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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所有这些改革中，工人和农民却没有得到任何好处；恰恰相反，他们必须承担更多的劳务和税赋。“上层阶级摆脱了俄罗斯的传统习惯，但同时也脱离了人民；他们开始以外国的方式生活，着装和说话 …… 这样一来，沙皇和人民之间产生了裂痕，古老的联结逐渐松弛。俄国的君主变成了暴君，自由的人民等同于失去自由的奴隶。”一位俄国历史学家这样评价当时的形势。但沙皇 — 这时已被称为彼得大帝 — 却对这种评价置之不理。他以冷酷的决心，追求使俄国现代化的目的。当皇子阿列克谢因参加一个复旧运动，企图制止父亲的西方路线时，沙皇让人杀死了自己的儿子。
彼得大帝于1725年去世时，虽然遭到了大多数俄国人的唾骂；但俄国却从此在欧洲政治舞台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从哈布斯堡到霍亨索伦
祖籍在瑞士阿尔高的哈布斯堡伯爵家族，经过数百年的经营，成功地使自己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家族。最初的发迹是1273年，当鲁道夫·冯·哈布斯堡就任德意志帝国“临时皇帝”的时候，这是因为在困难时期，没有哪个大公爵愿意戴上这顶皇冠。一直被认为是软弱无能的鲁道夫，却很快就脱颖而出，成了一个聪慧的政治家和父亲。他技巧地把他的九个子女嫁娶出去，使得越来越多的家庭成员占据帝国的重要岗位，这几乎变成了传奇故事。这样，他就为了家族的非凡兴旺发展奠定了基石。到了查理五世 — 1519…1556在位 —， 哈布斯堡家族的统治范围已经东起匈牙利，西到西班牙，并通过西班牙到达了美洲。皇帝甚至可以说，在他的帝国里，太阳是永不落山的。但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是任何一个统治者不能持久控制的，更何况很多公侯都在推行自己的政策。只是当奥斯曼帝国不断扩张，土耳其人1683年逼近维也纳时，各地的诸侯才赶来援救皇帝，因为这终究是为了拯救西方文明。哈布斯堡家族占据罗马德意志皇位直至1804年，但真正在它控制下的却只有奥地利、匈牙利和波希米亚。
在哈布斯堡的阴影下，另一个古老的王侯家族于十七世纪开始显露头角，尽管当时的条件十分不利。那就是霍亨索伦家族。当时的势力范围是支离破碎和经济不发达的勃兰登堡和普鲁士。但在大选侯弗里德里希·威廉统治的四十八年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按照法国的榜样，革新了行政管理、经济和军队，从而为勃兰登堡和普鲁士的振兴奠定了基础。但他的儿子弗里德里希却不愿意只当大选侯，他想当国王。经过多年的努力，终于换取了主要公侯和皇帝的同意。1701年1月，弗里德里希在科尼希堡加冕成为“普鲁士国王”。但这却遭到了维也纳哈布斯堡宫廷的嘲笑；普鲁士的首任国王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在弗里德里希一世时，哈布斯堡的这种反应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是一个没有什么政治分量的文人，所以他也不值得人们的重视。但他的儿子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却完全不同，很快他就获得了“士兵国王”的称号。对这个虔诚的书呆子来说，一支强大的军队和勤俭的理财，是一切的必要条件，只有这样“我的国家和我的人民才能得到有保障的持久幸福。”因此，他就 — 有时是用暴力 — 招募年轻的男子，并把军队扩大了一倍，达到了八万人。为使士兵绝对服从，他选择了惟一的方法 — 严厉的体罚。因而，“普鲁士式的调教”很快就闻名于世，但也臭名远扬。
责任感、服从、纪律、秩序和勤奋，是这位“士兵国王”的最高价值。所有这些准则他都在军队中得以体现；他的目标是想把全国变成一座兵营。“普鲁士品质”已成为一个固定的概念，但后来却沦为声名狼藉；但如果没有这些，一个落后的小国，不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走上了欧洲强国的通途。
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在生命结束时，普鲁士已经具有一支欧洲第三强大的军队，不但消除了债务 — 而且还有了1000万塔勒尔金币的战争储备。
士兵国王一直希望他的长子弗里德里希能够和他一样，把这个事业继承下去。但这个愿望并没有实现。在下一章，论述那个时代的精神潮流和发展时，我们会说明到底为什么。
理性的时代
十七世纪末期和十八世纪，被称为“理性的时代”。它想说明的是，人们的思想越来越从迷信中，也包括盲目的信仰中解放出来。在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时期所开始的事业，以更为显著的形式得以继续。这种新的思想潮流首先来自英国和法国。所有迄今为止对宗教、国家、社会和经济的观念都遭到了置疑，受到理性判断的严格考验。凡是经不起这种“理性”考验的东西，就会 — 像在实验室里一样 — 被抛弃。只有人们用理智可以认识的问题，才是真实的，法国人若内·笛卡儿，早在1637年，在他的《方法谈》一书中这样写道。
人不应该再受陈旧的权威所左右，而应该独立地和理性地，即“开明地”行事。德国哲学家伊曼纽尔·康德，在他的著名论断中，总结了启蒙的含义：“启蒙是人们摆脱自我受制状态的出发点。自我受制是一种不受他人指点就无法进行理智思考的无能状态。这种受制状态，是自己造成的，如果这种受制状态的原因不是由于缺少理智，而是因为没有他人的指点就没有决心和勇气的话。那么Sapare aude！请鼓起勇气来！去利用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的竞选口号。”
启蒙主义者主张人的自然平等，并认为，每一个人都有权利和尊严，是任何人都不能剥夺的，包括皇帝。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1689年写道：“如果我们看到，人在如何置身于自然之中，那我们就看到了：这是一种完全的自由状态。”
七十年之后，日内瓦的让·巴蒂斯特·卢骚在他的《社会协约》一书中，说过这样一句话：“人是在自由中诞生的，但却又到处给他戴上了枷锁。”卢骚、洛克、康德、孟德斯鸠、伏尔泰和其他启蒙运动者要给予粉碎的，恰恰就是这些枷锁。在自由中诞生的人，也应该在自由中团结起来保卫自己的天生权利。他们应该签定协约，平等地确定被统治者和统治者的权利和义务。为了不使任何人在国家中权力过大，权力应该分隔开来：一个立法，一个执行，另一个则应该关注这一切是否在正确运行。
根据这个思想，统治者不是由上帝，而是由人民选择的。他的使命是尊重人的尊严、人的自由、人的福祉和促进人的幸福。如果一个统治者不能遵守和人民签定的协约，或者滥用人民对他的信任，那么人民就可以罢免他的职务。这种新的革命性的思想，当然遭到了欧洲占统治地位的专制主义势力的拒绝。只有奥地利的约瑟夫二世、俄国的女皇卡塔琳娜大帝和普鲁士的王储弗里德里希接受了启蒙运动的影响。
普鲁士王位上的哲人？
弗里德里希二世（1712…1786），当王子时，有过不寻常的童年和青年。“士兵国王”要把儿子培养成为和自己一模一样的人：“弗里茨必须和我一样！”早在弗里茨五岁的时候，他就让儿子穿上军服，和他一起参加骑马、狩猎、阅兵和演习。而这个王储却对军事和一切“普鲁士品质”十分反感。这个聪慧而稚弱的弗里德里希真正喜欢的却是宫廷的生活和美好的艺术，他特别喜爱法国文学，偏好哲学，创作诗歌并秘密学吹横笛。而对他父亲来说，这些都是愚蠢的荒唐事，他常常为此遭到父亲的责罚。弗里德里希18岁的时候，为了摆脱父亲的皮鞭，和一个朋友出走，想离开这个国家；但在边境被抓获。国王把他们两人送上了军事法庭，并判处了死刑。在行刑前，王子虽然得到了赦免，但却不得不看着自己的朋友上了断头台。这以后，按照父亲的意志，他被关进了监牢。
所有这些遭遇和经历，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年轻的弗里德里希。很快他就顺从了父亲的意愿，在行政管理、经济和军队中学习本领。最后他甚至和父亲为他选择的，他并不爱的公主结了婚。他和公主生活在勃兰登堡的莱茵堡宫中，但却终于有了闲暇转向他所喜欢的音乐和文学，并开始从事哲学研究。他在这里开始和伏尔泰通信往来并写了一本书。在这本书中，他塑造了一个责任心很强又热爱和平的统治者，在行动中接受了启蒙运动的影响。人民的福祉高于一切。统治者在他的眼里只是“国家的第一公仆”。
弗里德里希于1740年登基为普鲁士国王，很多人都希望在普鲁士王位上终于来了一位哲人，以和平的理念统治国家。在短时间内确实也是如此。登基后没有过几天，他就取消了体罚；同样取消了国王干预司法的权利。他采取措施，让所有人不论什么阶层在法庭受平等待遇。然后，他又宣告信仰和宗教自由。“在我的国家里，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方式获得灵魂的安慰”，这是他的一句名言。
对他那个时代来说，弗里德里希确实是一位宽宏的君主；在他的统治下，普鲁士除了传统的臣民精神，也有了发展新思想的可能性。例如诗人戈特霍尔德·埃弗赖姆·莱辛在他的文章和剧本中，特别是在《智者纳坦》中，提出所有人在相互关系中，都应该理智、宽容和人道的主张。没有人在普鲁士反对这一观点，国王更是如此。
然而，弗里德里希毕竟不仅仅是一个哲人，他还是普鲁士最高的军人。在这个角色里，他出人意料地利用了出现的第一个机会，向哈布斯堡王朝索要土地，以扩大自己的版图。这个机会，就是哈布斯堡的皇帝查理六世的驾崩，引起了神圣罗马帝国内部发生争执，即他的女儿玛丽亚·特蕾萨是否应该继承皇位，还是只能登上奥地利的国王宝座。由此而产生的动荡，立即被弗里德里希所利用，把军队开进了属于奥地利管辖范围的西里西亚。于是爆发了西里西亚战争。玛丽亚·特蕾萨遭到两次失败之后，联合了俄国和法国，接着开始的从1756…1763年的“七年战争”，普鲁士已无法取得胜利。但面对强大的联军，弗里德里希却显示了他作为统帅的卓越才干。首先他要依赖的，就是普鲁士军队的严明纪律和战斗力。当这一切都不足以取胜，战争眼看就要失败时，弗里德里希却十分幸运 — 甚至有人说是出现了一个奇迹 — ：俄国女皇伊丽莎白突然谢世。而她的继承人彼得三世却和她完全不同，他是弗里德里希的崇拜者，因此掉转了枪口。一年以后，这场战争以“胡伯图斯堡和约”宣告结束。这时已被称为弗里德里希大帝（即腓特烈大帝）的普鲁士国王，终于使普鲁士变成了欧洲大国。
到美洲去！
十七和十八世纪，成千上万的欧洲人移民美洲，他们期待在这个新世界有一个更好的生活。有人出于经济原因，踏上漫长而危险的旅途；很多人背井离乡，只是追随自己的信仰，而陷入了困境，例如来自英国的很多清教徒的“朝觐神甫”，他们早在1620年就登陆北美洲东海岸。移民者在这里修建村庄，开发森林，开垦土地，企图在这里建立农业庄园。但当地的土著居民却没有对此视而不见。又因为欧洲人不尊重印第安人的权利，所以在很多地方都发生了激烈的对抗。只是在很少的地区，移民试图和印第安人和解，与他们和平共处。但移民的共同点却是在政治上同祖国同心同德。
在北方殖民地，这是被占领的地区的新名称，移民们主要从事农业和手工业，从捕鱼到造船。教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都带有明显的清教徒的印记。这种从荒蛮地区变成居民点和村落的过程，特别符合加尔文的学说：勤奋加节俭，导致了飞速的发展。村落变成了城市，1636年第一座美洲高等学校成立：哈佛大学在马萨诸塞州的剑桥。
南方的发展和北方不同。这里的土地主要适宜种植水稻、烟草、甘蔗，后来还有棉花。在这些庄园里虽然有很多人劳动，但报酬却很少。没有足够劳动力的地方，庄园主就让人去非洲寻找：奴隶，他们和他们的子孙世代被庄园束缚，不得不屈服于主人的暴力。同北方相比，南方的贫富差距极其尖锐。在文化和精神生活方面，也比北方落后许多。南北方的这个差距，从一开始就孕育着危机的导火线；后来果然导致了内战的爆发。
但在这之前，先是英国和法国对新世界霸权的争夺，即英法殖民战争，英国最终取得了胜利。通过1763年的巴黎和约，东海岸的所有殖民地和北美大部分地区均归英国所有。战争结束后不久，伦敦政府决定进一步严格对殖民地的控制，而且采用直接管理形式。由于战争耗资巨大，因此要求殖民地必须为减轻国家债务负担做出贡献。英国议会通过了新的关税和税收法，但遭到殖民地的强烈抗议。而且，殖民者还表示，伦敦议会无权对殖民地通过有关税收的法案。“No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 — “在议会中没有代表，就不纳税！”，这就是他们的口号。他们拒绝纳税并抵制英货。
英国议会后来虽然撤消了一些法律，但形势仍然日益严峻。最后只剩下茶捐一项 — 更多是出于原则立场，而不是经济考虑：英国议会想以此表明，它有权对美洲殖民地制定法律和收取关税。1773年12月中旬，三艘英国船停靠波士顿，准备卸下船上的茶叶时，“自由之子”进行了公开的反抗。这一行动以“波士顿茶会案”载入了史册。从而引发了美国独立战争。
1774年，殖民地代表在费城举行“首届大陆会议”。这个时期，大多数人还愿意接受英国乔治三世为他们的国王。但当他把所有殖民者无一例外地都宣布为叛逆分子以后，整个情绪转向了反面。很多原来忠于国王的人均转向了反抗运动。1775年5月，“第二届大陆会议”召开。人们组成了临时政府，并推举乔治·华盛顿（1732…1799）为“大陆军”的总司令。还在战争期间，就有十三块殖民地宣布了独立。1776年7月4日，他们庄严签署了独立宣言。这份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文献，体现了启蒙运动的很多重要的思想和要求，特别是英国启蒙哲学家约翰·洛克的思想。与此同时，宣言的主要起草者托马斯·杰斐逊（1743…1826），还在这份文件中表达出了“美国理念”：
“我们认为，下列真理是必然的：人人生而平等；人人具有从他们的缔造者接受的一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保障这些权利，应在这些人中建立政府，其合法性应为被统治者认同；一旦一个政府证明有损于这个目的，那么人民就有权改变或撤消它，并任命新的政府，政府必须建筑在这样的原则之上，它的权力必须能够保障人民的安全与幸福 ……
然而，大不列颠国王过去的历史，是不断发生不公正和不断进行越权行动的历史，一切都预示着建立独裁统治国家的征兆 ……
因此，我们美利坚合众国的代表们，召集了一次普遍的大会，就有关我们观点的公正性向世界最高裁判者呼吁，以这个大陆合法人民的力量和威望的名义，庄严宣布，这个联合起来的殖民地，是一个自由和独立的国家，而且它有权这样做；它将解除对不列颠王室的任何效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