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享受幸福的童年，开始了成年男子的年龄，违背我痛苦流泪的双亲，剃除了头发和胡须，穿上简单的衣服，离家走上无家无居的生活。”
他作为隐士生活了六年，放弃一切享受，思考着神和人，生和死。终于有一天他大彻大悟。人所以受苦，就因为他不能满足内心的欲望。为了不被欲望所烦扰，就必须成为它的主人，必须不断减少欲望，直到无望而知足。谁达到了无欲的境界，就会死后获得重生；他的灵魂会在“涅槃”（即不生不灭的境界）中获得永恒的超脱。
作为大彻大悟的“佛陀”，原来的王子悉达多，走向世人传播他的新学说，佛教，今天，它和印度教一样，已成为世界性大宗教之一。
一个庞然大国
宇航员在太空中飞翔，他们看不到金字塔、宫殿、教堂和摩天大楼，但他们却能够看见世界最大的建筑物，中国的长城。它显示了巨大的中国所面临的中心问题：对外抵御来敌和对内维护统一 — 这正是修建长城的目的。
在从游猎生活过渡到定居生活的时期，中国内部显现了很大的时间差别。在黄河流域，人们自公元前4000年就已经生活在农村和小城市中。而从内地却仍然有游猎的强悍部族前来袭击城乡的居民。中国的社会历史上很少有和平时期。众多小的城邦之间频发战端。即使当第一位商朝的国王经过长期斗争于公元前1500年建立起第一个诸侯国家以后，时局也仍然不能平静下来。各个地区和城市的大大小小的统治者都有自己的军队，根本就不听从遥远的国王的政令。国王自己也没有足够的手段，在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土中贯彻自己的意志。在后来的一千年里，这种状况基本没有转变。
这个时期，大多数中国人是贫穷的农民，生活在分散的农村中。他们饲养着犬、猪、羊和鸡，使用简单的石木工具。如果天气和流窜的盗匪不骚扰他们，他们还可以勉强生活。否则就会陷入饥寒交迫的苦难之中。
但城里人的生活却不是这样。那里已经有了富裕的居民，住在木房子里，身穿麻、毛甚至是丝制服装。而且还握有青铜武器和首饰。在城市中还发展了汉字，其基本造型至今没有多大变化。
中国人笃信神灵和祖先，因为他们相信，人的精神死后仍然存在。为了给神灵留下好印象，为阴间的家人造福，他就必须在生前有所供奉。牺牲品大多是牲畜，在个别情况下也有活人。
和印度一样，大约在公元前500年，中国也出现了一个批评时政的人：孔子。他不是一个王子，但却是一个高官的儿子。本人也曾为官，但到了35岁时被开除，因为他过于坦率表达自己的观点，根据他的看法，这个国家弊端甚多 — 有异端邪说的人即使在两千五百年前，也是上司的眼中钉。而实际上，孔子的想法对国家是善意的。他希望有一个统一的国家，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相互间没有争斗和战争。在这个国家里所有的人都应该参与国家生活，并为之工作，这样，人们就可以和平共处了。他只是口头传播的学说，首先是关于和平共处的学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就是他的核心警句。
孔子的出发点是，人之初，性本善。因此就必须设法，使其保持下去。首先要改善家庭的生活条件，孩子们必须学会相互尊重和相互爱戴。对孔子来说，家庭就是“人之根基”。就像父亲对待家庭那样，王侯们也应该在道德上成为臣民的榜样。
当他的弟子问他，应如何对待神灵和祖先时，孔子回答说，照顾周围的人，比照顾神灵和祖先更为重要。
他的学说对中国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巨大影响，主要是在汉代（公元前206年 — 公元后220年）。汉朝的第一任皇帝，经常去拜偈至今存在的孔子陵墓，并让人在孔子的家乡修建庙宇。从此以后，孔子就被奉为圣人。
孔教从中国传播到整个亚洲。直到今日，它仍然是那里的重要宗教信仰。
现代世界的基础
Demokratie（民主）、Philosophie（哲学）、Gymnasium（中学）、Bibliothek（图书馆）、Theater（剧院）、Musik（音乐）、Architekt（建筑）、Mathematik（数学）、Biologie（生物）、Arzt（医生），等词，都是我们日常所用的词汇，但却很少想过它们的来源。实际上，它们都是来自古希腊，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古老的希腊人”都为我们留下了什么：政治、科学、艺术和文学的基础。
如果我们谈到古希腊，当然不能想象那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公元前700年，这是一个拥有众多小国的支离破碎的地区，分布于山川河谷流域的平原和沿海及岛屿之上。在这些小国的中心都是一座城市，我们也可以称其为城邦国家。希腊人把这样的城邦国家叫做Polis。每一个Polis都重视自己的自由和独立。为了保卫自由和独立，它们都建立了军队，之间经常发生战争。
两个最发达的城邦国是斯巴达和雅典 — 但它们的发展走了不同的道路。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南部，斯巴达以其训练有素的军队战胜和占领了一个又一个城市，并使所有非斯巴达人沦为奴隶。但他们并不想永远忍受奴隶的待遇。因而经常出现骚动和起义。为了制服数量上占优势的奴隶，斯巴达的所有男子都必须成为士兵。
即使在起义的奴隶被镇压以后，斯巴达人也必须提高警惕，也就是说，他们必须仍然戎装待命。男孩从小就被培养成为战士。七岁就必须离开父母去接受训练。他们不许穿鞋，只能穿轻便的衣服 — 他们必须经受艰苦的磨练。他们得到很少的食品，便于以后能够在物品匮乏的情况下生存。谁要是觉得食品太少，他就必须自己去解决额外的食品问题 — 就像战争中的士兵。只有在偷窃时被捉住，才会受到惩罚。准军事的训练包括勇气的锻炼和角力。例如年轻人要经受鞭笞，谁能够经受最多的鞭笞而不喊痛，谁就是胜者。
这样的军队使斯巴达成为希腊的第一军事大国。但斯巴达在文化上的贡献却是微不足道的。
在阿提卡半岛上的雅典统治区域内，同样有社会骚乱，因为这里富有的贵族地主压迫和剥削农民。但雅典的市民阶层却不想像斯巴达那样做出残暴的反应。为了不发生像斯巴达那样的起义，当然也必须做些什么：雅典人发明了被双方接受的仲裁人职位。聪慧的梭伦（公元前640—561年）就是这方面合适人选。他就任后决定，对土地的占有必须有所限制，限制富有的贵族购买越来越多的土地。沦为奴隶的贫穷农民得到了解放。负债的市民不许被当作奴隶贩卖；而且他们的债务也被免除。由他的前任德拉戈所颁布的严酷的刑法，也被梭伦废除。他制定的影响深远的法典，使雅典的未来不再由“神般”的国王或少数贵族来决定，而是由市民自己。他们每年至少召开四十次市民大会，讨论Polis的一切重要问题，通过法律决定战争与和平。日常的政府事务，由一个从有威望的市民中选出的委员会负责。监督法律的执行，是一个独立的市民法庭。就这样，梭伦建立了一套全新的统治模式。人们称之为德谟科拉西，即“民主”。
从今天的角度看，雅典的民主还不够完善，因为只是人民中的一小部分真正行使这个权力：即男性的自由民。所谓的雅典市民，指的就是他们。按照居统治地位的男子的观点，妇女不具备参与公众言论的能力，只能呆在家里，因而和奴隶及眉特肯（外来的陌生人）一样被排除在外。对当时那个时代来说，这种统治形式是非常先进的 — 地球上大多数国家，直到20世纪初还没有达到这样的水平。
梭伦和他的后继人克利斯提尼和伯里克利所进行的改革，不仅导致了新的统治形式的建立，而且还导致了新的生活方式的出现 — 至少对雅典的市民。对他们来说，不再是命令和服从，而是言论的交锋。谁要是想说服别人，就必须掌握有力的论据，就必须有能力技巧地表达出来。这种公开的思考和言论，对事物从各个方面的分析，使得雅典人发明了哲学。它把思想从宗教的束缚中解放了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于是就出现了对人和神、天和地的新的思考。公元前470和320年之间，雅典产生了三位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他们直至今日仍在影响着西方的思想。
同样在艺术和建筑中，雅典也创造了新的标准。阿克洛波里斯山丘上的神庙及庙中和雅典各广场上的雕像，成了欧洲建筑和雕塑艺术的偶像和榜样。与此同时，希腊的诗人还写出了世界文学的第一批杰作：荷马的英雄史诗《伊里亚斯》和《奥德赛》，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的悲剧和喜剧，每年都为祭祀酒神狄俄尼索斯进行演出，直至今天仍是世界各国剧院的保留剧目。
雅典市民的子孙是我们今天意义上真正上学校的第一批人。他们的上学时间为七岁到十四岁。在学校里他们学习读书、写字和算术，而且对音乐教育也十分重视。每个男孩都必须至少学会吹笛子或弹里尔琴（一种小型竖琴）。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还要学习演讲术，并涉及希腊文学，特别是英雄诗史。重要的段落，希腊学生必须能够背诵下来。十四岁以后，主要进行体育教育。这种教育在“Gymnasion”（一种类似体育学校的场所）中进行。在那里的课程表上有体操、摔交、拳击、击剑、跑步、掷铁饼和标枪等项目。体能的锻炼一方面用于军事目的，因为每个市民都有保卫城邦的义务；另一方面是在体育学校里培养运动天才。谁要是能够成为优秀者，并在课外努力锻炼，就会有机会参加从公元前776年开始的四年一度的奥林匹克运动会。这对每一个希腊市民都是最大的荣誉。运动会期间，任何城邦都不许向其他城邦发动战争；这时应该是和平时期，以便全希腊的优秀男子都有机会在体育竞赛中比试高低。胜利者将得到奖励，在家乡像英雄一样受到欢迎。他们不再交纳捐税，将得到他带来荣誉的国家的终身照顾。取得最佳体育成绩，在当时就是很值得的。
第一个世界帝国
罗马的标志是一只母狼，身下有两个男孩在吸吮它的乳汁。这幅图象源于一个传说：据说罗马是公元前753年由孪生兄弟罗慕洛斯和勒莫建立的，他们在婴儿时期被遗弃，在一只母狼哺育下长大。实际上，罗马的形成并没有多少传奇。人们现在估计，早在公元前800年，就有农民、牧民和渔民生活在台伯河沿岸山丘上的小村落中。从这个小小的开始，在后来的300年中，发展成为一个富裕的大城市，它和整个北部意大利一样处于埃特鲁斯坎人（意大利的第一个文明民族）的统治下。
大约在公元前510年，罗马人开始反抗埃特鲁斯坎人的统治，并推翻了残暴的国王。和雅典人一样，罗马人也不再愿意受一个国王的统治；但另一方面，他们觉得民主制度也并不符合他们的奋斗目标。于是，他们选择了一条中间路线：他们选举了一个城市政府，为首的是两名执政官。执政官的任期只有一年，两人中任何一人没有另一人的同意都不能单独决策。这种制度旨在防止一个人的权力过于强大。但真正的权利却在参议院手中，这是一种会议形式，其中的终身制成员均是来自富有家庭（Patrizier）中的男子，普通人民的男子（Plebejer），虽然也可以在全会上发言，共同决定法律，选举市政府，但在罗马并不是所有的表决权都是等值的。一个十分烦琐的表决制度，保证了富有的罗马人永远占有多数，所有决议都是在他们的意志下做出的。
罗马的“res publica”（全体人民的共同事业），实际是为富人服务的富人的事业。由于Plebejer长此下去越来越不满意，因此经常出现冲突。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虽然得到了多一些的权利，但根本的力量对比却没有改变。
尽管如此，Plebejer仍然为自己的国家感到骄傲。估计，这是罗马的先进的法律起了作用，这是公元前450年在十二块石板上公布的法律。它保护市民不受专制的侵犯，保障他们的法律安全。不经过正式法律的程序，没有罪证，任何人都不受惩罚。这在今天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对当时来说却是一场革命。罗马的法律制度后来成了世界各国法律效仿的榜样。
罗马的新主人，很快就不能容忍他们只是很多城市中的一个。罗马必须成为意大利的第一大城。这个目标，他们想借助强大的军队得以实现。一个战争接着一个战争，使罗马的统治地域不断扩大，到公元前270年，几乎统治了整个意大利，人口达三百万。一般情况下，被征服的城市，在内部仍然保持独立，他们的生活习惯也得以保持，包括他们的宗教信仰。他们只需要向罗马交纳赋税，在战争时期提供兵源。通过这种“松散的关系”，罗马避免了武装反抗的发生。而且，人们在罗马的法律和高效的管理体制下，生活也比过去得到很多改善。
罗马统治了意大利的南端之后，又开始进攻西西里。这样就发生了和北非的迦太基人的冲突。迦太基在当时是西部地中海地区最大的航海和贸易强国。公元前264年，开始了一连串的损失惨重的战争，其中包括所谓的“布匿战争”，公元前146年，这场战争的结束，也就意味着迦太基的彻底毁灭。原来属于迦太基控制的西西里和其他地区（如沙丁、科西加、西班牙和部分北非），都变成了罗马的省份。但罗马仍不肯罢手。他们还想把希腊和地中海东部各国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而且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实现了这个目标。从此，他们称地中海为“Mare Nostrum”（我们的海）。
从罗马的征战中获利最多的是Patrizier。他们分配战利品，他们获得战俘，作为奴隶为他们劳动或出售。罗马历史学家萨卢斯特批评Patrizier“贪婪无度”，说：“人人都在拿、抓和夺取一切他们需要的东西。”富人越来越富，而Plebejer却两手空空，或者像农民那样越来越穷，尽管他们经受了战争的主要负担。他们被迫连续出征作战，无数的人在战争中生病、受伤、残废，甚至再也不能返回家园。庄园荒废或者债台高筑，土地被大地主廉价收购。即使在停战期间返乡的农民可以经营他们的庄园，但也无法与大地主竞争。大庄园使用奴隶经营，成本越来越便宜，致使农民无法出售自己的产品，因而越来越贫穷。很多人迁移到城市，希望在那里有一个更好的生活。但手艺人和大工场，宁肯使用无偿的奴隶为他们劳动，也不愿雇佣他们。作为没有工作的无产者 — “proletarii”— ，这些原来的农民每日为了简单的生存而奋斗，最终变成了历史上第一批城市无产阶级。
这种发展，甚至一部分Patrizier都觉得不合适。这其中就有主张限制个人土地占有和财产的格拉古兄弟，他们要求进行土地改革，以便让贫穷的农民及其家庭重新获得生存的机会。但参议员们却反对进行改革。他们认为格拉古兄弟是危害国家制度的煽动民意分子。提比里乌斯·格拉古于公元前133年在市民会议上发言时，竟被殴打至死，同时被打死的还有300名他的支持者。十二年以后，他的弟弟盖尤斯也不得不死去，同时还有他的3000个支持者也被处死。参议院无法制止罗马的市民分成了两派。后来的七十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