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曲响起来，人们刚准备下场，突然听到一阵叫声：“不好，这个曲子不好，你们换一个。”
下命令的是江青，她朝乐队走过去，于是，她如愿以偿地成了舞会的核心，成了主人。乐队指挥连报几支曲，她都挑剔他说一些“问题”。俨然是一位专家。乐队及准备跳舞的人免不了惊讶她知道这么多曲子，毛泽东却气得一个劲呼粗气。好不容易被她“钦点”出几支曲，舞会才开始。
江青陪毛泽东跳了第一场。公平讲，江青跳舞跳得相当不错，舞姿高贵而又洒脱。但是，她大正规，缺少热情。毛泽东朝我望了一眼，我马上心领神会，给卫士安排好顺序，舞曲再起时，卫士李连成便先一步立到江青面前，邀请她下场。这样，毛泽东便解脱出来，同其他舞伴跳。青年们热情洋溢，眼看舞会要起来一个小高潮了。突然一一一江青总是喜欢搞点突然一一一舞厅里又响起江青的叫声，而且她是用两只手堵住两只耳朵那样叫：“刺耳，刺耳了，吵死人了！你们奏乐就只会这么大声音吗？就不会小一点？……再小点！”
这一场舞会，大家紧张坏了，毛泽东也气坏了。回到住所，毛泽东憋闷得连吐粗气：“扫兴！江青到哪里哪里就扫兴，我就不想见她。”
这种情况发生过几次，毛泽东明显地开始躲避江青，他对我，对田云玉。封耀松等卫士都多次讲过“江青这个人大煞风景”。”江青一来就扫兴”之类的话。毛泽东到外地，不论住在哪个省市，只要听说江青就要到了，马上就走。他不愿见到江青。记得1959年在广州，听说江青要来，马上吩咐我们出发。说：“她这个人来了就扫兴，我们还是走为上。
江青对这种状况自然恼火，她恼火了就朝身边的工作人员发泄。1959年住广州那次，她时常朝身边卫士发火。而已常常是无名之火。这把火终于烧到了北京……
那天，卫上李连成刚走进江青房间，迎面听到一句喝：“出去！给我把鞋脱了再进。”李连成忙退出门，脱掉鞋，赤脚进门。
江青一面对镜梳头，一面咕吹着：“我就烦你们走路声音大，粗野！
李连成望着脚下不语。脚下的地毯几乎一寸厚，摔个杯子也不会出声。年初我和李连成曾陪江青去看望林彪，请林彪介绍养病经验。林彪说了三不：不见阳光，不听声音，不吹凉风。帘子要黑的，空气要温的。地毯要铺满。此后，江青住在哪里都要求将地毯铺满，以保证室内安静。
“外面冷吗？”江青从镜子里望着卫士。
“不冷。江青同志。
江青梳完头，立起身吩咐：“我要出去散散步。”
刚出门，卫士便听到尖声斥责：“这么冷你说不冷，你安的什么心？”
“我再给您取件衣服去。”李连成小心紧张他说：“今天阳光好，您活动活动对身体好……”
“你是要我身体好吗？你是想要我感冒！”江青用力一摔门，不散步，回房间去了。
李连成苦笑着，忽然生出一种怜悯。大家能躲都想躲开她，她越孤独脾气越大，脾气越大，大家越躲得远……
工夫不大，护士又来叫李连成：“快，江青要打扑克。”
江青每天打发时光难，常常整天整天打扑克。不能输，也不能赢得太容易，必须在竞争中被她取胜。这牌打得就不容易。
可是，李连成出错一张牌，惹得江青发火了。
“出去，你给我滚！我不要你！”江青把满手牌全扔在桌子上，见李连成退出门．又喊：“你不要走，你给我站在那里，罚你给我站在那里！
屋门关了，李连成老老实实站在走廊里。一小时后，保健医生悄悄劝他走，说江青已经睡觉了，回去歇着，等江青起床了再来站。
李连成固执地站着不走。
保健医生找了省公安厅厅长苏汉华。苏厅长怕江青正在盛怒之中，不好劝，便先去劝李连成，叫李连成主动去向江青道个歉。李连成不去道歉。打扑克出错牌有什么好道歉的？他就那么一直站到江青起床。
解除罚站后，李连成哭了。给我挂来一个长途。我听完汇报忙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皱着眉头，听过之后沉默片刻，小声叹口气：“唉，连成是代我受罪。叫他回来吧，不要再为江青服务。惹不起还躲不起吗？留她自己看她还怎么耍威风。
当天晚上，李连成便乘火车离开了广州。
毛泽东见到李连成，说：“江青对你发脾气，你受委屈了，你就看我的面子，不要跟她计较了。她有病，你就给我个面子吧。”
江青吵遍天下，所以毛泽东跟我们每个卫士都说过这句话：“给我一个面子，不要跟她计较了。
但是，江青这么闹的结果，毛泽东越来越不愿意见到她。他们吃不到一起，睡不到一起，工作不到一起，也娱乐不到一起，我离开毛泽东去天津工作时，已经感觉到他们的感情生活是快要结束了。
第十四章
毛泽东是如何解决你们同江青的矛盾？
“江青跟你们发脾气，你们要看在我的面子上，能谅解就尽量谅解她。”
这是毛泽东经常跟我们说的一句话。
但是，具体解决起来并不那么简单。毛泽东这时像个处理家务事的家长，他也不容易。
我跟江青小矛盾不断，大矛盾只闹过两次。说出来不怕你笑话，都是从打扑克闹起来的。
50年代和60年代初，江青没什么事干。毛泽东不许她插手政治，她闲得慌，每天就是打扑克。她在玩的方面也不同于毛泽东。毛泽东输得起，她输不起。
毛泽东极少打牌，下棋也不多。偶尔同康一民下盘围棋，也是输的时候多。别人赢了他不恼，别人谦让他就恼。所以。康一民下棋出招儿总是又狠又凶。毛泽东输了，再也无计可施时，便咂咂嘴吁口粗气，好像这辈子总算尝到了输的滋味，不在此生。下来还对我嘀咕：“看来毛泽东也不是一贯正确，康一民就赢了他。”
江青则不然。打牌不许别人谦让，这一条同毛择东一样。不一样的是她一定要赢，赢不了就发脾气，大家都跟着倒楣。
她总是跟我打对象。“高处不胜寒”一出错牌就遭白眼．所以玩也玩得提心吊胆。遇上对手弱，比如我手下的几名卫士，他们牌艺不佳，再争也是我们赢，这牌就好打些。若遇上对手强，比如那些聪明伶俐的女护士，这牌就难打了。女护士要是不让着我们，我们必输无疑，女护士当然要让着我们．但不能露出破绽，露出破绽麻烦更大。思想上有了顾虑，牌就容易出错，我一出错牌，江青就翻白眼，这牌玩得真像受刑一般。
1952年春，我跟江青在万寿路新六所打扑克。
所谓新六所就是中央在万寿路修建的六栋小楼。中央五大常委毛。刘、周、朱、任，每家住一栋，工作人员住一栋。毛泽东的七律二首（送瘟神）就是在这里写的。1959年以后，毛泽东再不曾来新六所居住。
那天打牌，一坐下我就发现江青脸色不好。心里不免犯响咕。越犯响咕越出错牌，越出惜牌江青脸色越难看，成了恶性循环。纵然女护士们想让我们赢也不容易办到。
我又出错一张牌，刚想反悔，江青已经将满把牌掷于我面前：“不打了！你为什么说我躲风？啊！
我心里咯喳一下，脸刷地变白。像听到口令似地，猛然起身立正。糟了！我心里叫昔，怎么被她知道了？
那时，全国正在开展“三反”“五反”运动。从延安时期江青就不满意党内的各种整风运动，特别是“三查”“三整，，中跟毛泽东发生一次大争吵后，更是害怕运动，恼火搞运动。不论大小运动，一来她就躲走，从不参加。我曾听她说过许多不满搞运动的话：“有些人吃饱了没事千，整天琢磨着搞别人。”“哼，搞么，这次你搞人家，下次人家就可以搞你。”
这次：‘三反”“五反”运动起来，江青又躲出去一段时间，不参加组织活动。机要秘书徐业夫问我：“为什么运动一来，江青就走？”我随口说了一句：“躲风呗。”
现在，话传到江青耳朵里去了，她趁打牌机会把火发泄出来。我无言以对，心里有些恐惧。
“哼，小鬼息子！”江青气得脸红脖子粗，一个劲喘粗气，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我又急又慌，说不出话，只好跟在她屁股后面团团转。
江青气不过，走出门又在院子里转，我也跟出去在院子里转。
“你为什么说我躲风？说话呀！哑巴了？你说没说我躲风？”江青眼里含了泪花。
“对，对不起，江青同志，”我吃力的解释“我，我不是有意的。是徐秘书问我，我随口说的……”
“你这个没良心的！”江青眼里的泪花一个劲转，“我政治上保护你，你反而诬蔑我……”
“我真不是有意的，我哪里想诬蔑首长……”
“不要你嘴硬！我听到的是这一句，我没听到的还不知道有多少话呢，你说，你都说了我些什么？”
“没有，绝没有……再没说什么。”、
“没说什么？我问你，你为啥挑拨我跟李敏的关系？”
“这是绝没有的事情！”
“你再说一遍？你敢再说一遍？我叫你派车去接她回家。你为什么不去接？”
“接了，我去学校接了。是李敏不肯回来的。”
“是你挑拨！你知道我这个后妈不好当，我哪儿疼，你往那儿戳刀子。你们不是帮助我们搞好关系，你们就会哺咕闲话搞挑拨，你还不承认？”
“这一条我绝不承认。”
“你还挑拨我跟主席的关系！”江青尖叫起来，顿着脚。泪水流下来。我泄气地垂下头，手足失措，唉，为了那次吃红烧肉，毛泽东一再追问我，我“供”出江青不叫做，毛泽东发火，再不和江青一道吃饭。也难怪江青发这么大的火。
我看看腕上的表，已经是下午四点，毛泽东该起床了。我冷静一下情绪，尽量沉稳些语气说：“江青同志，主席该起床了，我得去照看。回头我再跟你作检查吧。”
我匆匆赶到值班室，恰好毛泽东按响了电铃。我理理衣冠，忧思重重走进毛泽东卧室。
毛泽东擦过脸后，照例靠着床栏抽烟看报。我犹豫一下，小声说：“主席，我踉江青同志吵起来了。”
毛泽东自顾看报，漫不经心问一旬：“你为什么跟她吵下？”
“不是我跟她吵，是她跟我吵。我斟酌着词句，说：“我说她躲风，她说我是政治诬蔑。”
“噢，躲风？”毛泽东掀起眼皮，显然开始注意了，问：“那么，你有没有说啊？”
“是徐秘书问我，我随口讲了这个话。”我把事情经过说了一遍，然后解释：“主席，我真没有诬蔑她的意思啊？·”
毛泽东沉思着点点头：“嗯。”
“她还说我挑拨她和李敏的关系；挑拨她和主席的关系。主席，我挑拨你了吗？
毛泽东想了想，说：“好吧，你下去。我和江青谈谈。”
我退出来，见江膏还在院子里团团转，就小心翼翼走过去：“江青同志，主席请你去一下。”
“你可真行哪！”江青斜我一眼，意思是说我”恶人先告状”。我垂头无语。到了这步田地，越解释越糟糕。
工夫不大，值班室的电铃又响了。我蹦起来就朝毛泽东卧室赶。江青已经不在房间里了。
“看来问题不好解决哟。”毛泽东仍然斜靠在床上吸烟。望着我慢条斯理说：“光靠我帮忙还不行，看来你得写检查，不写检查问题解决不了。”
“怎么写？”我犯愁地间。
“你怎么说的，就怎么写嘛。
“他说我政治上污蔑她，我没这个意思。”
“那就写没这个意思。”
“她说我挑拨她和李敏的关系，我没有。”
“那就写没有。”
“她说……就这么写检查？”我忽然觉得不妥。
毛泽东笑了，指点我说：“叫你学习你不爱学习，连个检查也写不来，以后我看你还学不学习？”
我难为情地跟着毛泽东笑。
“这么写，我教你。”毛泽东伸左手作纸，伸右子食指作笔，比画着说：“写要写我们两个人的名字，写主席、江膏同志，写到拾头上，点雨个点，就是冒号。然后另起一行。躲风的话说了，承认，要检查说的不对，要道歉对不起。再写个但是，在但是后面多做文章。话是说了，但是没有搞政治诬蔑的意思。至于挑拨。根本不存在。去接李敏了，李敏不回来。交待的事办了，只是没办成。以后交待的事一定努力争取办成。检查写完先交我看。”
“谢谢主席。”我赶紧回自己屋写检查，怕时间久了忘记毛泽东教的话。检查写完，我送给毛泽东看。
“嗯，可以。”毛泽东点点头，把检查放在床头柜上，望着我说：“检查交了，问题还没解决。你说她躲风，这个话没说好，怎么办？
我茫然地回望毛泽东。毛泽东忽然笑了，风趣地挤挤眼：“只好委屈你先躲躲风了。”
于是，我从新六所“躲”进了中南海。
“躲”过几天，毛泽东派人来电话，叫我马上到新六所。我匆匆赶到新六所。一见面，毛泽东就笑着说：“银桥啊，问题解决了！江青病了，住在北京医院。我给你准备好了东西，你带者去医院看看江膏，明白吗？
“明白。”我一阵高兴。
“先不要忙，在你房间里等我，等机会成熟了再去。”
我有些莫名其妙。回房间里等候。十几分钟后，北京医院一名护士忽然打来电话，点名找我。我接过电话，那护士说江青要烟和一些水果。我记下来，再一查看毛泽东为我准备的东西，正好符合江青的需要。忙带好东西乘车赶往北京医院。
一进病房，没见到人。卫生间里有水声，我便站立着等候。片刻，江青搓着手走出来，一见我便微笑着过来握手：“你来了？坐坐坐。”
我规规矩矩坐好，把东西放在桌子上。
“你对我有意见没关系，但你不该背后讲我。”江青态度已变柔和。我又解释一番不是故意的，以后一定注意。
“你以后有意见直接来找我，不要背后讲。当面讲什么我也不会怪你。”江青说完，马上转开话题，谈起工作上的问题。研究如何照顾好毛泽东的休息和饮食。她说：“我身体不太好，主席主要靠你们照顾，你们多操操心吧。”
事后我才知道，我在房间里等候时，毛泽东给江青打了个电话：“你不要小肚鸡肠。银桥一听说你病了，着急得很，买了东西要去看你。你要主动么，要有胸怀么。”
于是，江青便叫护士给我打电话。她从毛泽东那里已经知道我要带什么东西去，便主动提出让我送什么东西去。一场矛盾被毛泽东轻轻松松化解了。没过多久，我便被提升为副卫士长。
可是，这件事还是留了条尾巴，我当时万万没有料到。
去北京医院看望江青之前，毛泽东将我写的检查退还了我。他完全是随意说了一句：“拿去吧，你自己留着吧。”
千不该万不该，我不该当真保存下来这份检查。一直保存到”文化大革命”。那是1967年，红卫兵抄家抄走了我的这份检查。这下子可糟了，说我反江青就是反对毛主席，关了我，斗了我，家也查抄好几次。幸亏毛泽东视察南方经过天津，打听我的情况，才将我解放出来。
现在，我那份检查仍存在天津档案馆，要也要不回来。大概要成为历史文物了。
江青发脾气多了，我们见怪不怪，不再害怕，有时甚至当面争吵不下，一直闹到毛泽东那里去。特别是我们这些老卫士，长期生活在毛泽东身边，贴身贴心，久而久之便成为家庭一员了，闹起矛盾轻易不肯退让。卫士们的例子不说了，还是讲讲我自己。”
196O年夏，我跟随毛泽东和江青来到北戴河。住在绿树掩映的平房一号屋。
那夭，毛泽东上午1O点上床睡觉，临睡前嘱咐我下午4点钟有个会议，3点钟要叫醒他。我从毛泽东卧室出来，守在值班室看书。下午2点，副班卫士把我叫到江青房间。
“来�