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的十二天中，我们写出了《笑的探讨》、《老少乐》、《无名者》、《婚丧嫁娶》等新节目，修改了相声小品《买表》。大家抓紧时间排出新节目后，又排了原来演过的《五官争功》、《一仆二主》、《四字歌》、《美》、《百吹图》等几个节目，这样可以拿出群口、对口相声十五段，相声小品两个轮流演出。这台节目运用了相声的多种形式，比如说《五官争功》，五个演员合作演出。刘伟、冯巩演出《婚丧嫁娶》，说农村婚丧嫁娶中的人情债问题，办喜事、丧事往往变成捞钱的机会。王谦祥、李增瑞表演的《无名者》说的是虽然有很大贡献却始终默默无闻的人。新创节目还有相声小品。这些段子创作出来后，政协会还没有结束，我就给政协委员来了一场汇报演出，两个多小时的节目受到一致好评。我对演出组的人员说：“要发财，不要到这个剧组来，我们这个集体是相声探索的集体，从我开始每个演员每场只有补助50元，工作人员30—40元。”
我向团里打了报告，征得说唱团领导的同意，说唱团请示电视台，电视台同意作为演出单位之一，这台节目就是以中央电视台、中央广播艺术团主办。因为当时明星“走穴”风很烈，有些报纸已经点了我的名。为了避嫌，我坚持让团里领导带队，并要求派专业会计。4月5日我们开始出外公演，这次巡回演出共计7个省21个市，演出120场，行期两个多月，总收入16万元。其间，不管名演员还是青年演员，报酬是一样的。直到现在参与相声晚会的人都很怀念那次愉快的合作，大家感到那是纯粹为了相声艺术的合作，那种思想境界，那种其乐融融，是一次没有瑕疵的合作。我们不计回报，每天过得紧张而充实。
这次演出小队人员虽然来自几个团体，可大家志同道合，亲如一家。装台、卸台、搬运、卖节目单等，都是演员、工作人员齐动手，从不误事。记得在深圳演出时，车到得比较迟，大家连夜装台，干到凌晨5点，刚装完台，一个个倒在后台呼呼大睡，不管地板干净不干净。看到这种情景，我自然而然想到乌兰牧骑、轻骑队这些深受群众喜爱的演出队伍，我们这支团结可爱、战斗力强的小队，不正是这样的队伍吗？这支队伍不仅台风好、作风好，政治素质也很高。在深圳演出时，听到大兴安岭火灾的报道，大家异口同声地表态：“在深圳演出的两场收入，全部捐出救灾！”虽然数目不大，但队员们的爱国之心、赤子之情是可贵的。这次演出锻炼了年轻演员，开阔了大家的眼界，我们深入到工厂、农村、海岛、部队，把演员们的艺术感觉与广大人民大众的思想感情连接起来，艺术是要接“地气”的，人民大众是生我养我的大地，离开人民大众，艺术就成无根之木，无源之水。
辞去团长职位（2）
演出后，我们向广电部领导作了演出汇报。然后我叮嘱剧组人员到税务局登记纳税，他们都纳了税，我比他们纳的税多一些，因为我的底薪高。然后我准备继续筹划一场“马季相声小品演出会”，但是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税务局首先打击了我们的热情。在南京演出时，当地税务局不许剧场跟我们结账，随团的财务人员跟他们解释，这不是个人组团演出，而是艺术团和电视台的演出，不存在分钱的事，也不需要个人纳税。南京税务局不理睬，写了一份报告给北京市税务局。北京税务局展开调查，据剧场经理告诉我们，他们不问剧组结了多少钱，而是问马季从剧场拿了多少钱。结果剧组挣的钱都算在我一个人头上，开始我就担心人误会，特意想出来的那些办法都没起作用。税务局领了两个新华社的记者到团里查账，团领导积极配合查账，为我开脱。团领导还主动解释了两件事，一件是我们在广州演出时用演出费买过一台音响，有些剧场音响不好，影响演出效果。另一件是买音响时顺便又买了一台录像机，也是为了工作上方便，我们买之前都请示过有关领导，得到批准后才买的，而且是由广州文化局批条，在文化局下属的一个音像公司买的。此外除了各项费用开支，剩余的全部上缴团里，这些现在都有据可查。税务局咬住不放，说我们没有集团购买指标，违反财政规定，罚款三万。团领导为了息事宁人，很痛快地答应了。但是团业务处处长到税务局交罚款时又遇到麻烦，罚款单上写着付款单位是“马季”，交涉无果，团里给我打电话，让我通融一下。我立即表示不同意。如果现在我同意了，十年后我就说不清楚了，虽然这是小事一桩，但是原则问题。出了这样的事，小品演出会就没有再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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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员与“走穴”（1）
对于演员的“走穴”，社会上有很多的议论，褒贬不一。我是这样理解的，所谓“走穴”是演员的一种演出形式，旧社会叫跑码头。演员要尽到他的职责就得演出，这也是他的生存方式。80年代，文化成为了商品，演员的“走穴”风异常强烈。我们身处这个潮流中，也跟着上当受骗。
1988年的大年初二，我们接到总团批来的演出通知，是河北邢台市政府的邀请，举行新年老干部联谊会。团里派我和赵炎、王金宝、殷秀梅，还有外团的王景愚组成了演出队。我们乘火车天蒙蒙亮时到了邢台市。两位彪形大汉来接站，只有一辆后开盖的老式吉普车，于是7个人挤在车内。我问接站的人：
“这是什么演出？”
“工厂俱乐部。”
“不是市里组织的吗？”
“那是市政府开的介绍信，要不你们不来。。。。。。”
我知道上当了。但既然来了也只好如此了：
“演出怎么安排的？”
“今天3场，明天4场。”
“这怎么演啊？”
“马先生，这还是少的呢，上次姜昆来，一天7场！”
我们听了心里一凉，但也没有办法。我们被直接拉到了剧场的后台。接待的人推开一间休息室说：“马先生住这里，这是单间！”
我一看，屋里有四张床，到处脏兮兮的。床下脸盆里有尿，还有扔的烟头！下午2点就要演出，只好将就着忍一觉了。中午，来人招呼吃午饭，到对门工厂的职工食堂。春节放假，食堂只有两个大师傅值班，煮了一大锅面条摆在那里，天冷早已没有了热乎气儿！同行的王景愚身体较单薄，生活比较仔细，看着一锅糟面条实在没有胃口。我们只好到街上寻找饭馆，但节日期间没有开门的。最后找到了一个卖大饼的，再卖些猪头肉，回到宿舍凑合吃了午饭。
坚持着把7场演完了。最后一场演出完，我正在后台卸妆，来了一位戴眼镜的中年人：“马先生辛苦了。一会儿吃完夜宵我们还要赶路。”
“去哪儿？”
“鹤壁。”
“没听说还有鹤壁的演出啊？”
“这都是一个合同的演出，我们早已交费了。”
“为什么当夜就走啊？”
“白天黄河桥堵车，一堵就是7、8个小时……”
我愤怒了，这简直是不把我们当人了！这些“穴头”为了挣钱，根本就不管演员的死活！我要回北京向团里反映。我与赵炎分头行动，他吸引了“穴头”们的注意，我和王金宝、王景愚乘当夜的火车返回了北京。后来，据赵炎说，他们当夜赶到河南鹤壁，第二天上午9点就有一场演出——怪不得一定要坐夜车呢！观众看到我们没去不干，在台下起哄。赵炎到台上将此事的前前后后说了，并承诺马季一定来这里演出，取得了观众的谅解。10天以后，我和赵炎专门到鹤壁演出了3场。这次大年初二的邢台演出，我们两天演了7场，却没有拿到一分钱的演出费。
类似的事件还有很多，我想每个演员都会有我这样的经历。其实，在这些演出中，真正受益的是那些“穴头”，他们两头剥削。
我赞成演员“走穴”，也不反对演员在演出中获得适当的报酬，但我认为金钱不是衡量演员价值的唯一标准，我们应该有更高的追求。
湖南常德的桃源县是我的生活基地，我从70年代开始在这里创作了很多作品。1986年我和赵炎、王金宝等人在桃源创作、排练了《五官争功》。
这时常德地区的专员和宣传部长来桃花源看望我们，要求我们在常德市演几场。我爽快地答应了，过去十几次来桃源，每次写新节目都在当地免费汇报演出，既是感谢地方对我的支持，也可以借此检验一下作品。但是宣传部长说他们这次是售票演出，要给我们报酬，我认为这样的演出就变了性质，改变了我们的初衷，没有答应。后来王兆###师建议我可以将演出收入捐赠给公益事业，我同意了。当时桃花源山上电力不足，晚上12点以后就停电。于是就决定由王老师代收演出费，为桃花源山上买一台发电机。王老师此时已经是县文化局局长，桃花源是他管的单位，他非常感激。
。。
演员与“走穴”（2）
演出还未开始，接到北京总团的电报，说接到当地有关部门的通知，让我们停止演出。我们感到很纳闷儿，这是怎么回事？原来，听说我们的这个演出后，省广播局的艺术团想参加，但地区文化局没有同意，只安排地区文工团参演，于是省团向演出公司告状。演出公司也不调查直接就给北京发了电报，说我们私自演出。还给演出剧场下了指示，停止未完成的演出，封存演出收入待处理。我当时很气愤，在当时“走穴”风如此盛行的时候，我们这样的义演是很难得的，而作为肩负有弘扬和推广文化事业责任的演出公司，不仅不支持，还横加阻拦！演出完后，我与地区文化部门的领导去省里讨说法，省委宣传部的领导听取了我们的汇报，对我们的演出给予了肯定，并表示此事应大力提倡。
最后结算的演出费共五千元，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收入，我们分文未取。桃花源文管所特地为我和赵炎、金宝立了一块碑，我写了八个字：“建设仙境，添砖加瓦”。这个碑至今还在山上。其实桃源给我的创作灵感哪能用五千元报答得完呢？
在市场经济的今天，我依然怀念我们当时的创作环境，桃花源提供给我们的住宿是免费的，我们为当地群众的演出也是免费的，大家水乳交融，亲如一家，没有金钱的计较，只有感情的牵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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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苦恼（1）
演员的工作是很被动的，有时是身不由己的。我属于广播艺术团，早期主要是为广播服务，电视发展起来了，我又跟电视台打交道，其中有不少故事。
1985年中央电视台在首都工人体育馆举办的春节联欢晚会很不成功，现场乱轰轰，效果很差，特别是电影演员陈冲上台讲话时说：“今年是你们中国人的本命年，也是我的本命年，我也系了一根红腰带。”这是原定台词中没有的，因为是现场直播，这些话就直接播出去了，这些话在群众中产生了不好的影响。此事惊动了上级有关部门，在总结会时要追究责任。我在那次联欢会上是主要的主持人，陈冲是由我引上台的，调查组的同志问我，为什么让陈冲上台讲话？我说不是我安排的，我是接受导演的指令，于是一层一层地追查。会议开到了近中午，因为下午有演出，我就提前离开了，我认为已经把责任说清楚了。谁知几天后，我看到了广电局就此次春节晚会写给中央的文件，在提到“陈冲事件”时说，我们的节目主持人（指我），不负责任地擅自脱离台本，将电影演员陈冲拉上台，讲了一些不合时宜的话，我们对此事件负责。。。。。。虽然说是“负责”，但实际上还是把责任推到了我的身上！
就这次晚会还提到了与我有关的其他问题。晚会前，电视台导演听说我与重庆嘉陵摩托车厂的老总熟悉，于是让给他打电话，希望他们赞助一台摩托车，作为晚会的奖品。厂家认为是一个绝好的广告机会，很痛快地答应了，车子很快就送到了剧组。但后来考虑奖品还是应选择与电视有关的，所以车子就被放到了一边，也没有及时退还。由于晚会的失败，造成了很大的混乱，车子也不翼而飞。于是，丢车的责任也算到了我头上。还有更可笑的，我曾经在春节联欢会上表演过相声小品《宇宙香烟》，很轰动。东北某烟厂利用这个题材，真出了宇宙牌香烟，于是有人告状说马季和厂家勾结，在春节晚会上变相做广告，为此，上级有关部门还专门去调查过。问题早已搞清楚，但在这份文件上，仍然把这事又提了出来。
我很不服气，于是给中央宣传部的领导写信反映情况。信被批转到了部里，一位部领导找我谈话，在做了一些解释工作后，向我道歉，让我不要背包袱。但是这件事让我很痛心，也让我重新认识了一些人。
还有一件事。广播说唱团在粉碎“四人帮”后第一次赴港演出，由于侯宝林先生的影响，这次演出取得了巨大成功。正是这次演出的成功，使组织者有了极大的信心，于是，第二年又来邀请。在海外演出，当地注重的是主演，因此，一般只有一位团领导带队。当时，总团的几位领导都到了接近退休的年龄，为了争取去香港，想尽了办法，甚至在上报申请时说，鉴于马季、侯宝林之间的矛盾尖锐，思想工作极其复杂，因此，到香港演出必须加强领导力量！。。。。。。为了去香港拿我与侯的先生的关系做理由，这对我的伤害太大了，也给不明真相的上级领导造成了极坏的印象。
1989年春节前，我正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剧组筹备节目，接到广电部部长秘书的电话，要我参加新加坡年初二的“春到河畔”演出。这是部里的安排，我当然得服从。于是我提出提前录制一个相声在晚会上播出，现场演出就不参加了。电视台文艺部主任给我打电话质问我：你这是脚踩两只船！也不听我解释就把电话挂断。过后李双江给我打电话询问情况，我向他解释了情况，他劝我说，台里很生气，还是应以春节晚会为主。我向他表示，我服从安排，对我来说都是演出。后来，可能是电视台做了工作，部长亲自给我打电话说新加坡不去了，全身心投入到晚会！但没过几天，新加坡方面来人了，一听我不去了，马上又去找部里。于是部长秘书又给我打电话说，新加坡还得去！一会儿去，一会儿不去，我只是听任摆布。经过这么几次折腾，我给电视台留下了很坏的印象。还有一次筹备春节晚会期间，临时安排我去贵州电视台录节目。当天正值电视台领导来剧组检查，台长很不满意，认为我不认真。电视台一位女副台长曾经对人说，以后马季不能用！
我的苦恼（2）
那几年，我和姜昆一到春节期间就到电视台报到，广播艺术团不满意了，一位副团长对我说，以后电视台的活不能随便接，我们团里的演出怎么办？我们的经济压力也很大，就靠春节期间的演出呢。为这事，两面都对我不满。
我们参加春节晚会的节目版权都属电视台，我没有想过这里有什么不妥。《宇宙香烟》那么轰动，我只得过8元钱稿费，是《中国商业报》给的。我的一辈子都献给了广播电视了，没计较过稿费。有位苏州的老板曾经对我说，《吹牛》就够你后半辈子花了。这个节目电视台不放，被中国唱片广州公司出版了，给了我170元稿费，还包括赵炎的在内。有一次我在政协会议上提到这件事，中国唱片总公司知道了，询问广州公司，对方说，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