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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君珏，女，湖南湘潭人。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系。1942年在八路军总部突围战中跳崖牺牲，英勇殉国。
对黄君珏简单的介绍中，附有她的爱人王默磬的一封给其岳父的信，这封不同寻常的家信记述了妻子殉难的过程。王默磬也是新华社的工作人员，当时他身负重伤，奄奄一息，就倒在离黄君珏不足五十米处。侥幸的是，他活了下来，成为八路军总部突围中唯一见证这惨烈史实全过程的人。他在给他的岳父黄友郢老先生的信中这样写道：
夜九时，敌暂退，婿勉力带伤行，潜入敌围，寻到遗体，无血无伤，服装整齐，眉头微锁，侧卧若熟睡，然已胸口不温矣。其时婿不知悲伤，不觉创痛，跌坐呆凝，与君珏双手相握，不知所往，但觉君珏亦正握我手，渐握渐紧，终不可脱！山后枪声再起，始被惊觉，时正午夜，皓月明天，以手掘土，暂行掩埋。
吾岳有不朽之女儿，婿获贞烈之妻，慨属民族之无上光荣！
（新华社新闻研究所编：《新华社烈士记实》）
当天晚上，我定了去山西的火车票。
后来我一直在想我为什么对这张照片和它背后的故事念念不忘？这个念头一直萦绕于怀，直到我走上了十字岭。
铜寿是省文史办的人介绍给我的。他们介绍说，县民俗研究会长铜寿是太行山下的铜家峡人，是这一方土地的人精子、地里鬼。他写的《晋中情诗》、《谈鞋论袜》堪称民俗研究文学的精品。他说不定会对我有所帮助。于是我一路上想像一位慷慨悲歌、挥洒自若的民间艺术家，身穿大红套头毛衫，他听到我的采访目的欣喜若狂，肯定会鼎力相助。
后来我发现自己是一个过度乐观的人。县招待所空荡荡的大厅里蹲着一个人，他大约六十岁左右，瘦小而黝黑，正眨着眼看我，神态不那么恭敬。他看到我发愣的样子，叹了一口气，说：“估摸是你哩！”
他身边放着一个油腻腻、鼓囊囊的大书包，露出纸夹、笔记本什么的，脚边是一只补缀过的网兜，装着饭盒和水杯，一副风尘仆仆的模样，显然是从什么地方赶过来的。
“你有甚事尽管说，能帮上就帮上。”他不卑不亢地说。
没有比这场面更令人灰心的了，他旁若无人的从大书包里把一卷卷揉皱淋湿的稿纸、笔记本掏出来，摊在茶几和地上：“不碍的，你说。”
我刚想说什么，他突然发出一声悲叹，口中啧啧有声：“你说可巧不可巧，下车就来了雨了！”
民间艺术家想继续惊呼，看了看我的脸色，不做声了。那些稿纸虽然淋湿了，可还看得出是抄写得十分工整的民歌，大约是男女酬唱的情歌之类。我向来觉得这种东西古怪，今天格外觉得烦恼。铜寿仿佛觉得有些歉意，对我解释说：“都是难得的，唱家越来越少了。这是老羊倌儿唱的，你听听：
追我魂魄（3）
哥住九十九丈崖上头，
妹住九十九道沟下头，
哥想妹妹想得紧，
百丈崖头跳下来。”
“好是好的，”我勉强笑道，“只是再见面，岂不是拄拐了？”
民间艺术家紧紧闭上了嘴，他肯定认为我是一个十分粗俗的人。我呢，已经决定和这位只会吟弄情诗的窝囊艺术家分手，直奔县政府党史办公室。
当时已经下午两点，六个多小时的长途汽车，让我饥肠辘辘，我突然说吃饭吧，我想吃真正的山西刀削面。铜寿沉闷的脸似乎开朗了一下，说：“这话对。北京的面条儿算什么呢，糨糊！”
铜寿指点的那家小铺在一条矮巷的尽头，铺面很小，三张红漆桌儿。在白腾腾的蒸汽后面，铜寿脸上的不快已经消逝，他很诚恳地对我说：“你应该去资料馆找找，毕竟年头太久了，这不是歌儿，不会传下来的。”
我喝着汤看着他，过了一会儿说：“我怎么觉得是歌呢？”
铜寿的目光闪动了一下，又开始吃饭。
“再说，我要鲜活的材料，过去的资料太不够了。”我问他，“你不是铜家峡人吗？那里不是太行山区吗？”
我似乎觉得他的身体收缩了一下。
“哦，不错，”他怔怔地看着我，“可是铜家峡人已经死光了，现在的年轻人知道什么？！”
“你这是什么意思？”
铜寿放下筷子，他的胳臂抱在胸前。我记得新闻系的老师讲过，这是典型的身体性语言，表示抗拒。在我看见他的那一刻起，我就感到他的抗拒。可是，他抗拒什么呢？
他想了想，好像下了决心似的对我说：“谢记者，真是对不起，我想来想去帮不了你什么忙。这么多年我主要是收集民歌，打仗啦政治啦什么的不是老百姓的事儿，你说是不是？”
他看我不说话，继续说：“我可以向你推荐一个……”
如果说一个小时前我还想和铜寿分手的话，现在已经改变主意了。我逐渐感到好奇。我感到铜寿坚硬的眼神后边，他的灵魂象一只悲凄恐慌的小老鼠，伸出头来说：不要碰我！
夜里十一点，我拨通了穆易家里的电话。我知道这个时间打电话很不礼貌，可是我心情沮丧，一大杯速溶咖啡让我更加自怨自艾，我甚至对这次采访都充满怀疑，我相信在很多人眼里，这是愚蠢、可笑和冲动的。我为什么冲动呢？为了六十年前的一张美丽的照片吗？我根本不认识她，而且永远不会认识她。
“顺利吗？”穆易的声音清醒有力，看来他还在自己的斗室里伏案写作。
我报告了在这里的情形，但是我特别倾诉的是我的困惑，这种困惑一直伴随着我，当我来到太行山采访八路军总部突围战役的时候，这种困惑走到了极端，我甚至感到了恐惧。
“如果我到太行山贩卖柿子，所有的人都会理解我，他们会认为我是一个实干的人，但是我寻找的是一场过去的战争，哪怕它是史诗，别人也会认为我是脑筋有点儿问题、不切实际的人”。
穆易好像没有听我唠叨：“你刚才提到铜家峡，这位艺术家是铜家峡人？”
“是啊，怎么啦？”
“他没说错，”穆易斩钉截铁的说，“1942年，也就是总部突围那一年，铜家峡二三百口人全让日本人杀光了，这是一件有名的惨案。”
“全死了？”我疑惑的问，“你的意思不至于说铜寿是一个鬼魂吧？”
“当然不是，”穆易说，“我是说他没有骗你。这个地方后来就荒芜了，如果有人，也是解放前后陆续迁过去的，他们当然不会了解情况。”
我突然惊醒的时候，并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但是我突然感到恐惧，怔忪之间，突然听到了一声嘶哑的哀嗥！非常清晰，仿佛在我的身边，又仿佛在不远的什么地方。那声音那么悲伤，那么恐惧，使我情不自禁的颤栗了一下。我拧开灯，声音消失了，四周充满寂静，我可以在这种寂静中听到我的心跳。后来我一直回想，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声音，它让人无法相信一个活的生物，会发出这样的悲鸣。那一刻，我相信了灵魂的存在，因为灵魂在沉沦的时候，才会发出这样让人血液凝固的声音。
我冲出门，过道是昏暗的，只有门洞里亮着一盏灯。我忽然想起，这个招待所里人很少，这层楼里可能只住着我和铜寿！我想起救星似的大喊起来：铜寿！铜寿！
我背后的一扇门打开了。铜寿伸出头来看我。
一切都很安静。我听到楼梯上女服务员说话的声音，还有人边走边打哈欠，那可怕的声音没有了。
我呆在那里不知所措，我感到铜寿惶惑的目光在我脸上停留了一会儿。
“该睡觉了。”他说。
早餐的时候，铜寿对我说，他要赶八点钟的长途汽车。这在我的预料之中。我突然感到歉意，毕竟是六十多岁的人了，因为朋友的一个电话，就不得不做他没什么兴趣又力不能及的事。我说：谢谢你了，以后到北京去玩儿吧！
铜寿沉默了一下，他的脸色似乎更憔悴了。
“我到铜家峡就打电话给你。可能有一个人知道你想了解的事儿。”他说。
“谁？”
“杨太婆。她是铜家峡最后一个活着的人。还有一个人，就是——我。”铜寿往门外走的时候迟疑了一下，“我有很多年没有回铜家峡了，我只能试试看。”
追我魂魄（4）
铜寿走后不久，我就听到楼下有人粗喉咙大嗓门的叫我名字。跑下楼一看，服务台那儿站着一个留平头的男人，手里挥舞着一卷纸，他说他是县政府的，给我送一份北京的传真。
没想到是穆易发过来的，他真有点钻头觅缝的办法。
这是一份1942年《新华日报》的影印件。上面写着：
日寇制造铜家峡血案真相
记者陈辉报道：5月29日，日寇在对我大扫荡中，屠杀了太行山铜家峡村215名村民，其中有几个月的婴儿，也有七、八十岁的老人，这是日本帝国主义欠下我晋冀豫人民的又一笔血债。
昔日安祥的铜家峡，已变成一片焦土瓦砾。记者赶去的时候，焦黑的废墟还冒着呛人的清烟。这里躺着二百多具乡亲的血体。
在水井旁，一位怀抱幼儿的年轻妇女倒卧在血泊中，她怀中的孩子依然用死去的小眼睛凝视着母亲。村长郝玉生的遗体散落在村前的河滩上，已经被日本人的狼狗撕咬的惨不忍睹。看到这惨景的人们无不失声痛哭！
要告诉大家的是，铜家峡村的二十万担八路军公粮，一粒也没有落在敌人手里！
“我找到杨太婆了，她在等你呢！”
铜寿的声音在电话里很清晰，我甚至能听出几分激动。这有点不像我认识的铜寿。他告诉我，杨太婆就住在圩头镇，离县城不过十几里，他反复叮咛我去找县政府办公室的一个姓肖的人，是他的朋友，从他那里可以借一部车，送我去圩头镇。
我从电话里可以听到淅沥的雨声，还有很嘈杂的人说话的声音，仿佛在议论什么，我听见铜寿很权威的喝了一声：没有问题的！然后铜寿对我说：听见了吗？这里下大雨呢！你不要坐长途车，我们会在路口等你。
我们？还有谁呢？我心里有点疑惑，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铜寿开始接受我了，这使我心情大为振奋。我和肖——很巧的是，他就是给我送传真的年轻人——去圩头镇的路上，他一直在谈论铜寿，他好像很惊讶我用了什么办法把铜寿动员起来。
“铜老师从来不这样，”肖说，他把破旧的吉普车开得颠颠簸簸，“他只关心民间艺术。什么刺绣啦剪纸啦等等，还有民歌，他自己就是一位诗人。他很低调，不大和外界来往。”
肖是山西师范大学的毕业生，很开朗。他把铜寿形容成带有神秘气质的艺术家，他特别欣赏铜寿那种闲云野鹤的生活态度，他说这是一种境界，普通人无法领会的境界：文雅，优美，忧伤。
肖告诉我，铜寿是他的校友，六十年代毕业的。他完全可以留在大城市，当一位大学教师或者机关干部。可是他在哪儿也待不长，一直到他回太行山，才安定下来。三十多年了，一直做他的民间艺术研究。老婆没跟来，离婚了。现在的夫人是很贤淑的农村妇女。
我们的车在山路上蜿蜒而行。空气清馨而潮润，起伏的太行山岭层染着火焰般的红色，美丽得令人惊叹。
“这不是枫叶，”肖解释说，“学名好像叫栌。这种树越往山里走越多，尤其到了深山里面，一个山头一个山头的看过去，好像血那样红呢！”
追我魂魄 二
杨太婆语出惊人——日寇如刀俎，百姓如鱼肉——孙二水留不住程长官——一溃千里的中国军队
车到路口，果然看见铜寿在雨中等着，旁边还有几个人，看见我们，便欢呼起来。其中有一个高个子，远远的就伸出手来，说：你们早应该来呀！
铜寿好像活跃了许多，脸色泛红，一一介绍，那高个子叫广元，上角村的民办教师，是个业余作家，其余两个人是镇文化馆的，都是太行山区的人。他们热情而开朗，很以太行山的抗日历史自豪。
我也很高兴，我终于不再被人看作一匹斜冲出来的黑马了。
我们是在路旁的小饭铺开始这场令人兴味盈然的谈话的，从记者的角度说，这是浪漫和现实、悲伤和神奇交织的前所未有的采访记录。广元告诉我，他正在写一本太行山人抗日的书《热血集》，准备自费出版，“我养了一群羊，把羊子卖了，就够两千元出版费了。”
然后他开始历数那些惊心动魄的故事，日本人的大扫荡啦，神枪手刘玉堂啦，还有铜家峡。但是在他的讲述中，铜家峡不是一个悲惨的事件，而是和一个叫黑村长的人有关系的、令人回肠荡气的故事。
“日本人把全村人和黑村长押到河滩上说：把八路的公粮交出来！不交出来统统死了！黑村长掏出小烟袋锅儿，不紧不慢的说：死不死的不要紧，先给我把烟袋点上！鬼子队长愣了一下，哼了一声，翻译官赶紧颠颠的过来了，黑村长瞪了一眼二鬼子，‘呸’的吐了一口唾沫，鬼子官想骗出公粮呀，没办法，只好自己来点火了，黑村长抽了两口说：捺紧点！拿着鬼子的手指头就当烟签子使——真是他老人家啊！”广元陶醉在自己的情绪中，镇文化馆的两个人想补充什么，广元不容置辨的说，“黑村长死了，谁看见了？前些年老人们不是都传见过他？这事我从小就听说过。”那两个人不说话了，看他们的样子，我猜想这样的争论经常发生。
铜寿一直在吸烟，他的眼神有些恍惚。我问他：“黑村长是谁？”
铜寿说：“郝玉生。”他静默了一会儿，轻声说：“郝玉生死的时候不是全尸，老乡们一直传他活着。”
追我魂魄（5）
杨太婆的家就在镇上。一个很普通的小院子，种满了丝瓜和葫芦，绿藤缠绕，果实累累，显得很有生气。我坐在门槛上，听老人叙述六十年前的往事。她说到铜家峡的时候，眼光就会深深的从那青翠的小院子望过去。
杨太婆因为耳聋，声音便出奇的响亮。“黑村长呃，”她说，“论起来，还是我没出服的堂叔。好个火爆性子人呢！那一年，他硬是不叫八路军吃饭，把人家的锅给挑了！”
众人意外。坐在门槛上的广元断然道：“你老人家糊涂哩！”
“我咋糊涂，真事儿么！”杨太婆反驳说，众人的讶异使老人有些自得起来，我忽然觉得当年的杨太婆，一定是个俊俏伶俐的小媳妇儿。“俺叔听说李营长他们吃完了大萝卜，还要吃焖山药，脸就黑沉沉了，好你们些清水大肚汉哩！众人拉也拉不住，俺叔抄起一根顶门棍儿，直嗵嗵跑了出去。”
“李营长他们没进庄户院，野地里架上一口锅，带皮焖些山药，俺叔，他老人家，吆吆喝喝跑上去，一棍把小锅挑了多远！”
广元脖子上的红筋绽出，纳闷而诧异的听着。
“后来那年，李营长和日本人在山上打上了，满山枪炮响……呀，兔唇那娃，掂着俺叔的土铳就上山了……”
杨太婆的目光向青翠的小院子望去，她太老了，我看不清是悲是喜。
李营长、兔唇和黑村长穿过六十年的迷雾，终于出现在我的记录中了。关于李营长，我们所知甚少，比较确切的是，他当时是八路军129师769团的营长。广元因为黑村长挑翻了李营长的山药锅而懊恼，我说我完全理解黑村长的心情。
我是和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