了三楼。
后来，大字报全冲我来了：
“跟马季商榷！”
“跟马季辩论！”
“马季你往哪里逃！”
“马季你不要再为刘少奇翻案了！”
铺天盖地！我都不敢上食堂吃饭了，他们要跟我辩论，路过食堂门口：“马季，别走！”让我站到食堂的台阶上，跟我辩论，名为辩论，实为批斗。
当时，说唱团的领导更有意思了，他指示我和唐杰忠写了一张大字报，题目是《请革命者深思》署名是马季和唐杰忠。其实都是这位领导指使的。因为这张大字报又把我给“揪”出来了，“揪”出来之后让我劳动改造，每天早上打扫厕所。这位领导是走资派，也在厕所劳动。他在那儿擦大便池子，我过去了，他一看我，我一看他，二话没说他递给我一张小纸条，我偷偷一看上面写着：“《请革命者深思》大字报，你一定要承担下来！”我赶紧扔厕所里了。
好吧！我承担下来！就是我写的！
可我不知道这位领导后来自己当了“叛徒”，他为了自己求得“解放”，他“坦白”了。他跟“造反派”的头说：“那是我写的，不是他们写的，那时候我的思想还是非常‘反动’”。
造反派认为他的态度比较不错。于是，“造反派”们把侯先生等一些老艺人拉过去，把这位领导也拉过去了，目的就为孤立马、唐、赵（马季、唐杰忠、赵连甲）。
我还在牛棚。
造反派们高喊：“斗他！某某某说实话了。”
把我和唐杰忠揪出来批斗：“出来！低头！我问问你们，《请革命者深思。》大字报谁写的？说！”
那位领导让我承担啊，我只能说：“我写的。”
“唐杰忠，《请革命者深思》大字报谁写的？”
唐杰忠说：“马季写的，可是我们俩的观点一样，我们商量的，应该说也是我写的。”“
“谁写的！？”
我们俩一块说：“我写的！”
“某某某，你站起来揭发！”
那位领导站起来说：“《请革命者深思》大字报是我写的，当时我是说唱团领导，我是‘走资派’所以我不能用我的名义写，我把马季、唐杰忠叫来了，让他们抄，抄完了就算他们写的。”
“马季、唐杰忠，《请革命者深思》大字报谁写的？”我不敢说话了，唐杰忠都懵了，接着就是一通狠斗！
“军宣队”和“工宣队”开始审查我，我历史上没问题，解放的时候我十七岁，旧社会我没有胡作非为，新社会一心扑向毛主席、共产党，没有过一点儿反动思想，拿雷锋当榜样，一切模范行动我都带头搞，国家发了我布票、棉花票我都献出来，我不怕审查呀。
查了半天，只是在批判我的时候上上“纲”：“马季是什么人呢？他是资本家的门徒。”因为旧社会我在上海学过徒，我那么点岁数学徒去，我是童工！是受剥削受压迫的，我成了资本家的门徒了？我妈妈是农村出身，既不是地主也不是富农，他们说我是“地主婆的后代”！我爸爸是一个小商人，给人家打工，负责给老板买粮食去，他们说我是“大奸商的后代”！就安了这么几个头衔。没办法，你斗吧，爱怎么斗怎么斗，反正我没问题！也挨打了，也挨踹了，不就完了吗？
后来我知道了，批斗我的稿子是那位“领导”写的！
他们是找不着我一点毛病，要找着我一点毛病，我准活不了！最后，不得不宣布我“解放”。就算我“犯有严重政治错误，鉴于马季同志在作品上还比较积极向上，多年工作还对自己有一点要求，以及长期的表现，我们觉得他应该划为‘人民内部矛盾’，我们在这里郑重宣布：马季同志‘解放’！”台下哗哗一鼓掌，就算“解放”了。刚宣布完毕，“造反派”的头头站起来了：“我们在这里宣布：马季同志光荣地被批准第一批参加“五七”干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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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大字报（3）
我申请了吗？你们就批准我？紧接着大喜报就贴出来了，马季是头一个。“工宣队”的问我：“怎么样？你被批准了。”我说：“我没意见，我早就应该走。这也是你们早就安排好的，我一点意见没有。但是我走之前，我要提一点意见：我要问问那位领导我是哪个大奸商的后代？我是哪个地主婆的后代？那个资本家的门徒？我希望他能拿出材料来，我好在上面签字。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闹剧！谁都别埋怨谁！能怨谁呢？“文化大革命”把中国人都弄成疯子一样，那是一场浩劫啊！
但是在“文革”中不管怎样，我对相声一直是有信心的，相声我一定要继续搞下去，因为我太爱她了！你不让我明着搞，我暗地里搞；你不让我说相声，我暗地里琢磨相声。所以在“五七干校”突然让我写相声的时候我在锅炉房里也能写出相声来。
我跟别人说过，文化大革命对我来说，我不把它看成是对我的迫害，它是我的财富！我甚至庆幸我赶上了这个阶段！我要不挨斗去，我怎么能看到各种形形色色的嘴脸！我对人性怎么能有更深的理解？
嫩江的两次历险（1）
我们广播系统三百多人，在1969年的6月进入了靠近祖国边陲的“五七”干校，“五七干校”在东北的嫩江地区，离嫩江市还176公里，到那里我们要拿着“边防证”才能进出。我们呆的地方是一个废弃了的养马场。因为那里的气候条件十分恶劣，十月份上冻，地下都是“塔头”地，一个大包、一个大包长着草，远看是一片草地；等化了冻，就成沼泽地了，走路不小心就能陷下去。周围全是沼泽地，夏天与外界交通断绝，冬天结冰才能与外界通行。这里有四害：蚊子、马蝇、小咬、老鼠，无论是它们的数量还是它们对人的攻击力，都令人永生难忘。
冬天上冻了，马车、汽车和运输工具才能进来。
在那地方只能种一季麦子，用“康麦音”播种机，种上了就不用管它，就等着收了。要是赶上收麦子的季节下雨就收不回来，割掉了也不行，拉不回来。马车、拖拉机陷里头根本出不来。只能用火一点，烧着了，来年作肥料了。
有一次，我和中央广播电台的播音员金钟一块到麦子地里去干活，割完之后一看拉不回来了，我说我这带着打火机哪，他说：“不用，我这有火。”唰，他就点着了。
我们回来了，他给打成了个“反革命”！说他“放火烧粮食”。当时我还说我这有火，亏没用我的火啊！要用了我的火，我也是“反革命”了。
这“五七干校”的地址是广播局“造反派”的头头选的。他们说了：“这一帮人就给他们送这儿来，以后爱怎么着怎么着了。”那地方当年的日本鬼子都没敢进的，我们去的时候那儿还有日本鬼子修了一半的军用机场哪，养马场也是废的，让我们上这儿来其实就是折腾人，变相劳动改造。
在嫩江的“五七”干校里，我在厨房干活，主要的任务就是揉面，做面食，一天到晚就干一件活儿，面揉完了，蒸上屉就没事了。有一天干完事之后，拿起鱼竿和原来少儿部一位同事钓鱼去了。
我没有时间概念，秋天的夕阳很快就落下的。我和那位同事，往出走了不到一个小时，天就黑了下来，可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水泡子。不知不觉天愈来愈黑了，我们俩有些慌了，因为已经看不到回去的路了。我问那同事还记得来的方向吗？他说不记得了。这时天已经大黑了，我问他，怎么办？他说不知道。我对他说，我觉得今天要出事儿。
我们凭着记忆试探着往回走，深一脚浅一脚的，越走越觉着不对。当我看到前面有一片亮光试着走时，突然感觉脚下一滑，一只脚陷了进去。我的脑子还是非常清楚的，这是“塔头”地，我告诉那同事咱们不能再动了，否则咱俩非陷进去不可。只能这样等待着救援的人来。此时，我真的有种恐惧的感觉。
夜更黑了，天也显得更加空旷。当时我想，也许今天就交待在这儿了，我还能不能活着回去呢？因为到了夜里那地方经常有狼出没，而且经常会碰到群狼。
又过了一会儿，我恍恍惚惚觉得远处有隐隐约约的光亮，我对那同事说，好像远处有灯光。他说，是，好像是拖拉机。灯光渐渐近了，有很多人跟着拖拉机的灯光走过来……
原来是晚上点名时，发现没有了我们俩，有人告诉说我们去钓鱼了。干校的领导一听就急了，说这是什么地方去钓鱼，天这么黑了还没回来，这不是找死吗。就发动了干校的全体人员出来找我们俩，而且出动了拖拉机。回去之后，我们俩在大会小会上作了好几次检查才算过关。不管怎样，没有出事，也算我们俩幸运了。这算我在嫩江的一次历险。
由于批斗会批的，我的腰间盘骨质增生了，一阴天下雨我这腰就动不了，疼得要命。到十月份了，嫩江的天气就冷了，大头棉靴子，大皮帽子，大皮衣我都穿上了。有一次我挑担子，刚一起来，哎，坏了，犯病了，动不了了。
马增慧看见了：“怎么了你？”我说：“坏了，又犯病了，动不了了！”她扶着我进屋，我躺了几天。没办法只能拉到齐齐哈尔的医院看病去。到了医院大夫看了看说：“你这病啊，我们这儿治不了。”给我开了一个诊断书：“建议此人回原地治疗。”我拿回去给“五七干校”校长看了，校长说：“这样不行，让他回去吧。”这样把我打发回北京了。
嫩江的两次历险（2）
十月底，让我回北京。我一个，还有帮助我们“五七干校”修电锯的一个师傅，一块走。用大马车把我们从干校拉出来，拉到公路边上的边防站，等过往的车，再搭人家的车去火车站坐火车。好不容易等来了一辆车，一看车上拉的是煤，上头坐着七个人，还有一个武装部的政委，有一个去城里看闺女的老太太，闺女生孩子了，挎着一篮子鸡蛋，她进城去看望，另外还有几个人。
“你们上去吧，”开车的说。就扶着我上去了，修电锯的师傅就跨坐在车的边上：“我这不远，前边就到了，我就这儿跨着吧。”车刚要走，后头又来一辆车。车上没拉什么东西，比较空，就有俩人站在车上。司机就说：“哎，你们俩下来吧，上那个车。”就把我扶下来了。修电锯的师傅说：“我不下了，我这就到了。”他没下车，车一溜烟就开走了。
那辆车往前走了不到六十公里，车就翻了！那个老太太让煤给捂死了，那位政委也给捂死了，政委带了一个小战士，围着政委的尸体转圈，拿着手枪“乓乓乓”往天上开枪呼救。车一翻时把我们修电锯的师傅给甩到稻田里去了。我们赶上来一看，坏了！赶紧下来，救人！我也忘了腰疼了，赶紧上前把修电锯的师傅搀起来！其他人也搀起一个来，扶到公路边上在那儿坐着。后来来了一个大铲车，连人带铲车一块扒这些煤，受伤的人被送到了医院，死去的人不知如何处理的……我真是命大，庆幸自己没有坐这辆车，否则不堪设想。这是我在嫩江的第二次历险。
几经周折的《友谊颂》（1）
我从干校回来，北京还不允许演相声。1972年5月，天津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周年举行业余文艺汇演，这一消息惊动了北京文艺界，许多单位和个人纷纷前往观摩。我和唐杰忠也赶到天津。这次汇演虽说是业余性质，但是有许多专业人员参加，节目丰富多样，出现了几对相声。我们很兴奋，感到相声复出有了希望。其中铁道部第三铁路设计院业余文艺宣传队演出的一个相声，内容是表现修建坦赞铁路的事情。他们去过坦赞铁路施工现场，有生活，很新鲜，但相声技巧谈不上。我看了这个段子，就想拿回来修改。我跑到后台找到作者一商量，作者很痛快，“好哇，马季同志，谢谢你了。”段子拿回来，我和王金宝一起修改，这是我和王金宝的第一次合作。
这一段时间，我的腰椎有病，严重的骨质增生，压迫腿神经，阴雨天犯病的时候，腿动不了，必须卧床休息，这是在“五七”干校落下的病。我从“五七”干校回来后，有一次正犯病在家躺着，曾在“五七”干校当军代表的北京南口某装甲师参谋长，为部队办一个晚会，就开着车来接我去演出。一看我的情况，他说：“走，上我们卫生队给你治治。”我妈不明白，直掉眼泪，“人都这样了，怎么还拉走啊。”拉到部队，打了一针吗啡，上台演出没事，之后就留下来了。治疗过程很长，是按摩治疗。我就正好利用这个时间修改相声段子，就把王金宝叫来了。当时殷培田和于万海也赶去看我，我们四人就一块儿讨论修改方案。师部给我们安排住在招待所里，吃在部队食堂。一改就是几个月，左一稿，右一稿，有机会就试演，多么盼望相声能有出头之日啊！但就是通不过。当时哪有相声啊？曲艺只通过了一个单弦《一盆饭》，一个快板书《奇袭白虎团》。
在这段时间我时常感叹：相声想恢复演出，真不容易啊！《友谊颂》改出来后，王决同志组织录音。然后拿着录音到南口二七机车车辆厂、铁道部援外办公室征求意见，意见反馈不错。又派我们去充实生活，学一些斯瓦西里语，因为段子里有许多斯瓦西里语，是跟援外战士学的，不怎么标准。
一天上午，在二七剧场，我们要向于会泳为代表的文艺组领导汇报演出，争取审查通过。
临场前的气氛，异常紧张。北京曲艺团的协理员做演出动员，他说：“今天，是我们的生死关头，就看你们的表现了！一定要把过去的表演程式、动作都去掉，不能带一点旧痕迹，千万别油！这关系到相声的生命问题，希望大家争这口气！”
我也紧张，因为身上的“担子”太重了。还好，没出什么差错，顺利演完。演完了还是紧张。因为还得等待结果。时间在焦急的等待中一分一秒地过去。吃过中午饭，广播局的一位领导叫我们：“过来，过来，这个段子没有通过。”
“为什么？”
“一个根本问题没有解决！”
“什么问题？”
这个领导拿好姿势，慢条斯理地说：“毛主席讲，三个世界的问题，在你们这里体现不到。不客气地讲，人家提出的意见是说，这个段子跟毛主席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