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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营长没走出多远，听见一个女孩子的声音：营长，等等！
这个女孩子就是培蕊。
培蕊很美，就像照片那样，宁静，纯洁，又很有生气。还有一点，她的声音很好听，像一串风铃在摇。
培蕊说：营长，听我们唱歌吧。
李营长两手乱摇：那怎么行那怎么行！
培蕊说：就唱一个，我唱。
培蕊说完了，就跳跳蹦蹦的回来了。
李营长也慢吞吞的回来了，脸上的表情像做错了什么事，远远的找了个位置坐下了。培蕊就问王俊：唱什么好？
王俊说：唱《清水河》吧，营长可喜欢听了，他不会唱歌，老跟着瞎哼哼。
李营长咳嗽了一声。
培蕊说：哦，红四方面军那边的歌。
伴奏的团员点点头，拉出了前调。
这是首湖北民歌，是怀念母亲的，多少有点伤感，它能和那些激越的红军歌曲并存，并且流传下来，真是一个谜。
山雨呀山雨清凌凌的下，
山湾湾旁边是我的家，
一盏油灯窗前亮，
娘亲盼儿早回家。
……
《清水河》有八节，可以反复咏唱，一般情况下演员只演唱其中的两三节，但是培蕊把这首歌一字不漏的唱了一遍。王俊说他现在还能想起培蕊唱歌的样子，他说她很像一只鸽子，美丽又纯净的鸽子，她身后是黑暗的起伏的山峦和旷野，她的年轻的身影在黑色的背景下显得那么奇怪，她的歌声柔和悦耳，她似乎在述说比今天和明天的战争更长久的什么，那种回响在人生中的希望和忧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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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我魂魄（17）
李营长一直静静的听，一动不动。
歌声在他心上淌过，就像清泉流过干硬的土地。这一刹那发生了什么样的裂变，谁也无法猜测。
这是一种特殊的、难以解释的感觉，它介于痛苦和欢乐之间，它让人想流泪又想歌唱，李营长只是觉得生活第一次对他神秘的微笑了一下。
李营长不知道这是什么，却把它永远留在心里了。
过了两天，部队出发。李营长突然问王俊：那位同志叫什么名字？王俊莫名其妙：哪位同志？李营长突然火了：“当然是那位唱歌的同志，女同志，你怎么不长记性？”
王俊怔怔的望着营长：“我怎么知道？”
我不知道培蕊走上峭壁的时候会不会想起李营长。我和王俊仰望这个陡峭的山崖时，只能想像出她像花瓣般的飘落。峭壁下面是一条深深的峡谷，大约有两公里长，据当地的老乡说，当年这条峡谷里到处是殉难的八路军人员的尸体，还有拉下来的骡和马。
壮耶悲耶？我问铜寿。
……
还有一个人，铜寿说，这么多年，我还想找到她。
谁？
兔唇。
兔唇回到铜家峡的时候，铜家峡已经变成焦土瓦砾。区工作队带着闻讯赶来的乡亲，正在忙着抬埋尸体，寻救伤者。
兔唇是三天前去区里报信的，黑村长发现老魏他们是日本人之后，就断定要出大事。他派兔唇连夜出发，无论如何要找到区里。
可是日本人来得更快。
昔日安谧的小山村已不复存在。
兔唇只问了一句：我舅哩？
邻村的大娘们就抱着兔唇的头说好娃好娃哩你不要去看。
兔唇就一句话也不说了。她一直抱着腿坐在大树下，从这里可以看到黑黢黢的太行山也能看到黑村长他们死去的小河滩。
山上的枪炮声一阵阵传来，好像山那边地动山摇。区工作队的同志和乡亲们都站在那儿听。有一个说听说狗日的日本鬼儿包围咱们八路军呢，有的说不对不对是咱们八路军在打狗日的日本人呢。
兔唇的眼睛亮了一下，问是李营长他们？
区工作队的同志说：对，孩子，是李营长他们。
人们发现兔唇的时候，兔唇已经走到半山了。人们急慌慌的喊起来：上山危险啊危险啊，你干什么去？
兔唇停住了，问了一句：
“李叔呢？”
山下的人手乱摇，山上在打仗呢快下来！
兔唇又停住了，她又问：
“李营长呢？”
一位老大娘吆嗬嗬的哭起来，一屁股坐在地上，“娃你不要命了你疯了！”
兔唇掂着猎枪，上山了。
我刚回到北京，就接到穆易的电话，他说陈辉不行了，让我到医院去。我想了想，拨通了铜寿的手机，没人接，我给他留了短讯。
我已经隐约感到铜寿和陈辉之间会有什么特殊的关系。
陈辉病房外的走廊里站着很多人，穆易也在。我没想到陈辉还会有这么多关心他的朋友。穆易身边还有一位矮小的老妇人，神情悲伤，但是镇定，她对穆易说，你让我待在这里。
病房的门打开了，医生出来说了一句什么，大家好像没听清，问是不是叫家属？老妇人立刻站了起来，向病房走去。医生说不是，病人叫记者进来。
大家面面相觑。穆易突然对我说，你进去。我茫然不解，但是穆易坚定的说，你进去。
陈辉深陷在医院白色的被子下面，眼睛睁得很大，他看见我，就微微一笑。死亡这种力量很奇怪，它像一阵狂风，把尘世的一切浮尘吹落，露出人生的本来面目。眼前的这个人，已经不在是那个郁闷失落、被儿媳撵得居无定所的陈辉，他又变成当年那个刚勇无畏的战地记者，他忠诚、快乐、生气勃勃，选择了自己的理想就会一往无前。
他伸出手指，对我说：你记，你写，你写下去。
我突然明白了，我对他说：是，我记，我写，我写下去。
晚上的时候，陈辉死了。
我们离开医院的时候，看见一个穿了黑衣服的女人，她大约有四十多岁，看样子保养得很好，还很苗条。穆易沉郁的眼睛好像闪烁了一下，他径直向她走过去。
“你是陈辉的儿媳吧，我要和你谈谈。”
“谈什么？”女人警惕的问，但是脚步没停，向门外走去。
“谈陈辉的事儿！”穆易不依不饶，虎着脸追了过去。
女人站住了，冷淡的看着他。“您这是干什么？我又不认识您，”她又用英文加了一句，“先生，请你自重。”
穆易终于爆发了，他高声叫道：“陈辉死了，可我还想问问你，你就一点儿也不愧疚吗？你们就那么自私，那么冷酷吗？”
人们听见吵闹声就呼拉拉的围了过来，穆易还是又跳又叫：“抢夺国有资产轮到你了吗？剥夺工农权利轮到你了吗？”我看穆易说得离谱，用力把他拉开，然后附耳对他说，我来修理她。
陈辉的儿媳身边正围着几个人劝解。女人说，我不生气，和一个脑软化的人计较什么！
接着就说起在美国的丈夫儿子的事。众人都在等车，便走过来听，气氛渐渐融洽。
我看看她，突然一笑说，你的眉毛，是花百十块钱绣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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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我魂魄（18）
女人一怔，下意识的用手按了按眉毛，不解的看着我。我推心置腹的对她说：“这个就不对了。国内的时尚是——我是说高尚人士，做一次美容，没有一千多块做不来的，这是品牌意识，要的名牌名店，花的是感觉。你看看，你这样走在街上，别人会轻慢你，会可怜你。”
她脸色沉了一下，不说话了，样子有些沮丧。
我同情的说：在外面不容易吧？
她的眼圈微红了：“当然，在外面要打拼，还要供房，我容易吗？我不卖国内的房子，供得起吗？他们还不理解，还——”
声音嘶哑了，终于涕泗滂沱了。
我在大门口看见了铜寿，看样子是刚下火车。他看了我们一眼，就冲进了医院。
我突然想起了什么，问穆易：铜寿和陈辉是怎么回事儿，那个孩子是谁？
1942年，二十一岁的陈辉随着区工作队冲进了铜家峡，铜家峡已经没有一个活着的人。
烧毁的房屋还在冒着青烟，街道上，水井里，到处是村民的尸体。这时候，他们看见了一个孩子，大约两岁的样子，赤身裸体，浑身熏得乌黑，他逡逡而来，好像目无所视，在每一处半坍的门前停下来，叫一声：娘！
这幅情景肯定永远留在陈辉的心里，它成为北平学生陈辉的人生转折点。
穆易说陈辉抱起了这个孩子，哭得象一个傻子，还说仗打完了叔叔来看你。
穆易说，陈辉一直在找这个孩子。
我想起临走前铜寿给我的诗稿，我从手提包里掏出来，递得穆易，诗稿上写的是《我的歌》，卷首上是：
追我魂魄
八千儿女浴血疆场，天地为之久低昂，
青山寂寂碧血无痕，追我魂魄呵还我刚阳，
中华女儿呵令人难忘，她好像百合花凋落在太行，
热血男儿从容赴难，留下这美丽的故事永远传唱。
我对穆易说，他终于找到他了。
2002年10月5日
。。
《追我魂魄》背后的故事（1）
文/云杉
事实比我写下来的更撼动人心。
说实话，我也没有想到《追我魂魄》会有这样大的反响。
2004年2月，热情的读者把它贴到网上之后，几天之内，传遍世界许多中文网站。远在国外的朋友也把他们看到的评论发给我。
在网络上，你几乎是面对面的看到读者对作品的看法，人们对这篇作品表现出的热忱使我非常感动，有的网站组织网友去寻访培蕊的殉难之地，而对没有留下名字的李营长，大家给予了更多的关注，我曾经在网上看到“好消息，李营长找到了”的评论。人们感兴趣的是，这到底是一篇文学作品还是真实的采访记录？它背后的真相到底是怎样的？
《追我魂魄》虽然是文学作品，但是它涉及的历史事件都是真实的。八路军总部突围的那次战役，其惨烈的程度远远不是我的笔墨能够涵盖。关于这次战役，正面描述的很少，我查阅了许多资料，仅在后来编撰的《彭德怀》传中有所提及，大约不足百字，文章中说突围人数是两千人。
但是根据我接触的亲历者回忆，人数应该在八千人左右。这不仅包括八路军总部的直属机关，也包括学校、兵工厂、银行、剧团、医院、报社等随队转移的人员，我想这个数字应该是比较接近实际的。至于说有多少人牺牲，那大概是一个永远的谜了，不是不想统计，而是根本无法统计。我在文章中说到溪流被染成了红色，山谷里铺满人和骡马的尸体，到处散落着机器的零件，不是我的想像，而是原话就是如此。我只能说的是，事实比我写下来的更撼动人心。
我特别惊诧于当事者后来那种平静，把一切视为理所当然的平静。我提出要采访一位跳崖后侥幸活下来的女同志时，她“愁得一夜没睡，想不出自己有什么事迹”，“就是剧团的演员，连枪也没有”，“后来从悬崖跳下了，队长也跳了，大姐们也……八路军么，就是不能当俘虏……”
不少读者喜欢左权与李营长那几句简短的对话，认为很凝重。那是真实的，生离死别，却平静得尽在不言之中。
是英雄而不自知，那是真英雄。
我想起了一个细节。在为数不多的资料里，也提到了这支由外国共产党员组成的支队。他们人数不多，大约一二百人的样子。其中不少是朝鲜人，也有其他国籍的同志。这些人的特点是文化程度都很高，通晓两三种外文。他们坚决要求留下来阻击敌人，但是领导不同意，参加阻击任务的八路军指战员也坚决不同意。
要求参加阻击的人很激动，要求他们撤退的人也很激动。
在时间非常紧迫的情况下，这可能是一个给人深刻印象的花絮吧。
当我提及这个问题的时候，当年参加战斗的老人看着我，很奇怪我不明白如此简单的道理。他回答说：他们有文化，是人才，应该留下来……
留给战后的中国，抑或是那个向往中的大同世界？
这是热血而慷慨的生命，他们赴死的时候从容，也留下对未来的祝福。人性至此，我也无言。
不过我还是补充一句：还是有一些外国同志要死要活的留下来了，和八路军战士一同阻击“黑鸦鸦的、看也看不到头的日本军队”，“都打疯了，站起来打，机枪就架在肩上”，然后……
资料说，他们“牺牲得很英勇”。
中国革命，要比文字能流传下来的惨烈得多。
《追我魂魄》中的主要人物都有原型。培蕊的原型是山西人，出身于基督教徒家庭，两个哥哥都在抗战中牺牲，后来这个唱诗班的小女孩也走上了战场。与文章不同的是，她坠崖后被树枝挂住了，得以幸存，但是留下了终身的残疾。李营长固然有他的原型可循，我没有给他留下姓名，是因为他是一代中国军人的真实写照。他们出身于最贫苦的社会底层，是中国革命把他们百炼成钢，成为那种“无法让人忘怀的、战神一样的英雄。”他们留下来的故事，丝毫不比人类几个世纪流传下来的英雄史诗逊色。
我特别要提到的，还有新华社的前辈，那些老战地记者留给我的印象。就像在战争年代一样，他们一直恪守着忠诚和信念。新华社前驻柬埔寨的记者杨木，是最后一位见到波尔布特的外国记者。波尔布特垮台后，美国人四处搜寻他的藏身之地，美国大使约见了杨木，提出用重金收购他与波尔布特在山洞前的合影。当时的波尔布特已经被整个国际社会所抛弃，处境就好像今天的拉登一样，而杨木已经退休，过着清贫的生活。如果杨木交出了照片，谁也不会说什么，可是杨木拒绝了对方的要求，他说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共产党员从来不会出卖信任过自己的人。
我是做军事和国家安全方面的报道和研究的，在一次军事专家和朋友的聚会上，我无意中讲了这次八路军总部战役，大家说如果你不把这个故事写出来就是犯罪。这可能是迄今为止最上纲上线的激将法了，应该说没有这些朋友的激励，我可能不会写这部小说。
一个月后，我来到了太行山的南艾铺，也就是当年发生激战的地方。时值深秋，夕阳西下，那种青山寂寂、碧血无痕的感觉一下涌上了心头，我突然找到了《追我魂魄》内在的旋律。和我同去的一位新华社的同事，可能是心有同样的触动吧，她为《追我魂魄》的主题歌谱曲时，我听到后马上对她说，对，就是这种感觉。
《追我魂魄》背后的故事（2）
在写作过程中，我也很想听听大家的意见。一位同事把它发给了正在加沙的战地记者，这位女记者在导弹呼啸声中已经二十四小时没有阖眼了，手中的电脑是她和祖国唯一的联系。她非常喜欢《追我魂魄》，但是她提出了一个字的改动，建议把“一位新闻记者的追索”改为“一名新闻记者的追索”。
我理解，这不仅仅是谦逊，还有对职业的认定，“在事件面前，我们永远是微小的”。
一位连防弹背心也没有的年轻的记者，坚守在炮火纷飞的岗位上，在帐篷中等待着黎明的来临。每每想到此，我都会感动。
我的前辈，我的同事和朋友，我认识和不认识的人，他们以不同的方式进入了这部小说，我不再是写一段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